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黄永砯已经不会再提达达，因为在他看来达达已经不在今天的语境中，不过他也说，“不能说当时的语境与今天相比并不重要，我可以说，达达会不断地激励很多很多年轻人。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方式来回应这个问题。达达是永远不死的。”但提及黄永砯便无法忽略其上世纪80年代在 “厦门达达”团体的艺术实践。
　　1986年“厦门现代艺术展”展览之初还未有“厦门达达”这个称号，只是在后来编印文献材料时才取的名字。不过西方的达达主义对“厦门达达”来说只是一个外壳和工具，只不过是一个标题。在黄永砯为展览写的文章《厦门达达——一种后现代？》中，他已经非常明确地阐释了中国当代艺术正在经历的，“短短几年间草草地经历了西方半个世纪的艺术经验，这也是中国本土的特有现象，当然也无法产生什么对世界艺术有影响的新观念，但中国人很愿意穷追不舍，承认这一点可能是令人愉快的。”面对各种信息，很难看到原作的中国人不合逻辑的吸收、消化、再吸收，各种思潮混杂的一拥而入，这些已经成为艺术家们谈论的焦点。
　　此次展览延续了1983年那次内部观摩展，有相当一部分展品使用了现成品，就连艺术家本人也很难将作品准确归类，与实物结合的绘画，记录行为的照片，文本，还有多式多样的悬挂物，当时黄永砯还不能准确的用装置来定义这些悬挂物，对此他的解释是“作为雕塑还是作为环境的某种界限不清的东西”。但不管如何，这些没有统一纲领的个人创作最终都指向了达达。这个展览最终引起关注并不在形式，而是最后的焚烧行为，达达精神的体现，否定艺术，正如黄永砯所言，“艺术家最高和最终的目的是整个地放弃艺术。”
　　更加直接的对现成品的运用是在1986年12月16日至19日在福建省美术馆举办的“发生在福建省美术展览馆内的事件展览”，此次展览展出的展品就是从美术馆院内就地取材，并将其搬入美术馆内，平铺、斜靠、堆放，展出结束后再移出来。虽然展后几个小时便被勒令停止，但事件本身的意义远大于展览成功与否，此时“厦门达达”的反艺术的理念已经延展至反艺术机制，这一点在他们之后的创作中也有体现。
　　“厦门达达”各成员的艺术观念同样存在差异，他们各自也有不同的艺术探索，其中黄永砯是创作最多，也是写下的文字最多的一个，他的创作形式多样，有用自己制作的转盘进行创作的《非表达绘画——转盘》系列，有对现成品的运用的《画册改装——胡子最易燃》、《会响的手枪》，以及行为《鞭炮裤子》，他的许多作品都可以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找到源头，如《非表达绘画——转盘》系列便是收到偶发艺术鼻祖约翰·凯奇的启发。
　　如今黄永砯已经成为装置艺术领域极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还是一个以模仿、尝试、探索为主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