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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你追我赶的远程赛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被西方世界隔绝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自身意识形态的束缚又加重了它的闭关锁国；印度则在一丝不苟地实践着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即通过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最终赶超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虽然各自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最终的结果却相差无几：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却又因为对国内产业的过度保护，造成它们效率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这种发展模式使得中印两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缓慢，既不能通过国际需求来带动国内的生产、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也无法借助国际分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
与中国相比，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印度对外贸易的发展尤为缓慢。1950－1951年度印度对外贸易额为25.42亿美元，当时中国只有11.3亿美元，印度是中国的2.3倍。但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与印度拉开了距离，尤其在出口方面，1975年中国出口额为72.6亿美元，印度的出口额只有43.6亿美元。而到了1980年，中印两国实现的出口额分别为182.7亿美元和85.9亿美元。中国出口额已经是印度的2.1倍。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印两国对外贸易的差距就更为明显了。
在中印两国漫长的历史交往中，两国民间互通有无的贸易早已存在。而两国官方正式的贸易往来则是始于1951年。1954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贸易协定。但由于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两国经济落后，可以互补的极为有限，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贸易规模很小，发展缓慢。1950－1962的13年，双边贸易总共才2.6亿美元。此后由于边界战争，双方的贸易中断了14年，直至1976年中印恢复外交关系，双方的贸易关系才得以恢复和发展。1977年中印两国贸易额仅为5000万卢比。1984年8月，两国政府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自1986年以来，还先后签订了七个年度贸易议定书。90年代以后两国还在边界地区先后开放了几对边境贸易口岸，其中包括1992年双方在中国西藏的普兰和印北方邦的贡吉正式恢复边境贸易，1994年又在中国西藏的久巴和印喜马偕尔邦的南加增开了一对边贸点。总的来看，90年代以前甚至包括整个90年代，中印两国间贸易额都很小，相互投资则刚刚起步，这与中印两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上世纪80年代，中印两国先后开始了经济改革。在经济增速提高的同时，两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中国的改革要比印度早将近10年，步伐也更大一些，因而取得的成就也更为明显。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1985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8％，而印度的份额也从90年代初的不足0.5％上升到2006年的1.5％。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贸易也有了迅猛的发展。2001年双边贸易额为36亿美元，到2009年则为433.8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出口137.1亿美元，印度自中国进口296.7亿美元。就双边贸易增长情况来看，2001－2007年，双边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5％。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以后中印贸易有所下降。尽管如此，截止到2009年12月，中国继续保持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出口市场排名为第三位。政策推动固然是两国贸易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两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双边贸易互补性强
一方面，中印两国以垂直分工形式开展的产业间贸易发展迅速。
比较两国的产业间贸易，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初级产品从1999年的33.09％下降到2002年的17.49％，同期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从66.91％上升到80.51％，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目前已经占到工业制成品出口的35％。2002年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SITC)的89种商品中，相对印度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国工业制品共有14章，初级产品有7章，而1995年时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国工业制品只有9章，初级产品为8章。印度对华出口的初级产品比例也在持续下降，从1999年的54.97％下降到40.09％，工业制品的比例从1999年的44.74％上升到59.91％。在S1TC的分类中，2002年印度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初级产品有5章，工业制品为10章。
但是，这种结构分布与印度整个对外贸易的出口构成差别较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出口的商品构成中，初级产品的比例就一直低于25％，而且还在呈不断下降的态势。在中国市场上的特例正好说明了巴拉萨阶梯优势论。由于两国制成品的出口结构相似，比较优势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但中国因为经济改革进行得早、步子迈得大，经济增长水平明显高于印度，较印度更早地进入一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并在这些行业形成了生产的规模优势和劳动力的技能优势，使印度产品难以打人中国市场，相反中国商品却能够在印度市场上长驱直入，其中最明显的是电子产品制造业。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为满足人世的需要而不断加快的开放步伐，中国的进口规模急速扩张。印度的出口商在中国的中间制成品市场上也开始看到了越来越大的商机，染料、初级塑料、钢铁、金属制品、纸浆等对中国的出口大幅上涨，其中钢铁的增幅最为明显，仅2003年1－7月中国从印度进口钢铁就是2002年同期的10倍。在过去五年中，印度仅铁矿石一项就占它整个对华出口的60％－70％。而中国对印度出口增幅较大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第7类)。从目前形势看，中印两国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已经形成，并处于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双方水平分工带来的产业内贸易也已经起步，且发展趋势良好。
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即使是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的条件下，以中印两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形成的市场规模仍然不可低估。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两国就都已经建立起了大而全的工业体系，以满足国内基本建设以及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在两国经济先后走向开放之后，它们的一些领域甚至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比如印度的软件产业、中国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等。这些都为两国在水平分工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奠定了基础。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就曾指出，“中国的(硬件)产品和印度的(软件)解决方案具有互补性，这是中印两国合作的自然基础。”他认为，中印企业应抛开其他国家的中间人，直接携手合作。
在世界的汽车制造领域，产业内贸易一直非常普遍，美日两国间的汽车贸易就是经济学家最经常提起的产业内贸易的例子。中印两国在这个领域的贸易往来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按照联合国SITC的分类，在第78章下(陆路车辆)，2002年中国从印度进口价值596万美元该章名录下商品，同时出口价值399万美元的商品到印度。而到2007年， 在这一章下，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已增至3.73亿美元，进口达到1432.5万美元。虽然到目前为止，该章的进出口规模还不大，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汽车市场，已经被印度的生产商注意到了。如印度的Bharat Forge公司很早就与中国广西玉柴机械公司签订了提供发动机部件的长期供货合同。
贸易关系不均衡
在2005年之前，两国贸易基本上呈均衡发展态势。虽然中国一直保持着顺差，但顺差额最高时也不过4亿美元(2002年)。甚至在2003～2005三个年度，印度还实现了对华贸易顺差，虽然顺差额不高，但足以使印度工商界心中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恐惧开始消退。然而2005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印度对华铁矿石出口增长下滑，另一方面，中国产品不断拓展印度出口市场，使得中国对印出口的增长率大大超过进口的增长率，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在双边贸易中顺差不断扩大。到2007年中方顺差达到93亿美元。2008年中方的贸易赤字更是增加到了112.2亿美元。2009年中国对印贸易顺差继续扩大，达到159.6亿美元。
印度对华出口结构单一，是近年来印度对华出口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而印度工商联合会在中国频频举办印度产品博览会，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投资瓶颈
中印的经贸合作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商品贸易逐步扩大到包括工程承包、技术贸易和相互投资在内的广泛经济技术合作。
实际上，中印两国之间的投资流动仍然相当小，而且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在印度的投资总额累积为9110万美元，而印度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则高达8.98亿美元，是中国在印度投资额的近10倍。
从中印两国各自的投资环境上看，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大于印度。比较政策环境，在印度要开一个公司需要申请10项许可，在中国只需6项，在印度办理各项手续所需的平均时间是90天，中国只需要30天。一家外国公司要想进驻印度分别需要中央政府的43道和地方政府的57道审批手续，这些麻烦在中国就少得多了。比较基础设施，中国的状况更是好于印度。比如，印度的柏油马路仅占全部道路的56％，而中国在80％以上。由于电力缺乏，印度69％的企业需要自备发动机，中国这样的企业还不到30％。2002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550多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印度只有40多亿美元。现在连印度企业也开始投资中国。
从中印两国相互投资的规模上看，两国的相互投资规模还是很小。中国对印投资尚不足其对外投资的1％，印度虽然这两年对中国的投资占其对外总投资的比例要高一些，基本维持在3％－6％，但印度对外投资的规模本来就比中国小，2002年它的对外投资总额还仅是中国的1／7。因此，来自双方的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有数据表明，到2005年6月止，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只有2633万美元，位居在印度投资的100多个国家的第60位。而印度对华投资截至2008年9月也仅为1.91亿美元。虽然两国在2006年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对两国间的相互投资双方政府都表示了欢迎和支持的态度，但过去4年以来两国间的投资依然没有明显的增长。
从投资的产业分布上看，印度的投资主要流向技术构成的两端——高技术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的劳力密集型制造业。印度产业联合会曾公布了一个有关中印经贸关系为内容的调查报告，特别指出印度的软件业、制药业和生物技术产业将是在中国市场上颇具竞争力的行业，而且被调查的相关的印度企业都对投资中国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行业，已经树立起成功的例子：印度国家信息学院(NIIT)与浦东继续教育中心成立了合资的恩埃埃悌信息技术学院，印度企业APTECH与北大青鸟合资成立的教育公司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一南一北两个公司现在已经基本垄断了中国的IT长期培训市场。现在印度四大软件出口企业中已有三家投资中国，它们是Tara Consultancy Services，Infosys Technologies以及satyam Computer Services。进入中国的印度企业并不限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而且也不限于高新技术产业，其中也包括印度的低附加值制造业。仅钻石企业来华投资的就有19家，分布在上海、山东、广州等地。目前印度在华的投资项目共71个，协议金额1.88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有信息技术、制药、耐火材料以及包装材料制造等。
印度公司来华投资不仅看中了这里巨大的市场容量，而且也是为了利用中国为产业发展所创造的便利环境，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简便的创办流程和优惠的政策法规，使印度公司通过中国的制造基地，能够在全球范围竞争，而中国公司到印度投资设厂的理由更简单，就是为了绕过印度高筑的贸易壁垒。因此，最早关注印度市场、也最积极去那里投资的就是中国的家电行业，其中就包括两大龙头企业海尔和TCL。但是冗长的审批程序和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多疑”，削弱了中国企业对印投资的积极性。另外，印度的私人企业较中国的私人企业发展得早、也更成熟。反观中国，有能力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多为国有企业或至少是国有控股企业，一方面受到可能的资金流出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由于它们已经习惯了依赖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而进行寻租活动，对走出国门到“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发展，存在着更多的恐惧和惰性。
重视印度正当时
从当初视中国为经济威胁到现在将其看做是难得的市场机遇，印度企业无论是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还是投资合作，都开始渐入佳境。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的热情正在逐渐变冷。虽然过去几年中，出口增幅较大，但远未达到预期的水平。
以彩电市场为例，中国同类型彩电的生产成本要比印度低20％-40％，在世界范围都很有竞争力。但在印度市场上，领先的却是韩国mEG和三星，它们对市场占有率从1996年不足15％达到2002年的35％，而中国的彩电对印出口一直徘徊不前。
与印度相比，中国一些制造业的产品所具备的成本优势仅仅因为起步比印度同行早，才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优势和技术领先优势。但就规模而言，即使不考虑外国的直接投资，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印度企业也迟早会赶上中国的。再就技术而言，我们的优势就更不可靠了'因为我们的技术大都购自国外专利，印度同样也可以买得到，而且作为后来国家，甚至可以选择比我们更先进的技术。
认识不足成发展障碍
目前中国产品和企业之所以在印度市场进展不大，主要是因为印度政府针对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树起的壁垒。高关税率和不断的反倾销调查，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冗长的审批程序和不合理的安全审查过程，也阻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计划。 另一方面，对于印度市场存在的瓶颈因素认识不足也是中国企业无法在印度市场的另一主要原因。这些瓶颈因素包括对具体项目存在过多的法律管制，而且各种法律程序过于繁杂；基础设施薄弱：官僚作风严重等。因为认识不足，当中国企业面临这些困难时，往往不知所措，付出一定代价之后，有的就打了退堂鼓。
不喜欢咖喱饭就别去印度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首先，要突出政府在开拓新市场方面的作用，包括与对方谈判，要求取消对中国产品、企业投资项目的歧视性政策：对开拓新市场的企业进行政策和资金扶持，提供必要的商贸资讯。还有就是企业在对印度市场盲目的热情消散之后，必须意识到开发印度市场潜力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还需要恒心和耐心。一位跨国公司在印工作多年的经理人曾说过：“不喜欢咖喱饭的人，最好不要派去印度，去了也不会成功的。”这虽是玩笑话，但也寓含着真理。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家抱怨的何止是饮食，从炎热的气候、恶劣的交通状况，到腐败的官员，那里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他们不抱怨的，就像十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投资者一样。但是这些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成功。中国企业家在印度的努力也一样。
中印两国经济之间存在的互补性是今后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坚实基础。那么什么是经济的互补性呢?简单地说，经济的互补性就是人有我无、人无我有，或是人长我短，从而取长补短。人有我无的原因不外乎有两个，要么是自然的赋予，要么就是专业化选择的结果。中印两国的比较优势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专业化选择的结果必然导致双方的竞争。虽然在全球化生产的今天，只要能够做到取人之长补我之短，竞争性一样有可能转化为互补性，印度的一些制造行业从对中国企业充满敌意到张开手臂拥抱中国、涌入中国，这之间的转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认竞争性的存在。对于不可分割的生产活动，因为无法通过外包或是市场采购来实现优势互补，双方的竞争性仍将继续存在。即使是在两国都对合作寄予了很高希望的信息技术领域，中印两国的竞争也十分明显；要打进国际市场，我们只能从接受软件外包开始，这必然要和印度竞争：在国内市场上，美国已经垄断了基础软件和中间件市场，留给中国软件企业的发展空间本来就只有应用软件的开发，现精于此道的印度企业又来了。虽然竞争并不意味着就是零和博弈，更多的可能是双赢，但不管是把印度作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现在都是我们该重视印度的时候了。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里，中国被西方世界隔绝在世界经济体系之外，自身意识形态的束缚又加重了它的闭关锁国；印度则在一丝不苟地实践着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即通过国家主导的、进口替代的工业化发展战略，最终赶超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虽然各自制定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最终的结果却相差无几：在封闭的国内市场上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却又因为对国内产业的过度保护，造成它们效率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这种发展模式使得中印两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缓慢，既不能通过国际需求来带动国内的生产、促进国内的产业升级，也无法借助国际分工，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
与中国相比，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印度对外贸易的发展尤为缓慢。1950－1951年度印度对外贸易额为25.42亿美元，当时中国只有11.3亿美元，印度是中国的2.3倍。但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与印度拉开了距离，尤其在出口方面，1975年中国出口额为72.6亿美元，印度的出口额只有43.6亿美元。而到了1980年，中印两国实现的出口额分别为182.7亿美元和85.9亿美元。中国出口额已经是印度的2.1倍。80年代初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印两国对外贸易的差距就更为明显了。
在中印两国漫长的历史交往中，两国民间互通有无的贸易早已存在。而两国官方正式的贸易往来则是始于1951年。1954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贸易协定。但由于双方都不是对方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且两国经济落后，可以互补的极为有限，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双方贸易规模很小，发展缓慢。1950－1962的13年，双边贸易总共才2.6亿美元。此后由于边界战争，双方的贸易中断了14年，直至1976年中印恢复外交关系，双方的贸易关系才得以恢复和发展。1977年中印两国贸易额仅为5000万卢比。1984年8月，两国政府签订了新的贸易协定。自1986年以来，还先后签订了七个年度贸易议定书。90年代以后两国还在边界地区先后开放了几对边境贸易口岸，其中包括1992年双方在中国西藏的普兰和印北方邦的贡吉正式恢复边境贸易，1994年又在中国西藏的久巴和印喜马偕尔邦的南加增开了一对边贸点。总的来看，90年代以前甚至包括整个90年代，中印两国间贸易额都很小，相互投资则刚刚起步，这与中印两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上世纪80年代，中印两国先后开始了经济改革。在经济增速提高的同时，两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中国的改革要比印度早将近10年，步伐也更大一些，因而取得的成就也更为明显。中国的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从1985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8％，而印度的份额也从90年代初的不足0.5％上升到2006年的1.5％。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印两国的贸易也有了迅猛的发展。2001年双边贸易额为36亿美元，到2009年则为433.8亿美元。其中，印度对中国出口137.1亿美元，印度自中国进口296.7亿美元。就双边贸易增长情况来看，2001－2007年，双边贸易总额年平均增长率达到45％。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以后中印贸易有所下降。尽管如此，截止到2009年12月，中国继续保持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地位，出口市场排名为第三位。政策推动固然是两国贸易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两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双边贸易互补性强
一方面，中印两国以垂直分工形式开展的产业间贸易发展迅速。
比较两国的产业间贸易，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对印度出口的初级产品从1999年的33.09％下降到2002年的17.49％，同期工业制成品的比例从66.91％上升到80.51％，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目前已经占到工业制成品出口的35％。2002年在联合国标准产业分类(SITC)的89种商品中，相对印度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国工业制品共有14章，初级产品有7章，而1995年时具备比较优势的中国工业制品只有9章，初级产品为8章。印度对华出口的初级产品比例也在持续下降，从1999年的54.97％下降到40.09％，工业制品的比例从1999年的44.74％上升到59.91％。在S1TC的分类中，2002年印度具有显性比较优势的初级产品有5章，工业制品为10章。
但是，这种结构分布与印度整个对外贸易的出口构成差别较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出口的商品构成中，初级产品的比例就一直低于25％，而且还在呈不断下降的态势。在中国市场上的特例正好说明了巴拉萨阶梯优势论。由于两国制成品的出口结构相似，比较优势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但中国因为经济改革进行得早、步子迈得大，经济增长水平明显高于印度，较印度更早地进入一些资本密集型行业，并在这些行业形成了生产的规模优势和劳动力的技能优势，使印度产品难以打人中国市场，相反中国商品却能够在印度市场上长驱直入，其中最明显的是电子产品制造业。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为满足人世的需要而不断加快的开放步伐，中国的进口规模急速扩张。印度的出口商在中国的中间制成品市场上也开始看到了越来越大的商机，染料、初级塑料、钢铁、金属制品、纸浆等对中国的出口大幅上涨，其中钢铁的增幅最为明显，仅2003年1－7月中国从印度进口钢铁就是2002年同期的10倍。在过去五年中，印度仅铁矿石一项就占它整个对华出口的60％－70％。而中国对印度出口增幅较大的是机械及运输设备(第7类)。从目前形势看，中印两国产业间的垂直分工已经形成，并处于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双方水平分工带来的产业内贸易也已经起步，且发展趋势良好。
市场规模决定分工水平。即使是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不高的条件下，以中印两国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形成的市场规模仍然不可低估。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两国就都已经建立起了大而全的工业体系，以满足国内基本建设以及不同消费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在两国经济先后走向开放之后，它们的一些领域甚至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比如印度的软件产业、中国的电子产品制造业等。这些都为两国在水平分工的基础上开展贸易奠定了基础。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就曾指出，“中国的(硬件)产品和印度的(软件)解决方案具有互补性，这是中印两国合作的自然基础。”他认为，中印企业应抛开其他国家的中间人，直接携手合作。
在世界的汽车制造领域，产业内贸易一直非常普遍，美日两国间的汽车贸易就是经济学家最经常提起的产业内贸易的例子。中印两国在这个领域的贸易往来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按照联合国SITC的分类，在第78章下(陆路车辆)，2002年中国从印度进口价值596万美元该章名录下商品，同时出口价值399万美元的商品到印度。而到2007年， 在这一章下，中国对印度的出口已增至3.73亿美元，进口达到1432.5万美元。虽然到目前为止，该章的进出口规模还不大，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汽车市场，已经被印度的生产商注意到了。如印度的Bharat Forge公司很早就与中国广西玉柴机械公司签订了提供发动机部件的长期供货合同。
贸易关系不均衡
在2005年之前，两国贸易基本上呈均衡发展态势。虽然中国一直保持着顺差，但顺差额最高时也不过4亿美元(2002年)。甚至在2003～2005三个年度，印度还实现了对华贸易顺差，虽然顺差额不高，但足以使印度工商界心中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恐惧开始消退。然而2005年后，形势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由于印度对华铁矿石出口增长下滑，另一方面，中国产品不断拓展印度出口市场，使得中国对印出口的增长率大大超过进口的增长率，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国在双边贸易中顺差不断扩大。到2007年中方顺差达到93亿美元。2008年中方的贸易赤字更是增加到了112.2亿美元。2009年中国对印贸易顺差继续扩大，达到159.6亿美元。
印度对华出口结构单一，是近年来印度对华出口面临的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而印度工商联合会在中国频频举办印度产品博览会，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投资瓶颈
中印的经贸合作已经从最初单纯的商品贸易逐步扩大到包括工程承包、技术贸易和相互投资在内的广泛经济技术合作。
实际上，中印两国之间的投资流动仍然相当小，而且存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在印度的投资总额累积为9110万美元，而印度在中国的投资总额则高达8.98亿美元，是中国在印度投资额的近10倍。
从中印两国各自的投资环境上看，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大于印度。比较政策环境，在印度要开一个公司需要申请10项许可，在中国只需6项，在印度办理各项手续所需的平均时间是90天，中国只需要30天。一家外国公司要想进驻印度分别需要中央政府的43道和地方政府的57道审批手续，这些麻烦在中国就少得多了。比较基础设施，中国的状况更是好于印度。比如，印度的柏油马路仅占全部道路的56％，而中国在80％以上。由于电力缺乏，印度69％的企业需要自备发动机，中国这样的企业还不到30％。2002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接投资550多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而印度只有40多亿美元。现在连印度企业也开始投资中国。
从中印两国相互投资的规模上看，两国的相互投资规模还是很小。中国对印投资尚不足其对外投资的1％，印度虽然这两年对中国的投资占其对外总投资的比例要高一些，基本维持在3％－6％，但印度对外投资的规模本来就比中国小，2002年它的对外投资总额还仅是中国的1／7。因此，来自双方的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还十分有限。有数据表明，到2005年6月止，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只有2633万美元，位居在印度投资的100多个国家的第60位。而印度对华投资截至2008年9月也仅为1.91亿美元。虽然两国在2006年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对两国间的相互投资双方政府都表示了欢迎和支持的态度，但过去4年以来两国间的投资依然没有明显的增长。
从投资的产业分布上看，印度的投资主要流向技术构成的两端——高技术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的劳力密集型制造业。印度产业联合会曾公布了一个有关中印经贸关系为内容的调查报告，特别指出印度的软件业、制药业和生物技术产业将是在中国市场上颇具竞争力的行业，而且被调查的相关的印度企业都对投资中国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印度的信息技术产业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行业，已经树立起成功的例子：印度国家信息学院(NIIT)与浦东继续教育中心成立了合资的恩埃埃悌信息技术学院，印度企业APTECH与北大青鸟合资成立的教育公司阿博泰克北大青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一南一北两个公司现在已经基本垄断了中国的IT长期培训市场。现在印度四大软件出口企业中已有三家投资中国，它们是Tara Consultancy Services，Infosys Technologies以及satyam Computer Services。进入中国的印度企业并不限于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而且也不限于高新技术产业，其中也包括印度的低附加值制造业。仅钻石企业来华投资的就有19家，分布在上海、山东、广州等地。目前印度在华的投资项目共71个，协议金额1.88亿美元，投资领域主要有信息技术、制药、耐火材料以及包装材料制造等。
印度公司来华投资不仅看中了这里巨大的市场容量，而且也是为了利用中国为产业发展所创造的便利环境，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简便的创办流程和优惠的政策法规，使印度公司通过中国的制造基地，能够在全球范围竞争，而中国公司到印度投资设厂的理由更简单，就是为了绕过印度高筑的贸易壁垒。因此，最早关注印度市场、也最积极去那里投资的就是中国的家电行业，其中就包括两大龙头企业海尔和TCL。但是冗长的审批程序和对来自中国的投资的“多疑”，削弱了中国企业对印投资的积极性。另外，印度的私人企业较中国的私人企业发展得早、也更成熟。反观中国，有能力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多为国有企业或至少是国有控股企业，一方面受到可能的资金流出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由于它们已经习惯了依赖与政府的良好关系而进行寻租活动，对走出国门到“人生地不熟”的环境中发展，存在着更多的恐惧和惰性。
重视印度正当时
从当初视中国为经济威胁到现在将其看做是难得的市场机遇，印度企业无论是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还是投资合作，都开始渐入佳境。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对印度市场的热情正在逐渐变冷。虽然过去几年中，出口增幅较大，但远未达到预期的水平。
以彩电市场为例，中国同类型彩电的生产成本要比印度低20％-40％，在世界范围都很有竞争力。但在印度市场上，领先的却是韩国mEG和三星，它们对市场占有率从1996年不足15％达到2002年的35％，而中国的彩电对印出口一直徘徊不前。
与印度相比，中国一些制造业的产品所具备的成本优势仅仅因为起步比印度同行早，才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优势和技术领先优势。但就规模而言，即使不考虑外国的直接投资，只要给予一定的时间，印度企业也迟早会赶上中国的。再就技术而言，我们的优势就更不可靠了'因为我们的技术大都购自国外专利，印度同样也可以买得到，而且作为后来国家，甚至可以选择比我们更先进的技术。
认识不足成发展障碍
目前中国产品和企业之所以在印度市场进展不大，主要是因为印度政府针对中国产品和中国企业树起的壁垒。高关税率和不断的反倾销调查，降低了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冗长的审批程序和不合理的安全审查过程，也阻碍了中国企业的投资计划。 另一方面，对于印度市场存在的瓶颈因素认识不足也是中国企业无法在印度市场的另一主要原因。这些瓶颈因素包括对具体项目存在过多的法律管制，而且各种法律程序过于繁杂；基础设施薄弱：官僚作风严重等。因为认识不足，当中国企业面临这些困难时，往往不知所措，付出一定代价之后，有的就打了退堂鼓。
不喜欢咖喱饭就别去印度
针对以上两个问题，首先，要突出政府在开拓新市场方面的作用，包括与对方谈判，要求取消对中国产品、企业投资项目的歧视性政策：对开拓新市场的企业进行政策和资金扶持，提供必要的商贸资讯。还有就是企业在对印度市场盲目的热情消散之后，必须意识到开发印度市场潜力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还需要恒心和耐心。一位跨国公司在印工作多年的经理人曾说过：“不喜欢咖喱饭的人，最好不要派去印度，去了也不会成功的。”这虽是玩笑话，但也寓含着真理。在印度的中国企业家抱怨的何止是饮食，从炎热的气候、恶劣的交通状况，到腐败的官员，那里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没有他们不抱怨的，就像十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来到中国的外国投资者一样。但是这些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成功。中国企业家在印度的努力也一样。
中印两国经济之间存在的互补性是今后两国发展经贸关系的坚实基础。那么什么是经济的互补性呢?简单地说，经济的互补性就是人有我无、人无我有，或是人长我短，从而取长补短。人有我无的原因不外乎有两个，要么是自然的赋予，要么就是专业化选择的结果。中印两国的比较优势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专业化选择的结果必然导致双方的竞争。虽然在全球化生产的今天，只要能够做到取人之长补我之短，竞争性一样有可能转化为互补性，印度的一些制造行业从对中国企业充满敌意到张开手臂拥抱中国、涌入中国，这之间的转变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否认竞争性的存在。对于不可分割的生产活动，因为无法通过外包或是市场采购来实现优势互补，双方的竞争性仍将继续存在。即使是在两国都对合作寄予了很高希望的信息技术领域，中印两国的竞争也十分明显；要打进国际市场，我们只能从接受软件外包开始，这必然要和印度竞争：在国内市场上，美国已经垄断了基础软件和中间件市场，留给中国软件企业的发展空间本来就只有应用软件的开发，现精于此道的印度企业又来了。虽然竞争并不意味着就是零和博弈，更多的可能是双赢，但不管是把印度作为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现在都是我们该重视印度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