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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史学和文学领域的变革和发展,美国文学史也不断变迁,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新热点。“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出现了一系列理论,对现有的知识提出了质疑,其中包括对历史、语言、文学的看法,比如像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德曼等人‘主张语言不是用来构成对独立的现实进行描述的一个逻辑系统,而是作为史实记述的各种文本的总和,……在这些文本里,所谓现实的东西总是处于不断的、无休止的、各不相同的重新描述之中。不论我们将自然界或者文化中的任何东西作为认知的对象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总可以作出另外的解释’。新历史主义则在历史的叙事模式上作出了更为积极的探索,在这些理论或观点的影响下,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于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构、什么是想象都有不同的理解,这就给他们提供了极大的自由,使他们更加大胆和富有想象力。就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而言,什么是主流、谁是主要作家、什么是经典作品、哪些是名著都出现了不同的解释。1983年保尔·劳特(Paul Lauter)编辑的《重构美国文学》(Reconstructing American Literature)就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思潮。一些文学家与批评家提出重新研究、重新评价、重新出版美国的文学史和文学作品,大声疾呼要开辟研究的新天地。一些过去长期没有被重视的‘次要’作家,特别是一些女作家、来自少数民族裔的作家、通俗作家及地方色彩浓厚的作家成为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一些‘经典’的理解或批评理论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西方文学史的研究状况对文学史的写作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虽然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有自己的具体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但中外文学研究的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是可以互相借鉴的。
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建设来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不少研究者努力寻求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理念。像是唐小兵提出的对文学作品的“再解读”,不仅为着具体文本的重新阐释,而且与“现代文学史重构”的目的相关;还有一些学者对“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重新编写,涉及的文学材料、文学现象都比过去更加具体而感性,对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很有帮助。在目前文学史的认识和编写不可能存在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学者们有极大的探索勇气,但我们仍旧感到缺乏像《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出来的魄力和灵活性。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编者们对美国文学、对构成美国文学的作家与作品,用各自的哲学思潮来加以阐释和理解,把他们放在不止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对一个作家或作品除了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学思潮等角度来审视外,还从性别、地区、种族或民族遗产等角度来考察研究,没有像过去一样把美国文学史看成是一个“连贯地讲述的”、“统一的完整的故事”,而是强调文学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显然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向是一致的。新历史主义注重历史的积淀过程即对过去历史认识(historization)的考察,强调类似于地层研究一样去发现历史的断层,注重把每一层揭开的挖掘过程,将断裂和连续联系起来,回到研究的历史语境中反思对过去的认识。我们不可能完全绝对地回到和重复过去,新历史主义的挖掘过程是以现代的意识和眼光来挖掘,认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解并打上当代人的烙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向和批评方法可以给文学史写作以启示,那就是用更多样化的眼光看待身前的文学发展轨迹,关注那些过去被忽略的细节和边缘材料,要有用当代眼光重新理解历史的勇气和胆量,要有深究过去文学史叙述本身存在的盲点和误区的意识。当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及文学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文论史的写作中必然会涉及历史观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还需要我们具体分析。比如说历史观的定位是从官修史的角度,还是野史的角度,都会造成文学史的不同面貌,并不能盲目地认为哪一种写法更科学、更完备,而应分析具体的文化背景,力求更有效地对文学的发展规律作总结。的确,并不是出现了新历史主义才引发了我们对文论史写作的思考,但我们恰好可以从中借鉴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却是我们在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目前,新历史主义文论在发展中对自己的种种不足也有较清醒的认识,这是它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文论的比较强烈的自省性。新历史主义学者在批评实践中对最初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批判态度,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艾伦·刘(Alan Lin)在对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研究中就“一方面最严格地执行着新历史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方法作最彻底的批判”,这应该是新历史主义理论自身前进的标志。
对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文论流派,我们不能作简单的分解,而应从各个方面领悟它的精神,分析它的价值,真正汲取它内在的艺术理念与相关的实践精神。我们深知,作为一種对文学与历史的思考,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探索远远没有终止,对其理论本身的思考和质询也是无法穷尽的。新历史主义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文论主张,但它提出了问题,使我们有思考和解决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它还存在着不足,才使我们有改进创新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值得为之执著的问题。
文学在历史中回眸,它的眼光必定睿智而悠远。
参考文献:
[1]姚乃强.“美国文学史”的变迁及其启示.外国文学评论,1996,(3).
[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8,(第1版).
[3]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
对于中国文学史的建设来说,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不少研究者努力寻求新的“学科话语”,寻找新的研究视角,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理念。像是唐小兵提出的对文学作品的“再解读”,不仅为着具体文本的重新阐释,而且与“现代文学史重构”的目的相关;还有一些学者对“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重新编写,涉及的文学材料、文学现象都比过去更加具体而感性,对进入具体的“历史情境”很有帮助。在目前文学史的认识和编写不可能存在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学者们有极大的探索勇气,但我们仍旧感到缺乏像《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所体现出来的魄力和灵活性。在《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中,编者们对美国文学、对构成美国文学的作家与作品,用各自的哲学思潮来加以阐释和理解,把他们放在不止一种历史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对一个作家或作品除了从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学思潮等角度来审视外,还从性别、地区、种族或民族遗产等角度来考察研究,没有像过去一样把美国文学史看成是一个“连贯地讲述的”、“统一的完整的故事”,而是强调文学的多样性和矛盾性,这显然和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向是一致的。新历史主义注重历史的积淀过程即对过去历史认识(historization)的考察,强调类似于地层研究一样去发现历史的断层,注重把每一层揭开的挖掘过程,将断裂和连续联系起来,回到研究的历史语境中反思对过去的认识。我们不可能完全绝对地回到和重复过去,新历史主义的挖掘过程是以现代的意识和眼光来挖掘,认为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代人对以往文学的见解并打上当代人的烙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意向和批评方法可以给文学史写作以启示,那就是用更多样化的眼光看待身前的文学发展轨迹,关注那些过去被忽略的细节和边缘材料,要有用当代眼光重新理解历史的勇气和胆量,要有深究过去文学史叙述本身存在的盲点和误区的意识。当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及文学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文论史的写作中必然会涉及历史观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还需要我们具体分析。比如说历史观的定位是从官修史的角度,还是野史的角度,都会造成文学史的不同面貌,并不能盲目地认为哪一种写法更科学、更完备,而应分析具体的文化背景,力求更有效地对文学的发展规律作总结。的确,并不是出现了新历史主义才引发了我们对文论史写作的思考,但我们恰好可以从中借鉴的思维模式和方法却是我们在文学史写作实践中应当关注的问题。
目前,新历史主义文论在发展中对自己的种种不足也有较清醒的认识,这是它具有的不同于其他文论的比较强烈的自省性。新历史主义学者在批评实践中对最初的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批判态度,比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英语系的教授艾伦·刘(Alan Lin)在对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研究中就“一方面最严格地执行着新历史主义方法,另一方面又对自己的方法作最彻底的批判”,这应该是新历史主义理论自身前进的标志。
对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个复杂的文论流派,我们不能作简单的分解,而应从各个方面领悟它的精神,分析它的价值,真正汲取它内在的艺术理念与相关的实践精神。我们深知,作为一種对文学与历史的思考,作为一种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新历史主义的理论探索远远没有终止,对其理论本身的思考和质询也是无法穷尽的。新历史主义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文论主张,但它提出了问题,使我们有思考和解决的可能性,也正因为它还存在着不足,才使我们有改进创新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在做学问的道路上值得为之执著的问题。
文学在历史中回眸,它的眼光必定睿智而悠远。
参考文献:
[1]姚乃强.“美国文学史”的变迁及其启示.外国文学评论,1996,(3).
[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8,(第1版).
[3]王岳川.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