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还沉浸在虹影四月出版的《我也叫莎朗波》中流金溢彩的想象时，我们又在八月看到了她的第一本童话书《奥当女孩》。近年来，为儿童出书似乎成了作家们在攀登奥利匹斯圣山之前必走的一条花园小径。在童话书美好的气氛下，作家放下对人类缺陷的批判之心，以一种近乎圣洁，澄净的视角来观察这并不尽善尽美的世界。而虹影的这本小书在轻松之余多了一份自省的懊悔。
　　在这部童话书中，虹影精心地营造了一个安静的故事氛围，一改以往泼辣爽利的叙述语言，以一种洗尽铅华的沉静来讲述一个叫桑桑的小男孩一段奇特的经历。但在安静的语言下我们仍能觉察到虹影执迷于“讲故事”的喜好——小说的传奇性叙事。从早期先锋小说味道浓烈的《女子有行》到“上海三部曲”，我们都能看到虹影醉心于将小人物命运的偶然性，投射到大历史发展必然性之中的独特构想，或者说截取政治史的场景与素材编织生命自然史的传奇叙事。这种对“传奇性”的偏爱来自于虹影自身的传奇经历，我们在她的两部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与《好儿女花》潜在的传奇性中，都可以发现这一基本的叙事角度。前者描写了一个生长在山城南岸的贫穷人家的少女。终于在十八岁生日那天揭开了自己的身世之谜，冲破家庭的桎梏走向自由，后者又以母亲生前的种种秘密作为线索，为自己情感的谜题做了解析。而虹影的特别之处在于她并没有沉湎于为读者设置的叙事圈套之中，而是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融入其晚近小说的传奇叙事中，使得内省的反思充斥在小说的各个角落。如果说在《上海王》中，虹影有意识地让女主人公筱月桂在爱人余其扬和女儿常荔荔的双重背叛下寻找自省的方式，那么在《好儿女花》中，主人公“我”就已经在通过内省的方式，借助爱情与自我的辨析主题中寻找到了合理的答案。那么《奥当女孩》在某种意义上讲，则是作者将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高度抽象的整合，回归到纯净的小小童话之中。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指认出这本童话书与虹影两部自传体小说的互文结构。《奥当女孩》中故事时间开始在中国的上个世纪70年代，正是《饥饿的女儿》中六六出生并成长的年代；故事发生地“重庆南岸”与“矮小简陋的木板平房”，都可以与《饥饿的女儿》中的环境很好的重叠。不仅桑桑的成长环境有着“六六”家乡的影子，就连桑桑的身世也与六六暗合，桑桑的父亲因肺病病逝，母亲为了养家而在纱厂工作加班。这种父爱的缺席，母爱的稀缺都与“六六”有着同样的心理结构。而桑桑本人叛逆的倔强性格也都映射着“六六”的影子，桑桑喜欢游泳，就连母亲罚他跪门槛也阻拦不了他去江里畅游。而《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则宁愿挨打，也要将小姐姐的黑呢大衣剪裁成自己的尺码。桑桑喜欢搭建巨大的沙堡，《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则在书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尽管性别发生了转换，但自我的镜像一如既往，而且，对于儿童来说，执拗行为的性别差异只体现为细节，毕竟还没有完成社会化的塑造。
　　这种不断重复的原初自我镜像世界的建构，为后来所有主人公的出走做足了情感与心理逻辑的铺垫。由此我们可以读出虹影在《奥当女孩》中设下的关于自我的童年镜像，这种对童年自我的逼近使得作家能够更贴近于自己的心灵本真，疗治人生的创伤，整理行囊重新上路。这样也就有了《奥当女孩》中男孩桑桑以“成人礼”的仪式，完成自己的故事演进。他偶然遇到了一个穿灰裙子的小女孩，并和她在一个美丽的白色古堡中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回家后，却发现已经时隔一年，而妈妈也因担心自己而离开人世。桑桑在设法拯救妈妈的过程中，同时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仪式，由一个出走的顽童转变为感恩的儿子，大有“浪子回头”的原型意味。这一成长童话所蕴含的所有象征意义也构成了小说内部的召唤结构，由接受美学家沃尔夫冈·伊瑟尔提出的这种文章结构，指的是由文本中的空白组成的一种开放性结构，能够使读者主动地参与到文本的再创造中。
　　如果说《奥当女孩》中的人物，故事背景结构是以《饥饿的女儿》中“六六”的童年镜像表现出来的，那么故事的展开与高潮与《好儿女花》中所存在互文的结构则是以一种更含蓄的方式隐藏在召唤结构中。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概念对《奥当女孩》的内涵进行深层次的挖掘，桑桑因为妈妈的离世而倍感痛苦，在江边又遇到了灰裙子小女孩，桑桑的单纯善良感动了她，小女孩用了魔力倒退了时间，带着桑桑回到了一年前的白色古堡中。本书并没有像传统的时间童话着重强调主人公如何凭借智慧扭转时间，而是描写了桑桑凭着智慧以外的力量去改变命运的安排，他依靠细心来改变了周围的环境，以拒绝美食来打破时间的循环。因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桑桑的自我救赎的心理，更是对抗着不可逆的时间进程。于是，在童话书中经常出现的“情商的重要性”的叙事话语中，浮现出了虹影小说的母题之一——与命运抗争。与命运的抗争性不仅是体现在以个人努力去挑战命运，更体现在人类明知命运的不可抗性却仍执意挣扎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充分显现在奥当女孩身上——她本意要为搭救自己的桑桑提供更好的生活，却无意害死了桑桑的母亲。虹影在这本童话书中弱化了这一人物的悲剧性，但这种悲剧情节的空白却能给我们以更大的解读空间。书中少了弱小主人公通过努力热血拼搏获得成功的喜悦，多了一些如鲠在喉的悲伤。奥当女孩善意的举动却铸成了不可挽回的大错，这不再是主人公努力与否所能解释的答案。书中全知视角的叙述，使我们可以切肤地感受到人类在命运的冥冥安排下，挣扎反抗的无力性。而书中以桑桑原谅奥当女孩的情节，以及他们放弃怨恨、恢复友谊的结局冲淡了这种悲剧性。这是人类面对命运的无常，自我救赎的唯一出路。
　　淡化了悲剧性的情节安排不仅仅存在于这本童话书中，是虹影不少作品的共同之处，她站在生命旅程的中段，回顾所来之路而升华出化解怨恨的感悟主题。当在命运长河的汹涌之下，经历了个人反抗的无力之后，人们是可以选择随波逐流的，但是虹影选择了自我疗治，在升华的理想中重新开始，这不是妥协，而是换一种方式去接近世界。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种得之坦然、失之淡然的思考，在《上海王》中已有些显见：筱月桂在面对女儿常荔荔的背叛时，依旧选择了保护女儿。同样的态度也散见于虹影自传体小说《好儿女花》中，在母亲去世后，“我”放下了所有的怨恨与那些带着利刃向“我”的人和解。这种生命体悟就来自于作家的内省姿态，通过对自己心灵的不断剖析去拨开生命谜题的云雾。唯有舍得与放下才能使人开始未知却崭新的旅程。所以才有了童话书中奥当女孩虽然内心对桑桑充满了爱意，却要分开的结尾。奥当女孩与媚娘开始了新的生活，桑桑和妈妈也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中，但相信在另一个平行空间内，奥当女孩和桑桑却是永远相伴的。桑桑放弃了美酒改变了既定时间，奥当女孩放下了桑桑才获得新的未来。放下才能成长——大概是这部《奥当女孩》最想使我们明白的道理。性别的转换也因此而复原，桑桑和奥当女孩无疑是一人两面，虹影外化在两个人物性格中的矛盾自我，由此脱离了童年的镜像，重合为一个新的单纯善良的智者自我。
　　《奥当女孩》的内省姿态弱化了童话书本该有的跌宕情节，虹影一贯的想象风格也并没有凸显出来。但这些都无法掩盖住这本小书的重要性，这是用质朴的语言对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一种艺术的整理。这对虹影来说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标志着她以内省的方式回答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这种回答在浮躁着虚无的当下社会中，盲目追逐未来而无视过去的普遍时代氛围，是十分难得的精神滋养。
　　（丁文，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