文化需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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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冠中,祖籍宁波,生于上海,旅台6年,驻京10年,居港40年,参与了两岸三地的文化进程。
  1976年,他在香港创办《号外》杂志,一万份创刊号只订出两三千份,卖出三四百份,却一直坚持下去,直至成为香港著名的文化杂志。1994年到1997年,他与三联书店合作,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30期《读书》繁体字版。
  似乎从陈冠中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了漂泊。他说他出生于上海,但祖籍在宁波,所以更准确地说是宁波人。直到他4岁到香港后才开始学广东话,可是学得也不地道。他回忆说:“到了之后跟当时大房东的佣人学广东话的。刚开始学的话我以为是广东话,其实也不是,她是广东番禺口音的广东话。”现在的他定居北京。
  听陈冠中谈论对两岸三地文化的看法,也是一种反省与自省的方式,让我们对自己,对他城与他人,都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号外,号外!
  
  《南风窗》:您24岁时,怎么会想起创办《号外》这样一本非常理想化的杂志?
  陈冠中:1976年我在香港一份英文小报做记者。在小报什么都要做,我除了体育没报道过,其他什么都报道过,软文都写了,到那时候觉得差不多该离开了。
  我之前在美国读了新闻,看到当时有名的杂志,继承了美国与主流抗衡的反文化传统,最出名的是纽约的《春生》——波士顿也有两份这样的报纸。我就觉得这种媒体很有趣,因为它们并不是按兴趣来分类的,比如体育杂志、娱乐杂志、知识分子杂志,它不是这样分。它差不多就是给60年代成长的那批大学生看的,他们的品位、趣味和上一代人有点不一样。
  我很能理解这样的媒体的出现。在我上学的时候也有两份报纸:一个叫《中国学生周报》,这当时虽然是给中学生看的,但有谈到存在主义、麦田守望者、法国新浪潮,水平也都很高;另外一份是70年代初,我还在大学的时候,民间有一本名字叫《七零双周刊》的刊物,这本是年轻人刊物,和大家所熟悉的《七零年代月刊》不一样,后者是知识分子刊物。《七零双周刊》态度很激进很反叛很大胆。但这两份刊物在70年代中就停掉了。我在波士顿的时候看到,美国人也是这样做啊,但是我们香港就没有这样的杂志。于是我就想创立一份周报或报纸形式的刊物。
  所以最早《号外》是双周的报纸,是以我自己成长过程中、同代人的趣味为标准,甚至是同代人中东西方文化都有所了解的一批人的趣味为标准。《号外》的内容从欧洲电影谈到政治,从生活到关注社会,都有。我们希望把一代人所有的新东西都放在里面,这和当时其它的刊物有点不一样了,那时高级的知识分子刊物和通俗的娱乐刊物分得比较清楚,我们的刊物是分得不清不楚的,也看不出是男性刊物还是女性刊物。
  《南风窗》:出版之后的反响如何?
  陈冠中:开始的时候很辛苦,没办法跟广告商介绍这是一份怎么样的刊物,他们不理解,对这些新兴的文化,他们有时候连题目都看不懂,觉得很奇怪。我们行文之中带入了许多口语,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圈子。我当时错以为像我这样的人会很多,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我也就是香港一个普通的学生,我想我感兴趣的东西他们也会感兴趣,但是《号外》刚出来的时候反应确实没有特别好。
  不过,虽然销量不大,但是喜欢的人都反应特别强烈。一下子,同一类的人都聚过来,他们各行各业的都有,他们玩电影、玩艺术,以前都很孤独,现在发现《号外》就是一个平台,这些奇奇怪怪的人都聚到《号外》来了。现在看来,70年代中后期也确实是香港各方面开始起飞的时候,不光是电影这种大媒体,小到现代音乐、舞蹈、表演都开始注入生机。《号外》只是说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才被读者所喜爱。不过其实它的销路还是很窄的,从来不是大众刊物,发行量也不大。当时还有些人不谈收入地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号外》是香港唯一的一份。
  就这样,慢慢地,我们奇迹般地熬过了头5年,广告也出现了。广告商也开始看到,这些人其实是有消费力的。这一代人开始在大学教书,在公司任职,他们的消费力不容小觑,很多新的产品正好也要推给他们,所以《号外》在商业上就算站稳了脚跟。《号外》最早的5年、10年,在文化上冲击力比较大,后来就渐渐变成生活时尚杂志了。
  《南风窗》:您编这样一份知识分子的、相对文艺的杂志跟您在美国接受到的新思想有关系吗?
  陈冠中:非常有关系。当时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刊物,但是现在看起来,起码知识水平比较高的才会去买《号外》。但我们只是新一代的文化人,并没那么大的使命感。很多年轻人的刊物在创刊号上会刊登宣言性质的文章,但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想做一种感觉、新一代的感觉。美国的经历让我觉得可以做,因为美国也有这样的刊物。其实当时香港同类的刊物是有的。当时做给年轻人的刊物,主要针对的人群是初中生。我们是做给大学毕业生看的,大学毕业头5年到社会做事的人是我们最基本的读者。
  
  “我没有北京户口”
  
  《南风窗》:2000年您定居北京,怎么会想从香港移居北京?
  陈冠中:其实我1992年就已经进入内地了。1992年的时候,香港《明报》的老板于品海做不同的投资,其中也有到内地投资的想法,我帮他做文化上的投资。所以1992年到1994年我都在北京。1994年我去了台北,创办了超级电视台,1994年到2000年我一直都在台北。直到2000年,我才觉得我该走了。因为当时电视台也转手了,虽然台北是一个非常好的移居城市,但是世界好像要把台北遗忘了一样。大陆只有两个地方我想去,上海和北京,最后还是选择了北京,一直到现在都住在北京。
  《南风窗》:作为一个香港人住在北京,生活环境还是有点不一样,身体方面还适应么?
  陈冠中:1992年刚来的时候,不适应,气候太干。现在倒是反过来了。到香港去反而不适应。北京现在的生活资源也可以了,可能不及香港那么方便。而且我也不常出门,都是在家做事,每天要出门是很累人的。
  《南风窗》:您现在有北京户口了吗?
  陈冠中:我没有北京户口,住在北京的香港人要到派出所登记,不需要暂住证。国家对于长期居住在内地的香港人和台湾人有一些优待,我们在这里置业,只是需要登记而已。
  《南风窗》:香港和台北在文化上有什么不同呢?
  陈冠中:香港在1949年之前,广东以外的外省人并不多。太平洋战争前,这里才是一个100多万人的城市。1949年之后,外省人来到香港,而且他们大都是文化界的人,香港的文化氛围就不一样了。这一批“南来文人”对于建立香港的文化有很大功劳。不管怎么说,香港和台湾都保留了很多中国传统的东西。台湾更多中国的传统,香港更多英国的传统。
  《南风窗》:北京很多文化,像摇滚、艺术、诗歌等,您如何看待?
  陈冠中:北京那些文人思维很强,从新诗到摇滚,比较多样化,连生活的艺术也重视起来,和上海有点接近。娱乐的东西也起来了。有了贺岁片,软性摇滚摩登天空,后海酒吧街的改建, 798也成了旅游休闲生活区,生活态度的艺术就更多了。
  《南风窗》:可不可以说这是时尚化的表现,大家都更务实了?
  陈冠中:有这个倾向,确实是更时尚化了,我觉得这是需要的。1949年之后,北京的文化是非常阳刚的,现在多了一些柔性的东西。其实北京文化本来是柔的,1949年前,北京旗人的玩物也不是那么刚性的,《红楼梦》里那些故事,说明北京也不是一直都雄赳赳,那么刚性的。
  《南风窗》:那现在您在北京常去什么地方?
  陈冠中:如果有朋友来,就去798(北京东北部一个以上个世纪50年代建成的工厂命名的艺术区),不管怎么说那都是北京一张大名片,对文艺感兴趣的人不会说不想去798看看的。书店方面我挺喜欢的是北京西边的一家书店叫万圣书园,那里常有一些别的地方没有的书。但是因为交通不太方便,所以去得其实也不多,如果没有外地朋友来,我一般不会去,就在楼下小区里面走走。不过我前后在北京到底住了10几年,北京的东南西北几乎都去过了。
  
  香港需要新故事
  
  《南风窗》:您现在居住在北京,以旁观者的身份看香港有什么变化?
  陈冠中:我2003年到了北京之后写了很多有关香港的东西,原因之一就是在内地看了很多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内地的东西有时太宏大,香港的有时太琐碎,内地宏大的东西可以调整我对香港的论述。另外在2003年之后,香港也有很大的变化,但只是还没形成一个故事。所以大家一提起香港,印象还停留在1997年前,那是英国殖民地皇冠上的明珠。那个故事说完了,没人再说了。其实香港也在发展。也正因为大家不再关注香港,香港人也感到失落,也在研究香港。所以我在这一段时间里更多地思考香港,香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1997前反而没有这样的思考。1997年的时候虽然也有很多人写关于香港的文章,但是远没有1997之后大家的思考来得深入。大家对香港的思考比以前清楚了很多,以前傻乎乎地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现在开始没有那么自大。
  《南风窗》:香港娱乐工业原来是非常发达的,被内地人看起来像神话一样的,但是近10余年,尤其是张国荣自杀后,下滑得非常厉害,您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陈冠中:香港的媒体周期也到了,电影电视流行音乐都下来了,内地反而在腾飞。所以内地的朋友对香港的兴趣大大降低,有太多地方可以把吸引力拉走,香港失去了独占的能力。张国荣的自杀真的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事件。香港整个城市似乎已经失去了想象力,梅艳芳走了,张国荣也走了,香港就好像可以被纸包起来当作文物一样观赏。不光是外国人,内地人也这样想。所以我说香港需要想象,而且还不是小的想象,一定要大的想象。
  《南风窗》:您在台北也住过10年,流行音乐在台北还是有很好的发展,像周杰伦、蔡依林。
  陈冠中:对,香港音乐曾经太成功,成功到它可以完全排斥其它东西。以前香港听外国音乐,但是后来电台不播这些歌曲,只播香港当地的情歌,导致音乐非常的单调。台北在音乐的品位方面一直比我们多元化,周杰伦这种音乐以前在香港没有,直到周杰伦出来了,香港才兴起。但还是不如北京。
  我举个例子,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他们一直是竞争的,直到2007年他们做了个宣言,要联合推出这个地区,因为他们也很近,一个小时车程。德国的文化城市起来了,西班牙的文化城市也起来了,原来人们对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都有兴趣,现在的兴趣降低了,所以荷兰要联合,赢回以前的注意力。香港和广州也应该做这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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