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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岁少年被指控“蓄意谋杀”——
郭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厌恶和难以忍受，于是翻身起来拿出刀，走到赵的床前。
在检察审查环节，我随办案检察官见到了郭松。他高高的个头，适中的身材，脸上尚透着几分稚气。不管谁见了，估计都难以将他和杀人犯画上等号。
法庭上，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公室的赵检察官和我一起坐在旁听席上。他说，从案发到开庭的三个多月里，郭松的表现比较平静，没有一般孩子犯了大错的惊慌和懊悔。
我听了，有点诧异。
法警将郭松带上法庭后，我认真观察。果然，他神色平静，甚至没有向旁听席上的家人张望一下，而是按照要求，径直站在了被告人席上。
“被告人郭松，请问你的出生时间？”审判长发问。
郭松的回答让台下一片唏嘘——仅仅17岁！
审判长又问其文化程度，郭松略一停顿：“大专。”
整个庭审过程，严谨、肃穆，公诉人、辩护人及证人轮番上阵。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少年是如何讲述自己作案过程的。下面，是他的讲述——
我们一个宿舍的几个人中，我最烦赵方正。因为他睡觉打呼噜，严重影响我休息。一天，我等他睡着后，专门拍了一段他打呼噜的视频，发在朋友圈里。他知道后特别生气，找我理论。他的行为影响了我休息，他还有理了？我当即就和他吵起来，结果两人不欢而散。从那以后，我俩谁也不理谁。
事发前两天，他当着很多同学的面，旧事重提，啰啰唆唆的，说了一堆关于我的坏话。我本来就心烦，见他这样不依不饶的，更加窝火。士可杀不可辱，我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能就这样算了。因为心里不快，我就走出校門去散心，当转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时，我买了一把刀。
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打游戏打到晚上11点。宿舍熄灯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得很。到了凌晨3点半，我还没睡着，但宿舍其他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而赵方正的呼噜打得山响。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厌恶和难以忍受，于是翻身起来拿出刀，走到赵的床前。他睡在上铺，我便踩在床头的桌子上，掀开赵的被子。他仰面躺着，我没有犹豫，朝他胸部扎了三四刀，最多不超过五刀，然后拉起被子，捂住他的口鼻，直到他不动弹了才松手。
这时，我的大脑似乎清醒了过来。我用手机拨打了110，告诉接警员我的位置，说这里有人被杀了。
与此同时，宿舍里的其他同学被惊醒，见此情景全都大惊失色。有的哆哆嗦嗦地给辅导员打电话，有的打120，有的慌忙出门找老师，还有个同学想去拿地上的刀，我没让。我用毛巾擦干净手上、身上的血，然后把外衣穿好，坐在自己的床上，等警察来。
赵方正的母亲孙爱华：你说，睡觉打呼噜是什么大毛病吗？就这，也值得你动刀去杀他？
郭松在法庭上供述，他曾遭到赵方正的数次辱骂：一次是因为关宿舍门的声音大，赵方正骂了他;还有一次是他和同学在一起，因为一件小事，赵方正当着同学的面骂了他。这两次，他都没和赵方正理论，但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至于这次行凶的直接导火索，郭松供述：“那天，我俩都在宿舍玩《魔兽世界》，他在游戏里扮演的角色被游戏里的盗贼弄死了，他骂道，‘练盗贼的人肯定都有心理疾病。’而我在《魔兽世界》里扮演的角色恰恰是盗贼，这点赵心知肚明。我觉得赵分明是在骂我，顿时气血上涌，决心弄死他，让他给我永远闭嘴！”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提出，郭松因生活琐事与赵方正产生矛盾，遂购买凶器将被害人刺死，有蓄谋杀死被害人的主观故意。“郭松故意杀人罪成立，应受法律严惩。但是，他作案后主动拨打110，其行为构成投案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公诉人在法庭上也表达了对郭松的量刑意见。
审判长对郭松说，他可以自行辩护。郭松摇摇头：“我没什么可说的。”
法庭上，在听到公诉人、受害者亲属声泪俱下的指控后，郭松终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了忏悔：“我痛恨自己的罪行，我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对被害人亲属在精神和经济上都造成了损失。这里，我向他们说声对不起。但是，我更对不起我的家人、朋友，对不起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今生，我报答不了你们了，希望来生再报。”
对于郭松的忏悔，坐在旁听席上的赵方正的父母并不接受。他们陈述时强调，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因此主张判郭松死刑。他们不认为郭松有自首行为，也不认同他的悔罪态度。
“你说，睡觉打呼噜是什么大毛病吗？就这，也值得你动刀去杀他？”赵方正的母亲孙爱华不断地向郭松发出质问。赵家经济困难，赵方正是家中独子，也是唯一的希望。如今赵方正一死，全家人的希望就破灭了。
诉讼中，赵家人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郭松赔偿赵方正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50万元。对此，郭松表示愿意赔偿。但是当审判长问他是否同意进行委托赔偿时，郭松表示不同意，因为自己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可他将被判刑，没有赔偿能力，在审判长的追问下，他不情愿地表示，可以由他母亲作为民事赔偿委托人。
此时，一个戴口罩的中年妇女早已泣不成声，她就是郭松的母亲。她当庭表示，自己可以作为儿子的民事赔偿委托人。
审判长询问赵家人是否愿意就民事赔偿部分进行调解，赵家人同意了。经商议，赔偿金额确定为46万元。此时，审判长转向郭松问：“被告人，你是什么意见？”郭松似乎良心发现：“我应该赔，必须赔……”此时，他似乎才有了真正的追悔和不安，以及对法律的敬畏。
笔者：郭松见父亲不仅不能为自己主持公道，还如此粗暴地对待自己，内心充满憎恶，认为自己就是父亲的出气筒，家里毫无温情可言，于是开始用武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诗人泰戈尔说：“当人是兽时，比兽还坏。”就是说，人与野兽的区别，是人有理智且受过教育。当人受到的教育越少，其行为越趋向于动物。这里的教育，不单指学校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也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郭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厌恶和难以忍受，于是翻身起来拿出刀，走到赵的床前。
在检察审查环节，我随办案检察官见到了郭松。他高高的个头，适中的身材，脸上尚透着几分稚气。不管谁见了，估计都难以将他和杀人犯画上等号。
法庭上，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办公室的赵检察官和我一起坐在旁听席上。他说，从案发到开庭的三个多月里，郭松的表现比较平静，没有一般孩子犯了大错的惊慌和懊悔。
我听了，有点诧异。
法警将郭松带上法庭后，我认真观察。果然，他神色平静，甚至没有向旁听席上的家人张望一下，而是按照要求，径直站在了被告人席上。
“被告人郭松，请问你的出生时间？”审判长发问。
郭松的回答让台下一片唏嘘——仅仅17岁！
审判长又问其文化程度，郭松略一停顿：“大专。”
整个庭审过程，严谨、肃穆，公诉人、辩护人及证人轮番上阵。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少年是如何讲述自己作案过程的。下面，是他的讲述——
我们一个宿舍的几个人中，我最烦赵方正。因为他睡觉打呼噜，严重影响我休息。一天，我等他睡着后，专门拍了一段他打呼噜的视频，发在朋友圈里。他知道后特别生气，找我理论。他的行为影响了我休息，他还有理了？我当即就和他吵起来，结果两人不欢而散。从那以后，我俩谁也不理谁。
事发前两天，他当着很多同学的面，旧事重提，啰啰唆唆的，说了一堆关于我的坏话。我本来就心烦，见他这样不依不饶的，更加窝火。士可杀不可辱，我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能就这样算了。因为心里不快，我就走出校門去散心，当转到附近的农贸市场时，我买了一把刀。
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打游戏打到晚上11点。宿舍熄灯后，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乱得很。到了凌晨3点半，我还没睡着，但宿舍其他人都已经进入了梦乡，而赵方正的呼噜打得山响。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厌恶和难以忍受，于是翻身起来拿出刀，走到赵的床前。他睡在上铺，我便踩在床头的桌子上，掀开赵的被子。他仰面躺着，我没有犹豫，朝他胸部扎了三四刀，最多不超过五刀，然后拉起被子，捂住他的口鼻，直到他不动弹了才松手。
这时，我的大脑似乎清醒了过来。我用手机拨打了110，告诉接警员我的位置，说这里有人被杀了。
与此同时，宿舍里的其他同学被惊醒，见此情景全都大惊失色。有的哆哆嗦嗦地给辅导员打电话，有的打120，有的慌忙出门找老师，还有个同学想去拿地上的刀，我没让。我用毛巾擦干净手上、身上的血，然后把外衣穿好，坐在自己的床上，等警察来。
赵方正的母亲孙爱华：你说，睡觉打呼噜是什么大毛病吗？就这，也值得你动刀去杀他？
郭松在法庭上供述，他曾遭到赵方正的数次辱骂：一次是因为关宿舍门的声音大，赵方正骂了他;还有一次是他和同学在一起，因为一件小事，赵方正当着同学的面骂了他。这两次，他都没和赵方正理论，但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至于这次行凶的直接导火索，郭松供述：“那天，我俩都在宿舍玩《魔兽世界》，他在游戏里扮演的角色被游戏里的盗贼弄死了，他骂道，‘练盗贼的人肯定都有心理疾病。’而我在《魔兽世界》里扮演的角色恰恰是盗贼，这点赵心知肚明。我觉得赵分明是在骂我，顿时气血上涌，决心弄死他，让他给我永远闭嘴！”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提出，郭松因生活琐事与赵方正产生矛盾，遂购买凶器将被害人刺死，有蓄谋杀死被害人的主观故意。“郭松故意杀人罪成立，应受法律严惩。但是，他作案后主动拨打110，其行为构成投案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同时，公诉人在法庭上也表达了对郭松的量刑意见。
审判长对郭松说，他可以自行辩护。郭松摇摇头：“我没什么可说的。”
法庭上，在听到公诉人、受害者亲属声泪俱下的指控后，郭松终于对自己的行为表示了忏悔：“我痛恨自己的罪行，我给社会造成了巨大危害，对被害人亲属在精神和经济上都造成了损失。这里，我向他们说声对不起。但是，我更对不起我的家人、朋友，对不起所有关心、帮助过我的人。今生，我报答不了你们了，希望来生再报。”
对于郭松的忏悔，坐在旁听席上的赵方正的父母并不接受。他们陈述时强调，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因此主张判郭松死刑。他们不认为郭松有自首行为，也不认同他的悔罪态度。
“你说，睡觉打呼噜是什么大毛病吗？就这，也值得你动刀去杀他？”赵方正的母亲孙爱华不断地向郭松发出质问。赵家经济困难，赵方正是家中独子，也是唯一的希望。如今赵方正一死，全家人的希望就破灭了。
诉讼中，赵家人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郭松赔偿赵方正的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等共计50万元。对此，郭松表示愿意赔偿。但是当审判长问他是否同意进行委托赔偿时，郭松表示不同意，因为自己家的经济状况也不好。可他将被判刑，没有赔偿能力，在审判长的追问下，他不情愿地表示，可以由他母亲作为民事赔偿委托人。
此时，一个戴口罩的中年妇女早已泣不成声，她就是郭松的母亲。她当庭表示，自己可以作为儿子的民事赔偿委托人。
审判长询问赵家人是否愿意就民事赔偿部分进行调解，赵家人同意了。经商议，赔偿金额确定为46万元。此时，审判长转向郭松问：“被告人，你是什么意见？”郭松似乎良心发现：“我应该赔，必须赔……”此时，他似乎才有了真正的追悔和不安，以及对法律的敬畏。
笔者：郭松见父亲不仅不能为自己主持公道，还如此粗暴地对待自己，内心充满憎恶，认为自己就是父亲的出气筒，家里毫无温情可言，于是开始用武力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诗人泰戈尔说：“当人是兽时，比兽还坏。”就是说，人与野兽的区别，是人有理智且受过教育。当人受到的教育越少，其行为越趋向于动物。这里的教育，不单指学校教育，还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家庭教育是教育的起点，也是一切教育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