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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给中国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与渐进的经济体制转型，但也带来了新的风险与挑战。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学界与业界一直存在着持续的辩论与争议，特别是对中国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债务高企等问题存在较大担忧。这些问题与日本20世纪80-90年代经历的泡沫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日本在泡沫经济中总结了哪些经验教训？泡沫经济是否会在中国上演？中国如何应对挑战、抓住机遇？今年早些时候，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会长古贺信行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接受了《中国经济报告》的专访，就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下一步改革方向分享了自己的洞见。
中国经济报告：1978年至今，中国已经走过了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行程。你如何评价过去4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功？中国在过去的改革中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是否需要创新改革开放模式？
古贺信行：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GDP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预计10年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脱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在就业方面，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问题正在不断积累，这也是事实。从历史来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很多问题，面临诸多考验，这些都需要通过在实践中摸索来克服。我的建议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过多在意，而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仍在推进，我也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举措。在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应该加强对外投资以及推动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下一步应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古贺信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不平等的问题。每个人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最大的要素就是减少贫困人口，让大家都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其次就是进一步拓宽社会保障的受益群体范围。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过去依靠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取得了快速发展，下一步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古贺信行：我觉得技术创新非常重要。比如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日本也有类似的计划，中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对于中国而言，人工智能、物联网、金融科技、共享经济等新兴领域的成长性特别强，创新不断涌现。在发达国家，由于存在各方面的限制，所以很难在新兴领域有新的突破。而中国对新兴领域的发展保留了较大的自由性，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可以继续领先于世界的話，对未来经济成长会有很大帮助。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经济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和债务积压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处置类似问题时有哪些经验？
古贺信行：经历过、体验过那段历史的人，可能不想再回忆。那段历史已经写进了教科书，如果从教科书上学习泡沫经济经验的话，只能知道不能让泡沫经济再次发生，但可能还会重复这样的失败。只有实际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怎么应对泡沫经济。日本的教训就是，泡沫经济出现的时候不要去等，而是应该快速采取应对措施。泡沫经济出现的时候人们大多认为现在不应该出现泡沫经济，一旦形成预期，将很难控制，等到泡沫破裂就为时已晚了。
当时日本泡沫破裂，经济增长大幅下降，企业面临极大的负担，尤其是出现三类过剩：产能过剩、债务过剩和就业过剩。日本政府最开始把原因简单归结为经济周期性变化，所以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对一些名存实亡的僵尸企业进行救助等，去产能和去杠杆工作停滞不前。但日本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银行不良贷款进一步增加，而且僵尸企业拖累了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
我们从日本的经历中可以吸取三个经验教训。第一，这三类过剩是由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而不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第二，必须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尽快退出市场。第三，企业获得新生不仅要控制成本，关键出路是通过技术研发提高生产率。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债务水平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时刻？
古贺信行：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但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日本房地产市场是不能简单进行比较的。因为日本在泡沫破裂之前，所有的房地产价格都在上涨。而中国的房地产并不是都像日本那样在上涨；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在潜在GDP增长率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当时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当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来实现超出潜在增长率的高增长目标时，就会引发资产泡沫。把中国的房地产和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相比，是否需要担心历史重演呢？我个人认为不必有这样的担心。中国与日本的经济体量和发展阶段不同，日本在泡沫破裂时已经处于成熟国家的行列，而中国虽然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只要发挥好后发优势，还有进一步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围绕产业政策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支持产业政策的一方往往将日本战后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作为重要论据之一，认为日本从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产业政策有效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和发展。你怎么看待产业政策的作用？
古贺信行：现在不再是针对一个产业提供多种支持性政策来扶持特定产业成长和发展的时代了。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钢铁产业成长，进而带动汽车产业成长。但现在扶持一个特定产业是相当困难的，不管是在钢铁产业还是汽车产业，企业都无法完全依靠产业政策生存了。因此，即使是在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也不应是针对一个特定产业提供扶持政策，而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提高各种不同产业的发展水平，这是今后推动产业成长的一个更有效率的手段。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遭遇了很多批评，比如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导致了其他国家的失业和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回应这些批评？
古贺信行：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也受到了其他很多国家的批评。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本GDP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随着日本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出口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日美贸易摩擦随之加剧。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些批评只是在暂时性的过渡期出现。我们认为，中国只要能够顺利从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对这些批评是不用太过担心的。
中国经济报告：1978年至今，中国已经走过了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行程。你如何评价过去40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功？中国在过去的改革中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下一步是否需要创新改革开放模式？
古贺信行：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GDP总量已位居全球第二位，预计10年内将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脱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在就业方面，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问题正在不断积累，这也是事实。从历史来看，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很多问题，面临诸多考验，这些都需要通过在实践中摸索来克服。我的建议是，出现问题的时候不要过多在意，而是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仍在推进，我也期待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举措。在下一步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应该加强对外投资以及推动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
中国经济报告：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下一步应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古贺信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不平等的问题。每个人对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最大的要素就是减少贫困人口，让大家都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提高社会保障标准，其次就是进一步拓宽社会保障的受益群体范围。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过去依靠城镇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取得了快速发展，下一步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什么？
古贺信行：我觉得技术创新非常重要。比如德国提出工业4.0战略，日本也有类似的计划，中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对于中国而言，人工智能、物联网、金融科技、共享经济等新兴领域的成长性特别强，创新不断涌现。在发达国家，由于存在各方面的限制，所以很难在新兴领域有新的突破。而中国对新兴领域的发展保留了较大的自由性，如果中国在这方面可以继续领先于世界的話，对未来经济成长会有很大帮助。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经济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产能过剩、僵尸企业和债务积压等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在处置类似问题时有哪些经验？
古贺信行：经历过、体验过那段历史的人，可能不想再回忆。那段历史已经写进了教科书，如果从教科书上学习泡沫经济经验的话，只能知道不能让泡沫经济再次发生，但可能还会重复这样的失败。只有实际经历过的人才能知道怎么应对泡沫经济。日本的教训就是，泡沫经济出现的时候不要去等，而是应该快速采取应对措施。泡沫经济出现的时候人们大多认为现在不应该出现泡沫经济，一旦形成预期，将很难控制，等到泡沫破裂就为时已晚了。
当时日本泡沫破裂，经济增长大幅下降，企业面临极大的负担，尤其是出现三类过剩：产能过剩、债务过剩和就业过剩。日本政府最开始把原因简单归结为经济周期性变化，所以推出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措施，包括投资基础设施、对一些名存实亡的僵尸企业进行救助等，去产能和去杠杆工作停滞不前。但日本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银行不良贷款进一步增加，而且僵尸企业拖累了整个产业的生产效率。
我们从日本的经历中可以吸取三个经验教训。第一，这三类过剩是由结构性问题造成的，而不是周期性因素造成的。第二，必须让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尽快退出市场。第三，企业获得新生不仅要控制成本，关键出路是通过技术研发提高生产率。
中国经济报告：你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和债务水平是否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时刻？
古贺信行：很多人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但中国房地产市场和日本房地产市场是不能简单进行比较的。因为日本在泡沫破裂之前，所有的房地产价格都在上涨。而中国的房地产并不是都像日本那样在上涨；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日本和现在的中国，在潜在GDP增长率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当时面临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当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来实现超出潜在增长率的高增长目标时，就会引发资产泡沫。把中国的房地产和20世纪80-90年代的日本相比，是否需要担心历史重演呢？我个人认为不必有这样的担心。中国与日本的经济体量和发展阶段不同，日本在泡沫破裂时已经处于成熟国家的行列，而中国虽然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但只要发挥好后发优势，还有进一步的增长潜力。
中国经济报告：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围绕产业政策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支持产业政策的一方往往将日本战后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作为重要论据之一，认为日本从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实施的产业政策有效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起飞和发展。你怎么看待产业政策的作用？
古贺信行：现在不再是针对一个产业提供多种支持性政策来扶持特定产业成长和发展的时代了。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是扶持钢铁产业成长，进而带动汽车产业成长。但现在扶持一个特定产业是相当困难的，不管是在钢铁产业还是汽车产业，企业都无法完全依靠产业政策生存了。因此，即使是在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也不应是针对一个特定产业提供扶持政策，而是要通过改革开放，提高各种不同产业的发展水平，这是今后推动产业成长的一个更有效率的手段。
中国经济报告：中国作为全球化的受益者，遭遇了很多批评，比如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导致了其他国家的失业和收入增长停滞等问题。中国应该如何回应这些批评？
古贺信行：日本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候也受到了其他很多国家的批评。在20世纪60-70年代，日本GDP平均每年增长10%左右。随着日本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出口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日美贸易摩擦随之加剧。从日本的经验来看，这些批评只是在暂时性的过渡期出现。我们认为，中国只要能够顺利从出口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变为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对这些批评是不用太过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