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季羡林的弟子有次陪他散步时问道：“季先生，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年来，你有多少时间用于开会？”季答：“20年。”然而，季先生善于应对各种会议，尤其是没有意义但又不得不参加的会议，他的许多文章就是在开会时酝酿成熟的。（《光明日报》2019年7月10日）但像季先生这样惜时如金善用时间的人又有多少？季先生的回答似乎有些夸张，但要说起文山会海对人们精力、财力和时间的巨量牵跘，却没有半点夸张之处，可以说要多惊人就有多惊人。而且从季先生的回答看，这一陋习由来已久，并非自今日始。
　　毋庸置疑，开会本是解决问题的一種很好的形式或方法。大凡要开会，是因为到了非开会就无法解决问题或是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的地步了，所以才开会，把大家召集到一起，或集思广益、商讨对策；或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或鼓舞士气、整合力量，明确下一步工作的目标和方向等等。解决问题的会议，不仅应该开，而且还必开不可。
　　除了解决问题的会议，还有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会议。这样的会，参会者往往开了好一会儿，还搞不清楚主事者开这个会的目的究竟何在，想在这个会议上解决什么问题。多年前，笔者就参加过这样一个会议。名为本科教学工作会议，但会议主事者事先根本就未做过任何调查研究，未能梳理出本科教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且哪些问题是亟须解决的瓶颈问题，当然在会上也就提不出什么解决方案供大家讨论。结果会议倒是如期召开了，但除了各位领导轮番啰啰嗦嗦地讲了一大堆空话、套话外，什么内容都没有，谁都不知道他们讲了些什么，且每个人讲话的时间还很长。底下有不少参会的老师早就不耐烦了，一些人甚至拿脚投票———提前离开了会场。可会议主事者在最后的总结讲话中丝毫没有为此少说点，照样长篇大论不知所云的讲了一大堆“废话”———大有一副不把空话废话进行到底决不罢休的劲头。把会议开成这样，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作秀，为开会而开会。你作秀倒也罢，还把大家拉来一起陪着你作秀。所以，这样的领导想不使人反感都不行，又何谈在群众中的威信呢？
　　在某些基层单位，不少主事者把开会看成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主要工作，甚至好像成了唯一的工作。可是如此一来，谁还有时间和精力去抓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工作呢？开会本来只是工作的一种形式。但当这种工作的形式异化成为形式的工作，那就沦为形式主义了。我想，这也是当今某些本来很重要的工作却总落不到实处，从而陷入“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怪圈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