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悄然隐没着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黎雄才，著名雕塑家曹崇恩、设计界泰斗尹定邦等60多位老艺术家的“乡间别墅”。
　　然而，这份低调和宁静在世纪之初被打破。
　　彼时，一岸之隔的大学城在广州落成，众多艺术院校毕业生，以及一些美院老师自然而然追随着前辈大师的步伐，选择了小洲村内租金低廉，却风景宜人的民居作为工作室和居所。
　　与上一代艺术家不一样的是，新租客中很多人尚未成名，他们年轻、充满活力，有着向外界表达的强烈冲动。这就是始于2008年的小洲村艺术节“小洲村·COM”举办的初衷。年轻血液的流动给小洲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其气质发生了极大变化：漫步村内，随处可见音乐、绘画、雕塑、陶瓷、诗歌、电影等各种各样的工作室开门迎客，小洲村向普罗大众撩开了它朦胧的面纱。
　　几乎与小洲村的“转型”同时，以旧厂房改建作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另一类型艺术创意园区也开始在广州出现，它们是信义会馆、T.I.T、红专厂等。
　　坐落在员村的红专厂最为人所津津乐道，其前身为1958年建成投产的广州鹰金钱食品厂，区内分布着数十座大小不一的苏式厂房建筑。2008年9月，鹰金钱因“退二进三”撤出员村厂区，眼见2004年就已纳入政府土地储备计划的罐头厂地块将作为住宅地拍卖。这个消息惊动了广州知名的设计公司集美组。由于苏联式厂房建筑群在广州的稀有性，集美组的设计师和一些美院学者联合起来，紧急向广州市政府提交了一个打造红专厂艺术创意园区的规划方案，将罐头厂暂时抢救了下来。
　　如今穿过员村周边的高楼大厦，钻进创意园，倘佯在清凉的林荫道上，这里既有画廊、展览中心等艺術空间，又有特色商铺、各式餐饮等时尚商业元素，前卫艺术与老旧记忆形成了奇特的对比。

“看不见的手”悄然而至

　　Lynn和男朋友林子都是地道的广州“土著”，也是艺术创意园区的狂热拥趸。每逢假日就到各个创意园闲逛。林子是民间手工艺人，不时会拿一些作品去草根艺术空间和创意市集展示售卖。而Lynn喜欢创意园的理由则简单得多。作为一个“80后”，她亲眼见证了原有的城市文化被石屎森林逐步蚕食。“河涌堵塞覆盖，恩宁路被拆，老骑楼、西关大屋所剩无几。”文化创意园要么是原生态古村落，要么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厂区，保留了广州早期的文化、建筑风貌和空间特色，如同沙漠中的绿洲。“所以我更喜欢小洲村和红专厂，里面有很多大众能参与和消费的地方。T.I.T和信义会馆很漂亮，但太不亲民了。”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那些真正的艺术工作者并不乐见小洲村和红专厂这几年发生的变化。设计师Candy说，早期红专厂的厂房租金是30元/平方米，空间大、环境清静宽松、租金相对低廉，这些都符合老厂房改造的初衷。然而时隔几年，这里租金已飙升至200元/平方米左右，“环境也‘变味’了”—商铺食肆林立，林荫道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游人，大家各取所需地“消费”着红专厂。

　　类似的冲击对小洲村更为“致命”。夏日周末，走进村里，尚未见传说中的小桥流水、青砖大屋，先被当街堆放的装饰建筑材料和处处飞扬的粉尘迷了双眼。到处都在加建、抢建，密度越来越高的握手楼已隐然有“城中村”影子。
　　艺术节和纷至沓来的游人推高了小洲村的商业价值。美院老师开培训点，文艺青年开小店，生意红火，房子的租金也在攀升，以前几百元就可以租下的房子，现在涨到了两三千。租金见涨，手有余钱的村民当然想到了加建房子。更惨痛的是，最有文化价值的青砖大屋也开始被拆除，建上几层小楼。 　　其间，一些画家和他们的工作室静悄悄地搬走了，正如当初他们静悄悄地来。村内外贴满的“招生广告”则使这里像个低端的培训基地。

错位的期待

　　今年3月，微博传出 “为金融城让路，红专厂要拆”的消息，舆论哗然，几天后，有着“草根文化地标”之称的星坊60也被传租约期满后将拆除。这些消息和小洲村的“毁坏”一样，撞击着人们的神经。
　　一面寄望将文化创意园打造成“广州名片”，在大项目到来之际对其又毫不留情—政府的态度令人捉摸不透，人心惶惶。创意园该何去何从？
　　显然，对于艺术创意园，不同角色的人，对其承担的功能有截然不同的期待。而以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园，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身份”和经营模式，注定要在各方的利益诉求之间摇摆与平衡。
　　将老旧厂房改造成创意园，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早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艺术新锐群体就开始以低廉的租金入住后来被称为“艺术家的天堂”的SOHO（19世纪纽约最集中的工厂与工业仓库区）。而中国厂房创意园的快速发展，看起来与当年的西方十分相似，背后却有完全不一样的动力。
　　西方发达国家走到后工业时代，城市化已经完成，对于新的土地增长需求已大幅降低，政府遵循的是文化遗产保护和土地资源再利用思路，创意园一旦做出来就会相对长久。
　　而在当下的中国，城市扩张欲望仍在不断膨胀，以往旧工厂一旦腾空，就会进行拍卖。如今，地方政府愿意把这些资源暂时腾挪出来打造园区，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与其他大城市相比，广州素来有“小政府、大社会”的倾向，对于创意园区的发展，地方政府很少直接主导、投入，园区一般由“原业主 经营公司”合资进行运营。对他们来说，将厂区改造成创意园，可以将地块变成商业用地，能够保证收益。但在此之前，自己需要先投入大笔资金对园区进行改造。
　　卢隆春是广州原创元素创意产业园的主要环境设计师之一。“2011年做环境改造方案，经营者的要求主要有两个，一是成本节约，二是保留原来是啤酒厂的文化特色。”最后，他利用园区的名字OEDC设计了一个大型红字雕塑，中间镂空，夹以啤酒瓶做成的灯饰。“再做了一些绿化，标示、路口形象，以及旧机器改造的雕塑。总体花了几百万。”他表示，这还算是投资小的，像T.I.T等更有名气的产业园，则是花费重金。
　　这样的前提下，无论打造园区的思路是什么，提升租金始终是经营者的目的之一，草根艺术家渴望的低成本孵化功能很难长期实现。
　　“文化园区可以分成几类。一是原来的文化商业街区，类似北京前门，以店铺为主，文化艺术只是点缀；二是创意产品展示区；三是艺术家村；四是文化交流中心；最后一种是文化产业集聚。”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锋介绍。在他看来，每一类型的园区，都有自己的功能和特点，红专厂也好，T.I.T也好，不能同时满足所有群体的需求是正常的。
　　然而更现实的考量是，在当下的环境，一个园区要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长久经营下去，必须优先考虑政府的诉求，它决定了在大型项目到来之际，园区是否能继续保存下去。
　　“这就出现问题了。现在不仅是广州，全国的大部分创意园都只能叫做文化园区，不是真正的文化产业集聚园。”陈少锋说，“无论是搞工作室、创意设计、商店、交流，都没有规模效应，也没有产业链，同质化很严重。”“而评估一个园区算不算真正的产业园，最重要的标准是看商业地产收益相对于文化产业产出的比例。真正的产业园，文化产出应该远远高于租金及商业收益。”
　　根据这个标准，一直被指“不够亲民”，“无法与社区融合”的T.I.T反而较为符合产业园特质。这个以服装设计产业集聚为定位的园区，前身是纺织厂厂区，周边早已形成了华南国际轻纺城等产业链配套。园区内环境优雅，仅有一两家餐饮供日常及商务消费。设计公司门墙冰冷，将以休闲消费为目的者拒诸门外。
　　“对于设计公司来说，更需要的是一个清静优雅的环境和氛围，没有与普通消费者接触的需要。”一位设计师说，她绝对不会跑去红专厂，“那里做的是文化商业，不是创意产业”。

它们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

　　而在信义会馆渔歌晚唱沙龙创办者陈志彦眼里，一个文化产业创意园做得好，是能够真正起到孵化功能的。
　　陈志彦还有一个身份，是著名国画家、广东省美协副主席陈永锵的儿子。7年前，他还在营运一家室内设计公司，无意中发现了刚刚改造完成的信义会馆。这个由老厂房改建的园区坐落在珠江最美丽的一段河段—白鹅潭畔，里面既有西式高顶工厂大楼，也有古老的教堂和长长的木栈道，几乎所有跟历史有关的记忆都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包括83棵古榕树，与江景完全融为一体。
　　陈志彦当下就决定，把设计公司搬进信义会馆。“在这里呆了一年多，我的思维也渐渐发生了转变。在广州竟然还可以有这样的地方，作為一个艺术家的后代，我希望在这里做一个真正的文化事业。”于是6年前，陈志彦放弃了原来的设计公司，开始打造渔歌晚唱沙龙，将其做成了一个同时具有画廊、琴坊、展览等功能的文化艺术空间。“经过几年发展，现在已经可以保持良性的营运。”
　　诚然，创意园生活和经营中，有人不断走近艺术，又有人在远离艺术。正如广州这个城市的创意园区定位一样，在多方矛盾角力中，不断觅路、摇摆、寻找平衡。听说红专厂要拆，陈志彦和其他创意园区的企业一样，心里也是一震，“以前觉得芳村周边商业发展太慢，城市配套不够完善，现在反而庆幸它不像红专厂地块那样，具有太高的商业价值，我们可以相对从容一点。”
　　对于渔歌晚唱这样在创意园区孵化出来的文化企业而言，配套的需求还是其次，他们最需要的，其实是政府更多的耐心。“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不一样，需要时间来培育。政府如果能更为抑制追求短期经济效应的冲动，给多一点时间和空间，园区和产业就能真正发展起来。”
　　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个商业高度发达的城市，乡村和老厂区的恬淡风景、孤独的艺术和躁动的市场力量已经糅杂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其间，城市边缘的艺术聚落将走向何方，仍然逃不过长期的角力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