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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中年间唐宣宗遣使王端章、李浔等册立回鹘可汗，但不久王李被贬，但被贬原因史书不书。对于此事历史上研究者不多，孙楷第先生利用敦煌《张义潮变文》分析，认为宣宗处置过重。但《李浔墓志》一出就清楚的回答了册使王端章和副使李浔、李寂三人因遇叛逆回鹘处置不当有辱大唐威严而遭贬的问题。
关键词：李浔；回鹘；墓志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04-02
《李浔墓志》被收录到胡戟先生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李浔，史书无传，仅在《新旧唐书》中有只言片语的记载。此墓志的发现对于解决唐中后期的遣使册回鹘可汗之事，以及分析册立可汗的使团成员遭贬的原因有一定的帮助，现录文于下：
唐故義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
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苗恪□
李系出皇支，道王諱元慶之後。道王，神堯之子，貞觀中自陳王改封，其後子孫多顯勳力，居要官，或嗣封，或否。至貞元中，尚書大京兆諱實，嗣封道王，用雄强嚴猛爲治，敢言人善惡無避，自丞相已下皆憚焉，德宗深器之。公即王之少子也，諱潯，字禮源。幼有王之志氣，孤峭勁介，寡言語，未嘗妄與人一笑。諸兄皆以王家子，祇裝食①，居室鮮明，腴靡爲事。公獨坐陋屋，飯不脱粟，衣不十澣不易。始出門，賢人學士爭與之交，名聲爆烈，若火風噓。公卿皆願出力，推他迴反 致青雲上，故宗正尚書公爲當時文章人物主，方爲御史〔中〕丞，時公持一軸文留門下，尚書公省之三過，乃曰：﹁道王之子有是文，豈煩再試！﹂不數月，尚書公司貢士，遂擢居上第。近俗尤尚新得第進士，先一日，必窺覷罅隙，刺偵將上之藉（籍）。聞得則夜漏未盡，持炬守省門，仍貸假冠屨車馬，以支一春遊謁。公是日日至辰，方乘驢至牓下，一謝已，復閉門治筆硯。始仕，校秘書於省閣下，又於宗正寺脩皇諜。後四從諸侯府，嘗從王宰。宰曰：“我旦日坐衙堂下，臨百万人，皆望我鼻息氣，以爲死活，此時自謂貴且尊甚矣，固無敢以一語干我者。忽門卒傳言‘李從事且至’，我心已悸，雖百思千省，了無一事自疑。逮李從事言發，則已獲罪矣。”凡入白事，必置馬門下，苟不我與，輒馳馬去，不可留。後登朝爲博士，北狄亂，其種爭立，宣宗問可使絶域者，宰相上公名，因得假尚書郎，賜緋衣，介王端章而去。未至虜帳，遇他虜遮我，留磧中，欲盡殺漢使者，劫取一切物，且偽言我爲當立者，索展禮。公曰：“斯□□圖之？”端章曰：“已在虎口中，尚誰與圖！”公曰：“不可即允之。”端章手持冊，與讀未畢，虜噪而攻我，凡旗節、車馬、璽幣、裝橐盡劫去。行人幸不死，脱歸。公連坐貶郴州司馬，移復州。侯固節制北單于府，生平慕公，因奏以自副，加憲丞，與金紫。未行，侯移治中山，復請公以副。幣未至，得疾殁於復州，大中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也，壽五十八。公娶於崔氏夫人，早亡，有子三人，曰季隨、季長、敬本。子②女四人，其長嫁江夏令張延範，次皆幼弱。公之弟存者曰貞節，今爲襄州長史。公卒，家無一金，不知所以爲葬。姑臧李騭嘗以累謫郴州，適與公同。自戊寅及庚辰，起居飲食，蚤夜不相去，情相好也，義相篤也。聞公之喪之貧，盡出家所有，得縑緡凡三四百，買棺輿歸公之喪於長安。自既殮至下棺，凡祭祀墳墓，禮物之豐設，男女之饘粥，一爲忖度經紀之，得其年七月廿八日，葬於長安城南，與先王之墓附焉。李騭書謂恪曰：“我非不能文也，然世以爵貴，子宜誌之。”恪在進士場，則與公游，人俱号爲折箠郎，言其貧而無鞭策以乘也。後又同日得第，道同也，事同也，因不辭。買石磨而刻之，而又銘之。銘曰：
我与道并，世与道離，轗軻顛撥（簸），勢攸宜，造是者爲誰？噫！
孤子劉八書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这样一件事情：大中十年十月条，“冬，十月，乙酉，以显为秘书监。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辛亥，册拜为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1]大中十一年十月条，“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塞，不至而还。辛卯，贬端章贺州司马。”[2]此乃大唐遣使册回鹘可汗之事。
此事正史没有详细的记载，只在《旧唐书·宣宗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宣宗大中十一年十月：“入回鹘册礼使、卫尉少卿王端章贬贺州司马，副使国子礼记博士李浔为郴州司马”[3]。通过这两条史料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王端章和李浔要被贬？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册回鹘可汗之事历史上应该是确有其事。因为在《唐大诏令集》中有记载，卷一百二十八有《议立回鹘可汗诏》和《遣使册回鹘可汗诏》，分别是大中十年二月和大中十年十一月。在《遣使册回鹘可汗诏》中也提到“命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册使”[4]。
这件事一直也没有弄清，直到敦煌卷子的发现。孙楷第先生在《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中说到“右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本失名卷子一本，（北平图书馆藏影本）编号二九六二。其纪事以说白与歌讃相间，乃变文之体”[5]。就是在这篇《张义潮变文》中提到了这件事，现将变文抄录于下：
先去大中十载，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而赴单于。下有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以游弈使佐承珍。丞珍忽于旷野之中迥然逢着一人，猖狂奔走，遂处分左右领至马前，登时盤诘。陈元弘进步向前，称是汉朝使命北入回鹘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被背叛回鹘劫夺国信，所以各自波逃，信脚而走，得至此间，不是恶人。伏望将军希垂照察。承珍知是汉朝使人，与马驮，至沙州，即引入参见仆射。陈元弘拜跪起居，具述根由，立在帐前。仆射问陈元弘使人：于何处遇贼？本使复是何人？元弘进步向前，启仆射：元弘本使王端章，奉敕持节北入单于，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叛回鹘一千余骑，当被劫夺国册及诸敕信。元弘等出自京华，素未谙野战，彼众我寡，遂落奸虞。
在这篇变文中讲到，大中十年，王端章奉命北入册立回鹘可汗，行至雪山（据孙楷第先生研究，雪山就是祁连山）南畔，被一千余背叛回鹘劫掠。其中有个叫陈元弘的小吏被张义潮救，就向张义潮讲述了这件事情。 孙楷第先生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以及《敦煌变文》，大体还原了这件事情。宣宗朝为了安抚回鹘，所以打算册立回鹘可汗，所以有了《议立回鹘可汗诏》，“其诏颁于三月（案：虽《议立回鹘可汗诏》写有“大中十年二月”，但孙先生引陈援庵先生云“大中十年二月甲戌朔，无辛亥，当系今本《诏令集》之误”。）领之，使者之出亦当在此时。”“使臣行至灵武，适安西回鹘可汗亦遣使入贡，兼请册封。宣宗乃于大中十年十一月降诏，（此据《通鉴》，《唐大诏令集》载遣使便册回鹘可汗制作十二月。）命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端章等以大中十年十一月出使，路为黑车子（安：根据敦煌变文知，非为黑车子，而是背叛回鹘）所阻，不至而还。十一年十月，因贬端章为贺州司马，浔郴州司马，寂永州司马。册回鹘始末，大概如是。”[6]
孙先生虽然整理出了这件事的大致思路，但是很多细节还是说不清楚；《张义潮变文》虽然有这件事的较之两唐书详细的记述，但记述者只是个押衙，没有关于王端章行为的记述，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使团统领的王端章是怎么处理的，而这方墓志的发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墓志中提到“未至虏帐，遇他虜遮我，留蹟中，欲尽杀汉使者，劫取一切物，且伪言我为当立者，索展礼。”通过“且伪言我为当立者，索展礼”，可以推断这些“他虏”妄想自立，称可汗，也就变文中说的“背叛回鹘”，此为二者相互证也。那么这个使团的两位领导，王端章和李浔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有什么反映呢？墓志记载，“公（案：公即李浔）曰：‘斯□□图之？’端章曰：‘已在虎口中，尚谁与图！’公曰：‘不可即允之。’端章手持册，与读未毕，虏噪而攻我。”在战不可胜且无援兵的被动局面下，李浔与王端章商议后妄自将册封之物送给了背叛回鹘，并且王端章手拿册诏，对着这些回鹘宣读，没等宣读完，回鹘就疯抢了使团。
孙楷第先生说：“背逆回鹘一千余骑，劫夺国信。知端章等所赉册文已失，有不得不折回之理由。又端章等出使，未有师旅护送，遇蕃虏千余骑，势不能抵御。其事亦有可原谅。其遭贬竄虽罪有攸归，然宣宗因绥远方之意不得即遂，因怒责之，实未尝思及端章等被阻之情形也。”[7]孙先生认为宣宗对王端章和李浔的处罚过重了，但是结合墓志，考虑一下王端章与李浔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贬谪了。作为大唐的使者，目的是去册封庞特勤（当时回鹘中比较强大的一支）为可汗，途中遇到叛逆回鹘无人可以料想，作为入胡使节本身就极具危险，历史上就曾有苏武被匈奴羁押数十年的例子，但王端章竟然手持册文，对着这些叛逆回鹘宣读。这就意味着大唐王朝要册封这一千余叛逆回鹘为可汗，承认他们为大唐的番邦。这如果被庞特勤知道，那么不仅使大唐威严扫地，而且有开战的可能，这是严重的外交问题。所以，唐宣宗将王端章、李浔、李寂都贬官外地。孙楷第先生认为宣宗之罚有过，大概是因为当时资料不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墓志一出，不仅使本事件清晰明了，还可以很顺利的解释为什么宣宗会将三人贬官了。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年十月条），8061页，中华书局。
[2]《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一年十月条），8066页，中华书局。
[3]《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本纪），640页，中华书局。
[4]《遣使冊回鹘可汗诏》，《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八》，宋敏求，693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5]《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孙楷第，《图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抽印本》，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印。
[6]同[5]。
[7]，同[4]。
注释：
①“食”前疑脱一字。
②“子”疑衍。
关键词：李浔；回鹘；墓志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4）08-0004-02
《李浔墓志》被收录到胡戟先生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李浔，史书无传，仅在《新旧唐书》中有只言片语的记载。此墓志的发现对于解决唐中后期的遣使册回鹘可汗之事，以及分析册立可汗的使团成员遭贬的原因有一定的帮助，现录文于下：
唐故義武軍節度副使檢校尚書户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李公墓誌
翰林學士承旨朝請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苗恪□
李系出皇支，道王諱元慶之後。道王，神堯之子，貞觀中自陳王改封，其後子孫多顯勳力，居要官，或嗣封，或否。至貞元中，尚書大京兆諱實，嗣封道王，用雄强嚴猛爲治，敢言人善惡無避，自丞相已下皆憚焉，德宗深器之。公即王之少子也，諱潯，字禮源。幼有王之志氣，孤峭勁介，寡言語，未嘗妄與人一笑。諸兄皆以王家子，祇裝食①，居室鮮明，腴靡爲事。公獨坐陋屋，飯不脱粟，衣不十澣不易。始出門，賢人學士爭與之交，名聲爆烈，若火風噓。公卿皆願出力，推他迴反 致青雲上，故宗正尚書公爲當時文章人物主，方爲御史〔中〕丞，時公持一軸文留門下，尚書公省之三過，乃曰：﹁道王之子有是文，豈煩再試！﹂不數月，尚書公司貢士，遂擢居上第。近俗尤尚新得第進士，先一日，必窺覷罅隙，刺偵將上之藉（籍）。聞得則夜漏未盡，持炬守省門，仍貸假冠屨車馬，以支一春遊謁。公是日日至辰，方乘驢至牓下，一謝已，復閉門治筆硯。始仕，校秘書於省閣下，又於宗正寺脩皇諜。後四從諸侯府，嘗從王宰。宰曰：“我旦日坐衙堂下，臨百万人，皆望我鼻息氣，以爲死活，此時自謂貴且尊甚矣，固無敢以一語干我者。忽門卒傳言‘李從事且至’，我心已悸，雖百思千省，了無一事自疑。逮李從事言發，則已獲罪矣。”凡入白事，必置馬門下，苟不我與，輒馳馬去，不可留。後登朝爲博士，北狄亂，其種爭立，宣宗問可使絶域者，宰相上公名，因得假尚書郎，賜緋衣，介王端章而去。未至虜帳，遇他虜遮我，留磧中，欲盡殺漢使者，劫取一切物，且偽言我爲當立者，索展禮。公曰：“斯□□圖之？”端章曰：“已在虎口中，尚誰與圖！”公曰：“不可即允之。”端章手持冊，與讀未畢，虜噪而攻我，凡旗節、車馬、璽幣、裝橐盡劫去。行人幸不死，脱歸。公連坐貶郴州司馬，移復州。侯固節制北單于府，生平慕公，因奏以自副，加憲丞，與金紫。未行，侯移治中山，復請公以副。幣未至，得疾殁於復州，大中十四年四月十六日也，壽五十八。公娶於崔氏夫人，早亡，有子三人，曰季隨、季長、敬本。子②女四人，其長嫁江夏令張延範，次皆幼弱。公之弟存者曰貞節，今爲襄州長史。公卒，家無一金，不知所以爲葬。姑臧李騭嘗以累謫郴州，適與公同。自戊寅及庚辰，起居飲食，蚤夜不相去，情相好也，義相篤也。聞公之喪之貧，盡出家所有，得縑緡凡三四百，買棺輿歸公之喪於長安。自既殮至下棺，凡祭祀墳墓，禮物之豐設，男女之饘粥，一爲忖度經紀之，得其年七月廿八日，葬於長安城南，與先王之墓附焉。李騭書謂恪曰：“我非不能文也，然世以爵貴，子宜誌之。”恪在進士場，則與公游，人俱号爲折箠郎，言其貧而無鞭策以乘也。後又同日得第，道同也，事同也，因不辭。買石磨而刻之，而又銘之。銘曰：
我与道并，世与道離，轗軻顛撥（簸），勢攸宜，造是者爲誰？噫！
孤子劉八書
在《资治通鉴》中记载这样一件事情：大中十年十月条，“冬，十月，乙酉，以显为秘书监。上遣使诣安西镇抚回鹘，使者至灵武，会回鹘可汗遣使入贡，十一月，辛亥，册拜为嗢禄登里罗汨没密施合俱录毗伽怀建可汗，以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1]大中十一年十月条，“王端章册立回鹘可汗，道为黑车子所塞，不至而还。辛卯，贬端章贺州司马。”[2]此乃大唐遣使册回鹘可汗之事。
此事正史没有详细的记载，只在《旧唐书·宣宗本纪》中记载了这样一句话，宣宗大中十一年十月：“入回鹘册礼使、卫尉少卿王端章贬贺州司马，副使国子礼记博士李浔为郴州司马”[3]。通过这两条史料我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王端章和李浔要被贬？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册回鹘可汗之事历史上应该是确有其事。因为在《唐大诏令集》中有记载，卷一百二十八有《议立回鹘可汗诏》和《遣使册回鹘可汗诏》，分别是大中十年二月和大中十年十一月。在《遣使册回鹘可汗诏》中也提到“命检校、秘书监兼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册使”[4]。
这件事一直也没有弄清，直到敦煌卷子的发现。孙楷第先生在《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中说到“右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本失名卷子一本，（北平图书馆藏影本）编号二九六二。其纪事以说白与歌讃相间，乃变文之体”[5]。就是在这篇《张义潮变文》中提到了这件事，现将变文抄录于下：
先去大中十载，大唐差册立回鹘使御史中丞王端章持节而赴单于。下有押衙陈元弘走至沙州界内，以游弈使佐承珍。丞珍忽于旷野之中迥然逢着一人，猖狂奔走，遂处分左右领至马前，登时盤诘。陈元弘进步向前，称是汉朝使命北入回鹘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被背叛回鹘劫夺国信，所以各自波逃，信脚而走，得至此间，不是恶人。伏望将军希垂照察。承珍知是汉朝使人，与马驮，至沙州，即引入参见仆射。陈元弘拜跪起居，具述根由，立在帐前。仆射问陈元弘使人：于何处遇贼？本使复是何人？元弘进步向前，启仆射：元弘本使王端章，奉敕持节北入单于，充册立使。行至雪山南畔，遇逢背叛回鹘一千余骑，当被劫夺国册及诸敕信。元弘等出自京华，素未谙野战，彼众我寡，遂落奸虞。
在这篇变文中讲到，大中十年，王端章奉命北入册立回鹘可汗，行至雪山（据孙楷第先生研究，雪山就是祁连山）南畔，被一千余背叛回鹘劫掠。其中有个叫陈元弘的小吏被张义潮救，就向张义潮讲述了这件事情。 孙楷第先生根据《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以及《敦煌变文》，大体还原了这件事情。宣宗朝为了安抚回鹘，所以打算册立回鹘可汗，所以有了《议立回鹘可汗诏》，“其诏颁于三月（案：虽《议立回鹘可汗诏》写有“大中十年二月”，但孙先生引陈援庵先生云“大中十年二月甲戌朔，无辛亥，当系今本《诏令集》之误”。）领之，使者之出亦当在此时。”“使臣行至灵武，适安西回鹘可汗亦遣使入贡，兼请册封。宣宗乃于大中十年十一月降诏，（此据《通鉴》，《唐大诏令集》载遣使便册回鹘可汗制作十二月。）命卫尉少卿王端章充使，……端章等以大中十年十一月出使，路为黑车子（安：根据敦煌变文知，非为黑车子，而是背叛回鹘）所阻，不至而还。十一年十月，因贬端章为贺州司马，浔郴州司马，寂永州司马。册回鹘始末，大概如是。”[6]
孙先生虽然整理出了这件事的大致思路，但是很多细节还是说不清楚；《张义潮变文》虽然有这件事的较之两唐书详细的记述，但记述者只是个押衙，没有关于王端章行为的记述，不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使团统领的王端章是怎么处理的，而这方墓志的发现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墓志中提到“未至虏帐，遇他虜遮我，留蹟中，欲尽杀汉使者，劫取一切物，且伪言我为当立者，索展礼。”通过“且伪言我为当立者，索展礼”，可以推断这些“他虏”妄想自立，称可汗，也就变文中说的“背叛回鹘”，此为二者相互证也。那么这个使团的两位领导，王端章和李浔对于突如其来的变故有什么反映呢？墓志记载，“公（案：公即李浔）曰：‘斯□□图之？’端章曰：‘已在虎口中，尚谁与图！’公曰：‘不可即允之。’端章手持册，与读未毕，虏噪而攻我。”在战不可胜且无援兵的被动局面下，李浔与王端章商议后妄自将册封之物送给了背叛回鹘，并且王端章手拿册诏，对着这些回鹘宣读，没等宣读完，回鹘就疯抢了使团。
孙楷第先生说：“背逆回鹘一千余骑，劫夺国信。知端章等所赉册文已失，有不得不折回之理由。又端章等出使，未有师旅护送，遇蕃虏千余骑，势不能抵御。其事亦有可原谅。其遭贬竄虽罪有攸归，然宣宗因绥远方之意不得即遂，因怒责之，实未尝思及端章等被阻之情形也。”[7]孙先生认为宣宗对王端章和李浔的处罚过重了，但是结合墓志，考虑一下王端章与李浔的行为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要贬谪了。作为大唐的使者，目的是去册封庞特勤（当时回鹘中比较强大的一支）为可汗，途中遇到叛逆回鹘无人可以料想，作为入胡使节本身就极具危险，历史上就曾有苏武被匈奴羁押数十年的例子，但王端章竟然手持册文，对着这些叛逆回鹘宣读。这就意味着大唐王朝要册封这一千余叛逆回鹘为可汗，承认他们为大唐的番邦。这如果被庞特勤知道，那么不仅使大唐威严扫地，而且有开战的可能，这是严重的外交问题。所以，唐宣宗将王端章、李浔、李寂都贬官外地。孙楷第先生认为宣宗之罚有过，大概是因为当时资料不足，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此墓志一出，不仅使本事件清晰明了，还可以很顺利的解释为什么宣宗会将三人贬官了。
参考文献：
[1]《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年十月条），8061页，中华书局。
[2]《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大中十一年十月条），8066页，中华书局。
[3]《旧唐书·卷十八下》（宣宗本纪），640页，中华书局。
[4]《遣使冊回鹘可汗诏》，《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八》，宋敏求，693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
[5]《敦煌写本张义潮变文跋》，孙楷第，《图书季刊第三卷第三期抽印本》，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印。
[6]同[5]。
[7]，同[4]。
注释：
①“食”前疑脱一字。
②“子”疑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