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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迪南·冯·席拉赫，1964年5月12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曾是印刷业商人。冯·席拉赫从事法律行业，身为刑事法辩护律师，在“柏林墙射击手审判案”中脱颖而出，成为德国名律师，并以法律专家的身份从事文学创作。其多部小说由德国电台传播，他也成為自己小说的朗诵者。其作品多被拍成电影。
他四十五岁开始发表作品，以短篇小说著称，小说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首部小说集《罪行》于2009年问世，继而佳作不断，有《罪责》（2010）、《考里尼案》（2011）、《犯戒》（2013）、《尊严会受侵犯》（2014）等。短篇小说《朋友》和《小个子男人》选自小说集《惩罚》（2018）。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最要好的朋友叫理查德，我们一同进入寄宿学校。那年我俩都十岁。我们的床铺紧挨着，我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他是我们年级里天赋最高的男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校办文艺晚会上演话剧，主角又非他莫属;足球场上他踢中锋，跟那些当地人比赛，滑雪还得了冠军。在他看来，似乎一切皆轻而易举。谁都喜欢和他一起玩。他的家现在居住在日内瓦，但十九世纪他的祖上还是鲁尔区钢铁工业缔建的参与者，他们家族的姓氏被写进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高中毕业后，他就读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历史。两年后去了哈佛深造法律。他搬去了纽约，在那里的一家银行工作，这家银行管理着他们家族的资产。数年后，他在泰国的一个小岛上举行了婚礼，那是一场海滩上的婚礼，虽然宾客寥寥可数。他的新娘谢丽儿小他五岁，出生地在波士顿，有人说她长得像艾莉·麦克格劳，还真是有点像。
父亲去世后，理查德将公司的一部分股权过户给了弟弟，自己跟妻子搬进了一所SOHO户型房，这是一种既可商用又可自住的上下两层式房子。他俩收藏艺术品，设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经常出门旅游。我曾几次登门造访他俩，他们彼此和谐相爱。后来，我们的联系戛然中断，我无论如何再也联系不上他们。
*
几年前，我在纽约办理一起引渡案。我的委托人被卷入了某些金融诈骗案。美国和德国对他均具有刑事诉讼权。经过无数次的申请和交涉，美国当局出人意料地同意把他引渡回柏林。我适逢在纽约得空一天，就给理查德在日内瓦的弟弟去了电话。他称，理查德住进旅店已经四年了，我兴许可以在那里找到他。
我开车去了那家旅店，一个看电梯的小青年带我到四十二楼。我按门铃等了很久。这是一家昂贵的饭店，地面铺着大理石地砖和厚厚的长条地毯。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清洁剂的味道，两边的墙上悬挂着玻璃镜子和用金色框架镶成的古老建筑的绘画。
来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两眼浮肿，只穿了一件T恤衫。她把门开着，一声不吭地进了卧室。
理查德躺在沙发上，衬衣敞着，衣服的一边有道撕裂的口子。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瘦。他看到我便坐起身来。也没跟我打声招呼，他直接聊起了刚在看的电视连续剧，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桌子上放着无数的五颜六色的药片，裹在透明的玻璃纸袋里。
“昨晚是个漫长的夜，” 他说，显得目光呆滞。他站起身来跟我拥抱，身上满是汗味和酒味。
他的嘴角干裂，皮肤成鱼鳞状，看上去干巴巴的，鼻子底下粘着结了痂的血迹。他的大脑袋臃肿，显得不协调。
“我们出去走走。”他这么说，找太阳镜找了好半天。
街上让人感到闷热。一个流浪汉正对着消防栓洗脸。这是城市的基本格调：汽车的噪音，急促的喇叭声，警察和救护车的警笛声。我们走向六十三号门牌，路上，理查德一次又一次地打趔趄。他说麦迪逊街的拐角有一家餐厅，那里有这一带唯一像样的咖啡。我们坐进了一个墙壁的凹处等着。
在这里，他像是谁都认识。罗克韦尔面包房的司机送来了刚出炉的面包，并将它们堆叠进柜台上方的货架。餐厅老板对着厨师的屁股就是一脚，嫌他动作太慢。客人失声大笑，还有拍手鼓掌的。老板一记鞠躬，厨师苦笑不堪。
一个跑堂给我们送来两个纸制咖啡杯，咖啡又浓又烫，我对那个厨师报以微笑。之后，我们穿过第五大道，坐在中央公园的草坪上。
理查德的手一直在颤抖，咖啡洒在他留了三天的胡子上，他试着把咖啡揩去，结果把剩余的咖啡泼在了衬衣上。身着黄色东哈莱姆 T 恤的姑娘们，在为棒球比赛做着热身动作，她们像世界各地的小学生一样高声尖叫。我们目睹着她们训练。
“就在那个位置。” 理查德突然开口，指了指那条路。
“你在说什么？” 我问。
他没回答，在草坪上躺下，瞬间就睡了过去。他的嘴张着，脸色苍白，满脸是汗。
后来我把他叫醒，带他回了饭店。那个年轻女子已不在房间。我对他说，如果想活下去，就得去戒毒所，这些毒品会要了他的命。他一下瘫倒在沙发上，还扯翻了一盏灯，又试了次想将它扶起，结果还是让灯倒在那里。没事儿，他这么说，又将电视打开。凡是瘾君子都会撒谎。
离去之前，我找来酒店经理作了交代。我给了他一些钱，希望他时常去看看理查德，并把理查德弟弟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他，我想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
两年后，他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称他现居法国，问我能否可以去看他。我认得他在诺曼底的房子，小时候我常去那里。那时，理查德的母亲总是拿着一本书坐在花园里。她是一个恬静、消瘦的女人，黑色的眼睛，即使仲夏季节也穿着一件黑色的毛线外套。直到后来我才听说，她往下的余生，大部分的时光都在精神病院度过的。在她高出大海的花园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柠檬树和橙树。
我将车停放在喷泉一边，绕过房子来到屋后的花园，看到理查德坐在小凉亭的柳条椅子里，膝上盖着一条花格毯子。他身边的小桌上留着茶具和糕点，花瓶里插放着榅桲树枝。
亭子的一旁立着一尊由青铜铸成的天使像。日晒雨打的痕迹斑斑，被氧化成碧绿。在孩提岁月里，我们曾拿箭来射过他。
理查德的脸依然瘦削，突出的颧骨上脸皮绷得紧紧的。他的头发现在剃成了小平头，头上戴着一顶用厚厚的粗花呢制成的鸭舌帽。 “你来看我真是太好了，”他说，“几个月来，你是第一个访客。”
他不再词语含混。他的双眼明亮，但布满了倦意。他的外套过分宽大，大出了好几个尺码。
“你见到龙了？” 他问。
“什么龙？”
“就是那個护士，她苛刻得可怕。是我弟弟选她来的。”
我们聊着我们在这个家里度过的童年时光，那个花匠我依然记忆犹新，他那时只剩下了一颗牙，还记得他不让我们出门去村里游玩。还有那个牧师漂亮的闺女，理查德可真的是坠入了爱河。我们所有的回忆都带有人世间的色彩，但又不失神圣。
“他们想让我去看诊断门诊。”他突然说道。
“你会去吗？”
“肯定不会，”他说，“我没有什么可确诊的。在日内瓦诊所时，他们什么都试了。不提这话题了，说来说去的，没用。”
大海呈灰色状。说是晚上会有雨，是那种柔柔的毛毛细雨，这种雨只有这里才会有。“你还抽烟吗？” 他说，“龙禁止我抽，但我现在非抽不可。”
我递给他一支烟，他点了火抽了起来，咳嗽马上又来了。他大声笑着，把烟在茶碟里掐了。
“不能再抽了。” 他说。
“我也该把烟戒了。”我说，只是无话找话而已。
理查德把脚搁在另一把椅子上，把茶杯放在肚子上。
“我已很久没去下面的村子了。我弟弟让人把教堂给修缮了，我想去看看。但我去不了，连这一点也被龙禁止了。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待在花园里。”
我们都笑了，接着我们喝茶，茶都凉了。久久我们沉默无语。
“发生什么事了？”最后我问。
“你还记得那个Tack—Tack老头吗？” 理查德问。
“当然记得。” 在寄宿学校时，我们把那个德语老师叫作Tack—Tack，是因为他有语言缺陷。他是一名耶稣会牧师，酷爱里尔克。
“你还记得这首诗吧：谈什么胜利？能活下来就是一切。”
“我们当时必须熟记于心。”
“里尔克当时写的是战争。” 理查德说。
“我不敢肯定，他所写的，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今天我算彻底明白了，一切都是无稽之谈。能活下来毫无意义。什么意义也没有。”
玫瑰花、郁金香和铃兰的芬芳，此刻变得非常浓重、郁烈。
“你知道吗，”他说，“我真的是很喜欢谢丽儿。或许这谈不上是所谓的伟大爱情。但我们彼此理解，相处很好，比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夫妇都好。我们试着想要个孩子，然而不行。开始我们还调侃自己，谢丽儿却越来越当真了。她规定好我们必须同房的时间，测量她的基础体温。结果整个事情弄得让人很难堪。 我们去看了医生，竭尽所能。我让人检查了精子，我把烟也戒了。当她的月经照旧来时，对我们来说又是一次新的失败。这种打击月月加重。在外人看这听上去可笑。我们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然而她越来越绝望，哭得没完没了。我们从此无所事事，不再出门旅行，不听音乐会，不看展览。我们吃饭只在家里，我们的生活变得狭隘而失去色彩。谢丽儿决定从此闭门谢客了。她甚至辞掉了管家——这个女人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她说。这句话，在后来谈及我们所有的朋友时，她都这么说。当在街头看到别的男女，我羡慕他们活得轻松。我对人嫉妒，只是因为看到他们在接吻，或者双双牵手进入电影院。到了夜晚，我看电视里的旅游报道。你能想象吗？我看这些荒诞之极的旅游报道，还有动物世界。”
“我不明白你在指什么。” 我说。
“我们的房子有一个小间，从后门可以去院子，我们把它叫作办公室，其实那里只有我的电脑和一把椅子，加一盏灯。在后院，每天都有一个小男孩坐在那里。他有一只猫，他能连续几小时地跪在那发烫的水泥上抚摸那只猫。我都记不得我能注视他多久。我想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没法离开谢丽儿。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实在太多了，她跟我一样，日子过得同样不舒坦。我没跟她明说我们就此结束吧。那是因为我是一介懦夫。是害怕、是负疚还是因为愚蠢让我带着这种神经错乱日复一日。然而，那个冗长又炎热的夏天总算过去了，但我们却已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我们突然感到无以为继。”
“你怎么她啦？”
“我对她明说了。我曾向她许诺不会将她抛弃，但这样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不是她所需要的男人。晚饭前，我们都在厨房，她做着饭。我们没有争吵，说话声音也不高，我们从来不会这样，这跟我们的性格不相配。谢丽儿说她能理解我，说完哭了起来。是那种凄惨、无声的哭泣。她走去卧室，穿上出门跑步的运动服。每次当她有什么需要思考的心事，她就会蹬车去中心公园跑一个钟头。”
理查德又点了一支烟，再次咳嗽了一通，但这一回他继续往下抽。
“当人们发现她时，她的头颅已开裂，百分之八十的血已经流失。在她的阴道里，人们发现了树枝、树叶和泥土。那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岁。他们劫走了她的手机、项链和婚戒。也许他们一开始并不想杀害谢丽儿，可能是一次失手，我猜。后来那两个人因谋杀罪被处以刑法。”
“这我还真没听说过。”我说。
“谢丽儿婚后保留了她的原姓。报纸只匿名进行了报道。结果我弟弟从媒体弄了个水落石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干这种事，是他的拿手好戏。在我们那个家，我还坚持生活了几个星期。接下去的安葬、例行的手续、吊唁、一整套的善后，你明白。接着是我必须摆脱这一牢狱，摆脱我曾光想到自己的大脑。我搬进了旅店，开始了自毁，我是有意识、有系统地这么干的。往下的事你都知道了。”
“审判时你出庭了吗？”
“没有。我不想跟那两个人待在同一个屋子里。我从律师那里得到的档案，还有那些照片。我把它们保存在楼上的保险柜里。”
理查德不再往下说，我听着他的喘息声，不敢正视他。
“你离我们那么远。这是她最后说的话。我透过厨房的窗玻璃看着她打开自行车的锁，朝着马路骑走了。” “这件事情没有谁对错。” 我这么说。
“是的，谁都这么说。大家觉得，这么说能安慰我。然而我当时如果把她搂进怀抱，跟她说，我们开始别样的生活，或者我哪怕跟她一起出门一趟，她就不会死。是我的过错，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各种治疗、哪怕毒品也无济于事。她没了，但她还在，这两者都让我难以忍受。”
他站起身来，来到礁石边， 我跟着他过去。我们一同凝视着海浪，那拍岸的海浪。
“可能你是对的，这件事没有罪过、没有对错，”他说，“但惩罚还是存在。”
两个小时后我离去时，朋友依然留坐在凉亭里，身上裹着东西，纹丝不动，寂然无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两个星期之后，他用刷牙杯化开了几克用作安乐死的巴比妥类药物，喝下肚子。没人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到这种药物的。在纽约，他被安葬在妻子身边。
*
那天后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诺曼底开始了这篇小说的写作。写得过长了。人们大多不了解暴力杀害，他们不知道这种死亡的真相，它散布着何等气息，会留下什么样的空虚，我想到了曾为其辩护过的那些人，想到了他们的孤独，他们的陌生感，以及他们为自己所感到的恐惧。
二十年过去，身为刑事辩护律师，我只剩下了一只空纸箱。那些琐碎的东西、一支绿色的不再好使的鋼笔、一个烟盒——是一个诉讼委托人送的，还有些许照片和一些信笺。我在想，开始新的生活兴许会容易些，然而生活永远不会变得更容易。
诚然，无论我们是药店老板也好，木匠也罢，或者是作家，其实都一样。
尽管那些规则总会各有所异，隔阂芥蒂仍会存在，还有孤独寂寞和其他。
小个子男人
施特雷利茨， 现年四十三岁，未婚，膝下无子，且身材短小。他手小、脚小、鼻子小。脚穿一双特制的厚底鞋，让身高长了五厘米。客厅里，他珍藏着各类小个子男人的传记：有拿破仑、恺撒大帝、墨索里尼、萨德侯爵、康德、萨特、卡波特、卡拉扬、爱因斯坦的。对这些小个子男人的研究文章，他篇篇过目。他谙悉，这些小个子们延年益寿，婚姻更为稳定，得睾丸癌的概率要低得多。
汤姆·克鲁斯身量1.7米上下;达斯汀·霍夫曼，1.67米;还有普林斯，1.57米，这些他了如指掌。他看过1.67米的亨弗莱·鲍嘉所有的电影。在他的浴室，这位演员的照片贴在镜子上。他最热衷的电影《大眠》里有关鲍嘉身高的两句名言，他谙熟于心：
玛莎·维克斯说：“您似乎显小了一点。”
亨弗莱·鲍嘉说：“是啊，这不是故意的。”
几分钟后，鲍嘉首次面晤劳伦·白考尔。
白考尔说：“你是私人侦探？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种侦探，当然除了侦探小说之外——那尽是些潜伏于酒店周围、四处刺探的小男人。您看上去又缺点儿魅力。”
鲍嘉说：“我是显小了一点儿。下次我会踩着高跷来的，系着白色领带，腋下夹一个网球拍。”
白考尔说：“我很怀疑这能否帮得了什么。”
屏幕上，鲍嘉自然喜得美人，然而事实上白考尔说得没错，施特雷利茨这么想。什么忙也帮不了。他自己什么都尝试过，那些女人觉得他没有吸引力。他买了一辆对他来说太贵的车，他去了俱乐部，并为饮品和香槟慷慨解囊，然而均不奏效。女士欣然接受他的邀请，却跟着其他男人走了。一段时间，他瞄准了知识女性，去了公立成人学校，进修哲学和文学课程，参加讲座，上戏院，听歌剧，结果依然一无所获。他同时在四个婚介所报名登记，他的照片让那些女士们颇有好感。跟她们网上聊天他没任何问题，一旦提及自己的身高，他就变得让人不感兴趣。如果自己的身高跟她们讳莫如深，邀约共进晚餐，他顿觉对方的失望。她们神情友好，但早晚会告诉他，跟她们想象中的那位，他相去甚远。
她们会声称不是因为他的个子，当然不是的，这跟身高无关，是事关别的，是某种“内在的价值取向”。话说至此，她们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这很让他讨厌。
施特雷利茨家住克罗伊茨贝格，是柏林的一个市区，他是一家超市的副经理。他的房租不算贵，每年圣诞节，他去蒂罗尔度假一周，夏季来临，他去特内里费岛休假两周。他已小有积蓄，拥有一辆开了四年的宝马车，为一健身俱乐部成员。
几乎每天晚上，就像这个星期六，施特雷利茨都会去他家对面的那个土耳其餐厅，点他喜欢的烤小羊肉、沙拉，另加一杯啤酒。这时，他拿出公文包里的笔记本电脑，浏览超市每周的订单。老板端来了膳食，他们做了简单的交流。施特雷利茨合上电脑，慢条斯理地开始用餐。餐后，他喝了三杯拉基，一种土耳其茴香酒，因为他今天已没什么可做的事儿了。
邻桌坐着两位男人，他时常能在这里遇见他们。其中的一个膀大腰圆，脖子上有一只黑狼的文身，另一个个头高高的，头戴一顶毛线帽。他们压低嗓门说着什么。这时，高个子用脚把桌子底下的一只运动包推给了文身人。此人抓在手里站起身离开了餐厅。他穿过狭窄的街道，来到施特雷利茨住的那栋房子，消失在门后。几分钟后他回到餐厅，又坐回了桌边，可那只包不见了。此刻，两个男子显得轻松了不少。文身的那个，从自己的外套里取出一杆电子水烟管，抽了起来。一刻钟后，他们付了账。在街上，他们互相告别，朝不同的方向走去。
施特雷利茨在克罗伊茨贝格已生活了很久，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男人利用他住的那栋房子当作藏匿毒品之处，这种地方他们称之为“掩室”。施特雷利茨又要了一杯茴香酒，他想安静地好好想想。一旦他报了警，警察就会对他作笔录，那么他的名字就会留在警察局的档案里。这种经历他已不止一次，每当超市里抓住小偷都会这样。或许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静观其变。几天后，这两个毒品贩子定会寻找一个新的藏匿之地，然后交易就算成功了。
施特雷利茨喝完了酒买完了单，上楼来到自己的住处，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打开电视，他没法专心看电视播放的电影。他找来手电，去了地下室。在地下室一处的隔板间，在一堆废木板、建筑剩下的材料和用过的油漆桶下面他发现了那个黑包包。施特雷利茨将它打开，发现一共五包，每包差不多一公斤重，用厚厚的玻璃纸胶膜包着，闻上去有一股汽油、醋酸和潮湿的石灰味。施特雷利茨将它们放回原处。他思量了一会儿，然后离开，又回到了那家餐厅。他等着，直到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店。
他四十五岁开始发表作品，以短篇小说著称，小说在四十多个国家出版发行。首部小说集《罪行》于2009年问世，继而佳作不断，有《罪责》（2010）、《考里尼案》（2011）、《犯戒》（2013）、《尊严会受侵犯》（2014）等。短篇小说《朋友》和《小个子男人》选自小说集《惩罚》（2018）。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最要好的朋友叫理查德，我们一同进入寄宿学校。那年我俩都十岁。我们的床铺紧挨着，我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他是我们年级里天赋最高的男生，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校办文艺晚会上演话剧，主角又非他莫属;足球场上他踢中锋，跟那些当地人比赛，滑雪还得了冠军。在他看来，似乎一切皆轻而易举。谁都喜欢和他一起玩。他的家现在居住在日内瓦，但十九世纪他的祖上还是鲁尔区钢铁工业缔建的参与者，他们家族的姓氏被写进了我们的历史教科书。
高中毕业后，他就读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历史。两年后去了哈佛深造法律。他搬去了纽约，在那里的一家银行工作，这家银行管理着他们家族的资产。数年后，他在泰国的一个小岛上举行了婚礼，那是一场海滩上的婚礼，虽然宾客寥寥可数。他的新娘谢丽儿小他五岁，出生地在波士顿，有人说她长得像艾莉·麦克格劳，还真是有点像。
父亲去世后，理查德将公司的一部分股权过户给了弟弟，自己跟妻子搬进了一所SOHO户型房，这是一种既可商用又可自住的上下两层式房子。他俩收藏艺术品，设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经常出门旅游。我曾几次登门造访他俩，他们彼此和谐相爱。后来，我们的联系戛然中断，我无论如何再也联系不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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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纽约办理一起引渡案。我的委托人被卷入了某些金融诈骗案。美国和德国对他均具有刑事诉讼权。经过无数次的申请和交涉，美国当局出人意料地同意把他引渡回柏林。我适逢在纽约得空一天，就给理查德在日内瓦的弟弟去了电话。他称，理查德住进旅店已经四年了，我兴许可以在那里找到他。
我开车去了那家旅店，一个看电梯的小青年带我到四十二楼。我按门铃等了很久。这是一家昂贵的饭店，地面铺着大理石地砖和厚厚的长条地毯。走廊里弥漫着一股清洁剂的味道，两边的墙上悬挂着玻璃镜子和用金色框架镶成的古老建筑的绘画。
来开门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子，两眼浮肿，只穿了一件T恤衫。她把门开着，一声不吭地进了卧室。
理查德躺在沙发上，衬衣敞着，衣服的一边有道撕裂的口子。我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瘦。他看到我便坐起身来。也没跟我打声招呼，他直接聊起了刚在看的电视连续剧，就像一个小孩子那样。桌子上放着无数的五颜六色的药片，裹在透明的玻璃纸袋里。
“昨晚是个漫长的夜，” 他说，显得目光呆滞。他站起身来跟我拥抱，身上满是汗味和酒味。
他的嘴角干裂，皮肤成鱼鳞状，看上去干巴巴的，鼻子底下粘着结了痂的血迹。他的大脑袋臃肿，显得不协调。
“我们出去走走。”他这么说，找太阳镜找了好半天。
街上让人感到闷热。一个流浪汉正对着消防栓洗脸。这是城市的基本格调：汽车的噪音，急促的喇叭声，警察和救护车的警笛声。我们走向六十三号门牌，路上，理查德一次又一次地打趔趄。他说麦迪逊街的拐角有一家餐厅，那里有这一带唯一像样的咖啡。我们坐进了一个墙壁的凹处等着。
在这里，他像是谁都认识。罗克韦尔面包房的司机送来了刚出炉的面包，并将它们堆叠进柜台上方的货架。餐厅老板对着厨师的屁股就是一脚，嫌他动作太慢。客人失声大笑，还有拍手鼓掌的。老板一记鞠躬，厨师苦笑不堪。
一个跑堂给我们送来两个纸制咖啡杯，咖啡又浓又烫，我对那个厨师报以微笑。之后，我们穿过第五大道，坐在中央公园的草坪上。
理查德的手一直在颤抖，咖啡洒在他留了三天的胡子上，他试着把咖啡揩去，结果把剩余的咖啡泼在了衬衣上。身着黄色东哈莱姆 T 恤的姑娘们，在为棒球比赛做着热身动作，她们像世界各地的小学生一样高声尖叫。我们目睹着她们训练。
“就在那个位置。” 理查德突然开口，指了指那条路。
“你在说什么？” 我问。
他没回答，在草坪上躺下，瞬间就睡了过去。他的嘴张着，脸色苍白，满脸是汗。
后来我把他叫醒，带他回了饭店。那个年轻女子已不在房间。我对他说，如果想活下去，就得去戒毒所，这些毒品会要了他的命。他一下瘫倒在沙发上，还扯翻了一盏灯，又试了次想将它扶起，结果还是让灯倒在那里。没事儿，他这么说，又将电视打开。凡是瘾君子都会撒谎。
离去之前，我找来酒店经理作了交代。我给了他一些钱，希望他时常去看看理查德，并把理查德弟弟的电话号码留给了他，我想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
*
两年后，他给我发来电子邮件，称他现居法国，问我能否可以去看他。我认得他在诺曼底的房子，小时候我常去那里。那时，理查德的母亲总是拿着一本书坐在花园里。她是一个恬静、消瘦的女人，黑色的眼睛，即使仲夏季节也穿着一件黑色的毛线外套。直到后来我才听说，她往下的余生，大部分的时光都在精神病院度过的。在她高出大海的花园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柠檬树和橙树。
我将车停放在喷泉一边，绕过房子来到屋后的花园，看到理查德坐在小凉亭的柳条椅子里，膝上盖着一条花格毯子。他身边的小桌上留着茶具和糕点，花瓶里插放着榅桲树枝。
亭子的一旁立着一尊由青铜铸成的天使像。日晒雨打的痕迹斑斑，被氧化成碧绿。在孩提岁月里，我们曾拿箭来射过他。
理查德的脸依然瘦削，突出的颧骨上脸皮绷得紧紧的。他的头发现在剃成了小平头，头上戴着一顶用厚厚的粗花呢制成的鸭舌帽。 “你来看我真是太好了，”他说，“几个月来，你是第一个访客。”
他不再词语含混。他的双眼明亮，但布满了倦意。他的外套过分宽大，大出了好几个尺码。
“你见到龙了？” 他问。
“什么龙？”
“就是那個护士，她苛刻得可怕。是我弟弟选她来的。”
我们聊着我们在这个家里度过的童年时光，那个花匠我依然记忆犹新，他那时只剩下了一颗牙，还记得他不让我们出门去村里游玩。还有那个牧师漂亮的闺女，理查德可真的是坠入了爱河。我们所有的回忆都带有人世间的色彩，但又不失神圣。
“他们想让我去看诊断门诊。”他突然说道。
“你会去吗？”
“肯定不会，”他说，“我没有什么可确诊的。在日内瓦诊所时，他们什么都试了。不提这话题了，说来说去的，没用。”
大海呈灰色状。说是晚上会有雨，是那种柔柔的毛毛细雨，这种雨只有这里才会有。“你还抽烟吗？” 他说，“龙禁止我抽，但我现在非抽不可。”
我递给他一支烟，他点了火抽了起来，咳嗽马上又来了。他大声笑着，把烟在茶碟里掐了。
“不能再抽了。” 他说。
“我也该把烟戒了。”我说，只是无话找话而已。
理查德把脚搁在另一把椅子上，把茶杯放在肚子上。
“我已很久没去下面的村子了。我弟弟让人把教堂给修缮了，我想去看看。但我去不了，连这一点也被龙禁止了。她还是那句话：我只能待在花园里。”
我们都笑了，接着我们喝茶，茶都凉了。久久我们沉默无语。
“发生什么事了？”最后我问。
“你还记得那个Tack—Tack老头吗？” 理查德问。
“当然记得。” 在寄宿学校时，我们把那个德语老师叫作Tack—Tack，是因为他有语言缺陷。他是一名耶稣会牧师，酷爱里尔克。
“你还记得这首诗吧：谈什么胜利？能活下来就是一切。”
“我们当时必须熟记于心。”
“里尔克当时写的是战争。” 理查德说。
“我不敢肯定，他所写的，他自己是否真的相信。今天我算彻底明白了，一切都是无稽之谈。能活下来毫无意义。什么意义也没有。”
玫瑰花、郁金香和铃兰的芬芳，此刻变得非常浓重、郁烈。
“你知道吗，”他说，“我真的是很喜欢谢丽儿。或许这谈不上是所谓的伟大爱情。但我们彼此理解，相处很好，比我们所知道的大多数夫妇都好。我们试着想要个孩子，然而不行。开始我们还调侃自己，谢丽儿却越来越当真了。她规定好我们必须同房的时间，测量她的基础体温。结果整个事情弄得让人很难堪。 我们去看了医生，竭尽所能。我让人检查了精子，我把烟也戒了。当她的月经照旧来时，对我们来说又是一次新的失败。这种打击月月加重。在外人看这听上去可笑。我们的生活，其实没什么可抱怨的。然而她越来越绝望，哭得没完没了。我们从此无所事事，不再出门旅行，不听音乐会，不看展览。我们吃饭只在家里，我们的生活变得狭隘而失去色彩。谢丽儿决定从此闭门谢客了。她甚至辞掉了管家——这个女人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她说。这句话，在后来谈及我们所有的朋友时，她都这么说。当在街头看到别的男女，我羡慕他们活得轻松。我对人嫉妒，只是因为看到他们在接吻，或者双双牵手进入电影院。到了夜晚，我看电视里的旅游报道。你能想象吗？我看这些荒诞之极的旅游报道，还有动物世界。”
“我不明白你在指什么。” 我说。
“我们的房子有一个小间，从后门可以去院子，我们把它叫作办公室，其实那里只有我的电脑和一把椅子，加一盏灯。在后院，每天都有一个小男孩坐在那里。他有一只猫，他能连续几小时地跪在那发烫的水泥上抚摸那只猫。我都记不得我能注视他多久。我想回到我原来的生活，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没法离开谢丽儿。我们一起经历过的事实在太多了，她跟我一样，日子过得同样不舒坦。我没跟她明说我们就此结束吧。那是因为我是一介懦夫。是害怕、是负疚还是因为愚蠢让我带着这种神经错乱日复一日。然而，那个冗长又炎热的夏天总算过去了，但我们却已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我们突然感到无以为继。”
“你怎么她啦？”
“我对她明说了。我曾向她许诺不会将她抛弃，但这样的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我不是她所需要的男人。晚饭前，我们都在厨房，她做着饭。我们没有争吵，说话声音也不高，我们从来不会这样，这跟我们的性格不相配。谢丽儿说她能理解我，说完哭了起来。是那种凄惨、无声的哭泣。她走去卧室，穿上出门跑步的运动服。每次当她有什么需要思考的心事，她就会蹬车去中心公园跑一个钟头。”
理查德又点了一支烟，再次咳嗽了一通，但这一回他继续往下抽。
“当人们发现她时，她的头颅已开裂，百分之八十的血已经流失。在她的阴道里，人们发现了树枝、树叶和泥土。那是两个年轻人，一个十八岁，一个二十岁。他们劫走了她的手机、项链和婚戒。也许他们一开始并不想杀害谢丽儿，可能是一次失手，我猜。后来那两个人因谋杀罪被处以刑法。”
“这我还真没听说过。”我说。
“谢丽儿婚后保留了她的原姓。报纸只匿名进行了报道。结果我弟弟从媒体弄了个水落石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干这种事，是他的拿手好戏。在我们那个家，我还坚持生活了几个星期。接下去的安葬、例行的手续、吊唁、一整套的善后，你明白。接着是我必须摆脱这一牢狱，摆脱我曾光想到自己的大脑。我搬进了旅店，开始了自毁，我是有意识、有系统地这么干的。往下的事你都知道了。”
“审判时你出庭了吗？”
“没有。我不想跟那两个人待在同一个屋子里。我从律师那里得到的档案，还有那些照片。我把它们保存在楼上的保险柜里。”
理查德不再往下说，我听着他的喘息声，不敢正视他。
“你离我们那么远。这是她最后说的话。我透过厨房的窗玻璃看着她打开自行车的锁，朝着马路骑走了。” “这件事情没有谁对错。” 我这么说。
“是的，谁都这么说。大家觉得，这么说能安慰我。然而我当时如果把她搂进怀抱，跟她说，我们开始别样的生活，或者我哪怕跟她一起出门一趟，她就不会死。是我的过错，谁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各种治疗、哪怕毒品也无济于事。她没了，但她还在，这两者都让我难以忍受。”
他站起身来，来到礁石边， 我跟着他过去。我们一同凝视着海浪，那拍岸的海浪。
“可能你是对的，这件事没有罪过、没有对错，”他说，“但惩罚还是存在。”
两个小时后我离去时，朋友依然留坐在凉亭里，身上裹着东西，纹丝不动，寂然无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两个星期之后，他用刷牙杯化开了几克用作安乐死的巴比妥类药物，喝下肚子。没人知道他是从哪儿得到这种药物的。在纽约，他被安葬在妻子身边。
*
那天后又过了几个月，我在诺曼底开始了这篇小说的写作。写得过长了。人们大多不了解暴力杀害，他们不知道这种死亡的真相，它散布着何等气息，会留下什么样的空虚，我想到了曾为其辩护过的那些人，想到了他们的孤独，他们的陌生感，以及他们为自己所感到的恐惧。
二十年过去，身为刑事辩护律师，我只剩下了一只空纸箱。那些琐碎的东西、一支绿色的不再好使的鋼笔、一个烟盒——是一个诉讼委托人送的，还有些许照片和一些信笺。我在想，开始新的生活兴许会容易些，然而生活永远不会变得更容易。
诚然，无论我们是药店老板也好，木匠也罢，或者是作家，其实都一样。
尽管那些规则总会各有所异，隔阂芥蒂仍会存在，还有孤独寂寞和其他。
小个子男人
施特雷利茨， 现年四十三岁，未婚，膝下无子，且身材短小。他手小、脚小、鼻子小。脚穿一双特制的厚底鞋，让身高长了五厘米。客厅里，他珍藏着各类小个子男人的传记：有拿破仑、恺撒大帝、墨索里尼、萨德侯爵、康德、萨特、卡波特、卡拉扬、爱因斯坦的。对这些小个子男人的研究文章，他篇篇过目。他谙悉，这些小个子们延年益寿，婚姻更为稳定，得睾丸癌的概率要低得多。
汤姆·克鲁斯身量1.7米上下;达斯汀·霍夫曼，1.67米;还有普林斯，1.57米，这些他了如指掌。他看过1.67米的亨弗莱·鲍嘉所有的电影。在他的浴室，这位演员的照片贴在镜子上。他最热衷的电影《大眠》里有关鲍嘉身高的两句名言，他谙熟于心：
玛莎·维克斯说：“您似乎显小了一点。”
亨弗莱·鲍嘉说：“是啊，这不是故意的。”
几分钟后，鲍嘉首次面晤劳伦·白考尔。
白考尔说：“你是私人侦探？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种侦探，当然除了侦探小说之外——那尽是些潜伏于酒店周围、四处刺探的小男人。您看上去又缺点儿魅力。”
鲍嘉说：“我是显小了一点儿。下次我会踩着高跷来的，系着白色领带，腋下夹一个网球拍。”
白考尔说：“我很怀疑这能否帮得了什么。”
屏幕上，鲍嘉自然喜得美人，然而事实上白考尔说得没错，施特雷利茨这么想。什么忙也帮不了。他自己什么都尝试过，那些女人觉得他没有吸引力。他买了一辆对他来说太贵的车，他去了俱乐部，并为饮品和香槟慷慨解囊，然而均不奏效。女士欣然接受他的邀请，却跟着其他男人走了。一段时间，他瞄准了知识女性，去了公立成人学校，进修哲学和文学课程，参加讲座，上戏院，听歌剧，结果依然一无所获。他同时在四个婚介所报名登记，他的照片让那些女士们颇有好感。跟她们网上聊天他没任何问题，一旦提及自己的身高，他就变得让人不感兴趣。如果自己的身高跟她们讳莫如深，邀约共进晚餐，他顿觉对方的失望。她们神情友好，但早晚会告诉他，跟她们想象中的那位，他相去甚远。
她们会声称不是因为他的个子，当然不是的，这跟身高无关，是事关别的，是某种“内在的价值取向”。话说至此，她们向他投来同情的目光，这很让他讨厌。
施特雷利茨家住克罗伊茨贝格，是柏林的一个市区，他是一家超市的副经理。他的房租不算贵，每年圣诞节，他去蒂罗尔度假一周，夏季来临，他去特内里费岛休假两周。他已小有积蓄，拥有一辆开了四年的宝马车，为一健身俱乐部成员。
几乎每天晚上，就像这个星期六，施特雷利茨都会去他家对面的那个土耳其餐厅，点他喜欢的烤小羊肉、沙拉，另加一杯啤酒。这时，他拿出公文包里的笔记本电脑，浏览超市每周的订单。老板端来了膳食，他们做了简单的交流。施特雷利茨合上电脑，慢条斯理地开始用餐。餐后，他喝了三杯拉基，一种土耳其茴香酒，因为他今天已没什么可做的事儿了。
邻桌坐着两位男人，他时常能在这里遇见他们。其中的一个膀大腰圆，脖子上有一只黑狼的文身，另一个个头高高的，头戴一顶毛线帽。他们压低嗓门说着什么。这时，高个子用脚把桌子底下的一只运动包推给了文身人。此人抓在手里站起身离开了餐厅。他穿过狭窄的街道，来到施特雷利茨住的那栋房子，消失在门后。几分钟后他回到餐厅，又坐回了桌边，可那只包不见了。此刻，两个男子显得轻松了不少。文身的那个，从自己的外套里取出一杆电子水烟管，抽了起来。一刻钟后，他们付了账。在街上，他们互相告别，朝不同的方向走去。
施特雷利茨在克罗伊茨贝格已生活了很久，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两个男人利用他住的那栋房子当作藏匿毒品之处，这种地方他们称之为“掩室”。施特雷利茨又要了一杯茴香酒，他想安静地好好想想。一旦他报了警，警察就会对他作笔录，那么他的名字就会留在警察局的档案里。这种经历他已不止一次，每当超市里抓住小偷都会这样。或许现在最好的办法是静观其变。几天后，这两个毒品贩子定会寻找一个新的藏匿之地，然后交易就算成功了。
施特雷利茨喝完了酒买完了单，上楼来到自己的住处，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打开电视，他没法专心看电视播放的电影。他找来手电，去了地下室。在地下室一处的隔板间，在一堆废木板、建筑剩下的材料和用过的油漆桶下面他发现了那个黑包包。施特雷利茨将它打开，发现一共五包，每包差不多一公斤重，用厚厚的玻璃纸胶膜包着，闻上去有一股汽油、醋酸和潮湿的石灰味。施特雷利茨将它们放回原处。他思量了一会儿，然后离开，又回到了那家餐厅。他等着，直到所有的客人都离开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