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香港官员近日称，香港食环署抽验25个进口淡水鱼样本，其中发现10例含有可能致癌的“孔雀石绿”。特区政府要求内地加强检验，确保符合卫生标准才可出口。
　　此前，新华社就曾报道香港食环署检验进口鳗鱼及其制品时发现含有“孔雀石绿”的样本共55例，检验合格的共7例。孔雀石绿是一种具有高毒素、高残留和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副作用的化学试剂，许多国家都将其列为水产养殖禁用药物，我国也于2002年5月将其列入禁用清单。《人民日报》在7月就专门报道了部分省市查禁“孔雀石绿”的情况，并配发了“宁可信其有，而未信其无，这是一种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的评论。
　　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们在基本生理需求的层面上体会到社会的不确定性。这些生活危机，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都是信用危机。
　　
　　失信的成本
　　
　　国人为何在日子刚刚好一点的时候出现信用危机?在经济学家的眼光里，人只不过是“效用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理性动物。从“最大最小”原则出发，就很容易解释国人的信用行为。为什么要失信?原因很简单，就是失信比守信的收益大，效用高。
　　笔者在澳大利亚访问学习期间常困惑于为什么中国的假货这么多，而澳大利亚比较少?有一天我去买澳宝(澳大利亚特有的一种宝石)，当我向店员提出要他们提供证明澳宝真实性的官方证明书时，店员说他会给我开发票，那就是证明。我说我不相信他的发票，并得意地告诉他，中国的珠宝店一般都会有第三方证明书。店员有些急了，加大嗓门说：“这是在澳大利亚，商人不会轻易说谎的；如果我的发票骗了你，一旦发现，我会进监狱的。”
　　显然，对失信的惩戒不足是中国信用失陷的主要原因。“人之始，性本善”，但在一个失信获利的环境下成长，人会慢慢知道和理解失信的好处，学会运用它。
　　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来我国每年因信用失陷所造成的直接损失达5855亿元左右，其中逃废债务造成直接损失1800亿元，合同欺诈造成直接损失55亿元，假冒伪劣造成直接损失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所增加的财务费用2000亿元。
　　如果加上间接的经济损失，如影响外商投资信心、降低国有品牌的出口价值，严重挫伤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增加社会分工的代理成本等，将是一笔难于估量的损失。
　　
　　失信的几种模式
　　
　　尽管国家已出台了不少对违约者惩罚的法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刑法》中的相关条款，但执行效果却不如人意。
　　要解开这个症结，首先要看看违约的几种基本模式：一是故意欺骗模式，即我们经常所说的设局。设局人要么是罪犯，要么是仗势欺人的人。冒牌、哄骗、内外勾结骗取国家商业银行贷款等属于这一模式。
　　二是信息不对称模式，即用你不知道来骗你。这是当前国人最受困苦的一种违约模式，以次充好的产品、医生的大处方、装修中的偷工减料等都属于这一模式。
　　三是不完全合同模式，即利用合同中的模糊地带，或是合同履行条件发生的变化来局部违约或完全违约。比如你与厨柜公司签订了购买合同，安装时厂家突然要求你必须交纳所有的五金费就是典型的案例，厂家违约利用的正是“合同中没有说清五金由谁购买”这种不完全合同的伎俩。
　　四是强权模式，即违约了又怎么样的模式。这一模式是实权所有者由于没有足够的权力约束而我行我素，公然违背公共权利与法律的结果。比如法律规定警察在审问犯人时不能用刑，但现实中刑讯逼供的现象还是存在。
　　仔细分析这四种模式，可归为两类：一是技术违约，二是权力违约。技术违约就是钻市场和法律空子的操作性违约。权力违约包括挑战公权力或利用公权力违约，或者是掌握公权力的人直接滥用公权力违约。
　　从信用治理机制分析，可以发现最终的原因是公权力的丧失，包括行政公权力丧失和法律公权力丧失。因为如果社会中骗子太多，官商勾结见怪不怪，说明政府执法效率低下，法律的公权力在徇私枉法或是贪污腐化等环境下在相当程度上被侵蚀。而技术违约反应的则是行政和法律规制市场不到位而引起公权力的丧失，公权力在其中甚至起着为虎作伥的作用。
　　信用治理的一个简单规则是履行和维护信用运行的最终驱动力是政府和法律的公权力。一旦公权力丧失，信用运行就像脱了僵的野马管教不住了。因此，保证公权力的权威不受侵犯，才能从根本上治理我国目前的信用失陷危机，其它的技术性治理措施，如建立个人和企业信用数据库、发展信用中介组织等，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
　　如何保证公权力的权威不受侵犯?专制的权力结构安排没有权力约束机制，因此也无所谓权力制衡。大大小小超越权力约束的专制者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然就产生了许多冲着你说“老子骗了你又怎样”的人。
　　因此，缺乏约束的权力和信用失陷是一对，只有动大手术改革权力失去制衡的公共权力安排模式，才能把“骗了你又怎样”的“老子”赶走，才有可能使国家走向信用之邦。
　　(作者为江西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院长、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