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超标大米”都啥品牌，咋不公布？
　　日前，廣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网站公布了第一季度餐饮食品抽验结果，其中一项结果为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发现镉超标。广州市食药监局共抽检18个批次，有8个不合格批次。对于广州具体哪些餐饮单位的大米镉超标不合格，被检出镉超标大米都是哪些品牌，广州食药监局负责人表示，只公布数据，暂不便公布具体名单。（2013年5月17日《南方日报》）
　　今年初，媒体曾刊发题为《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的报道，称广州市场随机抽取多批次湖南大米，结果均显示镉超标，属于不合格产品。彼时，广东相关部门曾表示，将抓紧查清上述湖南问题大米去向，并如实向社会公布。现在，相关部门的抽检结果表明，“镉大米”恐怕不只是某个批次有问题，要不然，也不至于44.4%的大米及米制品抽检产品都镉超标。
　　众所周知，“镉大米”对人体有着严重伤害，只不过要在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体现出来。对于公众来说，现在最迫切需要知道的无疑是哪些品牌的大米镉超标，以降低食用到“镉大米”的风险。可是，广州食药监局却对此表示“不便公布”。不禁要问：为什么不公布？凭什么不公布？如果只公布数据不公布品牌，那这样的抽检又有什么意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公众的知情权，究竟被“不便公布”的政府部门摆在了怎样的位置？
　　民以食为天，食以洁为先。大米是最重要的日常主食，公众食用安全食品的根本需要，绝对不能以“不便公布”来随意敷衍，当地政府部门为什么要拿自身公信力去替问题食品厂商隐瞒，实在让人搞不懂。而且名单不公布，自然就不存在下架或者召回了。换言之，老百姓想要不吃到“镉大米”，只能靠自己撞大运。
　　国家食药监总局刚刚表示，要让食品安全领域谋财害命者人头落地；看来仅此还不够，要想真正有威慑力，恐怕还得从让食品安全领域不作为乱作为的官员“官帽落地”开始。
　　“毒姜”上餐桌，都是姜农的错？
　　农产品种植少不了要用农药，但是如果不按规范使用，就会使产品农药残留过高，危害健康。记者在山东潍坊地区采访时却发现，有人置国家法律与人民健康于不顾，明目张胆滥用剧毒农药——神农丹。当地农民对神农丹的危害性都心知肚明，使用过这种剧毒农药的姜，他们自己根本不吃。（2013年5月5日新华网）
　　又是农产品“带毒”！很多读者一看到这样的新闻，就将责骂的矛头对准姜农，认为农民丧失良心，前有毒豇豆、毒小麦，己所不欲干吗施于人？但在笔者看来，农民用剧毒农药种地，固然是“小人心态”作祟，但根子上还是药残检测监管不力、把关不严、内外有别、外严内宽造成的。
　　“菜篮子”事关公众餐桌，如果“毒”从口入，直接损害消费者的身心健康，所以，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是个“硬杠杆”。世界各国对农药的施用都进行严格的管理，并对食品中农药残留容许量作了规定。世界卫生组织对有毒化合物制定了ADL值（每人每日允许最大摄入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及有些国家都制定了相关的各种农药在不同作物上的MRL值（即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标准），以此来衡量农产品中农药是否超过标准。可据笔者所知，中国的很多地方在执行政策的时候却“外严内宽”，即出口产品要求很高，而国内销售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远远低于国（境）外标准。从报道中我们可以得知，那些用剧毒农药种出的姜，都有合格的药残检测报告。因为检测都是由姜农自己送样品，只要找几斤合格的姜去检验，就可以拿到农药残留合格的检测报告。
　　但并不是所有产自潍坊的姜都有毒。据了解，潍坊当地出产的生姜分出口姜和内销姜两种，因为外商对农药残留检测非常严格，所以出口基地的姜都不使用高毒农药。比如，安丘市对出口的高毒农药管理非常严格，每个镇和街道，每个社区，每个村都设有农药监管员和信息员，对农药的经营和使用实现无缝隙监管。这一方面说明国内的农产品质量检测尤其是药残检测的漏洞很大；另一方面表明国内农产品安全标准还有很大提高空间。
　　依笔者看，要想终结“毒姜”的惨剧，当务之急是，农业、工商、质监、卫生、食品药品等监管部门应该以“毒姜”为由头，联合起来，立即掀起一场农产品质量安全整顿检查风暴，从源头查起，尤其是对所有的农产品农药残留进行一次彻底的查禁。同时，要像安丘对出口大姜的监管一样，建立农产品监督的天罗地网，让“毒农产品”没有见缝插针的机会。
　　人行道上咋划出一个领导专属车位？
　　在主干道旁“画”有专门的白线，与旁边的公交站一样有预留位置，地面还装上了车位锁。近日，网友在重庆沙坪坝区新桥新村拍到了这样一个“专属车位”，由一辆奥迪车专享。停车位旁边是中国铁建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的正门，保安告诉记者，停车位设立大概有1年时间了，有时候领导的确在这里上下车。（2013年5月2日《重庆商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六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施划停车泊位。”但同时又规定“机动车应当在规定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重庆沙坪坝区新桥新村的这个领导“专属车位”显然有些违规。
　　看来权力有时不只在称呼上被诠释出来，在一些生活细枝末节上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因为是“领导”，所以可以在人行道上锁车位？因为是“领导”，所以就可以成为国家法令的例外？而当权力成为可以游离在法令之外的“借口”时，它就不是原来的公权力，而变成了令人讨厌的私器。
　　人行道上“锁”出一个领导专属车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关方面还需解释清楚。同时，相对于随随便便“锁”出的停车位，更应好好“锁住”公权力。
　　贫困县喝掉近30万元特供酒，吃饭呢？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河南嵩县国土局花360万元订制2000箱特供酒用于请客送礼。对此，该局回应称，从2010年8月，他们订制了500件共28.38万元招待酒，已于去年9月喝完。按照中央厉行节约八项要求，已取消对该酒的订制。两年喝了近30万元的酒，那么吃饭吃了多少？其他开支多少？对此，该局办公室主任称“（饭菜钱）这个不好说，也没有统计过”。（2013年5月7日《大河报》） 　　网友曝出的360万元特供酒资最后核实为28.38万元，虽然从数量上大大减少了，但对于一个国家贫困县来说，这笔支出并不算小。光喝酒就花了这么多钱，吃饭呢？送礼呢？网友的这些质问无疑问到了痛处。
　　招待用酒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嵩县国土局为何要专门定制特供酒？难道特供酒就能喝出不同的味道？有网友算了一笔细账，一箱6瓶，500箱就是3000瓶，两年喝完，一年按照365天算，平均每天要喝掉4瓶多，哪来这么多的接待？对此，嵩县国土局没有具体回应，只称取消了特供酒的定制，回避了问题的关键。
　　对于网友“吃饭吃了多少？其他开支多少？”的质疑，该局的回应更显敷衍，“这个不好说，也没有统计过”。是不好说还是不好意思说？按理说，一个部门的公务接待应该是有记录，在财务处也是有迹可循，所谓的“没有统计”只怕站不住脚。
　　公务接待费用一直是群众关注的重点，要消除群众心中的疑惑，就要把纳税人的钱真正用到刀刃上，真正推进三公经费公开化透明化，吃了多少喝了多少，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为接待谁吃的，合不合理，需一一向群众公开。只有让公开的阳光照进来，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舌尖上的腐败。
　　12人报考公务员咋11人成绩为零分？
　　安徽省2013年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近日公布，其中铜陵市公安局“专业警察1”岗位招3人，除了一位姓任的考生有笔试成绩之外，另外报考的11人笔试成绩均为0分。该考生合成成绩为53.89分，符合入围面试的条件。安徽省公务员局称该考生从报名到资格审查均符合程序，其余11人系未参加考试，具体原因正在调查。
　　笔者翻阅2013年安徽省公务员考试公告，其中明确规定报考人数与职位招录计划数的比例达不到4：1的，取消或相应减少该职位招录计划数。经省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特殊职位，可按3：1比例开考。若该岗位不是特殊职位的特例，那么以4：1开考比算来，该岗位招考3人，最低报考人数就需要12人。而如今，岗位报考人数恰好是开考的最低人数，如此巧合，实在有些蹊跷。
　　另外，从近日公布的成绩名单来看，这一岗位除去任姓考生之外，其余11名報考人员全部缺考，未参加任何一场考试。虽然安徽省公务员局解释称临阵放弃考试的人员并不鲜见，但同一职位，除一人之外的所有考生均放弃考试，不能不说有点反常。
　　目前，该名任姓考生顺利入围面试，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候选人。尽管安徽省人社厅及公务员局均表示，只有1人参加并不意味着就必然通过，仍需要达到一定的面试成绩。但这实在难以消除公众的诸多质疑，公开回应决不能止步于此。
　　当下，“火箭提拔”等违规现象频频浮出水面，任何一次含有谜团的公务员任用，都足以挑起公众的关注敏感点。愿相关部门尽快还原事实真相，如果真属巧合，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如果确属“萝卜招聘”“恶意报名”，就必须揪出所涉责任人，给公众一个说法，决不能敷衍了事。
　　（作者系新华社记者，以上全部由阿媛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