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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国道在友谊关往南200多米处走到了尽头。
路碑躺在一旁乱石堆中，周围杂草丛生。将公路拦腰截断的是地上一条笔直的线，线的这端，“中国国道322线终点”几个字依稀可辨。一线之隔的，是越南1号公路起点，终点河内。
2008年12月9日，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路碑两侧的土丘上，被挖出两个硕大的坡。当地人称，友谊关一带的勘界已经结束，新界碑即将在此落成。随后的12月22日，越南外交部会同越南谅山省政府在友谊关举行仪式，庆祝越中陆地边界第1116块界碑落成。
就在中越陆地边界立碑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12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召开，与其比邻的越南亦发来贺电。
边民以命博财，蹚出了中越边贸“血路”
生意冷清时，浦寨人阿帮会把摩托车停在红木家具市场门口，一边蹲点，一边操着当地土话和旁边的摩的司机闲聊。阿帮说，他的全部家当就是这辆红色摩托和两个黄色安全帽。除了开摩的，他还从事另一项“生意”——帮越南人偷运红木家具，从中拿点提成。
“谁都是为多挣几个钱嘛。”阿帮知道这样做不大好，但还是努力为自己开脱。
浦寨是广西凭祥的一个边贸点，紧邻越南。
在中越边境一带，当地边民大多做着诸如此类的工作一当搬运工或摩的司机、帮人逃税、在家种地。“连出租车司机这行，80％都被外地人抢去了。”阿帮皱着眉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边民交易的辉煌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年，当地人用手电、钢笔等日用品去换越南人的芭蕉油等农副产品。边境满布地雷的羊肠小道上，边民们以命博财，小心翼翼地蹚出了中越贸易的“血路”。
卡凤村布沙屯村民小组长韦盛宏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像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这是1986年大年初二和越南人谈生意时在路上被炸的。”
上世纪80年代初，韦盛宏给中越两国商人当中间人，自己偶尔也做几笔小生意，“当时市场很小，就是一个老板过来，告诉我要什么货，开个中间价，我帮他成交。过关也简单，交一两块钱，买张票就行了。那时这儿的路坑坑洼洼的，送货的顶多开辆拖拉机。越南那边更惨，全是汽轮车。”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批外地客商涌入弄尧、弄怀、浦寨等边贸点，原始的边民交易变得举步维艰。
“双方客商接触时间一长，也就不需要中间人了。而且后来联系都用大哥大，我们这些边民家里连电话都没有，不方便联系。发展到现在，外地人都开上汽车了，边民还在原地踏步。”韦盛宏说，他现在有时帮当地电信局打点儿闲工，有时在家种种地，“不过这几年政府征地太厉害，老百姓连地都没得种了。”
15岁就开始和越南人做生意的隘口村村民陆尉群，直到最近两年，才敢继续踏上边境上的那些小路。曾经做生意的经历，让她实实在在体会到了人如草芥。
“当时都是在山里交货、拿钱。”陆尉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白天偷偷地看越南部队把雷埋在了什么位置，有雷的路就避开。但那些人很鬼头，总是按照人走路的规律来布雷。所以我们得自己学着排雷，边走边挖。”
一件亲历的事情让陆尉群至今心有余悸，“一个越南妹和我定了交货地点，我老远都看见她走过来了，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她的整个头都炸飞了。”
“现在好了，雷基本排完了。”陆尉群走了两步，指着远处的一座山说，“喏，翻过那个山头就是越南。我常去走亲戚，我姑妈很多年前就嫁去越南了。”
卡凤村的理发师黄雪民，十几年来一直单腿站在铁路边的大榕树下帮人理发。直到2007年，当地残联送了他一副假肢，“我被炸时才20出头。那年头，当地老百姓不管男女老少，都冒着生命危险做生意，被炸是常有的事，就看谁命好了。”
早上八点刚过，浦寨就热闹起来
号称“南疆国门第一路”的南友公路(南宁——友谊关)已在2005年5月竣工。最近，这里沿途随处仍然可见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标语，一张红色条幅用汉字和壮文写着“50年团结、50年奋进、50年辉煌”几个大字。 边陲城市凭祥，西南两面与越南谅山省交界，有着97公里的边境线。
“20年前，有个关于凭祥的顺口溜，说是一条路、两排树、到了凭祥没吃住。那时，凭祥最高的楼只有三层。”凭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996年之后，凭祥发展突飞猛进。而今，这里有了友谊关、车站、平而关三个地方口岸和弄怀、浦寨等五个边民互市点。
从前的浦寨，是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小村子。阿帮回忆说，那时候，他家就在现在红木市场对面，“当时我们住的是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再加些羊毛砖，就是那种用沥青盖过—层的砖。”
上世纪90年代后，中越贸易的发展让浦寨顷刻变得喧嚣。
浦寨管委会纪检书记梁德腾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目前浦寨常住人口3000多人，以流动人口为主，“2002年以前还要热闹，那时中越是可以自由来往的，只需登记一下身份证就行。2005年，因为限制境外赌博，出入境没那么方便，就冷清了些。不过据说不久又要开关了。”
2008年奥运会前，浦寨入口处多了—个监管站。阿帮告诉本刊记者，奥运前设这个监管站，目的是不让越南人随意从浦寨进入中国内地。奥运后，原本要撤，但由于发现了毒品走私等问题，监管站保留至今。
穿过仅有的两条街，边防线近在咫尺。通过边检的越南货车不断驶入，一些准备出境的商人们大包小包地扛着货物等待检验。一个小伙子向本刊记者透露，从这里过关的，都是有通行证的人，几百块钱办—个。“有些人为省钱，就从山上偷渡。”
紧靠边检站的山上，可以看到一名正在巡逻的边防军战士走来走去。右侧的牌子上，蓝底白字地写着“严禁中国公民出境赌博，违者严厉惩处”。跨出国门20米，便进入越南边贸区——新清。
“浦寨这地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海关、边防、边检、检验检疫等。夸张点儿说，穿制服的比不穿制服的还多。”边检站上一名正在值勤的边防战士告诉本刊记者，山上偷运货物的大多是越南人，背些中国货回去。
“越南的税收没有中国正规。”广西自治区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刘建文对中越贸易颇有研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越南，随便—个穿制服的人都可以找这些生意人收点儿钱，交了钱就让过去了。他们运过去的商品，有的在本国卖，有的卖到柬埔寨等国家。”
早上八点刚过，浦寨就热闹起来。临街的商铺陆续拉开卷闸门，做起红木、玉器、越南食品等生意。中国农业银行的门口，两三个女人抱着书包，专门兑换外币。“她们的包里经常装着上百万人民币，就那么揣着，也不怕被抢。”阿帮小声嘀咕着。
夜幕下的浦寨比白天更为喧嚣。饭馆老板一到晚上，就把饭桌搬到街上，摆成了大排档。临街的商铺尽管零零落 落地关了几家，但咖啡馆、酒吧依然红火。个别半遮半掩的店铺里，会偶尔探出一个浓牧艳抹的女人，毫无顾忌地向过路的男人投去暧昧的目光。
弄怀有八九百个商铺，300多家是浙商的
从浦寨到弄怀边贸点，需要翻过几座山。
“这里以前根本就没有路，就是条小土道。后来一个富起来的老板，出钱修了这条柏油路。”阿帮一边开摩托一边介绍。
“我1975年就来广西了，先是在凭祥这边给人家做木工。傲了几年手艺后，有华侨建议我到边境上做生意。”浙江东阳人吴明星是最早参与中越边贸的外地人之一。他的明星外贸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榨汁机、电饭锅等小家电。店铺就开在边检站的广场附近，是个极佳的位置。
在其他浙江老板口中，吴明星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边贸点还是在弄尧，没水没电。晚上得点蜡烛，水得自己去买，五毛钱一桶。语言不通，出门还怕踩地雷。我老婆说，这地方简直跟坐牢一样。”吴明星笑着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做过小百货、床上用品、文具生意后，吴明星锁定了家用小电器这一领域。聊至一半，吴明星操着熟练的越南话接了个电话，“我现在会很多种语言，越南土话、越南官话，还有家乡话、普通话。”
刘建文向本刊透露，和越南人做生意风险比较大，货过去了不给钱是常有的事，“边贸就像个大集贸市场，靠的是个人信誉。”
吴明星也有这样的体会，他笑着说，其实十几年前，越南商人还是很实在的，比如欠你钱，他肯定会想法还上，“现在不行了，他们也学会了拖，要是催急了，他们会说，‘你们这些钱不也是从我们身上挣的嘛。”’
2008年，吴明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上半年，越南经济遭遇困境——通货膨胀，股市狂跌；下半年，中国经济同样不景气。
“20多年来，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做针织生意的可能好些，家电这种消耗品就差些。往年现在是最忙的时候，今年都闲得没事做了。”吴明星说，他在谅山省同登县还有另一家公司，由他的老婆打理，“今年生意也不大好，将就着过吧。”
广西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朱世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弄怀有八九百个商铺，其中300多家是浙商的，“浙江商人都比较低调。”
浦寨边检站对面，尚未启用的国门大厦看上去很是气派，上面的“浙江永康”几个大字更是当地所有浙商的骄傲。这一次，浙商们打破了—贯的低调。
多少还存在一些芥蒂
2008年12月7日～9日，正值第十五届2008中越(凭祥)科技贸易博览会举行，前往凭祥物流园的人瞬间多了几倍。
据介绍，此前所谓的博览会，不过是老百姓摆地摊进行简单的物品交换。
“这两年我们把它正规化了，要做成一个有规模、有档次，质量比较高的展会。”主力、方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洁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物流园2007年投入使用，当年的货物吞吐量达110万吨。
中越边境上的贸易比较特殊。除正规的国贸外，还包括边境小额贸易，即由本地公司搞些海关指定的日用品贸易，关税减半。另一种则是边民互市贸易。有边民证的边民，每天可以进行不超过人民币3000元的日用品交易。
“其实就是给些特殊政策，照顾边民。”韦洁认为。
韦洁指着远处停放的几排重汽商用车说，“2007年出口1000多辆，2008年上半年就达到8000辆了。如果不是因为下半年经济动荡，突破两万辆都有可能。国产货车这类产品现在开始流向东盟市场，且出口量会越来越大。”
刘建文称。“越南只认便宜货，那我们生产的产品质量肯定不会有多高，物美和价廉难以兼顾。”
近年来，逐渐升温的中国一东盟“贸易热”、“旅游热”，加速着中越交通的发展。2009年1月1日，南宁至越南首都河内的旅客列车正式开行。这使南宁成为除北京外中国第二个国际列车始发站城市。
“这些年的中越贸易中，中国基本处于顺差，越南则是逆差。对这一点，越南人意见一直比较大。因此现在，他们的煤炭即便出口，也不会出口到中国，锰矿也不会卖给中国人。”刘建文认为，尽管战争硝烟散尽，但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对强大邻国的隐忧，仍不言而喻，“总的来说，两国高层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多少还存在一些芥蒂。比如中国人在越南的一些投资项目，上面已经批下来了，结果中间卡住了。这和越南之前的教科书也有些关系。”
“邻村”百姓
在友谊关的墙壁上，依然能看到当年留下的弹痕。站在关楼上，可以看见不远处隐匿在山坳里的迷彩帐篷。
“2008年最后一天，中越双方宣布如期完成了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存在争议的德天瀑布和北仑河口一带也达成一揽子协议。”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孙小迎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
2008年6月，孙小迎带领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几位研究人员，完成了《西南边疆(广西段)历史与研究现状报告》。
孙小迎说，边民们的守土护边意识一直感动着她。在德天村，一些老人晚上常会带着铺盖到53号界碑处守夜，防止界碑被移动。
除边民外，当地的生意人对勘界立碑工作也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36岁的陈秀桃说着略带南方口音的中国话。六年前，她从越南来到中国，一边做红木等生意，一边开咖啡馆，“两国关系好了，生意也就好做了。”
陈秀桃告诉本刊记者，她的中文是自学的，“我家就在河内附近，母亲和两个哥哥还在越南，我和姐姐来了中国。”
陈秀桃透露说，她的男朋友是北京人，“你说，以后我到了北京，开个咖啡馆行吗?”
“他们和我们就像是邻村。长得差不多，说的是当地土话，都能听懂。”浦寨人阿帮说，他从小就没觉得越南人和自己有什么差别，“即便打仗，边民们的关系也都很好。我们壮族和他们京族，以前都是一个民族的。”几乎没上过学的阿帮很早就听到过这一说法。
京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
世代通婚，也让两国边民们“走得更近了”。卡风村布沙屯的韦盛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村260多人，七八家娶了越南女人，“娶越南人的家庭都比较贫困，因为越南女人彩礼收得少，一两千块钱就能娶到，有的甚至不要钱。中国老婆得花七八千娶回家。”
卢永全是个在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华侨。他的曾祖辈，就举家从广东迁到了越南。1968年，卢永全在越南出生。但平时家人之间说的还是客家话。
卢在交谈中不时夹杂着英语，并称自己是个有文化的人。对于那段战争，这位越南籍华侨，有着很轻松的解释，“两个孩子打架，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记什么仇呀，都经济危机了，还不谋划着怎么合作去挣钱!”
路碑躺在一旁乱石堆中，周围杂草丛生。将公路拦腰截断的是地上一条笔直的线，线的这端，“中国国道322线终点”几个字依稀可辨。一线之隔的，是越南1号公路起点，终点河内。
2008年12月9日，本刊记者在现场看到，路碑两侧的土丘上，被挖出两个硕大的坡。当地人称，友谊关一带的勘界已经结束，新界碑即将在此落成。随后的12月22日，越南外交部会同越南谅山省政府在友谊关举行仪式，庆祝越中陆地边界第1116块界碑落成。
就在中越陆地边界立碑进入最后阶段的时刻，12月1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召开，与其比邻的越南亦发来贺电。
边民以命博财，蹚出了中越边贸“血路”
生意冷清时，浦寨人阿帮会把摩托车停在红木家具市场门口，一边蹲点，一边操着当地土话和旁边的摩的司机闲聊。阿帮说，他的全部家当就是这辆红色摩托和两个黄色安全帽。除了开摩的，他还从事另一项“生意”——帮越南人偷运红木家具，从中拿点提成。
“谁都是为多挣几个钱嘛。”阿帮知道这样做不大好，但还是努力为自己开脱。
浦寨是广西凭祥的一个边贸点，紧邻越南。
在中越边境一带，当地边民大多做着诸如此类的工作一当搬运工或摩的司机、帮人逃税、在家种地。“连出租车司机这行，80％都被外地人抢去了。”阿帮皱着眉头，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边民交易的辉煌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年，当地人用手电、钢笔等日用品去换越南人的芭蕉油等农副产品。边境满布地雷的羊肠小道上，边民们以命博财，小心翼翼地蹚出了中越贸易的“血路”。
卡凤村布沙屯村民小组长韦盛宏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像是小儿麻痹后遗症，“这是1986年大年初二和越南人谈生意时在路上被炸的。”
上世纪80年代初，韦盛宏给中越两国商人当中间人，自己偶尔也做几笔小生意，“当时市场很小，就是一个老板过来，告诉我要什么货，开个中间价，我帮他成交。过关也简单，交一两块钱，买张票就行了。那时这儿的路坑坑洼洼的，送货的顶多开辆拖拉机。越南那边更惨，全是汽轮车。”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大批外地客商涌入弄尧、弄怀、浦寨等边贸点，原始的边民交易变得举步维艰。
“双方客商接触时间一长，也就不需要中间人了。而且后来联系都用大哥大，我们这些边民家里连电话都没有，不方便联系。发展到现在，外地人都开上汽车了，边民还在原地踏步。”韦盛宏说，他现在有时帮当地电信局打点儿闲工，有时在家种种地，“不过这几年政府征地太厉害，老百姓连地都没得种了。”
15岁就开始和越南人做生意的隘口村村民陆尉群，直到最近两年，才敢继续踏上边境上的那些小路。曾经做生意的经历，让她实实在在体会到了人如草芥。
“当时都是在山里交货、拿钱。”陆尉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们白天偷偷地看越南部队把雷埋在了什么位置，有雷的路就避开。但那些人很鬼头，总是按照人走路的规律来布雷。所以我们得自己学着排雷，边走边挖。”
一件亲历的事情让陆尉群至今心有余悸，“一个越南妹和我定了交货地点，我老远都看见她走过来了，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她的整个头都炸飞了。”
“现在好了，雷基本排完了。”陆尉群走了两步，指着远处的一座山说，“喏，翻过那个山头就是越南。我常去走亲戚，我姑妈很多年前就嫁去越南了。”
卡凤村的理发师黄雪民，十几年来一直单腿站在铁路边的大榕树下帮人理发。直到2007年，当地残联送了他一副假肢，“我被炸时才20出头。那年头，当地老百姓不管男女老少，都冒着生命危险做生意，被炸是常有的事，就看谁命好了。”
早上八点刚过，浦寨就热闹起来
号称“南疆国门第一路”的南友公路(南宁——友谊关)已在2005年5月竣工。最近，这里沿途随处仍然可见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标语，一张红色条幅用汉字和壮文写着“50年团结、50年奋进、50年辉煌”几个大字。 边陲城市凭祥，西南两面与越南谅山省交界，有着97公里的边境线。
“20年前，有个关于凭祥的顺口溜，说是一条路、两排树、到了凭祥没吃住。那时，凭祥最高的楼只有三层。”凭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1996年之后，凭祥发展突飞猛进。而今，这里有了友谊关、车站、平而关三个地方口岸和弄怀、浦寨等五个边民互市点。
从前的浦寨，是一个只有17户人家的小村子。阿帮回忆说，那时候，他家就在现在红木市场对面，“当时我们住的是竹子搭起来的棚子，再加些羊毛砖，就是那种用沥青盖过—层的砖。”
上世纪90年代后，中越贸易的发展让浦寨顷刻变得喧嚣。
浦寨管委会纪检书记梁德腾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目前浦寨常住人口3000多人，以流动人口为主，“2002年以前还要热闹，那时中越是可以自由来往的，只需登记一下身份证就行。2005年，因为限制境外赌博，出入境没那么方便，就冷清了些。不过据说不久又要开关了。”
2008年奥运会前，浦寨入口处多了—个监管站。阿帮告诉本刊记者，奥运前设这个监管站，目的是不让越南人随意从浦寨进入中国内地。奥运后，原本要撤，但由于发现了毒品走私等问题，监管站保留至今。
穿过仅有的两条街，边防线近在咫尺。通过边检的越南货车不断驶入，一些准备出境的商人们大包小包地扛着货物等待检验。一个小伙子向本刊记者透露，从这里过关的，都是有通行证的人，几百块钱办—个。“有些人为省钱，就从山上偷渡。”
紧靠边检站的山上，可以看到一名正在巡逻的边防军战士走来走去。右侧的牌子上，蓝底白字地写着“严禁中国公民出境赌博，违者严厉惩处”。跨出国门20米，便进入越南边贸区——新清。
“浦寨这地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有海关、边防、边检、检验检疫等。夸张点儿说，穿制服的比不穿制服的还多。”边检站上一名正在值勤的边防战士告诉本刊记者，山上偷运货物的大多是越南人，背些中国货回去。
“越南的税收没有中国正规。”广西自治区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刘建文对中越贸易颇有研究，他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越南，随便—个穿制服的人都可以找这些生意人收点儿钱，交了钱就让过去了。他们运过去的商品，有的在本国卖，有的卖到柬埔寨等国家。”
早上八点刚过，浦寨就热闹起来。临街的商铺陆续拉开卷闸门，做起红木、玉器、越南食品等生意。中国农业银行的门口，两三个女人抱着书包，专门兑换外币。“她们的包里经常装着上百万人民币，就那么揣着，也不怕被抢。”阿帮小声嘀咕着。
夜幕下的浦寨比白天更为喧嚣。饭馆老板一到晚上，就把饭桌搬到街上，摆成了大排档。临街的商铺尽管零零落 落地关了几家，但咖啡馆、酒吧依然红火。个别半遮半掩的店铺里，会偶尔探出一个浓牧艳抹的女人，毫无顾忌地向过路的男人投去暧昧的目光。
弄怀有八九百个商铺，300多家是浙商的
从浦寨到弄怀边贸点，需要翻过几座山。
“这里以前根本就没有路，就是条小土道。后来一个富起来的老板，出钱修了这条柏油路。”阿帮一边开摩托一边介绍。
“我1975年就来广西了，先是在凭祥这边给人家做木工。傲了几年手艺后，有华侨建议我到边境上做生意。”浙江东阳人吴明星是最早参与中越边贸的外地人之一。他的明星外贸有限公司主要经营榨汁机、电饭锅等小家电。店铺就开在边检站的广场附近，是个极佳的位置。
在其他浙江老板口中，吴明星是个“有故事的人”。
“我刚来的时候，边贸点还是在弄尧，没水没电。晚上得点蜡烛，水得自己去买，五毛钱一桶。语言不通，出门还怕踩地雷。我老婆说，这地方简直跟坐牢一样。”吴明星笑着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做过小百货、床上用品、文具生意后，吴明星锁定了家用小电器这一领域。聊至一半，吴明星操着熟练的越南话接了个电话，“我现在会很多种语言，越南土话、越南官话，还有家乡话、普通话。”
刘建文向本刊透露，和越南人做生意风险比较大，货过去了不给钱是常有的事，“边贸就像个大集贸市场，靠的是个人信誉。”
吴明星也有这样的体会，他笑着说，其实十几年前，越南商人还是很实在的，比如欠你钱，他肯定会想法还上，“现在不行了，他们也学会了拖，要是催急了，他们会说，‘你们这些钱不也是从我们身上挣的嘛。”’
2008年，吴明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寒意。上半年，越南经济遭遇困境——通货膨胀，股市狂跌；下半年，中国经济同样不景气。
“20多年来，2008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做针织生意的可能好些，家电这种消耗品就差些。往年现在是最忙的时候，今年都闲得没事做了。”吴明星说，他在谅山省同登县还有另一家公司，由他的老婆打理，“今年生意也不大好，将就着过吧。”
广西浙江商会常务副会长朱世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弄怀有八九百个商铺，其中300多家是浙商的，“浙江商人都比较低调。”
浦寨边检站对面，尚未启用的国门大厦看上去很是气派，上面的“浙江永康”几个大字更是当地所有浙商的骄傲。这一次，浙商们打破了—贯的低调。
多少还存在一些芥蒂
2008年12月7日～9日，正值第十五届2008中越(凭祥)科技贸易博览会举行，前往凭祥物流园的人瞬间多了几倍。
据介绍，此前所谓的博览会，不过是老百姓摆地摊进行简单的物品交换。
“这两年我们把它正规化了，要做成一个有规模、有档次，质量比较高的展会。”主力、方广西万通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洁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物流园2007年投入使用，当年的货物吞吐量达110万吨。
中越边境上的贸易比较特殊。除正规的国贸外，还包括边境小额贸易，即由本地公司搞些海关指定的日用品贸易，关税减半。另一种则是边民互市贸易。有边民证的边民，每天可以进行不超过人民币3000元的日用品交易。
“其实就是给些特殊政策，照顾边民。”韦洁认为。
韦洁指着远处停放的几排重汽商用车说，“2007年出口1000多辆，2008年上半年就达到8000辆了。如果不是因为下半年经济动荡，突破两万辆都有可能。国产货车这类产品现在开始流向东盟市场，且出口量会越来越大。”
刘建文称。“越南只认便宜货，那我们生产的产品质量肯定不会有多高，物美和价廉难以兼顾。”
近年来，逐渐升温的中国一东盟“贸易热”、“旅游热”，加速着中越交通的发展。2009年1月1日，南宁至越南首都河内的旅客列车正式开行。这使南宁成为除北京外中国第二个国际列车始发站城市。
“这些年的中越贸易中，中国基本处于顺差，越南则是逆差。对这一点，越南人意见一直比较大。因此现在，他们的煤炭即便出口，也不会出口到中国，锰矿也不会卖给中国人。”刘建文认为，尽管战争硝烟散尽，但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对强大邻国的隐忧，仍不言而喻，“总的来说，两国高层和民众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多少还存在一些芥蒂。比如中国人在越南的一些投资项目，上面已经批下来了，结果中间卡住了。这和越南之前的教科书也有些关系。”
“邻村”百姓
在友谊关的墙壁上，依然能看到当年留下的弹痕。站在关楼上，可以看见不远处隐匿在山坳里的迷彩帐篷。
“2008年最后一天，中越双方宣布如期完成了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存在争议的德天瀑布和北仑河口一带也达成一揽子协议。”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研究员孙小迎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
2008年6月，孙小迎带领广西社科院东南亚研究所的几位研究人员，完成了《西南边疆(广西段)历史与研究现状报告》。
孙小迎说，边民们的守土护边意识一直感动着她。在德天村，一些老人晚上常会带着铺盖到53号界碑处守夜，防止界碑被移动。
除边民外，当地的生意人对勘界立碑工作也表示出极大的关注。
36岁的陈秀桃说着略带南方口音的中国话。六年前，她从越南来到中国，一边做红木等生意，一边开咖啡馆，“两国关系好了，生意也就好做了。”
陈秀桃告诉本刊记者，她的中文是自学的，“我家就在河内附近，母亲和两个哥哥还在越南，我和姐姐来了中国。”
陈秀桃透露说，她的男朋友是北京人，“你说，以后我到了北京，开个咖啡馆行吗?”
“他们和我们就像是邻村。长得差不多，说的是当地土话，都能听懂。”浦寨人阿帮说，他从小就没觉得越南人和自己有什么差别，“即便打仗，边民们的关系也都很好。我们壮族和他们京族，以前都是一个民族的。”几乎没上过学的阿帮很早就听到过这一说法。
京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
世代通婚，也让两国边民们“走得更近了”。卡风村布沙屯的韦盛宏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村260多人，七八家娶了越南女人，“娶越南人的家庭都比较贫困，因为越南女人彩礼收得少，一两千块钱就能娶到，有的甚至不要钱。中国老婆得花七八千娶回家。”
卢永全是个在中国做生意的越南华侨。他的曾祖辈，就举家从广东迁到了越南。1968年，卢永全在越南出生。但平时家人之间说的还是客家话。
卢在交谈中不时夹杂着英语，并称自己是个有文化的人。对于那段战争，这位越南籍华侨，有着很轻松的解释，“两个孩子打架，过去这么多年了，还记什么仇呀，都经济危机了，还不谋划着怎么合作去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