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封建帝王中少有的一位明君，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开创了为后世称颂的“贞观之治”。他不但勤于政务，而且善于理政，有值得称道的理政方法。
　　据载，在一次朝会上议论封建诸侯问题时，礼部侍郎李百药将他写的《封建论》呈给唐太宗参阅，其中涉及到李世民的理政之道。他写道：唐太宗“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在这里，不仅反映唐太宗勤于政务，不贪图游乐，对政事能够做到“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每日朝会，他用心听取各种意见、建议，作出决定思考周密；而且罢朝之后，还把一些大臣留下继续讨论，唯恐出错。在讨论中，他能够做到虚怀若谷，同大臣们推心置腹，“备尽肝膈”，人尽其言。更为可贵的是，到了晚上，他还和一些饱学之士高谈阔论典籍诗文，以至抽象的“玄言”。这看似与政事无关，实际上这种“务虚”是十分有益的，它不仅拉近君臣之间的关系，充实自己的知识，而且必然会涉及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是非得失的不同看法，达到“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的目的。正因为唐太宗能够通过务虚活动，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所以使他的许多决策、措施，特别是在他的贞观之治的初中期，比较符合民情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初唐盛世。
　　在古代帝王中，很少有人像李世民这样重视广纳众言，懂得“务虚”的重要。他还是秦王的时候就设立文学馆，以收罗四方饱学之士。经过挑选，李世民吸收了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等18人入馆，要求他们轮流在馆值班，以备顾问。这些人对李世民建功立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流传下来的成语“房谋杜断”，就是指房玄龄多谋，杜如晦善断， 这两人都成为贞观一代名相。后来李世民还请画家阎立本为他们画像，“藏之书府”， 留下了“十八学士登瀛洲”的美谈。作画时18学士中薛收已过世，李世民动情地说：“恨不早图其像”。这18学士就是李世民组织起来的有名的智囊团。
　　君主开明，臣下敢言，没有拘束。唐太宗也从这种“务虚”活动中总结出一些理政的经验，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草创难，守成更难”；“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上畏苍天监视，下畏群臣仰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人为镜，以史为镜”，等等，都为后世提供了有用的政治格言。他还和群臣讨论，隋朝本是一个强盛富庶的国家，为何隋炀帝继位不到13年便亡国？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广修宫室，到处巡幸；二是美女珍玩，征求不一；三是东征西讨，穷兵黩武。隋炀帝恃其强盛，不顾后患，徭役无时，干戈不断，不顾百姓死活，终于激起民变，以至身戮国亡。他常以前朝历史教训，引以为戒。
　　唐太宗确是封建帝王中少有的能够自觉探求理政经验，善于用众人的智慧规范自己的行为。他有丰富深厚的多方面知识的修养，有“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但他还是认为：“君主不能一人独断，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使是一国之君，也不能够遍知天下事，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虚怀纳谏”。他有自知之明，防止恃才傲世。他虽擅长诗文，但当有人请求刊刻他的诗文集时，他没有答应，说：“君主以德政治天下，只靠文章是无用的。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都有文集刊刻于世，但最终也没有挽救他们失败的命运。”他还无限感慨地说：“隋炀帝的诗文写得如此之好，但他的行为却截然相反，可见败德之君留文于世，只能是贻笑后人。”
　　虽然时代不同，但唐太宗的理政经验，对我们仍然是一份值得借鉴的历史遗产。我们的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更应该放下令人厌恶的架子，虚心学习，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力求做到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以保持自己决策的正确性。须知：那种装腔作势，目空一切，唯我正确，一人说了算的恶劣作风，往往是同自己腹内空空、又耻于下问相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