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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流转,一倏忽,第一家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创办已经30周年。
尽管这家当年的仓库里的公司现在已经灰飞烟灭,甚至,旧址也未得到保留。但是,依然有热心人操办了一场隆重的会议,以资纪念,他们中有企业家、艺术家、媒体人、政府官员。
春来,万物生。当年,读起来比较拗口的“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出现,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仿如鸿蒙初辟,初露锋芒,几个科技人员迈出了一小步,其实是中国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第一次,“民营”和“科技”联结起来了,“庙堂”和“江湖”被打通了。不通不行,回首过去,一个反例是前苏联。高科技局限于对外防御和进攻的军事工程,只有国计,没有民生,结果,经济体制积重难返,民怨并累积质变,使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坍塌。
所以,不要小看“等离子服务部”,不要小看“中关村”,也不要小看“民营科技”四个字。它们和当年的安徽小岗村意义一样重大,象征着时代的先声,预示着社会的转型,昭示着中国的新革命。
“三十而立”,其意义在于,与当年的弱不禁风和栖栖遑遑,中关村民营科技已经“站立”起来了。现在中关村民营科技的规模和实力,早已经蔚为壮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有一区十园,从业人员已形成“百万大军”,其核心区海淀园已有规模以上企业3691家,实现总收入2216亿元,同比增长31%,实现工业总产值409亿元,同比增长34%。
“三十而立”,三十也是一道坎,承前启后。中关村民营科技,仿佛在发声:我已成年,我要担负起责任,我要冲破更多藩篱,我要飞得更高。温总理说,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那么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呢?除了一些高瞻远瞩的领导人物,它来自于民间,包括民营企业。不管反垄断也好,“国进民退”也好,民营企业群体,有着天然的公平、公正、平等的权利需求。
现在,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立起来的过程。
首先是开创阶段:1979年,陈春先应邀到美国进行核聚变技术的专项考察。波士顿周围128号公路两侧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和硅谷苹果公司的创业传奇,极大地震撼了陈春先。陈春先建议成立一个发挥科研人员积极性的组织,推广在美国看到的“技术扩散模式”,建立中国的“硅谷”。1981年10月23日,陈春先办起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在经历曲折以后,陈春先的做法得到中央领导的明确支持。在他的示范效应下,科研人员活跃起来,纷纷走出那道院墙开辟另一番天地,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1984年,以四通、信通、京海、科海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科技公司先后成立。到1987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148家,这就是后来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开创者的勇气,也看到了他们的磨难。我们得记住这些人的名字,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柳传志、王洪德、段永基、张家林、彭伟民等等。“摸着石头过河”,他们带领创业团队将科技服务和产品推向市场。他们冲破了官办科研机构和官办国营企业的垄断和僵化状态,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机制中,作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技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他们开创了历史先河。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也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缩影。
然后是厚积薄发、立足创新的中生代。
邓小平理论的提出,特别是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催发了中关村创业高潮和第二代企业家人才队伍的形成。王文京创建的用友软件、冯军创办的爱国者数码等,现在都已经形成特色品牌。作为中关村第二代即中生代企业家,这一代人从一“下海”就果敢地选择创办产权清晰的企业。他们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了企业生存、成长、发展的创业过程,使许多企业的规模已大大超过了第一代。
我们也应该记录他们的名字:王文京、冯军、郑福双、姚威、刘迎建以及秦升益等等。他们成熟稳健、开创了自主创新的潮流,市场意识逐渐成熟,在新旧体制之间从容斡旋。他们现在还是中关村民营企业家群体里的中坚力量。
再接着,中关村迎来了新经济浪潮下特别是在互联网发展中涌现出来的第三代企业家。诸如张朝阳、曹国伟、李彦宏、雷军、邓中翰、李开复、严望佳等等一大批企业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海归”, 得益于时代和体制之利,他们比第一、第二代创业者更具有现代意识和风险意识。他们凭借世界性的技术革命和变革,迅速发展,实现事业和财富的增值,创造了中关村的神话,书写着中国崭新的互联网时代。还有一大批企业,创造了中国自己的信息安全产品,从事着独具特色的通讯产业、网络产业产品开发,在生物医药、农业种子饲料、环保新能源、光机电一体化、集成电路设计、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不断创造着新的产品和服务,以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挡住了国外产品在中国的横行。
这一代企业家,视野已经跨越东西方,他们熟谙技术和资本的对接过程,也最具平等意识,普遍在企业中采取了富有现代意识的管理手段。并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张朝阳曾在一个论坛上抨击“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可以说,在未来中国的体制改革中,他们很可能贡献很大的力量。
三十而立,立起的是中关村的模式,中关村的精神!这个“立”字离不开这些英雄企业和企业英雄的贡献;三十而立,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府政策和进步人士的关注关心。
三十年,披荆斩棘,奋勇开拓;三十年,筚路蓝缕,兢兢业业;三十年,硕果累累,成绩卓著。现在的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已经从涓涓细流汇聚成雄浑江河,现在,它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对应着中国的真正的更为艰巨而更为深层次的改革,它正孕育着自己的力量,等待着下一个开始、下一个冲浪,下一次,真正的“中国的新革命”!
尽管这家当年的仓库里的公司现在已经灰飞烟灭,甚至,旧址也未得到保留。但是,依然有热心人操办了一场隆重的会议,以资纪念,他们中有企业家、艺术家、媒体人、政府官员。
春来,万物生。当年,读起来比较拗口的“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的出现,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仿如鸿蒙初辟,初露锋芒,几个科技人员迈出了一小步,其实是中国改革迈出了一大步。
第一次,“民营”和“科技”联结起来了,“庙堂”和“江湖”被打通了。不通不行,回首过去,一个反例是前苏联。高科技局限于对外防御和进攻的军事工程,只有国计,没有民生,结果,经济体制积重难返,民怨并累积质变,使一个庞大的帝国,轰然坍塌。
所以,不要小看“等离子服务部”,不要小看“中关村”,也不要小看“民营科技”四个字。它们和当年的安徽小岗村意义一样重大,象征着时代的先声,预示着社会的转型,昭示着中国的新革命。
“三十而立”,其意义在于,与当年的弱不禁风和栖栖遑遑,中关村民营科技已经“站立”起来了。现在中关村民营科技的规模和实力,早已经蔚为壮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有一区十园,从业人员已形成“百万大军”,其核心区海淀园已有规模以上企业3691家,实现总收入2216亿元,同比增长31%,实现工业总产值409亿元,同比增长34%。
“三十而立”,三十也是一道坎,承前启后。中关村民营科技,仿佛在发声:我已成年,我要担负起责任,我要冲破更多藩篱,我要飞得更高。温总理说,中国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那么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呢?除了一些高瞻远瞩的领导人物,它来自于民间,包括民营企业。不管反垄断也好,“国进民退”也好,民营企业群体,有着天然的公平、公正、平等的权利需求。
现在,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立起来的过程。
首先是开创阶段:1979年,陈春先应邀到美国进行核聚变技术的专项考察。波士顿周围128号公路两侧科技转化为产品的状况和硅谷苹果公司的创业传奇,极大地震撼了陈春先。陈春先建议成立一个发挥科研人员积极性的组织,推广在美国看到的“技术扩散模式”,建立中国的“硅谷”。1981年10月23日,陈春先办起了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实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在经历曲折以后,陈春先的做法得到中央领导的明确支持。在他的示范效应下,科研人员活跃起来,纷纷走出那道院墙开辟另一番天地,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越来越多。1984年,以四通、信通、京海、科海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科技公司先后成立。到1987年底,集中在白石桥路、海淀路和中关村路的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经有148家,这就是后来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这个阶段,我们看到了开创者的勇气,也看到了他们的磨难。我们得记住这些人的名字,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柳传志、王洪德、段永基、张家林、彭伟民等等。“摸着石头过河”,他们带领创业团队将科技服务和产品推向市场。他们冲破了官办科研机构和官办国营企业的垄断和僵化状态,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推动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经营机制中,作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技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他们开创了历史先河。他们的行为构成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起点,也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个缩影。
然后是厚积薄发、立足创新的中生代。
邓小平理论的提出,特别是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催发了中关村创业高潮和第二代企业家人才队伍的形成。王文京创建的用友软件、冯军创办的爱国者数码等,现在都已经形成特色品牌。作为中关村第二代即中生代企业家,这一代人从一“下海”就果敢地选择创办产权清晰的企业。他们用不到10年的时间完成了企业生存、成长、发展的创业过程,使许多企业的规模已大大超过了第一代。
我们也应该记录他们的名字:王文京、冯军、郑福双、姚威、刘迎建以及秦升益等等。他们成熟稳健、开创了自主创新的潮流,市场意识逐渐成熟,在新旧体制之间从容斡旋。他们现在还是中关村民营企业家群体里的中坚力量。
再接着,中关村迎来了新经济浪潮下特别是在互联网发展中涌现出来的第三代企业家。诸如张朝阳、曹国伟、李彦宏、雷军、邓中翰、李开复、严望佳等等一大批企业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海归”, 得益于时代和体制之利,他们比第一、第二代创业者更具有现代意识和风险意识。他们凭借世界性的技术革命和变革,迅速发展,实现事业和财富的增值,创造了中关村的神话,书写着中国崭新的互联网时代。还有一大批企业,创造了中国自己的信息安全产品,从事着独具特色的通讯产业、网络产业产品开发,在生物医药、农业种子饲料、环保新能源、光机电一体化、集成电路设计、文化创意产业等领域不断创造着新的产品和服务,以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挡住了国外产品在中国的横行。
这一代企业家,视野已经跨越东西方,他们熟谙技术和资本的对接过程,也最具平等意识,普遍在企业中采取了富有现代意识的管理手段。并在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张朝阳曾在一个论坛上抨击“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时刻在妨碍竞争”。可以说,在未来中国的体制改革中,他们很可能贡献很大的力量。
三十而立,立起的是中关村的模式,中关村的精神!这个“立”字离不开这些英雄企业和企业英雄的贡献;三十而立,也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府政策和进步人士的关注关心。
三十年,披荆斩棘,奋勇开拓;三十年,筚路蓝缕,兢兢业业;三十年,硕果累累,成绩卓著。现在的中关村民营科技企业,已经从涓涓细流汇聚成雄浑江河,现在,它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平台上。对应着中国的真正的更为艰巨而更为深层次的改革,它正孕育着自己的力量,等待着下一个开始、下一个冲浪,下一次,真正的“中国的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