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某部委机关工作不久的小章，近日给记者算了一笔他第一次出差开会的账目：
　　住：出差4天，第一天住在五星级酒店(省会城市)，住宿费1100元；第二天到第四天住在三星级酒店(非省会城市，三星级为最高)，每天住宿费是300元。
　　食：不是在五星级酒店，就是在当地的特色店，4天花费四千多。
　　行：往返坐飞机，总共2300元。对方还安排了一次旅游，每人花费近千元。
　　礼：会议方送了精品茶叶，价格估计不会便宜。
　　出差4天，花在小章一个人身上的招待费少说也有七八千元，而这还不包括对方派专车专人陪同的费用。第一次出差的小章有些意外：“这笔钱相当于我父母半年的退休金，够我在大学里花3个学期。”
　　公务接待的问题早已被有心人总结得入木三分：“消费标准超标严重；随意消费公家埋单；效率低下浪费严重；化公为私损公肥私。”
　　这一现象如今被放在了一个更大的语境下，正被民间热烈讨论，并被提炼为“我国行政成本浪费严重”这一命题。据某社会调查中心提供的数据，在17836名受访者中，98.3%的人认为行政成本浪费现象非常普遍。
　　
　　公务消费刮起奢侈风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曾两次怒斥浪费行为：
　　“公务消费不规范，奢侈浪费，行政成本高”；
　　“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
　　而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仅仅提了“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弄虚作假、奢侈浪费”一句。
　　时政观察家指出，联系到前段时间胡锦涛总书记告诫领导干部要增强节俭意识，不难看出，解决一些行政机关存在的严重铺张浪费问题，已被中央高层看成是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
　　据了解，我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列举了这样一组统计数字：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了约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却增长了87倍。而且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2003年就已上升到19.03%。
　　全国政协委员冯培恩，也用数据表明了快速增长的行政管理费用令人担忧的现状：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而同期GDP增长了14.6倍。“这种超常规增长与政府浪费现象有关。”冯培恩认为。
　　对这种浪费更为具象的体现是，贵州一个贫困县“一年至少要用一卡车茅台酒搞招待”。据粗略统计，我国每年公款吃喝的费用达上千亿元，换句话说，每年的公款吃喝都要吞掉一个三峡工程。
　　据了解，更大的浪费，还在于“政绩工程”和办公楼建设浪费。
　　6幢崭新的办公大楼、一个巨大的半球型会议中心气势恢弘，数百亩的绿地、园林、假山、喷泉环绕其中，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几只鸳鸯在悠闲地游弋……
　　只看这段描述，你会以为这是个风光旖旎的水乡园林。其实，这是河南省郑州市穷区县之一的惠济区的政府办公新址。据惠济区的干部透露，该区年财政收入几年来徘徊在两亿元左右，刚从“要饭财政”过渡到“吃饭财政”。
　　近日，决策建造这座“白宫”式豪华办公楼的原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委书记冯刘成，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数罪并罚，被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有关部门披露，我国五分之一的城镇建设存在“政绩工程”，各级政府的办公楼也愈来愈气派。据报道，山西省一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年财政预算不足1亿元，有的部门却建起了耗资1000多万元的办公楼；广东省一个只有7名村干部的村委会耗资400多万元兴建办公楼。
　　还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数据和事例：
　　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目前有公车数百万辆，每年消耗超过2000多亿元，其中真正用于公务的约占三分之一，且党政机关部门公车每万公里运输成本,成倍高出社会轿车的运输成本。
　　湖南省衡南县是个财政穷县，历年来财政累计负债高达7亿元。一些教师工资只发70%，就连县乡公路改造、乡村扶贫等都得从干部工资中扣钱来补“窟窿”。可当地不少干部，近年来却争先恐后地坐上了崭新的中高档轿车。
　　
　　“中国式奢侈”病因何在
　　
　　这种奢侈之风今年被概括为一个新名词——“中国式奢侈”。
　　舆论认为，这种“中国式奢侈”就是“花公款的奢侈”，因为花的是公款，所以出手出奇的大方。其特色之一在于借用权力，比如当了“县官”，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买一辆在当地最豪华的轿车。而特色之二则是为了所谓的“政绩”、“形象”。
　　“中国式奢侈”最大的特色在于大多“不会出事”。分析人士指出，奢侈了怎么处罚？不奢侈怎么奖励？似乎没有明确标准，也少有人监督，不奢侈不光荣，奢侈也不可耻。更重要的是，有些奢侈者因为“大方”、有“魄力”、“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很快高升。
　　冯培恩将行政浪费的病因总结为5个：一是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低，政府 机构控制着80%的公共管理信息，社会掌握的政务信息不超过20%；二是出现了“上级不好监督、同级不愿监督、下级不敢监督”的监督“死角”；三是责任主体缺位，“有人上树摘果，无人浇水施肥”；四是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五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考核主要看经济发展指标，而不计行政成本，这种考核方式使政府官员失去了降低行政成本的内在动力和外部压力。
　　
　　文件迭出怎奈收效甚微
　　
　　关于治理奢侈浪费的文件，如果有人做一次文献回顾，就会理解公众的心理为何会出现疲态。
　　据了解，近20年来中央下发了数十个旨在遏制公款吃喝的文件，但几十个红头文件“管不住公务员的一张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也曾多次下发关于严格控制外出参观和制止公费旅游的通知，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少行政机关依旧在借考察之名行公费旅游之实。
　　超标准公务接待也是一个老问题，一直在管，却一直没管住。今年1月1日 起，《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等3个办法正式实施，新办法调高了差旅费和会议费标准，以适应实际需要，解决挪用其他经费弥补差旅费开支缺口，防止向基层转嫁负担。对这3个新规实施后能否管用，业界也表示了怀疑。
　　分析人士指出，回顾这些反对浪费的政策文件，无不可以总结为一套“要 字诀”，即要查办，要严惩，要禁止，要反对，要坚持，要树立……至于能不能查办，能不能严惩，能不能禁止，能不能树立，大抵不在政策的讨论范围之内。因此，在当下，类似的部门表态已经遭遇明显的关注疲劳。
　　
　　有规定更需执行好
　　
　　分析人士指出，解决行政成本浪费这一有复杂成因的问题，靠一项政策，以不变应万变是不行的，必须要有一揽子方案，多管齐下。从职务消费的伦理层面，政府应该有精细化管理思想，对职务消费给出一条严格而又明晰的边界，不能无限泛化与模糊化。
　　对此，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已于近日透露，作为反腐的一项措施，国家将出台官员职务消费标准，今后各级别官员可以使用的公款数额、公款用途都将有定性标准；包括豪华办公楼在内的楼堂馆所等，国务院正在制定审计管理办法。
　　据记者了解，严控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目前也已经被中纪委监察部确定为今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并做出了安排和部署。
　　一位法律界人士告诉记者，实际上，在降低行政成本方面，政府采购法、预算法、审计法、会计法、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等法律都有相关规定，各种各样的法规政策更是层出不穷，“关键是没有执行”。他举例说，按照法律规定，政府预算确定后就不应该任意改变了，但事实上一些部门不严格执行预算和财政制度的情况屡见不鲜。这位人士认为，“只要去执行这些规定，就不会有铺张浪费行为发生”。
　　（摘自《法制日报》2007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