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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中国经济下行态势并未得到扭转，过去3年中依靠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维持的高增长呈现疲态。在欧美都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当下，中国是否也在推出新一轮刺激计划，是市场高度关注的焦点。
自7月始，各个地方政府就纷纷抛出一系列的投资计划，公布的投资规模不断在加码，粗略统计高达12万亿元之上。但在中央政府层面，一直在强调“稳增长”、“预调微调”，而金融货币当局对宽松政策也是谨慎细微的。这使得中央与地方间在投资拉动刺激增长的态度上暖昧不清。
这种上下间的不尽然合拍，与过往4万亿强刺激后带来的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地方债务风险等一系列遗留问题有关，而这些问题依然是论证新一轮刺激方案合理与否所必须要解答的。
暖昧的×万亿
2008年末，在中央政府4万亿的号令下，地方政府争相上报投资项目，不过，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2012年7月以来，投资的冲动更多来自于地方政府。
截至目前，已有13个省市发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稳增长措施，投资计划涉及的总金额也在不断刷新，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2万亿以上。
7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两个超大型钢铁项目，拉开了投资“稳增长”的序幕，随后，发改委又通过了一批机场建设项目，9月5日，国家发改委批复通过了地方上报的25个城轨项目、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项目涉及金额近万亿元。
对比发改委批复的项目和地方的投资计划，不难发现这些投资计划依然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同时涉及产业投资和消费，和上一轮的投资计划并无两异。
在数额上，当年中央政府层面提出来的虽然是4万亿，但地方上报的项目达到了30万亿，这一次，地方公布的计划从7万亿攀升到12万亿之上，不过，从需要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项目情况来看，项目投资金额也仅在1万亿左右。
“地方投资计划的公布可能也受到了中央政府‘稳增长’的号召和扩大投资的暗示，但他们本来就有这个冲动，不过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上，还是会做一些限制。”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对《南风窗》记者说。
从地方政府上报的这些项目来看，既有此前已经上报的储备项目，如钢铁项目和机场建设项目，也有一些新推出的投资项目，而新推出或获发改委批复的项目则集中在7月之后，这也可能与经济不断下滑的形势有关。
在过去的多年中，中央政府一直在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抑制地方政府过热的投资需求，2008年的救市方案，可以说是中央与地方统一度最高的一次。不过，在随后的两年中，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的问题又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收缩政策，治理产能过剩、限购房地产、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在今年年初，中央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调低为7.5%，但随着经济不断的下滑，“稳增长”口号又被提出，“中央和地方一般很难形成很大的共识，‘稳增长’从来就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策，他们追求的当然是高增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对记者说。
钱从哪里来？
2008年末，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主要依靠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中，1.18万亿属于中央预算内投资，2.82万亿配套资金来自地方财政、地方债、政策性贷款、企业债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以及民间投资。在实际中，大部分投资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银行充当了准财政的功能。
在上一轮的投资中，地方政府临时盲目上报项目，为了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导致配套资金不足的情况比比皆是，地方融资平台投资项目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虚假注资，东挪西补的情况，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烂尾工程”。
而由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国企，导致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资产价格、CPI指数、房地产价格都一路猛涨。
在这一次的地方版刺激计划中，投资资金从哪里来，是一个大问题。根据国家发改委官网显示，已公布总投资情况的23个项目共需要投资8418.1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负担的资本金为25%～50%不等，资本金以外的资金大约4086.29亿元主要靠银行等其他渠道解决。这意味着大部分的投资资金主要还要靠银行。
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都有充足的力量去刺激经济，他并具体举例指出，即使财政近两个月下降，“到7月底我们收支相比还有1万亿的余额，我们历年结余的还有1000多亿的稳定调解资金，“将适时地把它作为预调微调的措施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外界猜测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在1万亿元左右。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则是支持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学者之一，他说，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刺激更多应该采用财政支出，而不是信贷扩张。
实际上，在中央人民银行的层面上，对于地方版投资计划的支持目前来看是谨慎的。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银行新增贷款增长幅度在回落，中长期贷款的增幅更小，8月新增贷款虽有所回升，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并没有出现。
对于银行而言，地方融资平台存在着如何“降旧控新”的问题。截至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已达13万亿，2012年全国范围到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将达1.8万亿元，银行已很难再次对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进行无限度的放贷，防范通胀反弹亦是央行的一项主要任务。
地方财政支撑的空间并不充足，一方面是大量的负债，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的下滑，财政资金安排要满足公布的那些巨量投资计划，可行性是个大疑问。比如，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而贵州省去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133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700亿元，这如何支撑上万亿的投资？
基础设施私募债券，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司债券可能是另一融资途径，但缺乏银行信贷的高杠杆撬动，这些融资途径还不足以支撑几千上万亿的投资。与此同时，吸引民间投资也是解决资金来源的途径之一，国务院出台了“新36条”的实施细则，企图拉动民间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和垄断行业的投资。但投资“玻璃门”的存在，使得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那么热烈。
相比于天量的投资计划，实际资金的投入可能会大打折扣，导致所谓的“×万亿”计划可能只是虚张声势。“报了也不一定有钱上马，表个态或者争取点资源，干得成就干，干不成就算，地方政府可能也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张汉亚说。
刺激的两面
近10年来，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保增长与调结构在理论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在现实中，政府对于保增长的过于强调，从局部利益出发追求高增长，往往在现实中就演变成一味为了增长而忽略结构调整。
4万亿从出台至今一直饱受争议，诟病的声音居多，主要原因在于匆忙而急促的救市计划，造成了一系列的资源错配。好处不言而喻，在短期内稳住了外需下滑给整体经济所带来的冲击，避免了短暂的失业率上升，也即是高层指出的“继续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但居民财富缩水、房地产泡沫吹大、国企垄断地位加强、资金浪费严重、投资效率低、借投资搞腐败的负面效果确切存在。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总结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时指出，过量投资引发产能过剩，目前24个产业部门21个过剩。投资拉动的效果也值得商榷，根据他的测算，一段时期投资的弹性系数，即投资增长1%GDP增长最少应该是0.5，但是2009年投资增长了30.1%，GDP增长9.2%，系数只有0.3，投资效益实际是下降的。而根据刘煜辉的计算，过去3年间，中国资本回报率出现了显著下滑，基建投资的路径依赖开始遭遇瓶颈。
对于4万亿的指责，也集中在政府大包大揽式的经济解决方案破坏了市场的发展规律，造成了虚假的繁荣。在外需下滑的情况下，财政支出虽然也支持扩大消费，但在现实中以节能环保和民生补助发放造成的浪费严重，短暂刺激的消费市场扩大在财政补贴退出后又开始出现了萎缩。
相当部分的意见认为，政府投资可以在拉动增长与结构调整上相结合，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配套上投资是必要的，也是有利于未来长期增长的。不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其投资增长目标的利益考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这种平衡的结构，“目前这个阶段地方政府肯定是愿意扩大投资的，就算是接下来政府换届，扩大投资也符合政府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上下的想法都一样。”冯兴元认为。
自7月始，各个地方政府就纷纷抛出一系列的投资计划，公布的投资规模不断在加码，粗略统计高达12万亿元之上。但在中央政府层面，一直在强调“稳增长”、“预调微调”，而金融货币当局对宽松政策也是谨慎细微的。这使得中央与地方间在投资拉动刺激增长的态度上暖昧不清。
这种上下间的不尽然合拍，与过往4万亿强刺激后带来的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地方债务风险等一系列遗留问题有关，而这些问题依然是论证新一轮刺激方案合理与否所必须要解答的。
暖昧的×万亿
2008年末，在中央政府4万亿的号令下，地方政府争相上报投资项目，不过，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2012年7月以来，投资的冲动更多来自于地方政府。
截至目前，已有13个省市发布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或稳增长措施，投资计划涉及的总金额也在不断刷新，根据不完全统计，已有12万亿以上。
7月，国家发改委批复了两个超大型钢铁项目，拉开了投资“稳增长”的序幕，随后，发改委又通过了一批机场建设项目，9月5日，国家发改委批复通过了地方上报的25个城轨项目、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项目涉及金额近万亿元。
对比发改委批复的项目和地方的投资计划，不难发现这些投资计划依然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主，同时涉及产业投资和消费，和上一轮的投资计划并无两异。
在数额上，当年中央政府层面提出来的虽然是4万亿，但地方上报的项目达到了30万亿，这一次，地方公布的计划从7万亿攀升到12万亿之上，不过，从需要国家发改委批复的项目情况来看，项目投资金额也仅在1万亿左右。
“地方投资计划的公布可能也受到了中央政府‘稳增长’的号召和扩大投资的暗示，但他们本来就有这个冲动，不过从中央政府的层面上，还是会做一些限制。”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对《南风窗》记者说。
从地方政府上报的这些项目来看，既有此前已经上报的储备项目，如钢铁项目和机场建设项目，也有一些新推出的投资项目，而新推出或获发改委批复的项目则集中在7月之后，这也可能与经济不断下滑的形势有关。
在过去的多年中，中央政府一直在采取宏观调控的手段抑制地方政府过热的投资需求，2008年的救市方案，可以说是中央与地方统一度最高的一次。不过，在随后的两年中，通货膨胀、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的问题又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收缩政策，治理产能过剩、限购房地产、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
在今年年初，中央政府将经济增长目标调低为7.5%，但随着经济不断的下滑，“稳增长”口号又被提出，“中央和地方一般很难形成很大的共识，‘稳增长’从来就不是地方政府的政策，他们追求的当然是高增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冯兴元对记者说。
钱从哪里来？
2008年末，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主要依靠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4万亿中，1.18万亿属于中央预算内投资，2.82万亿配套资金来自地方财政、地方债、政策性贷款、企业债和中期票据、银行贷款，以及民间投资。在实际中，大部分投资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银行充当了准财政的功能。
在上一轮的投资中，地方政府临时盲目上报项目，为了争取中央财政资金，导致配套资金不足的情况比比皆是，地方融资平台投资项目普遍存在资本金不足，虚假注资，东挪西补的情况，有些地方还出现了“烂尾工程”。
而由于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信贷资金流入地方融资平台、国企，导致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资产价格、CPI指数、房地产价格都一路猛涨。
在这一次的地方版刺激计划中，投资资金从哪里来，是一个大问题。根据国家发改委官网显示，已公布总投资情况的23个项目共需要投资8418.1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负担的资本金为25%～50%不等，资本金以外的资金大约4086.29亿元主要靠银行等其他渠道解决。这意味着大部分的投资资金主要还要靠银行。
9月1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目前无论是货币还是财政，都有充足的力量去刺激经济，他并具体举例指出，即使财政近两个月下降，“到7月底我们收支相比还有1万亿的余额，我们历年结余的还有1000多亿的稳定调解资金，“将适时地把它作为预调微调的措施以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因此，外界猜测中央财政的支持力度在1万亿元左右。
世界银行前副行长，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则是支持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学者之一，他说，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刺激更多应该采用财政支出，而不是信贷扩张。
实际上，在中央人民银行的层面上，对于地方版投资计划的支持目前来看是谨慎的。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银行新增贷款增长幅度在回落，中长期贷款的增幅更小，8月新增贷款虽有所回升，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并没有出现。
对于银行而言，地方融资平台存在着如何“降旧控新”的问题。截至2011年末，地方融资平台负债已达13万亿，2012年全国范围到期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将达1.8万亿元，银行已很难再次对大规模的投资计划进行无限度的放贷，防范通胀反弹亦是央行的一项主要任务。
地方财政支撑的空间并不充足，一方面是大量的负债，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的下滑，财政资金安排要满足公布的那些巨量投资计划，可行性是个大疑问。比如，根据统计局的数据，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元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而贵州省去年全年的财政总收入1330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也不过700亿元，这如何支撑上万亿的投资？
基础设施私募债券，基础设施建设类公司债券可能是另一融资途径，但缺乏银行信贷的高杠杆撬动，这些融资途径还不足以支撑几千上万亿的投资。与此同时，吸引民间投资也是解决资金来源的途径之一，国务院出台了“新36条”的实施细则，企图拉动民间资金进入基础设施和垄断行业的投资。但投资“玻璃门”的存在，使得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并不那么热烈。
相比于天量的投资计划，实际资金的投入可能会大打折扣，导致所谓的“×万亿”计划可能只是虚张声势。“报了也不一定有钱上马，表个态或者争取点资源，干得成就干，干不成就算，地方政府可能也就是抱着这种心态。”张汉亚说。
刺激的两面
近10年来，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难题，保增长与调结构在理论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但在现实中，政府对于保增长的过于强调，从局部利益出发追求高增长，往往在现实中就演变成一味为了增长而忽略结构调整。
4万亿从出台至今一直饱受争议，诟病的声音居多，主要原因在于匆忙而急促的救市计划，造成了一系列的资源错配。好处不言而喻，在短期内稳住了外需下滑给整体经济所带来的冲击，避免了短暂的失业率上升，也即是高层指出的“继续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但居民财富缩水、房地产泡沫吹大、国企垄断地位加强、资金浪费严重、投资效率低、借投资搞腐败的负面效果确切存在。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在总结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时指出，过量投资引发产能过剩，目前24个产业部门21个过剩。投资拉动的效果也值得商榷，根据他的测算，一段时期投资的弹性系数，即投资增长1%GDP增长最少应该是0.5，但是2009年投资增长了30.1%，GDP增长9.2%，系数只有0.3，投资效益实际是下降的。而根据刘煜辉的计算，过去3年间，中国资本回报率出现了显著下滑，基建投资的路径依赖开始遭遇瓶颈。
对于4万亿的指责，也集中在政府大包大揽式的经济解决方案破坏了市场的发展规律，造成了虚假的繁荣。在外需下滑的情况下，财政支出虽然也支持扩大消费，但在现实中以节能环保和民生补助发放造成的浪费严重，短暂刺激的消费市场扩大在财政补贴退出后又开始出现了萎缩。
相当部分的意见认为，政府投资可以在拉动增长与结构调整上相结合，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配套上投资是必要的，也是有利于未来长期增长的。不过，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其投资增长目标的利益考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扭曲这种平衡的结构，“目前这个阶段地方政府肯定是愿意扩大投资的，就算是接下来政府换届，扩大投资也符合政府的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上下的想法都一样。”冯兴元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