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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报社，担任驻站记者和要闻版编辑已经二十多年了，我却时常想起当年在乡村当业余通讯员时，陪同中央媒体三位记者在基层采访的事儿。特别是今年初新闻系统开展“三项教育”和“三贴近”活动以来，当年陪同三位中央媒体记者采访的情形更加清晰，久久难以抹去。
我陪同采访的第一位中央媒体记者，是《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王艾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岐山县蔡家坡公社岐星大队（即现在的岐星村）当业余通讯员。那时候，岐星大队是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团员青年以培育优良品种、间作套种、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为重点的科研活动，在党团组织带领下，搞得有声有色，出了很多成果，引起了省市团委和团中央的重视。经过调查研究，团中央决定在岐山县召开“全国农村青年学科学用科学现场会”，推广岐星经验。就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1980年3月初，年近五旬的《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王艾生，在没有任何人陪同的情况下，只身来到岐星村采访。他个头不高，头发花白，身穿褪色的中山装，脚蹬一双塑料底黑布鞋，满口山西话，朴实得像个老农民。他中午刚到村上，便同村上党总支、团总支书记等主要干部进行了座谈。整整一个下午，我和团总支书记王德堂陪着他，采访了大队科研室和实验农场。他认真地翻阅每一份资料，现场观察各种试验田，不时提出问题，认真听取回答。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活页笔记本，用半截中华铅笔做记录。晚上，他就住在大队部单身宿舍。晚饭后，我为他打来热水，请他早点儿休息。他说不急不急，同我先谈了大约半个钟头，便坐在桌前埋头整理起采访笔记来。第二天和第三天，他先后参加了三个座谈会，采访了十多个团员青年，走访了六个生产队和许多社员。每天晚上，他都要认真整理采访笔记。他走时，光采访笔记就记了五六十张。大约一周后，《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王艾生采写的岐星大队团员青年学科学用科学的两篇稿件，一篇700多字的消息，一篇2000多字的调查报告。王艾生扎实认真的采访作风，对我感触很大。据了解，王艾生1950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任记者。因为敢讲真话，曾被打成“右派”坐牢数年，“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平反后，他依然痴心不改，又回到他所热爱的新闻战线。后来，我读到了王艾生《通讯特写集》里写的一段话：“记者是时代的眼睛。记者每天采访的大量新闻,通过媒体向社会大众传达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传达着急速变化的时代风貌，传达着人民大众为创造美好生活为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传达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传达他们的希望、要求，传达他们的快乐和不幸。记者采写的新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这段话，就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神圣职业的理解和诠释。
1982年4月中旬，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肖德木前来岐星大队采访，这是我陪同的第二位中央媒体记者。肖德木是个瘦高个儿，穿一身褪了颜色的蓝制服，脚蹬一双黄胶鞋，面目很和善，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样子。进了村子不介绍的话，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个大记者。肖德木这次下来，原来打算采访岐星大队团员青年开展科学实验活动、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事迹。可是在座谈会上，团总支书记王德堂汇报的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团员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引起了肖德木的很大兴趣，他要求我们多讲一些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参加座谈会的十多个团干部挨着发言，讲了好多事情，他时而做着笔记，时而提出问题，非常认真，非常耐心。当时，我汇报了自己掌握的一个事例：第七生产队团员王俊昌的未婚妻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年初，未婚妻要求他也参加天主教，不然的话，就不和他结婚。26岁的王俊昌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宁可退掉婚约，也绝不入教。听到这个线索，肖德木当时高兴得连声说好，当即决定采访这件事。上午开的座谈会，下午我就陪他开始了采访活动。晚上，肖德木认真给我分析讲解这条新闻线索的价值。他说，由于受国际形势和国内某些错误思潮的影响，目前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共产主义渺茫论”之风。共青团员王俊昌宁愿退掉婚约，也要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尚品质，有很强的指导性，新闻价值比较高。那几天下着大雨，道路很泥泞。我们两人打着雨伞，穿着高腰雨鞋，抓紧时间连续作战，先后采访了十几个当事人和知情人，这里面包括王俊昌和他的父母亲以及邻村的女方一家。写稿之前，肖德木还找来一本宗教政策方面的书籍，我们一起进行了认真学习。拟定提纲后，我们先写了3000多字一个初稿，肖德木改后让我抄了一份。接着，他又改了一遍，约2000字左右。这篇通讯的标题是《宁可婚事告吹，也不改变信仰——共青团员王俊昌拒绝入教的故事》，刊登在1982年的第13期《半月谈》杂志上，并加了编者按。随即，这篇稿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等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稿件当年被新华社评为优秀稿件，受到表彰。
贺俊文是我陪同采访的第三位中央媒体记者，他当时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记者站站长。贺俊文是在看到《半月谈》杂志上刊登的那篇《宁可婚事告吹，也不改变信仰》的稿件后，于1982年7月下旬到岐星大队来采访的。贺俊文也是一个很朴实的人，当时大约有40岁左右。他对我说，《半月谈》杂志上刊登的那篇稿件很好，适合报刊读者阅读。他打算根据广播的语言特点，搞一篇带声响的录音通讯。我问他，是不是需要重新采访？他点点头说，咱们这次还得费些事，去找几个当事人和干部群众座谈，搞些现场录音。按照他的要求，在两天时间内，我领着他采访了王俊昌一家人，又召开了两个小型座谈会。采访中，贺俊文一边录音，一边提问，一边认真做记录。第三天，当贺俊文提出要采访女方及家属时，我感到有些为难。我对他实话实说，因为上一次陪同新华社记者肖德木采访时，人家就不高兴，这次可能会碰钉子。加上我是本地人，不好再出面。贺俊文表示理解，他说这次你就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我给她说了女方家的住址和路线，他骑上我的自行车就出发了。下午回来后，贺俊文告诉我虽然没有找到女方，但是同她的父母谈了话，听人家讲了女儿为啥要退婚的理由，这样写起稿件来，新闻要素就齐全了，就更有说服力了。两天后，我们写好了一篇4000多字的录音通讯。当年8月下旬，这篇稿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专题节目中播出，事先还在《中国广播电视报》上刊登了预报消息。另外，那次陪同贺俊文采访中，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启发教育很大，至今难忘。岐山是三国时的古战场，有很多遗址。蔡家坡三刀岭村的塬顶上有一个很高的大土台子，与蜀国丞相诸葛亮当年驻兵的五丈原隔河相望，相传是魏国大都督司马懿的点将台，当地人叫做司马台。这个司马台虽然距离我们村子不到十里远，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上去过。采访空隙中，贺俊文问起我司马台的情况，我当然说不出个名堂来。他要我陪他去一趟，我愉快地答应了。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三刀岭塬顶，他顾不得休息，又兴致勃勃地登上20多米高的司马台。站在司马台上举目远望，渭河川道和河对面的五丈原尽收眼底。贺俊文感慨地说：“这里地势险要，有利于观察敌人阵地变化，司马懿可真会选地方呀！”。后来，我读到他写的《三国古战场》的通讯，里边就有一大段文字是写司马台的。当时我就自责，比起人家记者来，自己的新闻敏感和吃苦精神咋就这么差？
这三位中央媒体记者的采访作风有三点值得我永远学习：一是深入实际、吃苦耐劳、认真扎实的采访作风；二是不摆记者架子，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搞特殊化的作风；三是尊重和关爱通讯员，真心实意培养帮助通讯员成长的作风。
（作者系《宝鸡日报》主任记者）
我陪同采访的第一位中央媒体记者，是《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王艾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岐山县蔡家坡公社岐星大队（即现在的岐星村）当业余通讯员。那时候，岐星大队是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团员青年以培育优良品种、间作套种、防治农作物病虫害为重点的科研活动，在党团组织带领下，搞得有声有色，出了很多成果，引起了省市团委和团中央的重视。经过调查研究，团中央决定在岐山县召开“全国农村青年学科学用科学现场会”，推广岐星经验。就在这次大会召开之前，1980年3月初，年近五旬的《中国青年报》高级记者王艾生，在没有任何人陪同的情况下，只身来到岐星村采访。他个头不高，头发花白，身穿褪色的中山装，脚蹬一双塑料底黑布鞋，满口山西话，朴实得像个老农民。他中午刚到村上，便同村上党总支、团总支书记等主要干部进行了座谈。整整一个下午，我和团总支书记王德堂陪着他，采访了大队科研室和实验农场。他认真地翻阅每一份资料，现场观察各种试验田，不时提出问题，认真听取回答。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活页笔记本，用半截中华铅笔做记录。晚上，他就住在大队部单身宿舍。晚饭后，我为他打来热水，请他早点儿休息。他说不急不急，同我先谈了大约半个钟头，便坐在桌前埋头整理起采访笔记来。第二天和第三天，他先后参加了三个座谈会，采访了十多个团员青年，走访了六个生产队和许多社员。每天晚上，他都要认真整理采访笔记。他走时，光采访笔记就记了五六十张。大约一周后，《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刊登了王艾生采写的岐星大队团员青年学科学用科学的两篇稿件，一篇700多字的消息，一篇2000多字的调查报告。王艾生扎实认真的采访作风，对我感触很大。据了解，王艾生1950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任记者。因为敢讲真话，曾被打成“右派”坐牢数年，“文革”中受到冲击迫害。平反后，他依然痴心不改，又回到他所热爱的新闻战线。后来，我读到了王艾生《通讯特写集》里写的一段话：“记者是时代的眼睛。记者每天采访的大量新闻,通过媒体向社会大众传达着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传达着急速变化的时代风貌，传达着人民大众为创造美好生活为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的奋斗精神和献身精神，传达着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传达他们的希望、要求，传达他们的快乐和不幸。记者采写的新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这段话，就是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神圣职业的理解和诠释。
1982年4月中旬，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肖德木前来岐星大队采访，这是我陪同的第二位中央媒体记者。肖德木是个瘦高个儿，穿一身褪了颜色的蓝制服，脚蹬一双黄胶鞋，面目很和善，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样子。进了村子不介绍的话，谁也不会想到他是个大记者。肖德木这次下来，原来打算采访岐星大队团员青年开展科学实验活动、促进农业增产增收的事迹。可是在座谈会上，团总支书记王德堂汇报的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团员青年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引起了肖德木的很大兴趣，他要求我们多讲一些这方面的典型事例。参加座谈会的十多个团干部挨着发言，讲了好多事情，他时而做着笔记，时而提出问题，非常认真，非常耐心。当时，我汇报了自己掌握的一个事例：第七生产队团员王俊昌的未婚妻全家都是天主教徒。年初，未婚妻要求他也参加天主教，不然的话，就不和他结婚。26岁的王俊昌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宁可退掉婚约，也绝不入教。听到这个线索，肖德木当时高兴得连声说好，当即决定采访这件事。上午开的座谈会，下午我就陪他开始了采访活动。晚上，肖德木认真给我分析讲解这条新闻线索的价值。他说，由于受国际形势和国内某些错误思潮的影响，目前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共产主义渺茫论”之风。共青团员王俊昌宁愿退掉婚约，也要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的高尚品质，有很强的指导性，新闻价值比较高。那几天下着大雨，道路很泥泞。我们两人打着雨伞，穿着高腰雨鞋，抓紧时间连续作战，先后采访了十几个当事人和知情人，这里面包括王俊昌和他的父母亲以及邻村的女方一家。写稿之前，肖德木还找来一本宗教政策方面的书籍，我们一起进行了认真学习。拟定提纲后，我们先写了3000多字一个初稿，肖德木改后让我抄了一份。接着，他又改了一遍，约2000字左右。这篇通讯的标题是《宁可婚事告吹，也不改变信仰——共青团员王俊昌拒绝入教的故事》，刊登在1982年的第13期《半月谈》杂志上，并加了编者按。随即，这篇稿件被《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陕西日报》等国内多家媒体转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篇稿件当年被新华社评为优秀稿件，受到表彰。
贺俊文是我陪同采访的第三位中央媒体记者，他当时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陕西记者站站长。贺俊文是在看到《半月谈》杂志上刊登的那篇《宁可婚事告吹，也不改变信仰》的稿件后，于1982年7月下旬到岐星大队来采访的。贺俊文也是一个很朴实的人，当时大约有40岁左右。他对我说，《半月谈》杂志上刊登的那篇稿件很好，适合报刊读者阅读。他打算根据广播的语言特点，搞一篇带声响的录音通讯。我问他，是不是需要重新采访？他点点头说，咱们这次还得费些事，去找几个当事人和干部群众座谈，搞些现场录音。按照他的要求，在两天时间内，我领着他采访了王俊昌一家人，又召开了两个小型座谈会。采访中，贺俊文一边录音，一边提问，一边认真做记录。第三天，当贺俊文提出要采访女方及家属时，我感到有些为难。我对他实话实说，因为上一次陪同新华社记者肖德木采访时，人家就不高兴，这次可能会碰钉子。加上我是本地人，不好再出面。贺俊文表示理解，他说这次你就不用去了，我自己去就行了。我给她说了女方家的住址和路线，他骑上我的自行车就出发了。下午回来后，贺俊文告诉我虽然没有找到女方，但是同她的父母谈了话，听人家讲了女儿为啥要退婚的理由，这样写起稿件来，新闻要素就齐全了，就更有说服力了。两天后，我们写好了一篇4000多字的录音通讯。当年8月下旬，这篇稿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农村专题节目中播出，事先还在《中国广播电视报》上刊登了预报消息。另外，那次陪同贺俊文采访中，还有一件事情对我启发教育很大，至今难忘。岐山是三国时的古战场，有很多遗址。蔡家坡三刀岭村的塬顶上有一个很高的大土台子，与蜀国丞相诸葛亮当年驻兵的五丈原隔河相望，相传是魏国大都督司马懿的点将台，当地人叫做司马台。这个司马台虽然距离我们村子不到十里远，但是我却从来没有上去过。采访空隙中，贺俊文问起我司马台的情况，我当然说不出个名堂来。他要我陪他去一趟，我愉快地答应了。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三刀岭塬顶，他顾不得休息，又兴致勃勃地登上20多米高的司马台。站在司马台上举目远望，渭河川道和河对面的五丈原尽收眼底。贺俊文感慨地说：“这里地势险要，有利于观察敌人阵地变化，司马懿可真会选地方呀！”。后来，我读到他写的《三国古战场》的通讯，里边就有一大段文字是写司马台的。当时我就自责，比起人家记者来，自己的新闻敏感和吃苦精神咋就这么差？
这三位中央媒体记者的采访作风有三点值得我永远学习：一是深入实际、吃苦耐劳、认真扎实的采访作风；二是不摆记者架子，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搞特殊化的作风；三是尊重和关爱通讯员，真心实意培养帮助通讯员成长的作风。
（作者系《宝鸡日报》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