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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吸毒10年的庄媛虽然两眼无神、瘦骨如柴，但她毕竟刚刚29岁，脸上仍然保留着青春的底色。现在她唯一的心愿就是死后当厉鬼，咬死诱她吸毒的人。8月15日夜里，她独自一人跌跌撞撞走在福州市仓山洋洽通往一个火葬场的路上。
“文大姐，我真的想死，我不想戒毒了。”她对着电话绝望哭泣，此前，她曾自杀3次。
电话那头的文大姐即刻冲出家门，拦了一辆的士十万火急地赶到了火葬场。庄媛欲哭无泪，只是紧紧地抱着眼前的大姐，不停地说：“你是我真正的亲人。”
庄媛心目中的亲人名叫文国英，是福建省检察院的一名普通检察干部，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国禁毒志愿者。庄媛正是她的帮教对象之一。
今年47岁的文国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裔。这位忠良之后，从小就崇拜禁毒先驱林则徐。1980年，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司法厅工作。一天，她翻阅内参，被云南某州的泛滥毒情所震惊，开始关注禁毒。1992年，调入福建省检察院工作的她，觉得“能在林则徐的故乡从事禁毒帮教，那才是我最乐意做的事”。她放弃了出国深造和到北京工作的机会，在福州矢志禁毒。
从1992年开始，她四处奔走呼吁禁毒。她到十几所大中专院校作禁毒报告，联络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和林则徐基金会，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举办禁毒展览。她创办青少年禁毒基地、呼吁尽快完善禁毒立法等，已经引起了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许多建议已经变成现实。
文国英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宽慰，但她也为这份“拯救灵魂”的事业，尝尽了甜酸苦辣。
甜
记者去见文国英的时候，她正抱着两个大西瓜要去看她的一个帮教对象。
文国英帮教戒毒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其“文式戒毒模式”引发了国内专家的关注和认可。这种戒毒模式的核心，就是“把戒毒者的苦难看成自己的苦难”。文国英说：“毒瘾之所以难戒，关键是心瘾难除，心瘾还须心来治，我们不会抛弃这些人，主动去接触她们，关心她们，用一颗善良之心去帮助她们。”
文国英把帮教的重点放在女性身上，一是因为女性比较脆弱，容易受伤害；二是因为大多数女性将来要做母亲，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三是因为女性比较容易传染艾滋病；四是因为女性意志比男性薄弱，不易戒毒。
戒毒是世界性的难题。据国家禁毒委的统计，目前我国有79．1万人吸毒，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70％。去年共强制戒毒27．3万人次，劳教戒毒6．8万人。残酷的现实是，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之后，复吸率几乎是有增无减。
然而受文国英全程帮教的吸毒者，有一半人达到或接近联合国设立的脱毒标准(3年半)，半年未复吸的超过90％，其中有4人考上大学，有3人出国工作。她用爱心感动了“有毒世界”，十几年来，她用业余时间自费帮助了40多名吸毒者，她从毒窟里“带”回了几十名花季少女。
文国英告知记者，社会禁毒一般包括四个完整的环节：禁止制毒、打击贩毒、反对吸毒和救助吸毒者。如果说前两个环节较多地表现为政府强制性，那么后两个环节则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劝导性。统计资料显示，相当多的吸毒者染上毒瘾，是由于失意、无知、彷徨等心理造成。当他们接受完强制戒毒后，回到原先生活的环境，社会歧视事实上是加剧而不是减弱，让这些“迷途羔羊”很难找到一条回归社会的路，这是导致复吸率高的根本原因。
成功的戒毒帮教，不仅需要为戒毒者扫除重新做人的障碍，给戒毒者提供再生的希望和信心，同时也需要帮教者用无私的奉献给她们的灵魂提供支撑的力量。文国英坦言，爱心是她帮教成功的关键。
“在具体的帮教过程中，我最需要得到吸毒者家庭的配合，在亲情的滋养和家庭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吸毒者一般都能比较顺利地度过最易复吸的最初阶段。这其中我会对其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和心理辅导，比如通信和电话，时刻注意他们的各种变化，以便采取措施。但是有很多吸毒者的家庭不愿意再接纳他们，更不想配合，这种情况最为棘手。我只好想尽办法帮助吸毒者找工作，并尽量满足他们一切正常的生活需要。”
让文国英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帮教戒毒模式还与温家宝总理的嘱托联系到一起。
去年6月10日，温家宝总理到武汉市强制戒毒所看望戒毒人员，与8名戒毒人员亲切交谈。当得知其中一名青年年仅21岁时，总理的眼睛湿润了。他希望戒毒人员第一想想国家、第二想想父母、第三想想自己的前途。他叮嘱医护人员，要对戒毒人员实行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走上新生道路。
总理走后，戒毒所将8名戒毒对象的戒毒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建立帮教档案，并派人与文国英联系，希望这位全国帮教明星出面帮忙。
她重点帮教了一名叫何艳的吸毒女，与她同吃、同劳动，交流情感，相互尊重，鼓励她增强自信心、责任感，做一个健康的正常人。
回到福建之后，文国英与何艳保持着“热线联系”，一年后，何艳戒除毒瘾，回到社会，她们在帮教过程中成为“忘年交”。
文国英的“爱心行动”甚至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得到褒奖。10年前，她作为世妇会的代表，在会议期间举办的“妇女与法律”论坛上，就反毒品的论题发表了演讲，引起联合国相关部门的注意，并被大会组委会嘉奖。国家妇联一位领导当即表扬文国英“为中国政府争光，为中国妇女争光，为中国女检察官争光”。
受文国英的影响，其女儿林文同样热心戒毒。1999年，她就成为中国年纪最小的戒毒志愿者。在文国英的帮教过程中，林文都参与其中，她的心愿是要当联合国的禁毒大使。
酸
文国英的头上戴着光环，心里却有酸楚。
谈及丈夫是不是支持她的工作，文国英的眼泪夺眶而出。与女儿相反，十几年来，丈夫常常抱怨文国英一门心思帮助吸毒者，却把自己累垮了，不懂吃穿，生活毫无质量。夫妻俩为此吵闹不断，“要不是为了女儿，我们早就离婚了。”
文国英甚至用“冷酷”来形容丈夫对家庭的态度。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丈夫半年不回家，一分钱也不给家里，也不过问女儿的成长。言此，文国英的情绪有些失控，抽泣得连身子都在哆嗦。“有一回，我们吵得实在厉害，他的打击让我心灰意冷，我就给女儿留了封遗书。”
文国英在遗书中写道：毛毛啊，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长大以后要告诉社会，你妈妈是为了禁毒而死的。我的骨灰要分成两半，一半洒在林则徐祠前面的草地上，另一半埋在北京文天祥祠里的那棵大枣树下。
文国英毫不犹豫地认定女儿是她的心灵牧师，她说，每回自己支撑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女儿与她谈心，帮她度过难关。但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文国英很是动情地说：“共同经历了那么多 事情，丈夫已经开始转变，现在也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对女儿也关心了。”
文国英对弟弟也有负疚之感。“他一直都在无偿地支持我，借给我3万多元用于戒毒，使他40多岁才结婚，还是女方倒追他的。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举行文氏族亲大会，为了省钱，他坐火车往返福州都是买硬座，吃盒饭。”
文国英的心酸，还来自她的一些帮教对象，在接触新的对象时，对方往往会拒绝排斥。对文国英讽刺挖苦。那时的感受，文国英说真像一只苍蝇哽在喉咙。
其实在救助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当你用心去做事之后所带来的心力交瘁。你要帮助吸毒者找工作，还要尽量隐瞒她们的过去，因为帮教工作最关键的是要尊重你所帮教的吸毒者，她们也有隐私权。“当然，很多时候我所帮助的吸毒者也在利用我的宽容和爱心。比如他们经常会拿着我给他们买生活用品的钱去买毒品。这当然让我很伤心也很愤怒，但我没有放弃他们，因为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病人，需要用心和爱来治疗。”文国英实话实说。
苦
帮教戒毒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要付出财力。
十几年来文国英为此付出了十几万，朋友说她是“干富人、名人所做的事”，实际上，多年的救助已经花光了她所有积蓄，家贫如洗，身负债务。
今年年初，文国英和她女儿谈心，她说：“如果我不做这些禁毒和帮教的事，而是去写书、去做课题，或者做一些心理咨询之类的事，可以多赚很多钱。我们也许损失了很多，可能是一套房子，也可能是一辆轿车。我们自己过的是平淡清苦的日子，但是我们救下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按照全国现有吸毒人员的估算，每年因吸食海洛因就至少耗费270亿元人民币，政府每年需投入几十亿用于强制和劳教戒毒。而文国英是我国少有的自掏腰包帮教戒毒的志愿者。财力的入不敷出，影响了她的生活质量。
为了省钱，她天天穿制服，多年未添新衣，她甚至去菜场捡菜叶，去街边捡破烂，替报社义卖报纸。她并不认为这样做就难为情，她的举动大大方方，她说这是很环保很有意义的事，还可换些零钱用于帮教。
2001年8月，文国英确定了一名吸毒的女大学生作为帮教对象，此时她身无分文，连女儿上学的费用都还在筹借，无奈之下，她致信《东南陕报》求助，发动社会力量，拯救了这名女大学生。
尽管文国英对自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为戒毒者购买一个疗程的药品，一出手就是1000多元。上个月，她刚为被她从火葬场救回来的庄媛交了3000多元的住宿费，安排她在福州精神病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当文国英尽力关心戒毒者的健康状况之时，她自己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她说她现在是老年病、妇科病一大堆，颈椎增生了六个骨刺，其中两个压迫着胸椎，一低头就觉得头晕。她的肾也有问题，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她缺钙，牙齿基本都拔掉了。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转氨酶很高，好在不是肝炎。“我这种人是说死就死的啊!可以说我现在是和生命赛跑了。”文国英表现出一副豁达的模样。
辣
对于文国英而言，要度过贫困的日子和应对自己多病的身躯，其实都并不艰难，难的是自己的作为不被人理解。
禁毒这个世界性难题。单凭她个人的微薄之力能解决吗?不理解她的人说她怪，理解她的人说她难。在单位，少数人不仅不理解，还极力反对她从事志愿帮教工作。文国英非常忧心地告诉记者，“我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近几年，为了避免单位少数人的责怪，她的戒毒帮教几乎成了“地下工作”。而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她从事的志愿帮教也成为有争议的做法，因为公安方面抱怨她伸手太长“揽”了他们的活，让他们脸上无光。
“其实做禁毒工作是我的自由，是宪法赋予我的公民权利，但是由于我的工作岗位特殊无法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现在吸毒人员的帮教是公安部门的事，我是检察院的人，似乎我在抢他们的工作。所以不管是我们单位还是公安都对我很有意见。”
更有甚者，单位接到别有用心者的举报信，称文国英在帮助戒毒过程中存在经济问题，相关部门只好履行公事，对其“细致调查”。文国英感到极其委屈，精神处在崩溃边缘，甚至产生了心理问题。那段日子，有时她走在路上两眼模糊，看不见行人，天天含泪重复唱着同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下班之后，一人留在办公室暗暗落泪，好心者好言相劝，不知真相者以为文国英疯了。
调查并无结果，但却伤透了文国英的心。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到政府的专职机构从事戒毒帮教工作。倘若了却不了这份心愿，她的选择可能是提前退休，去做一名国际戒毒志愿者。
“我帮教别人，有时也真希望有人来帮教我呢。”文国英发出的肺腑之言，让人想起文天祥的那句诗：“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
“文大姐，我真的想死，我不想戒毒了。”她对着电话绝望哭泣，此前，她曾自杀3次。
电话那头的文大姐即刻冲出家门，拦了一辆的士十万火急地赶到了火葬场。庄媛欲哭无泪，只是紧紧地抱着眼前的大姐，不停地说：“你是我真正的亲人。”
庄媛心目中的亲人名叫文国英，是福建省检察院的一名普通检察干部，也是远近闻名的中国禁毒志愿者。庄媛正是她的帮教对象之一。
今年47岁的文国英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裔。这位忠良之后，从小就崇拜禁毒先驱林则徐。1980年，她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广西司法厅工作。一天，她翻阅内参，被云南某州的泛滥毒情所震惊，开始关注禁毒。1992年，调入福建省检察院工作的她，觉得“能在林则徐的故乡从事禁毒帮教，那才是我最乐意做的事”。她放弃了出国深造和到北京工作的机会，在福州矢志禁毒。
从1992年开始，她四处奔走呼吁禁毒。她到十几所大中专院校作禁毒报告，联络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和林则徐基金会，在全国20多个城市举办禁毒展览。她创办青少年禁毒基地、呼吁尽快完善禁毒立法等，已经引起了中央和省市有关部门的重视，许多建议已经变成现实。
文国英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宽慰，但她也为这份“拯救灵魂”的事业，尝尽了甜酸苦辣。
甜
记者去见文国英的时候，她正抱着两个大西瓜要去看她的一个帮教对象。
文国英帮教戒毒的最大收获，莫过于其“文式戒毒模式”引发了国内专家的关注和认可。这种戒毒模式的核心，就是“把戒毒者的苦难看成自己的苦难”。文国英说：“毒瘾之所以难戒，关键是心瘾难除，心瘾还须心来治，我们不会抛弃这些人，主动去接触她们，关心她们，用一颗善良之心去帮助她们。”
文国英把帮教的重点放在女性身上，一是因为女性比较脆弱，容易受伤害；二是因为大多数女性将来要做母亲，关系到下一代的健康；三是因为女性比较容易传染艾滋病；四是因为女性意志比男性薄弱，不易戒毒。
戒毒是世界性的难题。据国家禁毒委的统计，目前我国有79．1万人吸毒，其中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70％。去年共强制戒毒27．3万人次，劳教戒毒6．8万人。残酷的现实是，吸毒者走出戒毒所之后，复吸率几乎是有增无减。
然而受文国英全程帮教的吸毒者，有一半人达到或接近联合国设立的脱毒标准(3年半)，半年未复吸的超过90％，其中有4人考上大学，有3人出国工作。她用爱心感动了“有毒世界”，十几年来，她用业余时间自费帮助了40多名吸毒者，她从毒窟里“带”回了几十名花季少女。
文国英告知记者，社会禁毒一般包括四个完整的环节：禁止制毒、打击贩毒、反对吸毒和救助吸毒者。如果说前两个环节较多地表现为政府强制性，那么后两个环节则更多地表现为社会劝导性。统计资料显示，相当多的吸毒者染上毒瘾，是由于失意、无知、彷徨等心理造成。当他们接受完强制戒毒后，回到原先生活的环境，社会歧视事实上是加剧而不是减弱，让这些“迷途羔羊”很难找到一条回归社会的路，这是导致复吸率高的根本原因。
成功的戒毒帮教，不仅需要为戒毒者扫除重新做人的障碍，给戒毒者提供再生的希望和信心，同时也需要帮教者用无私的奉献给她们的灵魂提供支撑的力量。文国英坦言，爱心是她帮教成功的关键。
“在具体的帮教过程中，我最需要得到吸毒者家庭的配合，在亲情的滋养和家庭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吸毒者一般都能比较顺利地度过最易复吸的最初阶段。这其中我会对其进行全程跟踪监督和心理辅导，比如通信和电话，时刻注意他们的各种变化，以便采取措施。但是有很多吸毒者的家庭不愿意再接纳他们，更不想配合，这种情况最为棘手。我只好想尽办法帮助吸毒者找工作，并尽量满足他们一切正常的生活需要。”
让文国英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帮教戒毒模式还与温家宝总理的嘱托联系到一起。
去年6月10日，温家宝总理到武汉市强制戒毒所看望戒毒人员，与8名戒毒人员亲切交谈。当得知其中一名青年年仅21岁时，总理的眼睛湿润了。他希望戒毒人员第一想想国家、第二想想父母、第三想想自己的前途。他叮嘱医护人员，要对戒毒人员实行人文关怀，帮助他们走上新生道路。
总理走后，戒毒所将8名戒毒对象的戒毒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建立帮教档案，并派人与文国英联系，希望这位全国帮教明星出面帮忙。
她重点帮教了一名叫何艳的吸毒女，与她同吃、同劳动，交流情感，相互尊重，鼓励她增强自信心、责任感，做一个健康的正常人。
回到福建之后，文国英与何艳保持着“热线联系”，一年后，何艳戒除毒瘾，回到社会，她们在帮教过程中成为“忘年交”。
文国英的“爱心行动”甚至在世界妇女大会上得到褒奖。10年前，她作为世妇会的代表，在会议期间举办的“妇女与法律”论坛上，就反毒品的论题发表了演讲，引起联合国相关部门的注意，并被大会组委会嘉奖。国家妇联一位领导当即表扬文国英“为中国政府争光，为中国妇女争光，为中国女检察官争光”。
受文国英的影响，其女儿林文同样热心戒毒。1999年，她就成为中国年纪最小的戒毒志愿者。在文国英的帮教过程中，林文都参与其中，她的心愿是要当联合国的禁毒大使。
酸
文国英的头上戴着光环，心里却有酸楚。
谈及丈夫是不是支持她的工作，文国英的眼泪夺眶而出。与女儿相反，十几年来，丈夫常常抱怨文国英一门心思帮助吸毒者，却把自己累垮了，不懂吃穿，生活毫无质量。夫妻俩为此吵闹不断，“要不是为了女儿，我们早就离婚了。”
文国英甚至用“冷酷”来形容丈夫对家庭的态度。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丈夫半年不回家，一分钱也不给家里，也不过问女儿的成长。言此，文国英的情绪有些失控，抽泣得连身子都在哆嗦。“有一回，我们吵得实在厉害，他的打击让我心灰意冷，我就给女儿留了封遗书。”
文国英在遗书中写道：毛毛啊，如果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长大以后要告诉社会，你妈妈是为了禁毒而死的。我的骨灰要分成两半，一半洒在林则徐祠前面的草地上，另一半埋在北京文天祥祠里的那棵大枣树下。
文国英毫不犹豫地认定女儿是她的心灵牧师，她说，每回自己支撑不下去的时候，都是女儿与她谈心，帮她度过难关。但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文国英很是动情地说：“共同经历了那么多 事情，丈夫已经开始转变，现在也理解和支持我的工作，对女儿也关心了。”
文国英对弟弟也有负疚之感。“他一直都在无偿地支持我，借给我3万多元用于戒毒，使他40多岁才结婚，还是女方倒追他的。记得有一次，在北京举行文氏族亲大会，为了省钱，他坐火车往返福州都是买硬座，吃盒饭。”
文国英的心酸，还来自她的一些帮教对象，在接触新的对象时，对方往往会拒绝排斥。对文国英讽刺挖苦。那时的感受，文国英说真像一只苍蝇哽在喉咙。
其实在救助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当你用心去做事之后所带来的心力交瘁。你要帮助吸毒者找工作，还要尽量隐瞒她们的过去，因为帮教工作最关键的是要尊重你所帮教的吸毒者，她们也有隐私权。“当然，很多时候我所帮助的吸毒者也在利用我的宽容和爱心。比如他们经常会拿着我给他们买生活用品的钱去买毒品。这当然让我很伤心也很愤怒，但我没有放弃他们，因为在我眼里他们就是病人，需要用心和爱来治疗。”文国英实话实说。
苦
帮教戒毒光有爱心是不够的，还要付出财力。
十几年来文国英为此付出了十几万，朋友说她是“干富人、名人所做的事”，实际上，多年的救助已经花光了她所有积蓄，家贫如洗，身负债务。
今年年初，文国英和她女儿谈心，她说：“如果我不做这些禁毒和帮教的事，而是去写书、去做课题，或者做一些心理咨询之类的事，可以多赚很多钱。我们也许损失了很多，可能是一套房子，也可能是一辆轿车。我们自己过的是平淡清苦的日子，但是我们救下的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
按照全国现有吸毒人员的估算，每年因吸食海洛因就至少耗费270亿元人民币，政府每年需投入几十亿用于强制和劳教戒毒。而文国英是我国少有的自掏腰包帮教戒毒的志愿者。财力的入不敷出，影响了她的生活质量。
为了省钱，她天天穿制服，多年未添新衣，她甚至去菜场捡菜叶，去街边捡破烂，替报社义卖报纸。她并不认为这样做就难为情，她的举动大大方方，她说这是很环保很有意义的事，还可换些零钱用于帮教。
2001年8月，文国英确定了一名吸毒的女大学生作为帮教对象，此时她身无分文，连女儿上学的费用都还在筹借，无奈之下，她致信《东南陕报》求助，发动社会力量，拯救了这名女大学生。
尽管文国英对自己是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但为戒毒者购买一个疗程的药品，一出手就是1000多元。上个月，她刚为被她从火葬场救回来的庄媛交了3000多元的住宿费，安排她在福州精神病医院进行康复治疗。
当文国英尽力关心戒毒者的健康状况之时，她自己的身体状况却每况愈下。她说她现在是老年病、妇科病一大堆，颈椎增生了六个骨刺，其中两个压迫着胸椎，一低头就觉得头晕。她的肾也有问题，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她缺钙，牙齿基本都拔掉了。血液检查的时候，发现转氨酶很高，好在不是肝炎。“我这种人是说死就死的啊!可以说我现在是和生命赛跑了。”文国英表现出一副豁达的模样。
辣
对于文国英而言，要度过贫困的日子和应对自己多病的身躯，其实都并不艰难，难的是自己的作为不被人理解。
禁毒这个世界性难题。单凭她个人的微薄之力能解决吗?不理解她的人说她怪，理解她的人说她难。在单位，少数人不仅不理解，还极力反对她从事志愿帮教工作。文国英非常忧心地告诉记者，“我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啊”。近几年，为了避免单位少数人的责怪，她的戒毒帮教几乎成了“地下工作”。而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她从事的志愿帮教也成为有争议的做法，因为公安方面抱怨她伸手太长“揽”了他们的活，让他们脸上无光。
“其实做禁毒工作是我的自由，是宪法赋予我的公民权利，但是由于我的工作岗位特殊无法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现在吸毒人员的帮教是公安部门的事，我是检察院的人，似乎我在抢他们的工作。所以不管是我们单位还是公安都对我很有意见。”
更有甚者，单位接到别有用心者的举报信，称文国英在帮助戒毒过程中存在经济问题，相关部门只好履行公事，对其“细致调查”。文国英感到极其委屈，精神处在崩溃边缘，甚至产生了心理问题。那段日子，有时她走在路上两眼模糊，看不见行人，天天含泪重复唱着同一首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下班之后，一人留在办公室暗暗落泪，好心者好言相劝，不知真相者以为文国英疯了。
调查并无结果，但却伤透了文国英的心。她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真正发挥自己的才能，到政府的专职机构从事戒毒帮教工作。倘若了却不了这份心愿，她的选择可能是提前退休，去做一名国际戒毒志愿者。
“我帮教别人，有时也真希望有人来帮教我呢。”文国英发出的肺腑之言，让人想起文天祥的那句诗：“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