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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恨赋》是江淹流传千古的名篇，其主要描写人世间的幽怨与遗恨，在情感上比《别赋》抒写的人间离别之常情，更容易唤起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等各种阶层人物的共鸣，从而引发了后世文人的竞相模拟。正因为如此，也使《恨赋》虽然在文学史评价上略逊《别赋》一筹，但在影响力方面却又超越《别赋》。
关键词：江淹 《恨赋》 后世 拟作
《恨赋》和《别赋》堪称江淹作品中的双璧，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二赋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除了其自身的文学成就外，还在于江淹在利用“赋”体抒写感情，并在主题上具有开创之功。“赋体物而浏亮”通常被作为传统赋体的标准，也就是说“赋”这种文体最初是以体物，即对客观事物的描摹为主的。到了南朝，抒情小赋兴起，从而使“赋”体从最初的“体物”逐渐过渡到了“抒情”，抒写各种情感的赋作比比皆是，但是，把感情作为明确的主题标示出来，进行创作并成为典范的，首推江淹。《别赋》写离别之情，《恨赋》写生死之恨，就是把具体的感情作为赋作主题，为后人的写作开拓出了一片新的领域，这也是二赋成为名作，并不断受到后世模拟的重要原因。
在文学史上，二赋时常并称，《别赋》的成就和地位历来被公认高于《恨赋》，清人陶元藻曾云：“文通《恨》、《别》二赋，世并称之。余窃谓《恨赋》不如《别赋》远甚。”清人浦起龙在古文选本《古文眉诠》中也是录《别赋》而舍《恨赋》。可见，后世文人一般认为，《别赋》的文学成就要高于《恨赋》。但在文学史上，我们发现了后人在模拟二赋时，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边全力赞美着《别赋》，另一边则频繁模仿着《恨赋》。
模拟二赋最为有名的，就要数大诗人李白。众所周知，李白以诗歌名闻天下，其赋体文学创作实乃屈指可数，《李太白全集》收录的古赋仅八首，其第一首即为《拟恨赋》，这也说明了他对这篇名赋的青睐与看重。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李白曾三拟《文选》，皆因不满意而焚之，唯独留下《拟恨赋》和《拟别赋》。清人王琦在注《李太白全集》时认为，李白《拟恨赋》段落章法完全拟江淹《恨赋》而为之，基本无甚差异。内容上《拟恨赋》仿照江淹写了汉祖长辞、项羽自刎、荆轲刺秦、陈后失宠、屈原被逐、李斯受戮等诸多史实；语言上《拟恨赋》也是以四六言句式为主，并用到“于是”、“至于”、“若乃”、“若夫”等关联词。《拟恨赋》为李白早年赋作，处于亦步亦趋模拟前人文学作品的阶段，文学水平自然不会很高，情感也不如江淹真挚，曾被钱钟书讥之为“了无出语，未见飞仙绝迹，只似寿陵学步”，但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文学艺术有多高，而在于它开启了后世对《恨赋》的模拟之风，为后世文人抒写心中之恨找寻到了一条捷径。
李白之后，模拟江淹《恨赋》者，仍代有其人，也有反其意而为之者。如宋人喻良能就作有《喜赋》，喻良认为，“恨”这种感情既然存在，并能赋之，那么“喜”的存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故而其拟《恨赋》而为《喜赋》，其谋篇布局，铺排史事，一如《恨赋》。《喜赋》铺陈历史上人物转悲为喜之事，好像反其意而为之，但作者开头亦说“予为畸人，未尝有喜”，貌似也有不平之气。明人陆机《叹逝赋》、江淹《恨赋》，读之令人惊心动魄，一字一叹，不知有生人之乐，故作《欢赋》，以反《恨赋》，举王子晋登仙、勾践平吴、刘邦灭项、文君奔相如、曹操横槊赋诗等事来写“欢喜”之情，文章布局明显也是从《恨赋》而来。这些反其意而为之的赋作，从思想感情上看，貌似与《恨赋》有别，实际在写作上，无不是受江淹《恨赋》主题的启发，并在谋篇布局，字句安排上与《恨赋》高度相似，从而当之无愧的成为《恨赋》后世拟作中的一员。
对《恨赋》的模拟，除少数反其意而拟之者，更多的当然如李白那样，是顺其意而为之。明朝重臣、文学家李东阳即有《拟恨赋》，其《序》曰：“予少读江淹、李白所作《恨赋》，爱其为辞……乃效江、李体，反其为情，以写抑郁，而卒归于正。”很明显，李东阳的《拟恨赋》是以江淹《恨赋》、李白《拟恨赋》作为蓝本而为之的。不同的是，他对江淹、李白二人之作多“闺情阁怨”有所不满，他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再局限于自身的遭际和悲叹，希望通过自己的再创作，来让所拟之“恨”能开拓出更为宏大，也更为深厚的境界和意蕴。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作为明朝重臣的李东阳所具有的远大抱负和使命感，这和作为单纯文人的江淹和李白确有不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李东阳的《拟恨赋》使《恨赋》在后世的拟作打破了个人情感的局限，包容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从而也影响到了后世“拟《恨赋》”系列的创作。
李东阳后，明人叶良佩也曾拟《恨赋》而为《吊古赋》，其《序》曰：“尝读江文通《恨赋》，而莫喻其意。夫文通之恨，尠矣！奚以赋为！乃予读之则戚戚然，若有创于其心者。于是遂祖袭其制，作《吊古赋》云。”《吊古赋》名字貌似与《恨赋》无关，但作者明言此亦拟淹作，其为《恨赋》拟作无疑。
对《恨赋》的模拟，也有变其文体而为之者。晚唐诗人徐夤曾作《恨》诗：“事与时违不自由，如烧如刺寸心头。乌江项籍忍归去，雁塞李陵长系留。燕国飞霜将破夏，汉宫纨扇岂禁秋。须知入骨难销处，莫比人间取次愁。”虽并未言明拟《恨赋》，但从“乌江项籍”、“雁塞李陵”、“燕国”、“汉宫”等语句和意象，无不昭示着其对江淹、李白之作的模拟和仿作。明嘉靖时人皇甫汸亦拟《恨赋》而为《恨诗》，“江淹作《恨赋》，李白拟之，余因作《恨诗》：世事年来与愿违，春深无语对花飞。曹王座上空陈伎，襄子桥边但请衣。镜里颜销恩宠薄，床头金尽结交稀。出师未报阴山捷，身没沙场竟不归。”虽然诗、赋体裁不同，但其蕴含的恨事、恨情及作者的感慨则如出一辙。这种变其体裁而拟之的现象，同时也说明了《恨赋》的影响力不仅在赋体，而且也扩大到了诗体。
明之后，清初大臣魏裔介，据江淹《恨赋》而为《广恨赋》，无疑是推《恨赋》而广之，其作与李东阳《拟恨赋》相似，不再局限于个人遗恨，而是忧“治少乱多”，有忧国忧民之意。这种对“恨事恨情”的扩展和丰富，是与作者国家大臣的身份密切相关的。作为国家大臣的魏裔介和李东阳，其共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作品的创作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局限，进而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命运关注的高度，并使后世的《恨赋》拟作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明末郑云锦、吴炎也作有《广恨赋》，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和自身遭际有关。据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史料《小腆纪传》记载，郑云锦是明崇祯末贡生，曾奋力组织抵抗清兵，终因城破被俘，卒于狱中。《广恨赋》即其狱中所作，因蕴含着自身的遭遇和感慨，所以风格悲愤激烈，文气浩然。吴炎是明朝生员，清顺治时，因参与庄廷鑨私修《明史辑略》，案发下狱，受尽酷刑，后被凌迟处死，遗稿被焚，著有《广恨赋》。作品通过忠臣节士，例如，夷齐、豫让、陶潜、刘琨等的“遗恨”，以寓明亡之痛。由二人经历来看，郑云锦、吴炎皆属明末遗民，因不服清廷统治致下狱而死。其人经历与“仆本恨人”的江淹有相似之处，故而皆作《广恨赋》以寄意。郑云锦、吴炎之后，清人李文炤亦有《广恨赋》，题旨与众拟作亦同。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尤侗，天资聪颖，惜考场、官场皆有不顺之处，世人比之以“李白”。他也曾拟江淹《恨赋》而为《反恨赋》，貌似反其意而为之，实则有无可奈何的自慰之意。从其文章末尾“苦乐相倚，吉凶互伏。得鹿岂便为真？失马安知非福？秋何气而悲伤？途何穷而恸哭？”即可窥知一二。虽名为《反恨赋》，其题旨实则与江淹相通。
由上可见，自江淹《恨赋》问世以后，后世拟之者甚众，从唐李白、徐夤，到宋喻良能，到明李东阳、皇甫汸，再到明末清初魏裔介、郑云锦、吴炎、李文炤、尤侗等都有相关拟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别赋》虽然文学成就公认高于《恨赋》，但却无甚拟作问世。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实际上，我们从二赋的写作内容和背景来分析，对其原因即可窥知一二。
《别赋》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抒写人间离别之常情，格调柔婉；《恨赋》则通过对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这六个历史人物各自不同恨事、恨情的描写，刻画了从得志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诸多哀伤怨恨，写的是人世间各种人生幽怨与遗恨，格调激昂。二者相较，《恨赋》更多寄寓了江淹自身的生死之感，也更能引起世人尤其是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的共鸣。
江淹生活在动乱的南朝，经历了宋、齐、梁三代。据《南史》本传记载，江淹属寒门庶族，虽然颇有才学，但在弱冠出仕之年，也不过是刘宋诸王的文学侍从，并没有被重用。泰始三年，他曾因广陵令郭彦文获罪受牵连而下狱。时隔八年后的元徽三年，又因屡谏建平王，被贬建安吴兴令，《恨赋》即为他被黜吴兴时的作品。
《恨赋》主要着一“恨”字，就显示出作者感情的强烈程度。江淹在被黜吴兴前不久，其第二子江艽不幸夭折，他悲不自胜，作《伤爱子赋》。在被贬后不久，其妻刘氏又亡，《悼室人》十首和《清思诗》五首都是为追念亡妻而作。从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到元徽四年（公元476年）的两年之间，江淹接连遭受失子丧妻之痛，蒙冤被黜之悲，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的悲苦与绝望。《恨赋》即是作为文人的江淹，用文学化的手法“发愤以抒情”，既有不平则鸣的愤慨，也有无可奈何的叹息与自我安慰。所以，江淹的《恨赋》，在对古人种种恨事、恨情的看似客观的描摹刻画中，实际上也寄寓着自己的身世之感，幽怨之情。正如张溥在《江醴陵集题辞》中所认为的那样，《恨赋》、《别赋》都是自写胸臆的文字，诗骚之意居多。
《恨赋》的高明之处，除了自写胸臆外，还在于作者铺排古人的恨事、恨情，因为包容进了众多不同类型人物的所思所感，而使作品境界显得更为开阔，意蕴更为丰富，也更容易引起各色人物的共鸣，从而道尽也说破了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智者才士们共同的悲剧命运，具有普遍的意义。
正是因为《恨赋》描写的人生幽怨与遗恨，在封建时代的大背景下，比常见的人间离别之情，更能引起后世文人、士大夫对自身遭际及情感的强烈共鸣，从而使《恨赋》比《别赋》更受文人们的青睐，代有拟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恨赋》的文学成就虽然略逊《别赋》一筹，但却在拟作上超越于《别赋》。
综上所述，《恨赋》因灌注着作者的身世之感而写的真挚动人，同时也因其抒写人生幽怨与遗恨，能引起封建文人、士大夫们对自身遭际和情感的强烈共鸣，从而引发了后世的拟作潮，使其在文学史评价上虽然稍逊《别赋》，但在影响方面，却又超越于《别赋》。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3CWX01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陶元藻：《泊鸥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 钱钟书：《钱钟书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3] 周寅宾、钱振民点校：《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
[4] 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版。
[5] 彭定求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6] 皇甫汸：《皇甫司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本，1986年版。
[7] 尤侗：《西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孙津华，河南教育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江淹 《恨赋》 后世 拟作
《恨赋》和《别赋》堪称江淹作品中的双璧，也是中国文学史上广为传诵的名篇佳作。二赋之所以能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除了其自身的文学成就外，还在于江淹在利用“赋”体抒写感情，并在主题上具有开创之功。“赋体物而浏亮”通常被作为传统赋体的标准，也就是说“赋”这种文体最初是以体物，即对客观事物的描摹为主的。到了南朝，抒情小赋兴起，从而使“赋”体从最初的“体物”逐渐过渡到了“抒情”，抒写各种情感的赋作比比皆是，但是，把感情作为明确的主题标示出来，进行创作并成为典范的，首推江淹。《别赋》写离别之情，《恨赋》写生死之恨，就是把具体的感情作为赋作主题，为后人的写作开拓出了一片新的领域，这也是二赋成为名作，并不断受到后世模拟的重要原因。
在文学史上，二赋时常并称，《别赋》的成就和地位历来被公认高于《恨赋》，清人陶元藻曾云：“文通《恨》、《别》二赋，世并称之。余窃谓《恨赋》不如《别赋》远甚。”清人浦起龙在古文选本《古文眉诠》中也是录《别赋》而舍《恨赋》。可见，后世文人一般认为，《别赋》的文学成就要高于《恨赋》。但在文学史上，我们发现了后人在模拟二赋时，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一边全力赞美着《别赋》，另一边则频繁模仿着《恨赋》。
模拟二赋最为有名的，就要数大诗人李白。众所周知，李白以诗歌名闻天下，其赋体文学创作实乃屈指可数，《李太白全集》收录的古赋仅八首，其第一首即为《拟恨赋》，这也说明了他对这篇名赋的青睐与看重。据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李白曾三拟《文选》，皆因不满意而焚之，唯独留下《拟恨赋》和《拟别赋》。清人王琦在注《李太白全集》时认为，李白《拟恨赋》段落章法完全拟江淹《恨赋》而为之，基本无甚差异。内容上《拟恨赋》仿照江淹写了汉祖长辞、项羽自刎、荆轲刺秦、陈后失宠、屈原被逐、李斯受戮等诸多史实；语言上《拟恨赋》也是以四六言句式为主，并用到“于是”、“至于”、“若乃”、“若夫”等关联词。《拟恨赋》为李白早年赋作，处于亦步亦趋模拟前人文学作品的阶段，文学水平自然不会很高，情感也不如江淹真挚，曾被钱钟书讥之为“了无出语，未见飞仙绝迹，只似寿陵学步”，但其重要性并不在于其文学艺术有多高，而在于它开启了后世对《恨赋》的模拟之风，为后世文人抒写心中之恨找寻到了一条捷径。
李白之后，模拟江淹《恨赋》者，仍代有其人，也有反其意而为之者。如宋人喻良能就作有《喜赋》，喻良认为，“恨”这种感情既然存在，并能赋之，那么“喜”的存在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故而其拟《恨赋》而为《喜赋》，其谋篇布局，铺排史事，一如《恨赋》。《喜赋》铺陈历史上人物转悲为喜之事，好像反其意而为之，但作者开头亦说“予为畸人，未尝有喜”，貌似也有不平之气。明人陆机《叹逝赋》、江淹《恨赋》，读之令人惊心动魄，一字一叹，不知有生人之乐，故作《欢赋》，以反《恨赋》，举王子晋登仙、勾践平吴、刘邦灭项、文君奔相如、曹操横槊赋诗等事来写“欢喜”之情，文章布局明显也是从《恨赋》而来。这些反其意而为之的赋作，从思想感情上看，貌似与《恨赋》有别，实际在写作上，无不是受江淹《恨赋》主题的启发，并在谋篇布局，字句安排上与《恨赋》高度相似，从而当之无愧的成为《恨赋》后世拟作中的一员。
对《恨赋》的模拟，除少数反其意而拟之者，更多的当然如李白那样，是顺其意而为之。明朝重臣、文学家李东阳即有《拟恨赋》，其《序》曰：“予少读江淹、李白所作《恨赋》，爱其为辞……乃效江、李体，反其为情，以写抑郁，而卒归于正。”很明显，李东阳的《拟恨赋》是以江淹《恨赋》、李白《拟恨赋》作为蓝本而为之的。不同的是，他对江淹、李白二人之作多“闺情阁怨”有所不满，他更多关注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不再局限于自身的遭际和悲叹，希望通过自己的再创作，来让所拟之“恨”能开拓出更为宏大，也更为深厚的境界和意蕴。由此，我们也能看出作为明朝重臣的李东阳所具有的远大抱负和使命感，这和作为单纯文人的江淹和李白确有不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李东阳的《拟恨赋》使《恨赋》在后世的拟作打破了个人情感的局限，包容进了更为丰富的内容，从而也影响到了后世“拟《恨赋》”系列的创作。
李东阳后，明人叶良佩也曾拟《恨赋》而为《吊古赋》，其《序》曰：“尝读江文通《恨赋》，而莫喻其意。夫文通之恨，尠矣！奚以赋为！乃予读之则戚戚然，若有创于其心者。于是遂祖袭其制，作《吊古赋》云。”《吊古赋》名字貌似与《恨赋》无关，但作者明言此亦拟淹作，其为《恨赋》拟作无疑。
对《恨赋》的模拟，也有变其文体而为之者。晚唐诗人徐夤曾作《恨》诗：“事与时违不自由，如烧如刺寸心头。乌江项籍忍归去，雁塞李陵长系留。燕国飞霜将破夏，汉宫纨扇岂禁秋。须知入骨难销处，莫比人间取次愁。”虽并未言明拟《恨赋》，但从“乌江项籍”、“雁塞李陵”、“燕国”、“汉宫”等语句和意象，无不昭示着其对江淹、李白之作的模拟和仿作。明嘉靖时人皇甫汸亦拟《恨赋》而为《恨诗》，“江淹作《恨赋》，李白拟之，余因作《恨诗》：世事年来与愿违，春深无语对花飞。曹王座上空陈伎，襄子桥边但请衣。镜里颜销恩宠薄，床头金尽结交稀。出师未报阴山捷，身没沙场竟不归。”虽然诗、赋体裁不同，但其蕴含的恨事、恨情及作者的感慨则如出一辙。这种变其体裁而拟之的现象，同时也说明了《恨赋》的影响力不仅在赋体，而且也扩大到了诗体。
明之后，清初大臣魏裔介，据江淹《恨赋》而为《广恨赋》，无疑是推《恨赋》而广之，其作与李东阳《拟恨赋》相似，不再局限于个人遗恨，而是忧“治少乱多”，有忧国忧民之意。这种对“恨事恨情”的扩展和丰富，是与作者国家大臣的身份密切相关的。作为国家大臣的魏裔介和李东阳，其共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作品的创作超越了个人情感的局限，进而上升到对国家民族命运关注的高度，并使后世的《恨赋》拟作有可能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明末郑云锦、吴炎也作有《广恨赋》，当与其时的政治形势和自身遭际有关。据研究南明史的重要史料《小腆纪传》记载，郑云锦是明崇祯末贡生，曾奋力组织抵抗清兵，终因城破被俘，卒于狱中。《广恨赋》即其狱中所作，因蕴含着自身的遭遇和感慨，所以风格悲愤激烈，文气浩然。吴炎是明朝生员，清顺治时，因参与庄廷鑨私修《明史辑略》，案发下狱，受尽酷刑，后被凌迟处死，遗稿被焚，著有《广恨赋》。作品通过忠臣节士，例如，夷齐、豫让、陶潜、刘琨等的“遗恨”，以寓明亡之痛。由二人经历来看，郑云锦、吴炎皆属明末遗民，因不服清廷统治致下狱而死。其人经历与“仆本恨人”的江淹有相似之处，故而皆作《广恨赋》以寄意。郑云锦、吴炎之后，清人李文炤亦有《广恨赋》，题旨与众拟作亦同。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尤侗，天资聪颖，惜考场、官场皆有不顺之处，世人比之以“李白”。他也曾拟江淹《恨赋》而为《反恨赋》，貌似反其意而为之，实则有无可奈何的自慰之意。从其文章末尾“苦乐相倚，吉凶互伏。得鹿岂便为真？失马安知非福？秋何气而悲伤？途何穷而恸哭？”即可窥知一二。虽名为《反恨赋》，其题旨实则与江淹相通。
由上可见，自江淹《恨赋》问世以后，后世拟之者甚众，从唐李白、徐夤，到宋喻良能，到明李东阳、皇甫汸，再到明末清初魏裔介、郑云锦、吴炎、李文炤、尤侗等都有相关拟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别赋》虽然文学成就公认高于《恨赋》，但却无甚拟作问世。这究竟说明了什么问题？实际上，我们从二赋的写作内容和背景来分析，对其原因即可窥知一二。
《别赋》以浓郁的抒情笔调，抒写人间离别之常情，格调柔婉；《恨赋》则通过对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衍、嵇康这六个历史人物各自不同恨事、恨情的描写，刻画了从得志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诸多哀伤怨恨，写的是人世间各种人生幽怨与遗恨，格调激昂。二者相较，《恨赋》更多寄寓了江淹自身的生死之感，也更能引起世人尤其是封建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的共鸣。
江淹生活在动乱的南朝，经历了宋、齐、梁三代。据《南史》本传记载，江淹属寒门庶族，虽然颇有才学，但在弱冠出仕之年，也不过是刘宋诸王的文学侍从，并没有被重用。泰始三年，他曾因广陵令郭彦文获罪受牵连而下狱。时隔八年后的元徽三年，又因屡谏建平王，被贬建安吴兴令，《恨赋》即为他被黜吴兴时的作品。
《恨赋》主要着一“恨”字，就显示出作者感情的强烈程度。江淹在被黜吴兴前不久，其第二子江艽不幸夭折，他悲不自胜，作《伤爱子赋》。在被贬后不久，其妻刘氏又亡，《悼室人》十首和《清思诗》五首都是为追念亡妻而作。从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到元徽四年（公元476年）的两年之间，江淹接连遭受失子丧妻之痛，蒙冤被黜之悲，可以想见，他的心境是何等的悲苦与绝望。《恨赋》即是作为文人的江淹，用文学化的手法“发愤以抒情”，既有不平则鸣的愤慨，也有无可奈何的叹息与自我安慰。所以，江淹的《恨赋》，在对古人种种恨事、恨情的看似客观的描摹刻画中，实际上也寄寓着自己的身世之感，幽怨之情。正如张溥在《江醴陵集题辞》中所认为的那样，《恨赋》、《别赋》都是自写胸臆的文字，诗骚之意居多。
《恨赋》的高明之处，除了自写胸臆外，还在于作者铺排古人的恨事、恨情，因为包容进了众多不同类型人物的所思所感，而使作品境界显得更为开阔，意蕴更为丰富，也更容易引起各色人物的共鸣，从而道尽也说破了封建社会文人士大夫、智者才士们共同的悲剧命运，具有普遍的意义。
正是因为《恨赋》描写的人生幽怨与遗恨，在封建时代的大背景下，比常见的人间离别之情，更能引起后世文人、士大夫对自身遭际及情感的强烈共鸣，从而使《恨赋》比《别赋》更受文人们的青睐，代有拟作。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恨赋》的文学成就虽然略逊《别赋》一筹，但却在拟作上超越于《别赋》。
综上所述，《恨赋》因灌注着作者的身世之感而写的真挚动人，同时也因其抒写人生幽怨与遗恨，能引起封建文人、士大夫们对自身遭际和情感的强烈共鸣，从而引发了后世的拟作潮，使其在文学史评价上虽然稍逊《别赋》，但在影响方面，却又超越于《别赋》。
注：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2013CWX011”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陶元藻：《泊鸥山房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 钱钟书：《钱钟书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
[3] 周寅宾、钱振民点校：《李东阳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
[4] 黄宗羲：《明文海》，中华书局，1987年版。
[5] 彭定求编：《全唐诗》，中华书局，1960年版。
[6] 皇甫汸：《皇甫司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影印本，1986年版。
[7] 尤侗：《西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孙津华，河南教育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