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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凛冽寒风正在撕扯和浸淫着中国制造业。
来自工信部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4个行业中，有22个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在过去长达11个月的时间里，汇丰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直徘徊在50的“荣枯线”之下。而自2011年12月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依然没有摆脱疲弱的困境。
中国制造业如此长周期的下挫为历史罕见，对过去中国制造的模式进行重新的反思，并寻找新的出路，正是时候。
产能“泡沫”的覆压
依靠着高投资带动经济高成长，是中国经济最为鲜明的路径依赖。巨额的投资不仅来自于国家财政的供给，而且政府可以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各类要素价格以刺激和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的确，大规模真金白银驱动了国内经济的一路迅跑，同时也沉淀下了可观的生产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过低的产能利用率，中国长期积压而成的生产能力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有效的释放，产能过剩由此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的痼疾。
按照全球制造业认同的一般标准，当企业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就表明设备闲置过多，久而久之必然形成产能过剩。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只有60%左右，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前工业利用率为78.9%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制造业71.6%的平均水平。
在工信部公布的22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中，钢铁产能已突破7亿吨，但市场需求只有5亿吨；水泥产能已突破20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5亿吨；汽车产能已突破2000万辆，目前国内需求完全饱和；造船能力已突破6600万载重吨，与全球新船年需求量基本持平。
除了传统行业外，像光伏等新兴行业也暴露出产能过剩，资料显示，当前全球光伏行业需求约为30GW，而产能超过40GW，其中80%的产能在中国。
产能过剩已经直接导致了制造企业“去库存”压力的加速聚积。据汇丰PMI的分项数据显示，9月企业成品库存指数目前已创下2004年4月汇丰PMI数据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值。而据官方PMI数据显示，成品库存在指数2012年8月已经抵达历史最高水平后还将延续升势。
大而不强是产能过剩带给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长期问题。比较发现，虽然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入围门槛的增速都高于美国企业500强，但利润增幅却连续3年低于美国企业500强，其中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净利润和人均营业收入分别只有美国企业500强的39.5%和5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依旧偏向于激励投资、地方政府对GDP存在十分强烈的冲动并对重复建设乐此不疲，以及民众收入未能实现显著提升的大环境下，可以用来消化产能过剩的内需力量将微乎其微。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让欧美等国中止了高负债和高消费的经济增长脚步，从而对出口导向特征明显的中国制造业必然形成强硬的结构性制约，中国制造业试图借助外力摆脱产能过剩的过程也非常艰难而漫长。
“空心化”的销蚀
以劳动力、土地等为主要内容的廉价要素资源，不仅让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多年中得到了稳定而持续的低成本供应，而且获取了巨大的红利空间。然而，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一国的要素资源不可能总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资源的稀缺性所引起的价格上升最终可能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大瓶颈与约束。
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以及土地资源供给弹性的缩小从而引起要素价格的重估，是最近几年中国要素市场呈现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告，从2008～2011年的3年时间，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上涨33%，而渣打银行日前对超过200个制造商的调查显示，2012年前8个月中国企业工资又上升了11%。不仅如此，过去两年中国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了19.6%，企业明显感到了成本骤增的压力。
成本的叠增与累加形成了对制造企业利润的无情吞噬。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500强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12年制造业500强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减少13.66%，收入利润率同比降低1.24%，平均资产利润率同比下降1.22%。
在需求持续低迷的市场生态下，利润的急剧萎缩已经构成了对生产企业经营热情的重大挫伤，并倒逼企业“逃离”制造业。央企在房地产领域有令不退，武汉钢铁集团在2012年准备投入390亿元用于养猪养鸡等非钢产业，而上市才一年的江苏舜天船舶有限公司在日前7.8亿元公司债发行完成之后，就公开宣称将动用2亿元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问题的关键在于，除成本增加驱动着制造企业“不务正业”外，金融与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之间比较收益的强烈落差也构成了对制造企业生产动能的极大贬损和冲抵。据《2012年中国500强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最大的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利润总和却占500强总额的32%左右。
无独有偶，过去10年中国房地产行业产生20%以上的利润率，但制造行业的总体利润率却只有3.2%。行业间利润差距如此悬殊，长此以往必然引诱着资本流出实业部门并进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制造企业“去工业化”，中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程度还将加剧。这不仅是因为要素价格的继续扬升导致企业经营成本的提高以及中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从而形成了对利润空间的约束，更由于市场秩序的错乱和政策资源的错配。
一方面，“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最主要价值取向，在这种取向下，实体经济的价值将被继续低估，社会资源配置将越来越多地流向房地产等快钱行业；另一方面，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作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财税和金融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而在改革失去真正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制造业的生存和拓展也将更为艰难。
值得特别警惕的是，随着国内更多的制造企业加入“去工业化”的阵营，中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也会不断增大—资金的抽离加剧制造企业的“失血”程度，本应强化的研发环节投入将更为捉襟见肘，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将更显单薄。 “转身”中再飞
在中国经济的豪华组合阵营中，制造业不仅承担着创造就业的时代大任，而且贡献了中国90%以上的出口份额，10万家优秀的制造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根基。而在这个时代，提振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倚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必须再造以技术为驱动的价值竞争新范式；再也不能囿于数量增长的加工制造，而必须重塑以品牌营销为核心的协同效应；再也不能固守制造业的传统边界，而必须延展制造业的全新空间与动感地带。
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在阵痛之中必须作出的战略安排，而产业融合则是催发转型升级的强力杠杆。作为一种扩散性的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的作用就是通过突破原有的产业边界，降低传统行业间的进入壁垒，为企业创造扩大规模和开发新品的巨大商机，并形成开放性的产融体系。
一个典型案例是，计算机网络、通信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三网融合”构建出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产业融合的全新业态。为此，国内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可以通过高新技术的嫁接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可以通过与网络产业的对接，加速电子商务发展。
由于产业融合是制造业自身内部或者与其它行业在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因此，一方面需要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和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和锻造跨行业的知识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放松产业管制，给企业的产业创新创造宽松的制度和体制条件。
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取向。商务部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全球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不到，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因此，服务型制造既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也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劳斯莱斯不再卖飞机发动机，卖的是每台发动机实际推动飞机在天空飞行的小时数。相比而言，中国制造企业目前仍停留在仅提供产品或产品的附加服务上，而在为行业提供串联、组合、集成化等系统解决方案以及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依然欠缺。为此，应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的产业技术体系，突破关键技术，鼓励探索行业新业态，实施服务型制造示范工程，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
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商业模式创新应当提到中国企业应有的认知高度。“终端软件 应用内容”的新型商业模式已成为新型制造业的方向，全球竞争已经由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比如“终端软件 应用内容”的商业模式让苹果取得了产业链方面的绝对优势，从而确立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世界的王者地位。
具体到中国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空间十分广阔，如企业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以及各种基于制造的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等。
创建新型工业化基地和园区，是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载体的重要举措。为此，政府应当推动以产业链为纽带、资源要素聚集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工业企业和大项目向集聚区集聚，引导企业和各种创新要素向园区和基地集聚。
决策层应当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进一步提升集约化水平，切实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行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使其真正成为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政府还应当协力促进工业园区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制造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同时对产业聚集区重大科技领域如柔性制造、极端制造以及微电机系统中的先进技术研究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以促进企业创新。
转型升级的结果是高端产业的涌现与壮大，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必要的政策倾斜，是高端产业顺利成长的关键。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实行高关税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保护国内高端产业抢占庞大的国内市场，结果导致了美国钢铁和重型机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从而使美国替代英国，一跃而成为全球重型制造业的先驱。
不仅如此，由于一些后工业化国家的高端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获得海外市场份额，因此像韩国、芬兰等国在打造高端产业时也极力保护其对国内狭小市场的独占。由于中国高端产业不仅在技术上落后于人，且在国际化过程中还会遭遇发达国家的竞争性阻击，更应该通过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我国高端制造业创造市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制造业的高端化并不等于放弃传统的低端产业和环节。瑞士手表、德国双立人炊具、LV包等都是传统制造业产品，它们的生命力证明，传统制造业大有发展空间。特别是，相对于高端产业而言，中国在低端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制造业产品的精益化生产，仅国内市场就可成为制造业大展拳脚的领地。
来自工信部的最新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目前的24个行业中，有22个行业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在过去长达11个月的时间里，汇丰发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直徘徊在50的“荣枯线”之下。而自2011年12月以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依然没有摆脱疲弱的困境。
中国制造业如此长周期的下挫为历史罕见，对过去中国制造的模式进行重新的反思，并寻找新的出路，正是时候。
产能“泡沫”的覆压
依靠着高投资带动经济高成长，是中国经济最为鲜明的路径依赖。巨额的投资不仅来自于国家财政的供给，而且政府可以通过压低土地、劳动力、资金等各类要素价格以刺激和鼓励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的确，大规模真金白银驱动了国内经济的一路迅跑，同时也沉淀下了可观的生产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于过低的产能利用率，中国长期积压而成的生产能力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有效的释放，产能过剩由此构成了中国制造业的痼疾。
按照全球制造业认同的一般标准，当企业产能利用率在90%以下且持续下降时，就表明设备闲置过多，久而久之必然形成产能过剩。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平均产能利用率只有60%左右，不仅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当前工业利用率为78.9%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制造业71.6%的平均水平。
在工信部公布的22个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中，钢铁产能已突破7亿吨，但市场需求只有5亿吨；水泥产能已突破20亿吨，市场需求仅为15亿吨；汽车产能已突破2000万辆，目前国内需求完全饱和；造船能力已突破6600万载重吨，与全球新船年需求量基本持平。
除了传统行业外，像光伏等新兴行业也暴露出产能过剩，资料显示，当前全球光伏行业需求约为30GW，而产能超过40GW，其中80%的产能在中国。
产能过剩已经直接导致了制造企业“去库存”压力的加速聚积。据汇丰PMI的分项数据显示，9月企业成品库存指数目前已创下2004年4月汇丰PMI数据调查开始以来的最高值。而据官方PMI数据显示，成品库存在指数2012年8月已经抵达历史最高水平后还将延续升势。
大而不强是产能过剩带给中国制造业的一个长期问题。比较发现，虽然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的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入围门槛的增速都高于美国企业500强，但利润增幅却连续3年低于美国企业500强，其中2011年中国企业500强的净利润和人均营业收入分别只有美国企业500强的39.5%和50%。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制度的顶层设计依旧偏向于激励投资、地方政府对GDP存在十分强烈的冲动并对重复建设乐此不疲，以及民众收入未能实现显著提升的大环境下，可以用来消化产能过剩的内需力量将微乎其微。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让欧美等国中止了高负债和高消费的经济增长脚步，从而对出口导向特征明显的中国制造业必然形成强硬的结构性制约，中国制造业试图借助外力摆脱产能过剩的过程也非常艰难而漫长。
“空心化”的销蚀
以劳动力、土地等为主要内容的廉价要素资源，不仅让中国制造业在过去30多年中得到了稳定而持续的低成本供应，而且获取了巨大的红利空间。然而，国际经验表明，任何一国的要素资源不可能总是处于无限供给状态，资源的稀缺性所引起的价格上升最终可能成为制造业发展的重大瓶颈与约束。
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以及土地资源供给弹性的缩小从而引起要素价格的重估，是最近几年中国要素市场呈现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报告，从2008～2011年的3年时间，中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上涨33%，而渣打银行日前对超过200个制造商的调查显示，2012年前8个月中国企业工资又上升了11%。不仅如此，过去两年中国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了19.6%，企业明显感到了成本骤增的压力。
成本的叠增与累加形成了对制造企业利润的无情吞噬。据不久前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中国500强发展报告》的数据显示，2012年制造业500强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减少13.66%，收入利润率同比降低1.24%，平均资产利润率同比下降1.22%。
在需求持续低迷的市场生态下，利润的急剧萎缩已经构成了对生产企业经营热情的重大挫伤，并倒逼企业“逃离”制造业。央企在房地产领域有令不退，武汉钢铁集团在2012年准备投入390亿元用于养猪养鸡等非钢产业，而上市才一年的江苏舜天船舶有限公司在日前7.8亿元公司债发行完成之后，就公开宣称将动用2亿元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问题的关键在于，除成本增加驱动着制造企业“不务正业”外，金融与房地产业和制造业之间比较收益的强烈落差也构成了对制造企业生产动能的极大贬损和冲抵。据《2012年中国500强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最大的5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营业收入总额均只有500强总和的6%左右，利润总和却占500强总额的32%左右。
无独有偶，过去10年中国房地产行业产生20%以上的利润率，但制造行业的总体利润率却只有3.2%。行业间利润差距如此悬殊，长此以往必然引诱着资本流出实业部门并进入金融和房地产领域。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制造企业“去工业化”，中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程度还将加剧。这不仅是因为要素价格的继续扬升导致企业经营成本的提高以及中国制造业处于产业链低端从而形成了对利润空间的约束，更由于市场秩序的错乱和政策资源的错配。
一方面，“土地财政”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最主要价值取向，在这种取向下，实体经济的价值将被继续低估，社会资源配置将越来越多地流向房地产等快钱行业；另一方面，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作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财税和金融改革不会一蹴而就，而在改革失去真正内在动力的前提下，制造业的生存和拓展也将更为艰难。
值得特别警惕的是，随着国内更多的制造企业加入“去工业化”的阵营，中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风险也会不断增大—资金的抽离加剧制造企业的“失血”程度，本应强化的研发环节投入将更为捉襟见肘，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国际舞台上的竞争力将更显单薄。 “转身”中再飞
在中国经济的豪华组合阵营中，制造业不仅承担着创造就业的时代大任，而且贡献了中国90%以上的出口份额，10万家优秀的制造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核心根基。而在这个时代，提振中国制造业再也不能倚靠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必须再造以技术为驱动的价值竞争新范式；再也不能囿于数量增长的加工制造，而必须重塑以品牌营销为核心的协同效应；再也不能固守制造业的传统边界，而必须延展制造业的全新空间与动感地带。
转型升级是中国制造业在阵痛之中必须作出的战略安排，而产业融合则是催发转型升级的强力杠杆。作为一种扩散性的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的作用就是通过突破原有的产业边界，降低传统行业间的进入壁垒，为企业创造扩大规模和开发新品的巨大商机，并形成开放性的产融体系。
一个典型案例是，计算机网络、通信业和广播电视业的“三网融合”构建出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产业融合的全新业态。为此，国内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兼并、重组以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和组织形式，可以通过高新技术的嫁接改造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可以通过与网络产业的对接，加速电子商务发展。
由于产业融合是制造业自身内部或者与其它行业在技术与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相互渗透和相互交叉，因此，一方面需要企业增加技术投入和强化技术创新能力，培养和锻造跨行业的知识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放松产业管制，给企业的产业创新创造宽松的制度和体制条件。
制造业服务化是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价值取向。商务部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在全球制造业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只占其全部循环过程的5%不到，而处在流通领域的时间要占95%以上。因此，服务型制造既是制造业增加值的主要来源，也是全球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一个成功的案例是，劳斯莱斯不再卖飞机发动机，卖的是每台发动机实际推动飞机在天空飞行的小时数。相比而言，中国制造企业目前仍停留在仅提供产品或产品的附加服务上，而在为行业提供串联、组合、集成化等系统解决方案以及零部件定制服务等方面的能力依然欠缺。为此，应加快构建服务型制造的产业技术体系，突破关键技术，鼓励探索行业新业态，实施服务型制造示范工程，加快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
作为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内容，商业模式创新应当提到中国企业应有的认知高度。“终端软件 应用内容”的新型商业模式已成为新型制造业的方向，全球竞争已经由产品竞争转向产业链竞争，比如“终端软件 应用内容”的商业模式让苹果取得了产业链方面的绝对优势，从而确立了自己在移动互联网世界的王者地位。
具体到中国制造业，商业模式创新空间十分广阔，如企业可加快发展节能环保领域的合同能源管理、现代废旧商品回收再制造以及各种基于制造的专业服务和增值服务等。
创建新型工业化基地和园区，是构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载体的重要举措。为此，政府应当推动以产业链为纽带、资源要素聚集的产业集聚区建设，加快工业企业和大项目向集聚区集聚，引导企业和各种创新要素向园区和基地集聚。
决策层应当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工业园区和产业基地，进一步提升集约化水平，切实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行绿色发展和循环经济，使其真正成为带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中坚力量；政府还应当协力促进工业园区产学研合作，充分发挥大学、研究机构、知识密集的中小企业、制造企业等不同参与主体的作用，同时对产业聚集区重大科技领域如柔性制造、极端制造以及微电机系统中的先进技术研究给予强大的资金支持，以促进企业创新。
转型升级的结果是高端产业的涌现与壮大，但国际经验表明，政府对国内市场的保护和必要的政策倾斜，是高端产业顺利成长的关键。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实行高关税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以保护国内高端产业抢占庞大的国内市场，结果导致了美国钢铁和重型机械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从而使美国替代英国，一跃而成为全球重型制造业的先驱。
不仅如此，由于一些后工业化国家的高端产业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可能获得海外市场份额，因此像韩国、芬兰等国在打造高端产业时也极力保护其对国内狭小市场的独占。由于中国高端产业不仅在技术上落后于人，且在国际化过程中还会遭遇发达国家的竞争性阻击，更应该通过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为我国高端制造业创造市场。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制造业的高端化并不等于放弃传统的低端产业和环节。瑞士手表、德国双立人炊具、LV包等都是传统制造业产品，它们的生命力证明，传统制造业大有发展空间。特别是，相对于高端产业而言，中国在低端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技术升级实现制造业产品的精益化生产，仅国内市场就可成为制造业大展拳脚的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