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其支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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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快速成长期,从学术角度来看,它已成为一门显学。全国至少有200所以上的大学设置了相关系科或专业。“十三五”规划对文化产业高度重视,力推文化产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引擎。文化产业正在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当下现实发展中,文化创意产业、文化市场快速发展,从供给侧和消费侧两个方向对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提质增效的更高要求,对解决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了强烈需求。本专题论文围绕当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文化产业金融支持体系等问题进行探索。
其他文献
税收能力是研究税收制度的重要视角,科学判定税收能力是税制改革的基本前提。税收制度决定了既定条件下税收能力的高低,税收能力也影响和制约着税制改革的进程。我国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改变了经济运行中各经济主体的税收能力及其格局。基于税收能力视角,现行税收制度在税制结构、税制体系、征管制度等方面还存在着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之处。为此,税制改革应基于对目前及未来税收能力的科学判断,明确税制结构优化的方向和路径,加快地方税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制度。
只有针对政治中的问题谈民主,民主政治建设才能有实质性进步。当下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政府过度垄断资源而产生的腐败、利益集团化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暴戾之气,为此我们需要寻找解决问题的民主之道。分权本身是一种民主形式。法治民主、分权民主和选举民主之间存在“词典式序列关系”,即前两种民主形式是基础性民主,分别是第一、二顺位的;选举民主等是上层性民主,是第三顺位的。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下可以看到,有关国家制度变迁过程实现民主呈现一种“词典式序列”的历史轨迹。当下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出路在于法治民主和分权民
对于协商民主来说,如何在较大的社会中实现“在场讨论”是一个重要问题。著名政治理论家罗伯特·E·古丁提出了“反思性协商民主”模式,作为对“公共讨论”的补充,以解决在较大社会中“在场讨论”难以深入的问题。基于澳大利亚一个公民陪审团的案例,古丁得出了协商始于“内部反思”的结论,其依据是相对于讨论阶段而言,在信息阶段偏好转变得更多。因此,古丁建议增加反思的时间,通过“想象在场”适当减少“在场讨论”。反思性协商民主模式是协商民主理论中的“心学”,对于中国发展和完善协商民主具有积极意义。
安德森在对西方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研究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基于唯物史观的“具体的类型学”的权力阐释模式,并在这一模式下分析了英国独特的“三角地形学”的权力结构模式。安德森在有关西方资产阶级权力结构的说明中,揭示出葛兰西“领导权”理论中所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整体主义的解释,即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主导,政治是决定性因素。这一“类型学”的权力思想既蕴含着一种深层的结构主义思想和意识,也在具体的历史与现实中超越了结构主义,从而使对权力的解释回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中。
在清朝,享有国家俸米者除贵族、官僚外,便是八旗旗人。但八旗俸米“常令充赢”,在城市化过程中,旗人往往需要以多余的俸米兑换生活必需的银两。于是,一些买卖俸米的商人应运而生,旗人与商人之间因俸米形成了经济关系,这种关系随着旗人向商人预支银两、寅吃卯粮,逐渐演变成债权与债务的关系。八旗乃清朝之根本,统治者采取各种措施对贫困旗人进行救助,但以八旗不农不工不商的限定,在保障国家兵制与国力的同时,也使旗人陷入身份的制约,而追求享乐的社会风气无疑是加速旗人特别是下层旗人贫困化的催化剂。
期刊
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开展,“现代新儒学”概念的所指也正在扩展。在现代新儒学内部有不同的“道统’’。说,突破类似家谱的“道统”观念,可以把现代新儒学的总体特征归结为在回应和融摄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在经典世界有所根据而又适应现时代需求、希望能够对治现代生活的理论。其历史的起点可以追溯至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清末儒家精英集团的分化。而其现实则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包括激进主义的兴衰,曾经是防御性的方位性意识形态的儒学,开始表现出改变现实的激进姿态,因而也使得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光谱大为改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1833年至1844年8月时期的文学创作与评论活动,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前史形态”,而且还是其他五种批评形态的基础。国外相关研究经历了萌芽-9胚胎、形成和发展、反思和深化三大阶段;国内相关研究经历了“苏联化”和“西马化”两大阶段。学界对马克思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梅林式的“狭义化”与维塞尔式的“扩大化”两种倾向,对恩格斯的相关研究主要存在卢卡奇等的“有意拔高”与德梅兹等的“无端贬损”两种倾向。我们必须结合历史与现实两种语境加强对该问题的整体性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而鄂伦春自治旗又是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旗。鄂伦春民族不仅是对我国物质和精神财富有贡献的民族,而且是当之无愧的大兴安岭的忠实而勇敢的卫士。当鄂伦春自治旗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们特邀请几位同志,撰写有关鄂伦春族经济、文化、习俗、宗教等方面的五篇学术文章,向兄弟的鄂伦春族人民表示热烈庆贺。
[主持人语]文学史既然是“史”,自然要按照时间的线索叙述其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进程,截至目前的绝大部分文学史也是依照此模式叙述的。这种叙述模式的局限性在于:过于强调“时间维度”,“空间维度”虽然也包含在叙述之中,例如某位作家出生于何地、其文学活动在何地展开,甚至会注意到其作品和特定物理空间的关联性等,但是由于“时间维度”的主导性,“空间维度”难以得到强调和凸显,文学史所呈现的面貌只是各种历史事实的时间缀合,文学史的丰富性和立体感难免被遮蔽,文学史的本来面貌也难以得到真正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