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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福柯《疯狂史》的面世及其引发的争议，精神医学史成为西方跨学科研究、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在对《疯狂史》的回应、批判、反思与重建过程中，诸多历史学家阐发了自己的理论观点、立场和取向，反映了近半个世纪西方史学思想的演进历程，其中很多理论观点具有前瞻性与引领性，对于国际历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疯狂史》，精神医学史，福柯，西方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48-05
精神医学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关于精神医学的历史，研究成果非常之少，①且多属于传统进步主义的医学史的分支，为的是讲述精神医学的发展历程与伟大的精神科医生的建树。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精神医学史是一个包括历史学、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内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与传统的精神医学史相比，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与书写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根据所处学科的特点、研究取向与理解的不同对精神医学史有不同的称谓和界定，如精神医学史、疯狂史、精神心理史等。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研究比较接近，他们一般会将精神医学史作为一种医疗文化现象来观察和反思，更多的会使用疯癫史、疯狂史、精神失常史等。
一
精神医学史的产生与1961、1964年福柯的著作——《疯狂史》的法文与英文版的出版及其造成的巨大影响有关。该书的法文版原名为《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出版于1961年。1964年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华德将此书节略翻译，内容只有原书的1/3，翻译时福柯与霍华德一起改用“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即“疯癫与文明”这一醒目的书名。英译本的出版促进了该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时隔40年之后，2006年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了由珍·卡尔法（Jean Khalfa）与乔纳森·墨菲（Jonathan Murphy）翻译的无节略的英文版《疯狂史》。②在福柯《疯狂史》影响之下兴起的精神医学史以精神医学的演变史、医生与疯人（亦即“疯癫者”）的故事、文化观念中的精神医学等为研究对象，着意于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定历史情境中精神医学的意涵与构建，使之呈现出一幅与传统的精神医学发展史有很大差别的历史影像。该领域在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省察与重建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也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议，是20世纪下半期西方学界的热点领域之一，也显示了这一时期西方历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替与整合。
精神医学史的产生亦受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反精神医学运动影响很大。反精神医学运动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代表人物有英国著名精神科医生、神学家大卫·莱恩（David Laing）以及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教授、著名精神科医生托马斯·萨兹（Thomas Sazza）。反精神医学运动认为精神医学是压抑的，是建立在错误的医学理论之上的，必须将精神病人从精神医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这一运动影响之下，精神病人纷纷被释放，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疯人游荡在大街上。精神医学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要议题就是解构传统，其宗旨可谓与反精神医学运动“不谋而合”。
精神医学史的研究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对社会下层、他者等的关注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新史学“从下往上看”的史学思想的反映，在20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史学解构权力、真理、历史客观性等思潮的冲击之下，对他者、疯人等的研究恰好表达了史学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怀，是向传统人文与社会理论宣战与决裂的很好的武器。随之，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新文化史、文化人类学等影响与推动下，精神医学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欧美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
西方精神医学史的早期发展除了福柯的开创之功，也离不开众多知名学者的批评和反思，许多历史学家曾为精神医学史研究贡献过理论观点，甚至亲身从事研究实践，他们的努力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极大地促进了精神医学史的奠立和发展。
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罗森，他认为医学史就是社会史，精神医学史也应该是社会史，从对精神治疗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线形的历程，精神治疗的观念不能仅从它所处时代的科学观点上去理解，因为它应对的是人，疯人、医生、诊疗方法等都受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信念和态度影响，因此研究精神医学史不是一个直接的历史性叙述，它需要社会-历史的维度，尽管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不可能记录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这个目标值得追求。①乔治·罗森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他提倡在历史的顺时性研究中引入共时性维度的做法，符合大多数传统史家的观念和历史学研究的某些实际。
其次是意大利微观历史学家金兹伯格对疯癫史的批判。与乔治·罗森相似，金兹伯格并未进行过精神医学史的专题研究，但是在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尽管福柯的疯狂史研究值得赞誉，但其在结构主义的系谱中，将作为主体的疯人隐匿，消解了主体的疯狂史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医学史的模式，这对于理解精神医学史与解决当下精神医学的现实问题几乎没有意义。金兹伯格进而认为，结构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不是替代品，但在福柯的著作中，个人基本上被视为特定历史条件形塑的产物；福柯所探讨的不是特定的、具体的个人的想法与体验，而是个人作为抽象物如何成为认识与操作的对象。在对福柯的批评中，金兹伯格指出，人类的历史不是在概念的世界中展开，而是在个人无可逆转的出生、忍受伤害与死亡的尘世中展开，“数千年来人性透过神话、寓言、仪式所象征性地表达的深不可测的体验，依旧是我们文化与我们的存在方式隐秘的中心之一。尝试去获取这种过去的知識，也是一趟前往死者世界的旅程”。②金兹伯格不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也非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是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的代表者，虽然赞赏福柯对疯癫者和他者的研究，但是他反对在结构中隐匿个体，因为那样也取消了疯人的话语权。
关键词 《疯狂史》，精神医学史，福柯，西方史学史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6-0048-05
精神医学史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新兴的研究领域。在此之前，关于精神医学的历史，研究成果非常之少，①且多属于传统进步主义的医学史的分支，为的是讲述精神医学的发展历程与伟大的精神科医生的建树。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精神医学史是一个包括历史学、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内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与传统的精神医学史相比，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与书写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不同学科的研究者根据所处学科的特点、研究取向与理解的不同对精神医学史有不同的称谓和界定，如精神医学史、疯狂史、精神心理史等。历史学家与人类学家的研究比较接近，他们一般会将精神医学史作为一种医疗文化现象来观察和反思，更多的会使用疯癫史、疯狂史、精神失常史等。
一
精神医学史的产生与1961、1964年福柯的著作——《疯狂史》的法文与英文版的出版及其造成的巨大影响有关。该书的法文版原名为《疯癫与非理智：古典时代的疯狂史》，出版于1961年。1964年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华德将此书节略翻译，内容只有原书的1/3，翻译时福柯与霍华德一起改用“Madness and Civilization”，即“疯癫与文明”这一醒目的书名。英译本的出版促进了该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时隔40年之后，2006年罗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了由珍·卡尔法（Jean Khalfa）与乔纳森·墨菲（Jonathan Murphy）翻译的无节略的英文版《疯狂史》。②在福柯《疯狂史》影响之下兴起的精神医学史以精神医学的演变史、医生与疯人（亦即“疯癫者”）的故事、文化观念中的精神医学等为研究对象，着意于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一定历史情境中精神医学的意涵与构建，使之呈现出一幅与传统的精神医学发展史有很大差别的历史影像。该领域在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省察与重建中，形成了不同的派别，也存在着激烈的学术争议，是20世纪下半期西方学界的热点领域之一，也显示了这一时期西方历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更替与整合。
精神医学史的产生亦受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反精神医学运动影响很大。反精神医学运动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代表人物有英国著名精神科医生、神学家大卫·莱恩（David Laing）以及美国锡拉丘兹大学教授、著名精神科医生托马斯·萨兹（Thomas Sazza）。反精神医学运动认为精神医学是压抑的，是建立在错误的医学理论之上的，必须将精神病人从精神医学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这一运动影响之下，精神病人纷纷被释放，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疯人游荡在大街上。精神医学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重要议题就是解构传统，其宗旨可谓与反精神医学运动“不谋而合”。
精神医学史的研究也是历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对社会下层、他者等的关注是20世纪以来西方新史学“从下往上看”的史学思想的反映，在20世纪后半期后现代主义史学解构权力、真理、历史客观性等思潮的冲击之下，对他者、疯人等的研究恰好表达了史学强烈的人文关怀与现实关怀，是向传统人文与社会理论宣战与决裂的很好的武器。随之，在后现代主义史学、新文化史、文化人类学等影响与推动下，精神医学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欧美炙手可热的研究领域。
西方精神医学史的早期发展除了福柯的开创之功，也离不开众多知名学者的批评和反思，许多历史学家曾为精神医学史研究贡献过理论观点，甚至亲身从事研究实践，他们的努力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极大地促进了精神医学史的奠立和发展。
首先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罗森，他认为医学史就是社会史，精神医学史也应该是社会史，从对精神治疗的历史中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线形的历程，精神治疗的观念不能仅从它所处时代的科学观点上去理解，因为它应对的是人，疯人、医生、诊疗方法等都受一定的社会价值观念、信念和态度影响，因此研究精神医学史不是一个直接的历史性叙述，它需要社会-历史的维度，尽管在具体的史学实践中不可能记录社会的方方面面，但这个目标值得追求。①乔治·罗森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他提倡在历史的顺时性研究中引入共时性维度的做法，符合大多数传统史家的观念和历史学研究的某些实际。
其次是意大利微观历史学家金兹伯格对疯癫史的批判。与乔治·罗森相似，金兹伯格并未进行过精神医学史的专题研究，但是在对福柯《疯狂史》的批判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尽管福柯的疯狂史研究值得赞誉，但其在结构主义的系谱中，将作为主体的疯人隐匿，消解了主体的疯狂史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医学史的模式，这对于理解精神医学史与解决当下精神医学的现实问题几乎没有意义。金兹伯格进而认为，结构是历史研究的工具而不是替代品，但在福柯的著作中，个人基本上被视为特定历史条件形塑的产物；福柯所探讨的不是特定的、具体的个人的想法与体验，而是个人作为抽象物如何成为认识与操作的对象。在对福柯的批评中，金兹伯格指出，人类的历史不是在概念的世界中展开，而是在个人无可逆转的出生、忍受伤害与死亡的尘世中展开，“数千年来人性透过神话、寓言、仪式所象征性地表达的深不可测的体验，依旧是我们文化与我们的存在方式隐秘的中心之一。尝试去获取这种过去的知識，也是一趟前往死者世界的旅程”。②金兹伯格不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也非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学家，他是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的代表者，虽然赞赏福柯对疯癫者和他者的研究，但是他反对在结构中隐匿个体，因为那样也取消了疯人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