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薯浇米》:闽南文化的原生态呈现与艺术化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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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传播闽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电影有望成为闽南文化传播的有力载体。《蕃薯浇米》运用符号与隐喻对闽南文化进行了原生态呈现与艺术化升华:一方面,借助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对闽南语、闽南神祇、闽南民间艺术和闽南民俗等进行了原生态呈现;另一方面,运用蕃薯浇米和三角梅的隐喻对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追求进行了艺术化升华。借助电影传播闽南文化可能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因此,电影创作者在创作时需要有意识地加以把关。
  关键词:《蕃薯浇米》;闽南语电影;闽南文化;符号;隐喻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研究的背景和目的
  地域文化指的是中华大地特定区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播地域文化,不但可以为地域发展提供文化动力与精神氛围,带来社会效益;而且可以结合地域经济的协同作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地域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闽南文化作为地域文化中特色鲜明、源远流长、丰富精妙的一个支系,亦不例外。此外,相对于其他地域文化,闽南文化传播还具有突出的联结海峡两岸亲情的特殊意义:闽南与台湾一衣带水,隔海相望;追溯历史,大陆去台的以闽南人为主,如今的台湾,除了原住民,大部分台湾同胞祖籍在福建;台湾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均与闽南高度相似。因此,海峡两岸具有拆不散、割不断的地缘、血缘与文缘关系;闽南文化在两岸的传播对增进两岸亲缘关系具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电影是地域文化传播的有力载体。取材于特定地区所发生故事的电影,往往是该地区文化的体现,同时又将促进与影响该地区文化的传播。因此,闽南语电影有望成为闽南文化传播的重要手段。闽南语电影指的是采用闽南语配音的电影,又被称为台语电影、厦语片等。据考证,国产第一部厦语片是1934年在厦门上映的《陈三五娘》。[1]60-64此外,闽南语电影较为有名还有1947年上映的《相逢恨晚》、1949年上映的《雪梅思君》、1955年上映的《六才子西厢记》、1956年上映的《薛平贵与王宝钏》、2010年上映的《艋舺》等。但近年来的闽南语电影并不多见。在此背景下,于2020年1月10日上映的闽南语电影《蕃薯浇米》显得弥足珍贵。
  《蕃薯浇米》由青年导演叶谦执导、知名演员归亚蕾、杨贵媚等主演,讲述了闽南农村老妇林秀妹的暮年故事:林秀妹是一个寡妇,生活在泉州泉港,在两个儿子长大成人后,成为空巢老人,因不被“需要”而感到失落与迷茫;后来在好姐妹青娥的陪伴与启发下,终于重新找回了自我。电影在泉州市泉港区拍摄完成,通篇采用闽南语对白,剧情脉络清晰,镜头语言细腻,多角度地展现了闽南地区独有的地域文化与风土人情。该电影获得了第2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发展中电影计划·无限自在”荣誉奖、第3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藏龙”单元最受欢迎影片奖等奖项。[2][3]
  本文拟分析《蕃薯浇米》如何借助电影中的符号与隐喻对闽南文化加以表现,并在此基础上,对借助电影记录与传播闽南文化所带来的影响及其启示进行深入思考。


  二、相关理论:符号与隐喻
  (一)符号
  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其用途是表达意义;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一个符号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能指和所指。能指是符号可被感知的部分,所指是符号的意义、对象与解释。[4]88-91巴尔特则进一步提出了“意指”的概念,他认为,“意指”是一种“符号化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巴尔特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当人们用玫瑰花表达爱慕时,符号“玫瑰花”的能指是作为植物的玫瑰,所指是爱情的意念;作为能指的玫瑰和作为符号的玫瑰完全不同,前者是空洞无物的,后者却是充满意味的,而使之充满意味的就是“意指”。在某种特定的文化中,由于经过了某种特定的“意指过程”,特定符号的能指和某种所指被关联在一起。[5]59-64
  通俗而言,符号主要包括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语言符号主要指语言和文字两个方面,即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非语言符号则指除语言符号之外的一切传递信息的交际方式,包括图像符号、音響符号、仪式符号等等。其中,图像符号是侧重以视觉形式传达的符号;音响符号是侧重以听觉形式传达的符号;仪式符号则是采取多媒体形式传达、包含一定情节、承载某种仪式意义的符号。
  (二)隐喻
  隐喻指的是在话语或语篇中,借助语言、非语言或多模态的方式,显性或隐性地将某种意识形态编码于其中。隐喻既是文学艺术中多见的表达方式,也是电影艺术中常用的表现手法,可为电影增强艺术感染力。电影往往借用某种生动形象、简洁明快的视听符号或故事情节等,隐喻某种复杂深刻的心理状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或文化现象。电影的隐喻常常借助镜头、音响、蒙太奇、色彩、动静等因素的运用而达成。[6]4-6
  三、《蕃薯浇米》对闽南文化的表现策略
  作为一部以闽南语电影为鲜明特色的现代电影,《蕃薯浇米》不但采用各种典型的闽南文化符号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传统闽南风貌,同时还借助隐喻对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追求进行了艺术化升华。
  (一)采用符号进行原生态呈现
  《蕃薯浇米》主要采用如下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对闽南文化中的如下内容进行了原生态呈现:
  第一,采用语言符号表现闽南语、闽南俗语谚语等。闽南语被誉为“古汉语活化石”,部分用语古朴雅致;主要分布于闽南和台湾地区。闽南语是两岸人民情感认同的重要精神纽带。由于地理差异及语音分化演变等原因,闽南语语系下衍生出了泉州话、漳州话、厦门话、潮汕话、台湾话、新加坡福建话等次方言。闽南俗语和谚语则往往通过其字面语义所隐含的意义,折射闽南地域的价值观念或风土人情。由于《蕃薯浇米》主要取景地在泉州泉港,因此,通篇主要采用了当地的泉州话作为对白语言;同时影片中亦结合剧情需要使用了闽南俗语谚语。如青娥卖菜时,被老顾客质问菜上有虫,就辩解称自己种植的菜没有喷农药才致使菜上有虫:“人家说:多食虫,会做人。”秀妹想要参与打腰鼓,在被质疑和劝阻时表示:“猫也不是一出生就会抓老鼠的。我可以学。”   第二,采用图像符号表现闽南建筑、闽南神祇和闽南特色服饰等。《蕃薯浇米》中最常出现的、具有闽南文化特色的图像符号是红砖白石、燕尾脊屋顶的闽南建筑。无论是简陋质朴的乡村民房,还是堂皇端庄的寺庙祠堂,均呈现出闽南建筑的典型特点。闽南民居的主要特色在于红砖红瓦的运用和设计独特的封火墙及屋顶上部。闽南建筑所用红砖色泽鲜艳、质地坚硬且纹路清晰,其所组成的各种图案被用于建筑外墙,富有地方乡土气息。此外,红瓦顶、红瓦筒、红砖屋脊、红地砖等在闽南式建筑中亦较为常用。红砖、红瓦的运用象征着喜庆、吉祥与红火,体现了民间对富丽堂皇的宫廷风格的追求。而闽南建筑中封火墙和屋顶上部的设计,最常见的是“马头墙”的各种变形(含平形、阶梯形、弓形、鞍形、燕尾形等)和“歇山式”“硬山式”“悬山式”等屋脊式样。[7]157-158這些封火墙及屋顶上部的独特设计,有利于适应闽台多山面海、风大雨多的自然环境。因此,闽南建筑是闽南地域特色、文脉和智慧的凝聚和传承。
  闽南神祇和闽南特色服饰亦是《蕃薯浇米》中频频出现的图像符号。电影展现了闽南地区多种民间信仰并存的独特现象,妈祖等闽南神祇的塑像多次在影片中出现。闽南地区民间信仰繁多,其中佛教信仰和妈祖信仰是传播较广、影响较大的信仰。佛教笃信轮回和因果报应;妈祖信仰则是具有闽台特色的海上保护神信仰,信仰中的妈祖善良正直、见义勇为、扶贫济困、造福民众,保护中外商船平安航行。这些闽南神祇代表着闽南人民笃信神灵、尊宗敬祖的思想感情以及对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的美好企盼。同时,影片还对“资深少女腰鼓队”相关情节进行大篇幅地描述,而该腰鼓队的表演服正是蜚声海内外的惠女服饰。惠女服饰的典型扮相是上穿蓝色短衫、下着宽大黑裤,头披花色头巾、戴金色斗笠;影片对其进行了适度的灵活调整。惠女服饰色彩绚丽,风格鲜明,且体现了惠女含蓄恬静、勤劳俭朴等特质。
  第三,采用音响符号表现闽南语通俗歌曲和闽南传统戏曲。《蕃薯浇米》中的片头曲、片尾曲及几处插曲均为闽南歌曲,其中有一首为南音,其余为闽南语通俗歌曲。片中所采用的四首闽南语通俗歌曲风格各异。片头曲《恰恰恰》曲风欢快活泼:“想要跟你跳恰恰,趁这日头还不大……”插曲《劝世歌》语重心长:“劝你做人要打拼。虎死留皮人留名……”插曲《窗外花开》清新曼妙:“窗外花开,气味正香。蝴蝶飞来,对对双双……”插曲兼片尾曲《尚好的时光》则深情浪漫:“千金我也不换,这尚好的光阴……”此外,阿水师在制作水车的间隙,边吃着秀妹馈赠的食品、边憧憬着未来,南音《霏霏飒飒》悠悠响起,显得尤为意蕴深长。南音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乐种之一,有“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之称,它保留着唐宋古典曲牌,声音优美古朴,既具有浓郁的中原古乐遗韵,又富有独特的乡土情调。影片中所展示的富有闽南特色的歌曲,是闽南人民性格、精神、意韵和审美情趣的写照。
  第四,采用仪式符号表现闽南民间艺术和闽南民俗。《蕃薯浇米》围绕电影中的故事情节线索,用仪式符号浓墨重彩地呈现了歌仔戏、闽南丧俗和妈祖信俗等闽南民间艺术和民俗活动。影片借着秀妹和阿水师一起去看戏的时机,不落痕迹地植入了著名歌仔戏《陈三五娘》的片段。歌仔戏发源于闽台地区,它的音乐曲调十分丰富,既有悠扬高亢的“七字调”“大调”和“背思调”,又有民谣诉说式的“台湾杂念调”,还有忧郁哀伤的各种哭调,表演亲切自然,具有鲜明的地方传统色彩。在叙述青娥过世的情节时,电影表现了典型的闽南丧俗:孝男孝女披麻戴孝、雇请人演唱歌仔戏哭丧、“做功德”(即请僧众诵经念佛以超度亡灵)、哀乐相伴扶灵出殡、焚烧纸房祭奠亡灵……青娥死后隆重繁琐的丧礼与其生前所受的殴打、漠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令人倍感唏嘘。而借着阐述秀妹加入腰鼓队、参与“妈祖出巡活动”表演的情节,电影原汁原味地还原了闽南隆重的妈祖信俗:吉时一到,“天后出巡”,龙凤彩旗开路,众人叩拜相迎;锣鼓喧天,歌舞相伴……妈祖信俗活动寄托了闽南人民对慈悲为怀、行善济世的妈祖的怀念和敬重,也寄托了人们对风调雨顺、平安康乐的深切祈愿。
  (二)借助隐喻进行艺术化升华
  《蕃薯浇米》主要运用如下隐喻对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追求进行了艺术化升华:
  第一,用蕃薯浇米隐喻闽南人民质朴、平淡、含蓄的思想情感。蕃薯浇米即蕃薯(地瓜)稀饭,清淡甘甜,生津止渴,是闽南民间常见的家常饮食。番薯是闽台地区祭奠祖先和“敬田头”(祭拜田头菩萨)的常用祭品。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泉俗中秋“以月饼、番薯、芋魁祭先及神”[8]117-122。因此蕃薯本身代表着闽南人民重乡崇祖的思想感情。呼应片名《蕃薯浇米》,影片的对白中多次提及“蕃薯浇米”这一闽南特色食物:阿水师知道秀妹睡觉会落枕,特意自制了枕头送给她;秀妹取出了自制的萝卜干回赠:“这是我拣干净的,给你配蕃薯浇米。”青娥来找秀妹,聊天中问到她晚上煮什么,秀妹说:“人很烦热,我想吃蕃薯浇米配菜脯。”青娥劝她:“有时候要舍得煮些好的来吃。”秀妹在外做水电工程的小儿子难得回家,小儿媳准备了丰盛的午餐,小儿子却不感兴趣,只想吃蕃薯浇米……在以上情节中,“蕃薯浇米”所指代的已不仅仅是“蕃薯稀饭”这一食物,而是被艺术化地升华为温情脉脉的符号,分别象征着闽南人民质朴、平淡、含蓄的爱情、友情和亲情。闽南俗语云:“酒肉面前知己假,患难之中兄弟真。”不少闽南人在日常交流中,往往不擅于用语言热烈地抒发自己的情感,而是习惯于淡然含蓄地表达或是用行动加以证明。电影中的秀妹,对阿水师抱有好感,也明知阿水师对她一往情深,却囿于世俗眼光,不敢接受阿水师的表白,只是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秀妹与青娥情同姐妹,却也极少互诉衷肠;她们之间的情谊,体现在了青娥给秀妹带的两把菜、替秀妹浇的几瓢水、帮秀妹敷的一贴药里……而当青娥偷菜被保安抓住,保安威胁要在村里公开她偷菜的照片,秀妹毫不犹豫地把结婚戒指送给保安,保住了青娥的面子。秀妹的小儿子长时间在外承包水电工程,偶尔归家一次,吃个午饭又要匆匆离家,表达亲情的方式也仅仅是:连吃几碗母亲煮的蕃薯浇米,询问生闷气的老婆“你不吃吗”,简单嘱咐儿子要“乖乖听妈妈的话”……这种情感,质朴真挚,却略显平淡乃至于笨拙,恰如蕃薯浇米般清淡而令人回甘无穷。   第二,用三角梅隐喻闽南人民执着、热烈、奔放的价值追求。三角梅是闽南地区最常见的花卉之一。闽南地区气候条件非常适宜进行三角梅种植,成为国内三角梅的主产地,无论城市农村、街头巷尾均种有三角梅。三角梅盛开时,绚丽烂漫,给人营造出热烈浪漫的氛围。《蕃薯浇米》中有三处出现了三角梅的影像:一是青娥打腰鼓回来,去看秀妹,头上戴了一朵三角梅;二是秀妹带了一篮子青娥最爱的三角梅,去祭奠青娥;三是阿水师带秀妹去看自己为她种植的一整片田地的三角梅。影片用三角梅艺术化地隐喻闽南人民执着、热烈、奔放的价值追求。就如影片中卖唱人所唱“劝你做人要打拼”,闽南人家一直有着根深蒂固的爱拼敢赢、重义求利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贯穿于闽南人的家庭教育、生活理念与情感追求中。电影中,小儿子短暂归家,吃过饭后无暇陪伴家人,又要匆匆离家,秀妹明确地表示了理解与赞成:“赚钱更重要。”过世的青娥“托梦”给秀妹后,秀妹受到启悟,执意要参与打腰鼓。年龄大、零基础、体力不支、备受奚落的秀妹,克服各种困难,坚持学习腰鼓,甚至半夜悄悄点起蜡烛来辛苦练习,终于如愿参加妈祖出巡活动中的腰鼓表演……阿水师在表白秀妹被拒后,依然精心种植三角梅、等候盛放时邀请秀妹前去观赏;因带秀妹一起看三角梅被秀妹的大儿媳找上门怒骂“丢人”后,仍然没有放弃对秀妹的追求,不懈地支持与关怀秀妹。在阿水师与秀妹一起观赏三角梅的片段中,电影综合运用各种景别表现了两人对暮年幸福的勇敢追寻:运用全景表现了两人一起踩着水车、观赏三角梅的场景——身后的池塘波光粼粼,眼前的三角梅在阳光下绚烂绽放,氛围温馨而恬静;运用中景表现了两人踩水车时的默契与协调;运用近景表现了两人相视微笑时脸上所流露的幸福与愉悦……同时,电影采用声画同步的方式,刻画了阿水师边踩着水车边深情歌唱的情节——音乐款款响起:“日头落山,雀飞返家去。这时候的你,要去哪里?又是一日,锄头和簸箕。田边狗在吠,找不到你。啊,看,树叶风吹,归于静。那时的日头,还挂在天边。啊,听,潭边水蛙在唤草螟。千金我也不换,这尚好的光阴……”此处唯美浪漫,感人至深,堪称全片高潮。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闽南地区长时间经受海洋文化的熏陶与多元价值的碰撞,平淡与热烈、含蓄与奔放,这些看似矛盾的精神特质,神奇地统一在闽南人民的秉性中,构成了闽南人民独具一格的思想精髓与精神内涵。
  四、总结与思考
  综上所述,《蕃薯浇米》对闽南文化进行了原生态呈现与艺术化升华。一方面,电影借助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淋漓尽致地演绎与表现丰富独特的闽南文化:借助语言符号表现闽南语、闽南俗语谚语;借助图像符号表现闽南建筑、闽南神祇和闽南特色服饰;借助音响符号表现闽南语通俗歌曲和闽南传统戏曲;借助仪式符号表现闽南民间艺术和闽南民俗。另一方面,运用隐喻对闽南文化中的思想情感与价值追求进行了艺术化升华:用蕃薯浇米隐喻闽南人民质朴、平淡、含蓄的思想情感;用三角梅隐喻闽南人民执着、热烈、奔放的价值追求。电影中所运用的符号与隐喻,根植和流传于闽南文化土壤,具有浓郁的闽南地域色彩,蕴含着闽南文化及其变迁中的价值追求、思想精髓和独特内涵。
  借助电影记录与传播闽南文化,具有如下影响:在宏观层面上,有利于闽南传统文化的记录、留存与传承。例如,《蕃薯浇米》生动形象地展现了歌仔戏、南音、惠女服饰和泉州妈祖信俗等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观层面上,有利于增进两岸文化交流。闽南语电影如在闽台传播,可以勾起两岸人民共同的故土情怀,强化两岸同胞的文化认同感,对于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和祖国统一具有深远的意义。在微观层面上,有利于促进电影与特定观众的情感互动,可能影响观众的观念与行为。运用相关符号与隐喻表现闽南文化,可使电影贴近身处闽南文化语境的观众,拉近与特定观众的心理距离,增进与观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电影中富有感染力的观念与情节,可能引发受众的心理共鸣与行为模仿,从而影响观众的文化观念与行为方式。
  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由于借助电影传播闽南文化可能带来多方面的影响,因此,电影创作者在选择相关素材及进行叙事表现时,需要进行思辨性的分析,有意识地加以把关,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或通过叙事表现引发观众的反思,而不是一味地兼收并蓄、还原现实。例如,《蕃薯浇米》在记录闽南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亦呈现了闽南地区的部分陈规陋习:迷信神明,大小事情均要通过抽签问卦来决定;迷信江湖道士,请道士作法医治疑难杂症;在老年群体婚恋问题上观念守旧,认为老年人自由恋爱“丢人”;热衷于购买地下“六合彩”等。电影在呈现以上陈规陋习时,如果未能通过适当方式体现创作思想与态度,则极易混淆視听,对文化传承带来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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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万书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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