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即将告别2019年，远离那些历史性节点和意外变局。2020年承载着中国新的光荣与梦想：“十三五”规划将在这一年结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在这一年决胜，还有5G商用、量子计算、火星探测、交通升级、户籍变革……面对这些大事、好事，此前延续积累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亦需审慎应对，妥为化解。
　　 从全局看，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的影响已经显现。马晓河认为，中国对美外需可能继续萎缩，即使贸易谈判形成阶段性协议，双方在贸易及其他领域的纠纷，并不能在2020年彻底解决。中国需要调整经济发展策略，转变发展方式，短期内通过需求结构调整推进中国经济增长，长期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
　　 最近几年，中国既面临着所谓产能过剩的压力，又面临着以房地产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压力。李铁认为，我们一直以来把更多焦点放在企业上，忽视了城市在增长中所发挥的作用，忽视了城市管理体制和利益结构的存在，忽视了城市体制引发的经济效率问题和债务问题等，导致一些经济政策可能找错了病根。对此，邵宇等人认为，要实现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目标，可以从约束房地产的金融属性着手，避免房地产被金融裹挟。
　　 但从全球到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均面临挑战。在高占军看来，“菲利浦斯曲线”失灵，国际因素新变量以及操作有效性的技术挑战，政治上的极限施压和现代货币理论影响力的增大等，都威胁着央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若想突出重围，既要完成既定政策目标，又要减少决策和操作失误。不过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刘诚认为，美欧货币政策未能挽救处于衰退边缘的宏观经济，也未能在调控通胀率、刺激制造业复苏等中微观目标上取得预期成效。这就要求货币政策应与贸易政策、财政政策等通盘考虑，货币政策应更加审慎，不宜过度追求货币的宽松化，同时应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选择政策实施重点和优先顺序。
　　 所有政策都是为了“稳增长”。展望2020年的中国经济，消费仍将是最值得期待的增长引擎。但在2019年，中国消费短期失速明显。面对消费增长面临的挑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颜色分析认为，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造成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分配恶化。以刺激消费来提振销量的政策已逐渐失效，亟待实行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消费并提高投资。
　　 2020年投资将向何处去？卓贤等研究者发现，近十年来中国制造业工资水平年均增速高出全球6个百分点，已达到中东欧国家水平，但制造业并未因此大规模外迁。中国仍应在工资和生产率的竞赛中赢得主动，着力提升产业链的韧性。作为一个仍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人口大国、就业大国和制造业大国，我们不能将产业外迁当作一个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自然过程，而要将其视为一场须主动作为的全球产业竞争。
　　 若从更宽历史维度下看中国企业全球化，中国公司走出去是大趋势。中国企业可以继续向跨国公司学习跨国经营的理念，但从长期来看，中国企业能不能成功实现全球化，还是取决于它们的核心竞争力。这与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紧密相关。康奈尔大学博士贾鹤鹏认为，只要全球化逻辑不变，只要中国创新仍然走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中美高科技对抗的影响就是暂时性和阶段性的。中国企业不能关起门来做全产业链的独立创新，而是应敞开门海纳百川。毕竟中国能取得今日成就，全球化与市场化是最明确的内在逻辑。
　　 每年底，科尔尼全球商业政策委员会都会发布未来五年的新兴趋势。不同于面向未来人口、经济、环境、地缘政治和科技演进的宏观趋势预判，他们关注可能会对未来五年商业和政府运行带来显著影响的中期趋势。展望2019年-2024年，他们认为，应对气候变化对新一代基础设施的需求、“电网级”储能电池革命、全球再培训浪潮、与新流行病“孤独”做斗争、社会无现金化，是最重要的五个趋势。
　　 在中国，区块链技术的集成应用前景被寄予厚望。高层提出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至于具体的开创性应用，肖风等人认为，区块链将成为万物互联、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的底层架构之一。
　　 华平中国区联席总裁程章伦见证了中国科技催生新业态颠覆传统产业的划时代进程。他认为，最好的投资机会仍然在中国。展望2020年，《巴伦》中国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继续下行，投资者风险偏好将相应下降，中国资产兼具回报与安全性的优势将持续吸引外资流入。这需要金融市场扩大开放，更涉及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如何将各项规划措施落到实处，无疑是让光荣与梦想变成现实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