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不少政府部门对于腐败案件一般采取低调处理的态度，注意“消除负面影响”，于是乎，媒体集体失语，越是重大的案件，群众就越难以知道内情。
　　正如贵刊10月(上)《襄樊腐败窝案终局》一文中提到的，法院对孙楚寅案只提供了一份语焉不详的通稿，这其实涉及反腐与公众参与关系的问题。殊不知，这样的处理方式带来的却是相反的效果，一方面社会上谣言四起，一些群众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另一方面公众丧失参与反腐工作的热情和途径，使相关的调查取证等工作遇到障碍。
　　中国政府在2003年签署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明确指出，根除腐败“应当有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与团体的支持和参与，例如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的支持和参与；只有这样，这方面的工作才能行之有效”。职能反腐部门一般在案发后才会介入，缺乏预防性手段；而人手、资金、装备上的限制更使其捉襟见肘，放不开手脚，而公众虽是业余参与，但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职业群众的参与却可以形成一股合力。公众不仅可以在查弊堵漏、举报反贪等方面起重大作用，还能够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氛围，震慑、遏制住相当部分的腐化“边缘人士”。真正发动起来的公众，与职能反腐败部门所起的作用可谓对等且互动，唯有二者的相互协调运作，才有可能根本遏制贪污腐败现象。
　　公约对如何促进社会参与反腐工作也提出了具体的措施：(一)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并促进公众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二)确保公众有获得信息的有效渠道；(三)开展有助于不容忍腐败的公众宣传活动和公共教育方案；(四)尊重、促进和保护有关腐败信息的查找、接受、公布和传播的自由。
　　可以说，法律赋予了中国公民在反腐败领域相当广泛的权利，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齐备。而正如某学者所言，百年之后如果仅按法律条文检索国人拥有的各项权利，会发现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公民享有权利最广泛的国家之一；要想卓有成效地推进反腐工作，自然就要有利器在手；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要想利器在手，先要利器在册，这点我们做得已经不错了。
　　
　　和解的壁垒与希望
　　
　　深圳的物业管理，除了“第一个实施物业管理、第一个颁布物业管理法规、第一个进行招投标”等历史记录之外，这个曾经的中国物业管理“圣地”越来越乏善可陈，甚至是在退化。业主、房地产开发商与物业管理三者之间的利益纠葛与权利纷争一直就没有停息过。作为一名物业管理的从业人员，笔者认为尽管在“和谐社会”的大政方针下，各方散发的信息已具有积极意义，但就实质而言，不过是脚迈出了热情的一小步，手却更冰冷地藏在背后：物业管理与前述三方对物业管理理解之隔阂所形成的壁垒非短时间可以冰释。
　　房地产开发商们借改革开放之利在中国享受着突飞猛进的黄金盛宴，在短时间内将自己膨胀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巨头行业-相对巨人般的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的力量实在太过于微不足道，二者有着极大的不对称性。在房地产开发商看来，物业管理不过是他们的附庸，甚至是在享受开发商的施舍。这种极不对称的现实致使物业管理虽有“和解”的心态，却没有“和解”的条件。
　　业主与开发商的利益纠纷明显大于业主与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利益分歧，因而引起冲突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只是开发商往往躲在背后，物业管理公司不得不成为替罪之羊而已，这非物业管理公司之本愿，却也是现有房地产体制之下一个不可改变的残酷现实。
　　面对媒体的批判，深圳物管业选择了令人费解的沉默。沉默一点点摧毁着物业管理人的信心和行业自豪感、公众对物管业仅有的认同将消失殆尽，当物业管理人自己都无法找到一个可以作为职业的支撑点，都无法挽其于夕阳西下之时，你还能指望谁未救赎你！(廖小斌)
　　
　　搭建信息对称的平台
　　
　　《地产“七寸”》是我在地铁里一口气读完的、这暗合了自己一次看房的经历-那处地产周围环境和公共设施都不错，但问起房子面积，售楼先生却含糊地说了个大致数字，能不能具体点？他说这要等房子盖好后，有关部门测量后才能告知-这陡然增加了自己的怀疑，想起不断见诸报端的业主维权之艰难，最终还是放弃了。
　　我想，和自己怀有类似心态的人肯定很多，不会再轻易相信开发商的诺言-他们拿着业主的血汗钱开发，却没有给业主一个完美的答案，在许诺和现实之间，往往难以有一个信息对称的平街。正如一位朋友所说，把钱交上，也就把牛鼻子乖乖地给了别人，让别人来牵。
　　在中国地产业，问题不在于市场，而在于制度。特别是政府和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还胶合在一起的时候，需要粉碎的定制度-央行此次把中国地产业的病根定在预售制度，显示了其在市场改革中的魄力。
　　这组文章让人感到杂志直击问题咽喉的锐气，杂志立足的根本是其本身的新闻理念，敏锐而又事关大局的新闻发现，和亲切朴实而又富戏剧化的新闻再现，同为杂志之双翼，希望、南风窗》能为读者开出一列列全新的信息火车：让事实露出水面，让思想昭示人间。
　　(齐元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