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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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女权主义戏剧学者伊连·阿斯顿(Elaine Aston)《感知女权主义的失落》(Feeling the Loss of Feminism)一文提出的观点:“当代英国女性剧作家不再以女权主义作为创作的立场导向”为参照,辅以作者在英国观看女性剧作家创作的经验,试图梳理近年来英国(英语)女性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笔者认为,若说欧美第二波女权主义的理念核心是“个人的即是政治的”,以此作为分歧点,近年来英国女性剧作家所呈现出的个体与政治的关系是更为复杂化的.它既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对第二波女权主义理念的背离,亦非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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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女权主义戏剧学者伊连·阿斯顿(Elaine Aston)《感知女权主义的失落》(Feeling the Loss of Feminism)一文提出的观点:“当代英国女性剧作家不再以女权主义作为创作的立场导向”为参照,辅以作者在英国观看女性剧作家创作的经验,试图梳理近年来英国(英语)女性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笔者认为,若说欧美第二波女权主义的理念核心是“个人的即是政治的”,以此作为分歧点,近年来英国女性剧作家所呈现出的个体与政治的关系是更为复杂化的.它既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对第二波女权主义理念的背离,亦非简单地拥抱第三波女权主义中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而是通过描写个体的情感与境遇,印证这种复杂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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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俄罗斯大作家费·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200年,俄罗斯和世界文化界都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rn2019年末至2020年初,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谢尔盖·齐巴利尼克作为“普希金之家”的“新俄罗斯文学研究部”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研究组首席研究员,组织了一场独特的以“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为题的跨国界的“圆桌会议”.rn此次圆桌会议以笔谈的方式进行,灵感来源于2019年发表在《旗》杂志第9期的问卷.
本访谈基于尤金尼奥·巴尔巴所开创的戏剧人类学与中国戏曲的关联,讨论巴尔巴如何与戏曲及戏曲从业者接触,聚焦他对戏曲表演程式的看法.访谈同样比较了欧丁剧团演员训练与戏曲及其他东亚戏剧传统的异同,并在此背景下进一步思考戏曲对当今世界戏剧的价值.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某些俄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东方文化的价值,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中为俄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寻求解困脱厄之道,翻译和出版中国儒道经典遂成时代需要.日本东正教神父小西增太郎在旅俄期间翻译出版了多种中国儒道典籍,其在托尔斯泰帮助下完成的《道德经》译本不仅反映了译者对老子思想的理解,也凝结了托尔斯泰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而从世界文明史的视野关照中国传统思想赋予了小西增太郎的老子研究更大的说服力.小西增太郎以自己的翻译活动和跨文化探索为促进中国思想经典的俄传和接受做出了独特贡献.
叙事理论中有关时间与空间的问题,经历了滥觞于亚里士多德而形成的一条重时间维度、忽视或“悬置”空间维度的传统叙事理论,到20世纪中后期用空间取代时间霸主地位的空间叙事理论.其实在这两个发展极端之间并非没有过渡,兴起于上个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虽没有放弃时间因素在故事中的存在,但已经开始有意打破时间对叙事要素的垄断,凸显空间的存在,彻底打破了传统时空观的基本格局.在20世纪初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俄国形式主义对叙事文本的研究向内转,关注这个独立的空间体,将其中的内部要素的组合规律及空间构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俄国形
本文以跨文化戏剧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视角,分析唯一一部存世的古希腊三联剧《俄瑞斯忒亚》改编为中国评剧《城邦恩仇》的跨文化戏曲现象.用中国传统戏曲改编古希腊悲剧,面临从古代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的双重移植难度.《城邦恩仇》中的王后柯绿黛在改编后既是强悍果决杀夫弑君的王后,又增加了比希腊原剧人物更复杂立体的情感层次,从而丰富了中国戏曲中处于权力上层却仍不失母性的王族女性形象.《城邦恩仇》的人物改编策略博采中希戏剧之长,尤其融合了戏曲以情动人的“情本体论”观念.跨文化戏曲对西方戏剧经典和中国戏曲具有双向的价值和意义,
相对于传统戏曲剧目的搬演,20世纪以来的戏曲新编创作,是以新剧目的编创为目的,它不仅提供了新的舞台呈现,而且给观众带来了新的观赏体验和审美范式,成为戏曲现代化之实现的主要路径.戏曲新编创作既需要对于中国戏曲本体的依归,又需要为表达新的时代精神而不可避免地借鉴西方戏剧的审美经验,逐渐走向美学上的融通.如何在“传统戏曲”之外追求“现代戏曲”的品格,戏曲新编创作或许可以提供一个有效的实践路径和阐释路径.因为“现代戏曲”不唯是现代题材的戏曲,也不仅仅具有现代市场、为现代观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而是具有现代性审美品格
本文聚焦于中国编舞家、剧场艺术家文慧及她的生活舞蹈工作室1994年至今的创作,涵盖了“直言剧场”、后女性主义的性别行动、新的主体建构和媒介时代下的“直言”,从这几个维度深刻阐释了文慧的创作和当下时代的关系.文章的分析涉及她的剧场语言、身体运用和主体重建,以及她的编舞手法,通过这几个丰富层面的梳理,论证文慧的创作作为当代国内剧场不可或缺的存在,解析她作品里的批判性和她介入并建构剧场共同体的力量.文章最后谈论媒介时代的“直言”和保证“直言”的权利在当代公共空间中的重要性,以及艺术剧场与社会剧场如何在生活舞蹈工
赵慧深是中国话剧史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舞台银幕上创造角色之外,她还写下了相当数量的剧作等文学作品.文学修养与创作经验将赵慧深的表演艺术推上了高峰;她在大时代中的困惑与迷茫又限制了她获得更大的成就.本文依据迄今为止发掘的赵慧深文学与戏剧创作的史料,并将其与她个人经历、剧团生态、戏剧思潮及所处的时代背景加以叠加审视,探讨其与戏剧创作、表演艺术、演员文化的关系,重新评价赵慧深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
夏洛特·麦基弗和贾斯汀·中濑运用自然现象“风”和“浪”作为隐喻,绘制了西方跨文化戏剧理论的发展谱系.19世纪末至20世纪70年代的现代主义实验戏剧作为“风”推动跨文化戏剧理论的出现.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跨文化戏剧理论共经历了三次“浪潮”,逐渐挑战了西方驱动的、二元对立的和静止的跨文化戏剧理论体系,而形成了关注少数族裔的、交织融合的、流动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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