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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话题,一直以来深受西方政治思想家的关注,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家关于正义问题的论述,有一条明晰的从自然政治观到神学政治观再到权利政治观的发展历程,研究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正义观念,对于当今建构权利本位的政治理念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西方 政治思想 正义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60-02
对于正义涵义的界定众说纷纭,有学者从伦理学角度称正义即公正、公平、公道,正义乃人类古老的道德观念之一。孟德斯鸠说:“正义是确实存在于两件事物之间的恰当关系”,拉法格说:“正义的观念……就是不要破坏天平盘上的平衡。”罗尔斯也认为,公正是我们“在平衡中考虑的道德判断”。①在现代政治哲学当中,对于正义,尤其是社会正义应否是政治哲学的话题存在着诸多争议,哈耶克便认为正义问题本身是海市蜃楼,而对于以《正义论》而扬名的罗尔斯来讲,正义乃政治哲学的核心。正是由于其本身的这种争论,无疑使“正义”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正如查士丁所说:“正义乃是一种使任何人获得其所应得的一种不间断的、永恒的意志。”②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探寻正义问题的著作当推公元前5世纪雅典哲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对话的方式著述的《理想国》。在这部著作当中,柏拉图称“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③在柏拉图看来,正义乃是一种最高的德性,最大的“善”,城邦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这种“至善”。
古希腊的政治观是自然政治观,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希腊哲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原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原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他们得出这样的答案:政治秩序源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天然形成的。柏拉图便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为了阐述何谓理想城邦,他在《理想国》当中便从个人正义开始,逐渐过渡到城邦正义,从而论证合乎正义的城邦的基本原则,描绘城邦的基本结构和生活。柏拉图认为,合乎正义的城邦是实现或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城邦。不容否定,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强调的是人的差异性的一面,而亚里士多德显然不赞同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同一性,即他们都是人(这里的“人”当然指的是公民)。因此一个社会中的正义,就在于对平等与差异的适度整合。“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接近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④
与古希腊自然政治观不同,中世纪正义问题构成神学政治理论的核心话题。神学政治观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为统治思想条件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一切学科都被合并到神学中,以神的形式出现,成为神学的科目。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中世纪只知道这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⑤奥古斯丁认为正义即意味着对“公道和利益的一致性”的服从的美德,这是国家建立的基石。只有借助于正义,通过正义去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去维护和平和秩序,社会或国家才得以存在和繁荣。显然,他的思想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是极深的,他的正义思想表现了中世纪神学的特征,他更强调正义的美德与基督教伦理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希腊思想家们虽然承认正义的必要性,但他们通常是在口头上讨论,而无法将此美德变成现实。国家(城邦)要求正义,但正义很少或从来没有在城邦中存在过。既然正义在实践上有某种局限性,那么就只能以更高更纯正形式的正义来补充人类正义。那么从启示的前提出发,从基督教的最高正义出发,去完善人类之正义美德,就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他像柏拉图一样,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去推导这一逻辑:灵魂统治肉体,理性统治欲望,而上帝统治理性。直言之,这一正义美德只能来自上帝。
奥古斯丁把法与正义联系起来,他认为世上有两种法:一种是永恒法,一种是世俗法。永恒法是正义的最高标准,世俗法使永恒法的共同原则适应特殊社会之不断变化的要求。世俗法的最大特点是“巧妙地利用人的邪恶,以实现和维持社会中有限程度的正义”⑥奥古斯丁之所以这样解释正义,强调正义和法律从来没有在社会中存在过,无非是想把教会从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免受世俗权威的支配。希望世俗政府为教会的神圣使命服务,比如维持秩序,镇压异端等,也正是基于此才使奥古斯丁在教会内享有巨大的声望,对中世纪的政教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7、18世纪,对于正义问题的社会契约论解释进路形成了。霍布斯认为,人对人本来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人人都有理由为了保护自己而对别人施加暴力,为了避免战争状态造成人类的毁灭,人们需要订立契约而进入合作状态。洛克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和平、亲善、互助和不受危害的状态,但自然状态是有缺陷的。洛克将契约的订立做了转换性的处理,把原来仅仅作为个人之间的契约论述,处理为个人之间的契约导致社会产生,而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契约才是处理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核心所在。⑦假如政府没有保护好人民的权利,等于就丧失了受托的资格,甚至得受人民革命的裁判。这样的权力与权利结构才是合法的、正义的。在卢梭的公意理论中,公民的社会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者说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得到完美的结合。公意理论的目的是调和服从与自由的矛盾。他说,自然的自由与社会的服从都是出自人的自私的天性,基于权利的平等和其他社会正义的概念也都由此产生。在契约社会里没有缺乏自由的服从,也没有离开服从的自由。这似乎与我们经常所说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我们却发现,卢梭始终没有清楚地叙述和合理地解决这两者的关系。他既要主张个人普遍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又要求确保财产私有制,还主张契约国的说法有赖于英明的立法者和“智者”的最高智慧。总之,卢梭的公意理论受时代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的理论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范畴。到了19世纪,契约论以社会正义的论证让位于功利论的思路。功利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社会公正问题,全体社会成员和国家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是计算最大多数成员最大利益的总量,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要求共同体必须有一个公平计算成员利益、快乐或幸福的可靠方式,因此,政府的基础不能是契约的,而只能是人类需要的,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惟一正当的理由。
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各个阶段,思想家们对于正义的解释各不相同,应该说各自具有当时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而正义观念也正在随着权利政治观的“应然(ought to be)”到“实然(to be)”再到“将然(will be)”的发展而不断具有全新的内涵。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确立了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的显著地位,复兴了自康德以来几乎已经消失了的作为思考正义问题方法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一种基于修正立场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建构。他将洛克的自由主义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康德的理性建构主义结合起来,努力阐述一套在他看来足以捍卫社会正义的公平正义观,但这种正义观也存在着诸多弊端,正如右翼批评者认为,这种正义是大国家、小自由的正义,而这本身便是“不正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罗尔斯复活了一个在现代政治哲学理论进程中湮灭了的话题,使得正义问题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而得到应有的关注。
注释:
①兰秀良.改革时代的伦理思考[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②(英)戴维
[关键词]西方 政治思想 正义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5-0060-02
对于正义涵义的界定众说纷纭,有学者从伦理学角度称正义即公正、公平、公道,正义乃人类古老的道德观念之一。孟德斯鸠说:“正义是确实存在于两件事物之间的恰当关系”,拉法格说:“正义的观念……就是不要破坏天平盘上的平衡。”罗尔斯也认为,公正是我们“在平衡中考虑的道德判断”。①在现代政治哲学当中,对于正义,尤其是社会正义应否是政治哲学的话题存在着诸多争议,哈耶克便认为正义问题本身是海市蜃楼,而对于以《正义论》而扬名的罗尔斯来讲,正义乃政治哲学的核心。正是由于其本身的这种争论,无疑使“正义”当之无愧地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正如查士丁所说:“正义乃是一种使任何人获得其所应得的一种不间断的、永恒的意志。”②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地探寻正义问题的著作当推公元前5世纪雅典哲人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名义,以对话的方式著述的《理想国》。在这部著作当中,柏拉图称“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③在柏拉图看来,正义乃是一种最高的德性,最大的“善”,城邦生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这种“至善”。
古希腊的政治观是自然政治观,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发源地,希腊哲人们很早就开始探索宇宙的本原和规律,以后又发展到探索社会、国家的本原和规律,政治秩序建立的原因。他们得出这样的答案:政治秩序源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天然形成的。柏拉图便认为社会、城邦的产生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为了阐述何谓理想城邦,他在《理想国》当中便从个人正义开始,逐渐过渡到城邦正义,从而论证合乎正义的城邦的基本原则,描绘城邦的基本结构和生活。柏拉图认为,合乎正义的城邦是实现或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城邦。不容否定,柏拉图的正义理论强调的是人的差异性的一面,而亚里士多德显然不赞同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既具有差异性,也具有同一性,即他们都是人(这里的“人”当然指的是公民)。因此一个社会中的正义,就在于对平等与差异的适度整合。“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接近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④
与古希腊自然政治观不同,中世纪正义问题构成神学政治理论的核心话题。神学政治观是建立在基督教神学为统治思想条件下的,在这种情况下,哲学、政治学、法学等一切学科都被合并到神学中,以神的形式出现,成为神学的科目。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中世纪只知道这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⑤奥古斯丁认为正义即意味着对“公道和利益的一致性”的服从的美德,这是国家建立的基石。只有借助于正义,通过正义去调节人们之间的关系,去维护和平和秩序,社会或国家才得以存在和繁荣。显然,他的思想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是极深的,他的正义思想表现了中世纪神学的特征,他更强调正义的美德与基督教伦理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希腊思想家们虽然承认正义的必要性,但他们通常是在口头上讨论,而无法将此美德变成现实。国家(城邦)要求正义,但正义很少或从来没有在城邦中存在过。既然正义在实践上有某种局限性,那么就只能以更高更纯正形式的正义来补充人类正义。那么从启示的前提出发,从基督教的最高正义出发,去完善人类之正义美德,就该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他像柏拉图一样,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去推导这一逻辑:灵魂统治肉体,理性统治欲望,而上帝统治理性。直言之,这一正义美德只能来自上帝。
奥古斯丁把法与正义联系起来,他认为世上有两种法:一种是永恒法,一种是世俗法。永恒法是正义的最高标准,世俗法使永恒法的共同原则适应特殊社会之不断变化的要求。世俗法的最大特点是“巧妙地利用人的邪恶,以实现和维持社会中有限程度的正义”⑥奥古斯丁之所以这样解释正义,强调正义和法律从来没有在社会中存在过,无非是想把教会从国家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免受世俗权威的支配。希望世俗政府为教会的神圣使命服务,比如维持秩序,镇压异端等,也正是基于此才使奥古斯丁在教会内享有巨大的声望,对中世纪的政教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17、18世纪,对于正义问题的社会契约论解释进路形成了。霍布斯认为,人对人本来处于一种战争的状态,人人都有理由为了保护自己而对别人施加暴力,为了避免战争状态造成人类的毁灭,人们需要订立契约而进入合作状态。洛克认为,人类的自然状态是一个和平、亲善、互助和不受危害的状态,但自然状态是有缺陷的。洛克将契约的订立做了转换性的处理,把原来仅仅作为个人之间的契约论述,处理为个人之间的契约导致社会产生,而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契约才是处理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核心所在。⑦假如政府没有保护好人民的权利,等于就丧失了受托的资格,甚至得受人民革命的裁判。这样的权力与权利结构才是合法的、正义的。在卢梭的公意理论中,公民的社会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或者说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得到完美的结合。公意理论的目的是调和服从与自由的矛盾。他说,自然的自由与社会的服从都是出自人的自私的天性,基于权利的平等和其他社会正义的概念也都由此产生。在契约社会里没有缺乏自由的服从,也没有离开服从的自由。这似乎与我们经常所说的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我们却发现,卢梭始终没有清楚地叙述和合理地解决这两者的关系。他既要主张个人普遍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又要求确保财产私有制,还主张契约国的说法有赖于英明的立法者和“智者”的最高智慧。总之,卢梭的公意理论受时代的限制和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的理论不可能超出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范畴。到了19世纪,契约论以社会正义的论证让位于功利论的思路。功利论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社会公正问题,全体社会成员和国家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是计算最大多数成员最大利益的总量,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就要求共同体必须有一个公平计算成员利益、快乐或幸福的可靠方式,因此,政府的基础不能是契约的,而只能是人类需要的,满足人类的需要就是惟一正当的理由。
纵观西方政治思想各个阶段,思想家们对于正义的解释各不相同,应该说各自具有当时历史时期的时代特征。而正义观念也正在随着权利政治观的“应然(ought to be)”到“实然(to be)”再到“将然(will be)”的发展而不断具有全新的内涵。罗尔斯于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确立了正义作为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的显著地位,复兴了自康德以来几乎已经消失了的作为思考正义问题方法的社会契约论传统。罗尔斯的正义观是一种基于修正立场的社会契约论的理论建构。他将洛克的自由主义原则、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康德的理性建构主义结合起来,努力阐述一套在他看来足以捍卫社会正义的公平正义观,但这种正义观也存在着诸多弊端,正如右翼批评者认为,这种正义是大国家、小自由的正义,而这本身便是“不正义”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罗尔斯复活了一个在现代政治哲学理论进程中湮灭了的话题,使得正义问题作为政治哲学的重要范畴而得到应有的关注。
注释:
①兰秀良.改革时代的伦理思考[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②(英)戴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