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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解读“拉美化”
拉美化主要是指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分化。拉美化与私有化有着紧密关系，而拉美私有化主要是外国化或跨国公司化。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吸收拉美化的教训，避免重蹈“拉美化”覆辙。
“失落的10年”与“华盛顿共识”
拉美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拉美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5亿多人口，土地面积2000多万平方公里，石油、天然气、铜和铁矿资源丰富。从20世纪50年代，起拉美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30年以6%~7%增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是，拉美主要是依靠大举借债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到80年代初，世界金融和贸易发生两大变化：一是发达国家提高利率，大大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二是初级产品价格大跌、制成品价格上涨，两种产品价格“剪刀差”拉大。巴西1969年用66包咖啡豆可以换回一辆载重量160吨的卡车，到1983年进口同样一辆卡车需要出口132包咖啡豆。1982年8月，墨西哥率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并引发一场震惊全球的拉美债务、经济和社会危机。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从70年代的5.9%降至1.2%；拉美地区的外债余额从1970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415亿美元，1990年高达4390亿美元；1990年，拉美平均通货膨胀达到史无前例的500%，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通货膨胀率都超过1000%。20世纪80年代因此被称为拉美“失落的10年”。
拉美被称为美国的“后院”，在相当长的时期，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和拉美地区。到1914年，对该地区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72.2%，而美国对拉美石油等采矿业投资占美国对外采矿业投资的72.6%。美国与拉美不仅在经济上息息相关，拉美对美国的安全和全球战略也有重要影响。因此，拉美陷入全面危机后，美国牵头开出医治“拉美病”的药方。1985年，时任美国财长的贝克提出了解决拉美债务危机的四点计划，被称为“贝克计划”。但是，拉美债务继续有增无减。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了指导拉美改革的十条政策主张。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与会政治、经济和金融界人士就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实施的威廉姆森提出的“十条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由于这次研讨会是在华盛顿召开的，而支持这十条政策主张的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又都在华盛顿，因此这次研讨会达成的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国企私有化之祸
关于“华盛顿共识”，迄今仍是众说纷纭。巴西中央银行前行长Arminio Fraga（1999年~2002年在任）最近发表的题为《十字路口》的文章中介绍：“尽管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尤其是智利在宏观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许多国家仍然感到这又是一个‘失落的十年’，可能因为其经济并没有恢复到以往的增长速度。奇怪的是，拉美地区许多观察家将这种欠佳的经济表现归咎于‘华盛顿共识’。”他认为，不要责备“华盛顿共识”，那些遵循了“华盛顿共识”基本路线的国家的表现要优于那些没有遵循的国家。作为表现最佳的国家，智利的宏观经济表现最好，体制改革也进行得最早、最彻底。墨西哥、巴西也做得不错。在90年代的体制改革方面，阿根廷非常引人注目，但是没有能稳定住宏观经济，并在2001年陷入了深度的经济衰退。
“华盛顿共识”的一些政策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和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也取得一些成就，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变成外向型发展模式，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2.4%，明显高于80年代。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从80年代的26次减少到9次；人均产出增长率从70年代的3.8%到80年代的－0.6%，再到90年代的1.7%；拉美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降到10%以下。值得指出的是，拉美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总体上分析，拉美地区深受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之害。“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贸易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国企私有化”，其中要害是国企私有化。拉美一些国家国家接受和实施“华盛顿共识”的短短几年里，将电信、供水、石油、煤气、电力、铁路、机场甚至邮政服务业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其中越是重要行业、越是大型企业，其产权的大部分越被西方跨国公司所垄断。
阿根廷人口3820万，面积278万平方公里，曾是拉美地区的强国、富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从面粉厂到汽车制造厂，外国资本占据了阿根廷经济的战略领域。阿根廷的公共服务业已经全部私有化，主要是跨国公司化，多数企业出售给欧洲跨国公司，其中：自来水公司目前由法国跨国公司控制，天然气和石油行业由美欧跨国公司占据，特别是银行和其他金融业几乎被西方跨国公司垄断。1995年，阿根廷最大的十家银行中，本国银行还占6家，到现在仅剩1家。阿根廷国内控制的银行资产从1992年的82%降到2001年的33%，外资银行已经全面经营阿根廷货币比索和美元业务，居民和企业纷纷将存款转移到资本雄厚、竞争力强和比较安全的西方跨国大银行。
政坛频刮“左旋风”
私有化主要是外国化，即跨国公司化，其严重后果之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到社会难以承受甚至导致政局动荡的地步。据统计，拉美贫困人口占该地区人口的比重，1980年为40.5%，1990年高达48.3%。一些国家虽然展开了减贫工作，但是到2005年，贫困人口仍达到2.13亿，占拉美总人口的40.6%。正是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拉美历史政治舞台的钟摆从右向左移动。到2005年年底，南美洲大陆13个国家中已有8国家的国家元首是左翼代表，其中包括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这8个国家的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约60%，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70%以上。2006年墨西哥、秘鲁等10个拉美国家将举行大选，各国政党间的选战日趋激烈。引人关注的是，继委内瑞拉将石油产业收归国有，并成立了国营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后，玻利维亚于2006年5月1日宣布将其境内的天然气资源收归国有。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三国领导人也于5月4日发表声明表示，尊重玻利维亚对其自然资源实行主权独立的决定权力。日本《产经新闻》5月12日发表文章认为，不断刮起政坛“左旋风”的南美，开始加速推进石油和天然气的国有化行动。
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美经历了两个政治周期。据美国乔治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Arturo Valenzuela分析，“从1930年到1980年，拉美40%以上的政府更替是通过军事政变完成的。而1991年海地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政府是拉丁美洲最后一个典型的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的政府。”自80年代初起出现了以军人政权“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大多数国家的右翼政党纷纷执政，他们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据，在很短时期内出售了大量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特别是将某些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国有大企业卖给西方跨国公司后，造成大量失业、社会财富占有高度集中、贫困人口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以来，在拉美一些大国，右翼政党相继淡出历史舞台，左翼政党通过民主选举在拉美几个重要国家掌握了政权。贫困化、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是导致左翼力量执政的主要原因，左翼领导人在掌握国家政权后，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公正？能否扩大就业机会和减少贫困？从私有化到国有化只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种趋势？这些既举世瞩目，又是对拉美左翼政党的严竣考验！
下篇：力避“拉美化”覆辙
中国不实行私有化，一再强调要有效利用外资和社会公正。但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外资与内资、外企与内企、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和“市场换技术”等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上，并非都是完善无暇的，我们也要吸取“拉美化”的教训，防患于未然。广东省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经济和外贸发展最快的省份。广东GDP已占全国GDP的近1/9、进出口贸易占全国外贸的1/3，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1/4。但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表的《2004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中提出：“要警惕对‘外源型经济崇拜’与‘内源型经济歧视’，要注意我省经济的“拉美化”倾向。”
笔者认为，全国应比广东省更加注意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拉美化”倾向，并重点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统计资料表明，中国人均GDP在1820年~1950年间几乎保持不变，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人均GDP大幅度增长，1950年~1973年间增长了68%，1973年~2002年间增长了245%。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在拉大。中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之比已从1985年的1∶2.57拉大到2004年的1∶3.23。
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为3.22∶1。扣除物价因素，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6.2%，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已高达50%。
民政部长李学举2005年7月5日提供的数字显示：中国农村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低收入人口4977万、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2200多万，共9787万多人。但是，若按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900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1亿。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2005年10月9日对记者说：“尽管中国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有近两亿人口生活在极度困难的状况下。”
城乡教育差距比城乡人均GDP的差距还大。据统计，我国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和68.1倍。据调查，供养一个本科大学生（4年），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上大学。有学者估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到3亿。预计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0%左右后，我国仍将有6亿多农民。农村教育滞后，不仅关系到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农业现代化问题，而且关系到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素质、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
避免高新技术被跨国公司垄断
中国将继续引进外企和外资，主要问题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有效利用外资，避免高新技术，特别是重大装备制造业和相关产品市场被外国产品和跨国公司垄断。
目前我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只有几千家，仅占约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仅占40%。在我国的发明专利中，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占绝对多数，且国外企业的专利主要分布在高科技领域，其中在无线电传输、移动通讯、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分别占到93%、91%、85%、69%和6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例如，我国出口一台DVD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中国企业只得1美元的利润，仅占3.1%。又如，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是32.5美元，我们只获得1.5美元的利润，仅占1.9%。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是“过路财神”，难以摆脱“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被动、不利局面。
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其中民航客机的100%和高端医疗设备几乎都从国外进口；重大装备制造业中，70%的数控机床、76%的石油化工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和100%的光纤制造装备为外国产品所占据。西方跨国公司移师我国，重点也是占据高新技术产业和相关产品市场。美国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软件已占中国相关产品市场95%的份额，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垄断。美国柯达公司的并购活动更是典型的“通吃”。早在1998年就通过一系列并购，把除乐凯以外的几乎所有洗印材料和照相器材厂家收归旗下，与乐凯合资后，柯达公司在中国感光材料和照相器材市场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如果我们继续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而外国产品和跨国公司在中国高新技术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和相关产品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那就很容易被他人“卡脖子”，甚至会威胁到国家和经济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2006年两会期间指出：“跨国公司近年来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龙头企业，而且要求必须绝对控股，以此达到消灭和控制我国的民族品牌的目的。”所以要“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这是吸取“拉美化”教训、避免“拉美化”的关键所在。
拉美化主要是指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分化。拉美化与私有化有着紧密关系，而拉美私有化主要是外国化或跨国公司化。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吸收拉美化的教训，避免重蹈“拉美化”覆辙。
“失落的10年”与“华盛顿共识”
拉美地区幅员辽阔、自然资源丰富。拉美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5亿多人口，土地面积2000多万平方公里，石油、天然气、铜和铁矿资源丰富。从20世纪50年代，起拉美国内生产总值（GDP）持续30年以6%~7%增速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但是，拉美主要是依靠大举借债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到80年代初，世界金融和贸易发生两大变化：一是发达国家提高利率，大大加重了拉美国家的债务负担；二是初级产品价格大跌、制成品价格上涨，两种产品价格“剪刀差”拉大。巴西1969年用66包咖啡豆可以换回一辆载重量160吨的卡车，到1983年进口同样一辆卡车需要出口132包咖啡豆。1982年8月，墨西哥率先宣布无力偿还外债，并引发一场震惊全球的拉美债务、经济和社会危机。20世纪80年代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从70年代的5.9%降至1.2%；拉美地区的外债余额从1970年的270亿美元增加到1980年的2415亿美元，1990年高达4390亿美元；1990年，拉美平均通货膨胀达到史无前例的500%，阿根廷、巴西和秘鲁的通货膨胀率都超过1000%。20世纪80年代因此被称为拉美“失落的10年”。
拉美被称为美国的“后院”，在相当长的时期，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加拿大和拉美地区。到1914年，对该地区投资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72.2%，而美国对拉美石油等采矿业投资占美国对外采矿业投资的72.6%。美国与拉美不仅在经济上息息相关，拉美对美国的安全和全球战略也有重要影响。因此，拉美陷入全面危机后，美国牵头开出医治“拉美病”的药方。1985年，时任美国财长的贝克提出了解决拉美债务危机的四点计划，被称为“贝克计划”。但是，拉美债务继续有增无减。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了指导拉美改革的十条政策主张。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研讨会，与会政治、经济和金融界人士就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实施的威廉姆森提出的“十条政策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由于这次研讨会是在华盛顿召开的，而支持这十条政策主张的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又都在华盛顿，因此这次研讨会达成的共识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国企私有化之祸
关于“华盛顿共识”，迄今仍是众说纷纭。巴西中央银行前行长Arminio Fraga（1999年~2002年在任）最近发表的题为《十字路口》的文章中介绍：“尽管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尤其是智利在宏观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许多国家仍然感到这又是一个‘失落的十年’，可能因为其经济并没有恢复到以往的增长速度。奇怪的是，拉美地区许多观察家将这种欠佳的经济表现归咎于‘华盛顿共识’。”他认为，不要责备“华盛顿共识”，那些遵循了“华盛顿共识”基本路线的国家的表现要优于那些没有遵循的国家。作为表现最佳的国家，智利的宏观经济表现最好，体制改革也进行得最早、最彻底。墨西哥、巴西也做得不错。在90年代的体制改革方面，阿根廷非常引人注目，但是没有能稳定住宏观经济，并在2001年陷入了深度的经济衰退。
“华盛顿共识”的一些政策主张，如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和稳定宏观经济形势等，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也取得一些成就，有的国家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转变成外向型发展模式，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20世纪90年代，拉美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2.4%，明显高于80年代。金融危机发生的次数从80年代的26次减少到9次；人均产出增长率从70年代的3.8%到80年代的－0.6%，再到90年代的1.7%；拉美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降到10%以下。值得指出的是，拉美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总体上分析，拉美地区深受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华盛顿共识”之害。“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是“贸易自由化，经济市场化，国企私有化”，其中要害是国企私有化。拉美一些国家国家接受和实施“华盛顿共识”的短短几年里，将电信、供水、石油、煤气、电力、铁路、机场甚至邮政服务业都出售给私人投资者，其中越是重要行业、越是大型企业，其产权的大部分越被西方跨国公司所垄断。
阿根廷人口3820万，面积278万平方公里，曾是拉美地区的强国、富国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从面粉厂到汽车制造厂，外国资本占据了阿根廷经济的战略领域。阿根廷的公共服务业已经全部私有化，主要是跨国公司化，多数企业出售给欧洲跨国公司，其中：自来水公司目前由法国跨国公司控制，天然气和石油行业由美欧跨国公司占据，特别是银行和其他金融业几乎被西方跨国公司垄断。1995年，阿根廷最大的十家银行中，本国银行还占6家，到现在仅剩1家。阿根廷国内控制的银行资产从1992年的82%降到2001年的33%，外资银行已经全面经营阿根廷货币比索和美元业务，居民和企业纷纷将存款转移到资本雄厚、竞争力强和比较安全的西方跨国大银行。
政坛频刮“左旋风”
私有化主要是外国化，即跨国公司化，其严重后果之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到社会难以承受甚至导致政局动荡的地步。据统计，拉美贫困人口占该地区人口的比重，1980年为40.5%，1990年高达48.3%。一些国家虽然展开了减贫工作，但是到2005年，贫困人口仍达到2.13亿，占拉美总人口的40.6%。正是在贫富差距拉大的背景下，拉美历史政治舞台的钟摆从右向左移动。到2005年年底，南美洲大陆13个国家中已有8国家的国家元首是左翼代表，其中包括巴西、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等。这8个国家的人口占拉美总人口的约60%，面积占拉美总面积的70%以上。2006年墨西哥、秘鲁等10个拉美国家将举行大选，各国政党间的选战日趋激烈。引人关注的是，继委内瑞拉将石油产业收归国有，并成立了国营的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后，玻利维亚于2006年5月1日宣布将其境内的天然气资源收归国有。巴西、阿根廷和委内瑞拉三国领导人也于5月4日发表声明表示，尊重玻利维亚对其自然资源实行主权独立的决定权力。日本《产经新闻》5月12日发表文章认为，不断刮起政坛“左旋风”的南美，开始加速推进石油和天然气的国有化行动。
20世纪30年代以来，拉美经历了两个政治周期。据美国乔治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任Arturo Valenzuela分析，“从1930年到1980年，拉美40%以上的政府更替是通过军事政变完成的。而1991年海地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政府是拉丁美洲最后一个典型的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的政府。”自80年代初起出现了以军人政权“还政于民”的民主化进程。大多数国家的右翼政党纷纷执政，他们以“华盛顿共识”为依据，在很短时期内出售了大量国有企业，实现了私有化，特别是将某些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国有大企业卖给西方跨国公司后，造成大量失业、社会财富占有高度集中、贫困人口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以来，在拉美一些大国，右翼政党相继淡出历史舞台，左翼政党通过民主选举在拉美几个重要国家掌握了政权。贫困化、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两极分化是导致左翼力量执政的主要原因，左翼领导人在掌握国家政权后，能否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公正？能否扩大就业机会和减少贫困？从私有化到国有化只是昙花一现，还是一种趋势？这些既举世瞩目，又是对拉美左翼政党的严竣考验！
下篇：力避“拉美化”覆辙
中国不实行私有化，一再强调要有效利用外资和社会公正。但是，在如何对待和处理外资与内资、外企与内企、自主创新与引进技术和“市场换技术”等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上，并非都是完善无暇的，我们也要吸取“拉美化”的教训，防患于未然。广东省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经济和外贸发展最快的省份。广东GDP已占全国GDP的近1/9、进出口贸易占全国外贸的1/3，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1/4。但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发表的《2004年广东省区域综合竞争力评估分析报告》中提出：“要警惕对‘外源型经济崇拜’与‘内源型经济歧视’，要注意我省经济的“拉美化”倾向。”
笔者认为，全国应比广东省更加注意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拉美化”倾向，并重点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有效解决贫富差距拉大问题
统计资料表明，中国人均GDP在1820年~1950年间几乎保持不变，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人均GDP大幅度增长，1950年~1973年间增长了68%，1973年~2002年间增长了245%。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在拉大。中国农村人均年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年支配收入之比已从1985年的1∶2.57拉大到2004年的1∶3.23。
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3255元，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493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例为3.22∶1。扣除物价因素，农村人均纯收入比上年实际增长6.2%，但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6%。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已高达50%。
民政部长李学举2005年7月5日提供的数字显示：中国农村还有绝对贫困人口2610万、低收入人口4977万、城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困难群众2200多万，共9787万多人。但是，若按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1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2.5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900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我国的贫困人口还有1亿。世界银行行长沃尔福威茨2005年10月9日对记者说：“尽管中国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仍然有近两亿人口生活在极度困难的状况下。”
城乡教育差距比城乡人均GDP的差距还大。据统计，我国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和68.1倍。据调查，供养一个本科大学生（4年），需要一个城镇居民4.2年的纯收入，需要一个农民13.6年纯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民无力供养子女上大学。有学者估计，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达到3亿。预计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60%左右后，我国仍将有6亿多农民。农村教育滞后，不仅关系到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农业现代化问题，而且关系到向城市转移劳动力的素质、就业问题和社会稳定。
避免高新技术被跨国公司垄断
中国将继续引进外企和外资，主要问题是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有效利用外资，避免高新技术，特别是重大装备制造业和相关产品市场被外国产品和跨国公司垄断。
目前我国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只有几千家，仅占约万分之三，有99%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拥有自己商标的企业仅占40%。在我国的发明专利中，外国企业和外资企业占绝对多数，且国外企业的专利主要分布在高科技领域，其中在无线电传输、移动通讯、半导体、西药、计算机领域分别占到93%、91%、85%、69%和6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我国企业不得不将每部国产手机售价的20%、计算机售价的30%、数控机床售价的20%至40%支付给国外专利持有者。例如，我国出口一台DVD售价32美元，交给外国人的专利费是18美元，中国企业只得1美元的利润，仅占3.1%。又如，一台售价79美元的国产MP3，国外拿走45美元的专利费，制造成本是32.5美元，我们只获得1.5美元的利润，仅占1.9%。这样下去，我们只能是“过路财神”，难以摆脱“为他人做嫁衣裳”的被动、不利局面。
我国关键技术的自给率较低，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技术含量产品，80%以上依赖进口，其中民航客机的100%和高端医疗设备几乎都从国外进口；重大装备制造业中，70%的数控机床、76%的石油化工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和100%的光纤制造装备为外国产品所占据。西方跨国公司移师我国，重点也是占据高新技术产业和相关产品市场。美国微软公司的操作系统软件已占中国相关产品市场95%的份额，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垄断。美国柯达公司的并购活动更是典型的“通吃”。早在1998年就通过一系列并购，把除乐凯以外的几乎所有洗印材料和照相器材厂家收归旗下，与乐凯合资后，柯达公司在中国感光材料和照相器材市场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加强。如果我们继续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而外国产品和跨国公司在中国高新技术特别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和相关产品市场所占份额越来越大，那就很容易被他人“卡脖子”，甚至会威胁到国家和经济安全。
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2006年两会期间指出：“跨国公司近年来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较大的行业龙头企业，而且要求必须绝对控股，以此达到消灭和控制我国的民族品牌的目的。”所以要“谨慎对待垄断性跨国并购”。这是吸取“拉美化”教训、避免“拉美化”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