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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椒江悄然进行的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如今已成为中共高层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一个重要“抓手”。
浙江台州湾畔的椒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这里不独激荡着一江山岛战役和“草根经济”的历史荣光，更孕育着探索党内民主的现实震撼。
1988年，一场党内草根民主的大胆试验——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在这座小城悄然进行。实际上，早在1950年代，中共高层就对此寄予厚望，认为这是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的一项“根本的改革”。
这一课题的依据如此明确，让人很难联想到试验过程的艰辛：一段时期，椒江几乎成了“孤独的探索者”。不过，椒江在议论和彷徨中没有怯退。2002年，中共十六大终于对这一探索给予肯定。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进而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非常振奋，非常欣慰。椒江为党的民主制度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20年的心血没有白费。”2008年7月，在接受《决策》专访时，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依然心潮难平。
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与当初椒江孤军奋战不同，如今，按照十七大要求，越来越多的省、市、县都已实行了这一制度。这意味着，在中国，一场更大范围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改革正徐徐拉开序幕，而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已成为中共高层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一个重要“抓手”。
关键时刻没有怯退
“石破天惊。”
提及1988年试点引发的震动，椒江的退休老干部何阿义这样向《决策》感叹。彼时，椒江还是一个县级市，何阿义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是年12月，椒江召开市第三次党代会，试点首先从差额选举党代表切入。过去，履职时间实际只有几天的党代表，更像一种政治荣誉，有人戏称“五年开次会，会期三五天，会前握握手，会上画画圈，会后挥挥手”。但是这一次，椒江刻意划小选举单位，改进提名方式，扩大党内直选的范围和候选人的差额面。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市纪委一名年龄偏大的副书记被“差”了下来，而不属于预定人选的审理科科长章科通，成了代表团推荐的4个党代表之一。随后，在党代会上，章科通又被党代表们提名推荐，顺利当选市纪委委员，并被上级组织部门提名为市纪委副书记。
“章科通的意外当选，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何阿义评论说，“党代表不再是以往‘举举拳头，吃吃馒头’的形象了。”
这次党代会还给每位代表颁发《中共椒江市党员代表证》，明确了代表资格在一届任期内长期有效；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取消市委常委会，建立了市委委员制、市纪委委员制。
对此，中央党校党建部党代会常任制课题组评价认为，椒江“起点之高，力度之大，绝无仅有”。
但是，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衍生的矛盾就越多，阻力也越大。而与椒江同时开始试点的省内外几个县市，改革已经无疾而终。况且，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还没有对常任制明确肯定、推广的表述。
改革向何处去？1990年代中期，椒江区委开始有了争论和动摇。有的领导主张不要继续试点了，有的提议再等等看，更有人对改革冷嘲热讽。
杨兴旺，早年曾任台州团地委书记，接着在椒江区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工作了18年，被称为“常任制的活字典”。在接受《决策》采访时，他回忆说：“1997年是试点最为低潮的时候。原先前来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那一年里只来了一两批。我们几乎是在原地摸索，实在是想不出新花样了，搞来搞去，青山依旧。”
心里多少有些打鼓的区委领导，开始到群众中寻找改革的动力。为此，区有关部门发出了193份《党员代表调查问卷》，收回170份。根据汇总，党代表在评价试行党代会常任制8年来的实践时，认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有146份，占85.8%；对于“下一届要不要继续搞党代会常任制”的问题，回答“要继续搞”的有137份，占82.5%。很快，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快报》全文登载了这次问卷的汇总分析报告。“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杨兴旺说。
更让椒江喜出望外的是，1999年，中组部在椒江召开“全国地方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单位座谈会”。会上，椒江一口气提出了5个建议，急切地呼吁中央能够在理论上、实践上对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
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报告一出来我们就反复读，觉得那段话句句都是对椒江说的。”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罗正义当时兴奋不已。
人代会的“翻版”？
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初衷，是使党代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邓小平语）。但是，长期以来，县以上各级党代会每5年举行一次，导致两次党代会之间代表大会履职不到位。椒江推行的年会制，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缺。
早在1988年，椒江就专门成立常设工作机构“党员代表联络办公室”，2003年，更名为“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办公室”。与区委组织部合署办公，其主要职责之一，即是负责组织党代会年会相关工作。
椒江的党代会年会一般安排在每年人大、政协会议之前召开。按照椒江官方的解释，这样，党代会形成的决议、决定可以对人大、政协会议起到领导和指导作用，从而把党的主张和决策落到实处。
当地一位官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会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合作造一座大桥。目标是共同的，但又有分工：党代会提出建议，作出“造桥”的决策；人代会讨论怎样“造桥”；政协对“造桥”进行监督。
“比喻虽然不是特别贴切，但至少表明我们把很多精力花在了提高党代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椒江的年会制绝非人代会的‘翻版’，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区委书记王建平告诉《决策》。
例如，怎样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人代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有效办法。在这里，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监督“盲区”。
怎么办？椒江走出了一条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民主测评的新路子。2005年1月，椒江区委出台《镇、街道党代表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信任度民主测评的暂行办法》，规定凡不称职得票数超过应到党代表总数1/3的党委班子成员，应主动辞职；凡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予以免职或降级处理。后来，椒江将区“两委”委员也列为测评对象。王建平说，椒江这一届区委的33名委员已经签下“生死契约”——委员在没有通过党代表信任投票的情况下，将辞去所担任的职务。
其实，早在1991年，在椒江三届三次党代会上，党代表就对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过一次信任投票，当时，93%的代表对市委投了信任票。但是，由于一些领导不愿给自己套上一个“紧箍咒”，这项改革最终昙花一现。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和配套改革，重新建立信任投票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区委领导的胜任与否，将取决于党代表的信任投票。”王建平自信地说。
“全天候”党代表
2007年7月，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在浙江考察，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椒江区党代表陈招领一起向他汇报工作。轮到陈招领发言时，这位口直心快的女社区党总支书记有些兴奋：“党代表的作用可大了，我还投票评议过区委书记呢！”听到这里，贺国强不禁颔首微笑。
在当选党代表之前，陈招领曾担任过一届区人大代表。“本来以为人大代表法律地位更高一些，可以参与执法监督。现在看来，党代表的职权更大，责任更重，经常忙得不可开交。”她告诉《决策》。
实际上，椒江试点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探索如何充分发挥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作用，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
最初几年，椒江并无太多突破。直到1993年，椒江在党代表中启动“我为椒江发展献金点子”活动，党代表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闭会期间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后来，这项活动成为椒江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一个“品牌”。“欢迎党代表出主意？太新鲜了！当时大家真是激情燃烧，一口气提了很多建议。”椒江区委一位官员说。
陈招领也清晰地记得，2002年，她提出的建议是“老小区路面破损严重，需要政府拨款修建”。结果，这一建议被区委采纳，并被列为“2003年度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之一。
除了这些，椒江还陆续建立了党代表调研、代表活动日、党内情况通报、民主恳谈、联系党员群众、教育培训等制度以及代表团制度。借用陈招领的话，就是党代表“既有履行职务的各种制度保障，也可以反映民意、参与决策、监督批评”。
“渠道越来越畅通，形式越来越靈活。”刚刚履新椒江区委办主任一职的柯溢滨评论道。此前，他担任白云街道党工委书记、白云·椒渔代表团团长。2007年3月，柯溢滨曾在那里建立了浙江首个党代表团活动室。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党代表既联系党员，又联系群众，作用实在太重要了！”柯溢滨向《决策》解释，“比如，村两委换届时，一些私心较重的人想通过一些不正当的途径进入村两委班子，怎么办？我们就是通过党代表，把党员群众凝聚起来，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不过，饶有趣味的是，党代表同样需要接受党员强有力的监督——党代表必须在任期内向本选举单位党员群众汇报自己履职的情况，过不了评议关的党代表将被罢免。椒江的一本内部刊物，记录下了一段鲜活的场景：
2003年12月17日……党的十六大代表、椒江区第六次党代会代表、中国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走上报告席，他鞠了一个躬后开始了述职报告……台下102名下陈街道的党员代表聆听着邱继宝的述职，有的还交头接耳私下交流对述职中某个问题的看法……到会的全体党员代表进行了评议，并以无记名的形式填写了测评表。统计后当众公开的评议测评表明，对邱继宝的述职投满意票的有94票，基本满意的7票，不满意的1票。邱继宝感叹：“通过述职评议，我更加明确了自己‘代表谁’和‘怎么代表’。”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代表谁”、“怎么代表”，正是党内民主的关键。
区委常委会的取消与恢复
椒江另一个惊世骇俗之举是取消常委会，不过，2006年，又恢复了这项制度。
1988年，取消常委会后，椒江市委、市纪委均采取了委员制。所谓的“委员制”，就是不设常委，只设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市委全委会作为领导党组织的日常工作，而党代会对全委会直接进行监督。
椒江改革的直接动因是要确立党代会的地位。起先，椒江曾考虑保留原有的市委领导层次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和党代会年会制。但是，要使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这三个层次都完善起来，在操作上很难做到，也没有必要。而在这三个层次中，唯一可以减少的是常委会。
“从1985年11月到1988年11月，椒江全委会每年平均只开一次，常委会成为了事实上的权力中心。你想啊，如果书记民主意识不强的话，岂不就成了‘一言堂’、‘一言九鼎’？这个最要不得嘛！”原椒江区政协主席蒋广德告诉《决策》。
撤消常委会之初，一切风平浪静。但几个月后，问题浮现了：以前常委是7人，现在全委会委员却有13人，这么多人怎么决策？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采用票决制。
“无记名投票”首先被决定使用到敏感的干部任免问题上。1989年4月的一次全委会上，椒江13名市委委员无记名投票，逐个表决44名干部的任免，组织部当场唱票计票，最终有3名干部因为票数没有过半而被否决。
这一在全国首开先河之举，当时震动了整个椒江。“实行票决制，意味着书记、副书记不能再搞一言堂、盲目拍板了。这在无形中给了我们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门一种压力。20年来，椒江区历届四套班子领导自觉接受监督，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一人在椒任职期间党风廉政上出过问题。”王建平说。
椒江的经验随后引起了中组部的关注。2001年，中组部在全国推广了干部任免票决制。不过，对于椒江的委员制改革，中组部却迟迟未作表态。
“委员制确实有其弊端。比如，椒江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出去考察，名片上印的都是‘区委委员’，人家看了非常惊讶。我们的干部通常解释了半天，说这就相当于区委常委，但人家总是将信将疑，极为尴尬。另外，一直以来，很多关键委局和街镇的负责人都进不了全委会，全区上下对恢复常委会、扩大全委会呼声很高。”蒋广德说。
“2006年9月，椒江区委建议，经浙江省委批准，中组部同意，椒江恢复了区委常委会制度。”王建平告诉《决策》，“之所以要重新设立常委会，一是委员制与党章规定有抵触；二是实践表明，委员制也并不是发扬民主的关键因素。直观地说，委员制是扩大了的常委会，缩小了的全委会，而在相同条件下，30多人作出的决策肯定比10多人作出的决策更为民主。”
改革逼近“天花板”？
“椒江现在不再是一枝独秀了。”王建平承认。
1988年，中组部在浙江、黑龙江、山西、河北、湖南等省选择了12个县（市、区）进行全国首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之前，很多试点都已销声匿迹，惟有椒江没有间断。十六大后，江苏、吉林、广东、上海等地党代会常任制改革骤然加速，短短几年，已经初步呈现处处开花的景象。2008年7月，四川甚至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省50个县（市、区）。
“远的不说，仅以台州市为例。从2003年7月到现在，台州市级、9个县（市、区）以及93个乡镇，已经全面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并且各具特色。比如，路桥区直接选举产生党代表，温岭市将民主恳谈引入党代会决策。”王建平告诉《决策》，“如果说9个县市区各有一项特色，椒江就有8个不足。所以要想保持椒江的先发优势很难，我们的压力比较大。中央党校党建部以台州为实例编著的《党代会常任制理论与实践探索》这本书，都快被我翻烂了。”
椒江一位官员分析说，椒江的改革，尽管有上级组织部门和群众的支持，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场改革所依靠的，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区委领导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科学的政绩观。所以，椒江才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党委领导对推行常任制的认识程度，也就决定了改革的深度。”
王建平，这位对民主政治颇有研究的区委书记，此前曾担任温岭市市长。期间，温岭的“民主恳谈”项目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5年，调任椒江区委书记时，他对党代会常任制已有诸多思考。2008年4月，王建平应邀到井冈山干部学院，为全国县委书记培训班的学员讲解椒江试点的经验。
“椒江党代会常任制框架已立，这就是‘党代表任期制 党代会年会制 区委会负责制’。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精神，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制度，充分发挥党代表、党代会年会和全委会的作用。而目前台州市本级和其他县（市、区）的改革亮点纷呈，恰好为我们提供动力和借鉴。”他说。
在王建平看来，椒江党代会常任制20年的改革历程，只是一场马拉松的开始。
浙江台州湾畔的椒江，是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地方。这里不独激荡着一江山岛战役和“草根经济”的历史荣光，更孕育着探索党内民主的现实震撼。
1988年，一场党内草根民主的大胆试验——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在这座小城悄然进行。实际上，早在1950年代，中共高层就对此寄予厚望，认为这是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水平的一项“根本的改革”。
这一课题的依据如此明确，让人很难联想到试验过程的艰辛：一段时期，椒江几乎成了“孤独的探索者”。不过，椒江在议论和彷徨中没有怯退。2002年，中共十六大终于对这一探索给予肯定。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进而提出，“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党的代表大會代表任期制，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非常振奋，非常欣慰。椒江为党的民主制度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20年的心血没有白费。”2008年7月，在接受《决策》专访时，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依然心潮难平。
2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与当初椒江孤军奋战不同，如今，按照十七大要求，越来越多的省、市、县都已实行了这一制度。这意味着，在中国，一场更大范围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改革正徐徐拉开序幕，而党代会常任制改革，已成为中共高层扩大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一个重要“抓手”。
关键时刻没有怯退
“石破天惊。”
提及1988年试点引发的震动，椒江的退休老干部何阿义这样向《决策》感叹。彼时，椒江还是一个县级市，何阿义时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是年12月，椒江召开市第三次党代会，试点首先从差额选举党代表切入。过去，履职时间实际只有几天的党代表，更像一种政治荣誉，有人戏称“五年开次会，会期三五天，会前握握手，会上画画圈，会后挥挥手”。但是这一次，椒江刻意划小选举单位，改进提名方式，扩大党内直选的范围和候选人的差额面。
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市纪委一名年龄偏大的副书记被“差”了下来，而不属于预定人选的审理科科长章科通，成了代表团推荐的4个党代表之一。随后，在党代会上，章科通又被党代表们提名推荐，顺利当选市纪委委员，并被上级组织部门提名为市纪委副书记。
“章科通的意外当选，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何阿义评论说，“党代表不再是以往‘举举拳头，吃吃馒头’的形象了。”
这次党代会还给每位代表颁发《中共椒江市党员代表证》，明确了代表资格在一届任期内长期有效；规定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取消市委常委会，建立了市委委员制、市纪委委员制。
对此，中央党校党建部党代会常任制课题组评价认为，椒江“起点之高，力度之大，绝无仅有”。
但是，改革越是向纵深推进，衍生的矛盾就越多，阻力也越大。而与椒江同时开始试点的省内外几个县市，改革已经无疾而终。况且，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还没有对常任制明确肯定、推广的表述。
改革向何处去？1990年代中期，椒江区委开始有了争论和动摇。有的领导主张不要继续试点了，有的提议再等等看，更有人对改革冷嘲热讽。
杨兴旺，早年曾任台州团地委书记，接着在椒江区党代会常任制办公室工作了18年，被称为“常任制的活字典”。在接受《决策》采访时，他回忆说：“1997年是试点最为低潮的时候。原先前来取经的外地干部络绎不绝，那一年里只来了一两批。我们几乎是在原地摸索，实在是想不出新花样了，搞来搞去，青山依旧。”
心里多少有些打鼓的区委领导，开始到群众中寻找改革的动力。为此，区有关部门发出了193份《党员代表调查问卷》，收回170份。根据汇总，党代表在评价试行党代会常任制8年来的实践时，认为“很有必要”和“有必要”的有146份，占85.8%；对于“下一届要不要继续搞党代会常任制”的问题，回答“要继续搞”的有137份，占82.5%。很快，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快报》全文登载了这次问卷的汇总分析报告。“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杨兴旺说。
更让椒江喜出望外的是，1999年，中组部在椒江召开“全国地方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单位座谈会”。会上，椒江一口气提出了5个建议，急切地呼吁中央能够在理论上、实践上对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
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扩大在市、县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报告一出来我们就反复读，觉得那段话句句都是对椒江说的。”原区委组织部副部长罗正义当时兴奋不已。
人代会的“翻版”？
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初衷，是使党代会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邓小平语）。但是，长期以来，县以上各级党代会每5年举行一次，导致两次党代会之间代表大会履职不到位。椒江推行的年会制，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缺。
早在1988年，椒江就专门成立常设工作机构“党员代表联络办公室”，2003年，更名为“党代会常任制工作办公室”。与区委组织部合署办公，其主要职责之一，即是负责组织党代会年会相关工作。
椒江的党代会年会一般安排在每年人大、政协会议之前召开。按照椒江官方的解释，这样，党代会形成的决议、决定可以对人大、政协会议起到领导和指导作用，从而把党的主张和决策落到实处。
当地一位官员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会之间的关系，就好比合作造一座大桥。目标是共同的，但又有分工：党代会提出建议，作出“造桥”的决策；人代会讨论怎样“造桥”；政协对“造桥”进行监督。
“比喻虽然不是特别贴切，但至少表明我们把很多精力花在了提高党代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椒江的年会制绝非人代会的‘翻版’，绝对不是可有可无。”区委书记王建平告诉《决策》。
例如，怎样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人代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似乎也没有别的什么有效办法。在这里，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监督“盲区”。
怎么办？椒江走出了一条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民主测评的新路子。2005年1月，椒江区委出台《镇、街道党代表对党委班子及其成员进行信任度民主测评的暂行办法》，规定凡不称职得票数超过应到党代表总数1/3的党委班子成员，应主动辞职；凡经组织考核认定为不称职的，予以免职或降级处理。后来，椒江将区“两委”委员也列为测评对象。王建平说，椒江这一届区委的33名委员已经签下“生死契约”——委员在没有通过党代表信任投票的情况下，将辞去所担任的职务。
其实，早在1991年，在椒江三届三次党代会上，党代表就对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过一次信任投票，当时，93%的代表对市委投了信任票。但是，由于一些领导不愿给自己套上一个“紧箍咒”，这项改革最终昙花一现。
“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和配套改革，重新建立信任投票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区委领导的胜任与否，将取决于党代表的信任投票。”王建平自信地说。
“全天候”党代表
2007年7月，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贺国强在浙江考察，椒江区委书记王建平、椒江区党代表陈招领一起向他汇报工作。轮到陈招领发言时，这位口直心快的女社区党总支书记有些兴奋：“党代表的作用可大了，我还投票评议过区委书记呢！”听到这里，贺国强不禁颔首微笑。
在当选党代表之前，陈招领曾担任过一届区人大代表。“本来以为人大代表法律地位更高一些，可以参与执法监督。现在看来，党代表的职权更大，责任更重，经常忙得不可开交。”她告诉《决策》。
实际上，椒江试点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探索如何充分发挥党代表在闭会期间的作用，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
最初几年，椒江并无太多突破。直到1993年，椒江在党代表中启动“我为椒江发展献金点子”活动，党代表们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在闭会期间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后来，这项活动成为椒江党代会常任制改革的一个“品牌”。“欢迎党代表出主意？太新鲜了！当时大家真是激情燃烧，一口气提了很多建议。”椒江区委一位官员说。
陈招领也清晰地记得，2002年，她提出的建议是“老小区路面破损严重，需要政府拨款修建”。结果，这一建议被区委采纳，并被列为“2003年度政府为民办10件实事”之一。
除了这些，椒江还陆续建立了党代表调研、代表活动日、党内情况通报、民主恳谈、联系党员群众、教育培训等制度以及代表团制度。借用陈招领的话，就是党代表“既有履行职务的各种制度保障，也可以反映民意、参与决策、监督批评”。
“渠道越来越畅通，形式越来越靈活。”刚刚履新椒江区委办主任一职的柯溢滨评论道。此前，他担任白云街道党工委书记、白云·椒渔代表团团长。2007年3月，柯溢滨曾在那里建立了浙江首个党代表团活动室。
“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党代表既联系党员，又联系群众，作用实在太重要了！”柯溢滨向《决策》解释，“比如，村两委换届时，一些私心较重的人想通过一些不正当的途径进入村两委班子，怎么办？我们就是通过党代表，把党员群众凝聚起来，确保换届风清气正。”
不过，饶有趣味的是，党代表同样需要接受党员强有力的监督——党代表必须在任期内向本选举单位党员群众汇报自己履职的情况，过不了评议关的党代表将被罢免。椒江的一本内部刊物，记录下了一段鲜活的场景：
2003年12月17日……党的十六大代表、椒江区第六次党代会代表、中国飞跃集团董事长邱继宝走上报告席，他鞠了一个躬后开始了述职报告……台下102名下陈街道的党员代表聆听着邱继宝的述职，有的还交头接耳私下交流对述职中某个问题的看法……到会的全体党员代表进行了评议，并以无记名的形式填写了测评表。统计后当众公开的评议测评表明，对邱继宝的述职投满意票的有94票，基本满意的7票，不满意的1票。邱继宝感叹：“通过述职评议，我更加明确了自己‘代表谁’和‘怎么代表’。”
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认为，“代表谁”、“怎么代表”，正是党内民主的关键。
区委常委会的取消与恢复
椒江另一个惊世骇俗之举是取消常委会，不过，2006年，又恢复了这项制度。
1988年，取消常委会后，椒江市委、市纪委均采取了委员制。所谓的“委员制”，就是不设常委，只设书记、副书记和委员，市委全委会作为领导党组织的日常工作，而党代会对全委会直接进行监督。
椒江改革的直接动因是要确立党代会的地位。起先，椒江曾考虑保留原有的市委领导层次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党代表常任制和党代会年会制。但是，要使党代会、全委会、常委会这三个层次都完善起来，在操作上很难做到，也没有必要。而在这三个层次中，唯一可以减少的是常委会。
“从1985年11月到1988年11月，椒江全委会每年平均只开一次，常委会成为了事实上的权力中心。你想啊，如果书记民主意识不强的话，岂不就成了‘一言堂’、‘一言九鼎’？这个最要不得嘛！”原椒江区政协主席蒋广德告诉《决策》。
撤消常委会之初，一切风平浪静。但几个月后，问题浮现了：以前常委是7人，现在全委会委员却有13人，这么多人怎么决策？最后大家一致同意采用票决制。
“无记名投票”首先被决定使用到敏感的干部任免问题上。1989年4月的一次全委会上，椒江13名市委委员无记名投票，逐个表决44名干部的任免，组织部当场唱票计票，最终有3名干部因为票数没有过半而被否决。
这一在全国首开先河之举，当时震动了整个椒江。“实行票决制，意味着书记、副书记不能再搞一言堂、盲目拍板了。这在无形中给了我们主要领导和组织部门一种压力。20年来，椒江区历届四套班子领导自觉接受监督，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一人在椒任职期间党风廉政上出过问题。”王建平说。
椒江的经验随后引起了中组部的关注。2001年，中组部在全国推广了干部任免票决制。不过，对于椒江的委员制改革，中组部却迟迟未作表态。
“委员制确实有其弊端。比如，椒江的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出去考察，名片上印的都是‘区委委员’，人家看了非常惊讶。我们的干部通常解释了半天，说这就相当于区委常委，但人家总是将信将疑，极为尴尬。另外，一直以来，很多关键委局和街镇的负责人都进不了全委会，全区上下对恢复常委会、扩大全委会呼声很高。”蒋广德说。
“2006年9月，椒江区委建议，经浙江省委批准，中组部同意，椒江恢复了区委常委会制度。”王建平告诉《决策》，“之所以要重新设立常委会，一是委员制与党章规定有抵触；二是实践表明，委员制也并不是发扬民主的关键因素。直观地说，委员制是扩大了的常委会，缩小了的全委会，而在相同条件下，30多人作出的决策肯定比10多人作出的决策更为民主。”
改革逼近“天花板”？
“椒江现在不再是一枝独秀了。”王建平承认。
1988年，中组部在浙江、黑龙江、山西、河北、湖南等省选择了12个县（市、区）进行全国首轮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之前，很多试点都已销声匿迹，惟有椒江没有间断。十六大后，江苏、吉林、广东、上海等地党代会常任制改革骤然加速，短短几年，已经初步呈现处处开花的景象。2008年7月，四川甚至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省50个县（市、区）。
“远的不说，仅以台州市为例。从2003年7月到现在，台州市级、9个县（市、区）以及93个乡镇，已经全面试行党代会常任制，并且各具特色。比如，路桥区直接选举产生党代表，温岭市将民主恳谈引入党代会决策。”王建平告诉《决策》，“如果说9个县市区各有一项特色，椒江就有8个不足。所以要想保持椒江的先发优势很难，我们的压力比较大。中央党校党建部以台州为实例编著的《党代会常任制理论与实践探索》这本书，都快被我翻烂了。”
椒江一位官员分析说，椒江的改革，尽管有上级组织部门和群众的支持，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场改革所依靠的，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区委领导的高度政治责任感和科学的政绩观。所以，椒江才会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党委领导对推行常任制的认识程度，也就决定了改革的深度。”
王建平，这位对民主政治颇有研究的区委书记，此前曾担任温岭市市长。期间，温岭的“民主恳谈”项目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5年，调任椒江区委书记时，他对党代会常任制已有诸多思考。2008年4月，王建平应邀到井冈山干部学院，为全国县委书记培训班的学员讲解椒江试点的经验。
“椒江党代会常任制框架已立，这就是‘党代表任期制 党代会年会制 区委会负责制’。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不久前下发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暂行条例》精神，进一步完善一些具体制度，充分发挥党代表、党代会年会和全委会的作用。而目前台州市本级和其他县（市、区）的改革亮点纷呈，恰好为我们提供动力和借鉴。”他说。
在王建平看来，椒江党代会常任制20年的改革历程，只是一场马拉松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