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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外交战略总是在“全球扩张”与“战略收缩”之间摇摆。以此可以帮助我们预见从现在直到2016年的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轮廓；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外交政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部分取决于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新政策结果如何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外交政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部分取决于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新政策结果如何。如果他的局部干预成功，可能会让两党的候选人都会支持他这种混合式的战略
过去几个月里，外交政策是美国国内争论的最重要话题，并且很可能在奥巴马剩余的任期内都是如此，对2016年总统大选产生重要影响。2012年的选举中，全球事务根本不重要。但下一次就不同了。想要入主白宫的候选人需要认真思考他们将把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摆在选民面前。
国际问题重新变得重要不仅仅关系到选举。奥巴马总统在第二任期内花在外交政策上的时间比以往更多，比人们预期的也更多。他主持了更多国际危机下的会议，做出更多艰难的决策，发表了更多的演讲来解释自己的政策，并且更努力去赢得国会的支持。他需要更多地担心如何保持国家安全团队的团结，并且比以往更加看重海外出访以及与外国首脑的会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当然有些只是巧合。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专家说，像现在这样，诸多国际事件在同一时间变得如此迫切，这在历史上似乎找不到先例。需要奥巴马面对的事件清单如此之长，而且仍在增加：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以色列和加沙，西非和埃博拉病毒，中国和美国的亚洲盟国，伊朗核问题等等。
然而，处于多事之秋的2014年，美国并没有就自己的全球定位重新进行严肃的辩论。在我的新书《极至主义：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美国》（Maximalist： America in the World from Truman to Obama）中，我尝试将今天的辩论放在历史背景中探讨。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通过比较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与其他总统面临类似问题时所做的选择，可以学到什么？
我的回答是，奥巴马总统和往届很多总统有着共同点：将美国从代价高昂的国际介入中抽身。艾森豪威尔总统结束了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尼克松总统70年代初结束了越南战争，老布什总统执政的90年代初见证了美苏冷战的结束。这些总统的做法都各不相同。奥巴马总统的任务是从伊拉克战争中脱身，他也有自己的思考、议程和风格。
但比起差异，更加重要的则是这些总统的共同之处。正确地理解这些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政府的成功和失败，也可以帮助我们预见从现在直到2016年的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轮廓，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中美关系。
战略的钟摆式变化
上面提到的几位总统，他们的政策有六个关键的共同特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待收缩的方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国际扩张，他们相信美国需要更“可持续地”分配自己的精力。他们相信美国人民和经济现状都需要喘息。“收缩派”总统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长期”发挥作用（“长期”是他们最钟爱的概念之一）。这意味着削减预算，将负担转移到盟国，与对手进行接触，降低国际紧张，并软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些总统通常想要收缩美国的全球义务。就像尼克松说的，美国要成为“天平上的一个砝码，而不是唯一的砝码”。
收缩派总统们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将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白宫手中。这一点常常被忽视。现在的情况就很明显。战略收缩的艰难抉择并没有被丢给官僚制度，更没有丢给国会。总统和自己亲密的幕僚们通常决心由自己制定大多数的政策。美国人民也欣赏这些总统收拾历史烂摊子的魄力——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奥巴马都成功连任（未能实现连任的老布什是个例外）。
第三个共同特征：他们化解旧政策时候所获得的政治支持，在他们面临新问题的时候开始慢慢消失。他们发现，处理预料之外的新挑战难度更大。艾森豪威尔希望能在第二任期内缓解冷战的紧张局势，却由于苏联及其盟国的咄咄逼人而无法实现。尼克松也是这样，第一任期内他试着重建美中关系，缓和美苏关系，来减少美国从越南撤军所造成的影响。但第二任期（以及其后任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任期内）美苏缓和却走向崩溃。原因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军备扩张、苏联对国内异见人士的压迫加剧，以及在第三世界更积极的介入。
如果将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遭遇的问题和这些前任相比较，其实是很类似的。
“收缩派总统”尝试应对新挑战的同时，遭到的批评也在增多，而他们的回应方式也很类似。艾森豪威尔被指责说他做的不够多，这让他非常生气，并且在自己的顾问、国会议员和记者面前都毫不掩饰。基辛格曾在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中都负责外交政策，当有人批評他的军备控制战略时，他称这种指责“无知”。这就是这类政府的第四个共同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反对者是无知的、边缘化的极端主义者，因此对他们不屑一顾。这样一来，他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批评来自政治主流，甚至来自自己政府内部。
第五个共同特点是，这些总统通常被指责说没能清楚地阐明自己的政策。这似乎令人吃惊，虽然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都不是什么出色的公共演说家（有些甚至特别口拙），但奥巴马却有着出众的演说才能。尽管口才出众，但奥巴马关于国际问题的演讲却往往跟这些前任一样不尽如人意。就连一直都支持奥巴马总统的《纽约客》杂志，最近也形容其外交政策声明是“搞砸的演讲集锦”。不过这其中的问题似乎更多是“收缩主义”本身——对美国人来说，弱化国际角色很难让人振奋。
美国收缩战略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特点是它们往往以危机收场。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首脑、外交官和专家以及一般民众都认为，“长期”战略在短期内削弱了美国，于是紧接着以更加积极的政策作为补救。这种改变的诱因有时是某一次的挫折，有时是多次的挫折。美国的对手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好几个。通常政策的新方向是大选和新总统决定的。但即使在政权交替之前，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制定新的策略：艾森豪威尔在任内最后一年增加了国防开支，虽然他觉得没有必要。类似的，卡特总统也是在最后一年不情愿地终止了几个月前才刚刚谈妥的美苏军备条约。后来的总统包括肯尼迪和里根都采取了更加激进、冲突性更强的政策。 总而言之，过去的政府都体现出美国战略的钟摆式变化：从激进到缩减，再到激进。美国人有时候会觉得冷战时期的政策比较有延续性，但其实并非如此。政策几乎每十年都会变动一次。冷战后的年代也是如此。克林顿第一任期后期的外交政策和他上任第一年就非常不同。而小布什总统也由于“9·11”事件而在上任后几个月内就改变了政策方向。
激进主义不再？
读过我的书的人，或者听过我阐述这个观点的人，通常会问两种问题。第一，这种政策的循环变化今后是否会继续？有没有可能美国的全球激进主义已经走到尽头？第二，哪种方式更好，全球激进主义还是收缩主义？美国为何不能避免这些变化而采取一种更加连贯的战略？
这些问题都很好，也值得认真回答。首先来谈谈循环的问题：是否可以预计，美国将迎来新一轮的激进主义外交政策？很多资深分析家认为，世界以及美国政府的战略思维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大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美国超级激进主义（最有趣的论述之一是罗伯特·卡根发表在5月《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长文《超级大国永不退休》。奥巴马本人据说也读过这篇文章）。
认为美国在世界的角色将就此弱化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比如有人认为经济是个关键因素。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已经不及冷战年代，并且一直在缩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占世界经济的25.1%；2001年，这一比重为23.7%，而今天则下降到19.2%。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显然是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很多观察家认为公共舆论将会让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克制。调查显示，美国人不再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是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唯一途径。虽然最近的调查中，认为美国应当在海外更加有所作为的人数有所上升，但大多数人仍然希望美国不要过多参与。政治家们非常关注这类调查。很多人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更多的国际参与，特别是涉及到军事行动的国际参与，不会得到选民的支持。
除了公众，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包括曾经支持激进主义的前高官、专家、智库和资深评论员，现在可能都改变主意了。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论述：国际问题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受美国影响了。很多人认为，世界太“乱”，无论是意识形态、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多元，都让美国无法继续发挥过去那种“世界领袖”的作用。
15年前，当美国的影响力处在最高点时，白宫的工作人员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克林顿是“世界总统”。这当然有点夸张，但今天，这样的玩笑连想都不敢想。如果说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是两极对立，冷战结束后是单极世界，现在则常常被称为是“无极”格局。很多人认为，一个更加无序的世界需要美国政策保持谨慎。
经济、公众和精英舆论、全球政治性质的变化等因素可能都会阻止美国回到政治激进主义。但历史告诉我们应当谨慎对待这种预测。在过去几次收缩主义的时期，也都出现过类似的论述。在上世纪50年代晚期、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美国经济都处在衰退状态；增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无法维系一个激进的外交政策。公共舆论也不确定，民意调查告诉政客们，选民已经厌倦了全球参与。而最重要的是，专家们都宣布世界变得非常复杂，美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美国需要以一种不那么激进，不那么野心勃勃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现在断言奥巴马政府以及接下来的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我们将就这些政策展开激烈的辩论。有很多迹象表明这种辩论已经开始，并且在两党内部都会造成分化。
如何寻找中间道路
在共和党内，很多候选人会要求共和党保持里根时代的外交政策传统。几十年来，里根代表了共和党对高军费开支、外交激进主义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目标的主张。他的这些主张在共和党选民和共和党精英层都有着广泛拥趸。但这些主张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很多政治家认为，公众已经厌倦了战争，而且正是里根的主张才导致小布什那些失败的政策。
这也是为什么参议员兰德·保罗——共和党2016年总统大选的可能候选人之一——试图“再定义”里根，将他描述为一名不愿将过多精力投向海外的谨慎的总统，而不是全球激进主义。这显然是在试图重新调整共和党的方向，而同时也不需要抛弃里根这枚招牌。我们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能够成功。
民主党内也有着这样的辩论。忠实的民主党人不太愿意批评奥巴马的政绩。但任何希望民主党继续执掌白宫的人都必须意识到，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名声在过去一年里已经伤痕累累，大多数调查表明公众对奥巴马处理外交事务的评价处在非常低的水平。
希拉里已经悄悄地在和总统拉开距离。她在今年春天出版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自己和奥巴马的一些分歧。8月的时候，她甚至告诉记者，美国需要把自己的国际位置放得更高一些。
那么，2016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就很可能会提出一个更激进的外交政策来拉拢选民。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希拉里在8月接受采访时就承认，除非经济好转，否则公众不会支持美国持续参与国际事务。同时，挑战希拉里的候选人批评她过于“鹰派”，轻易在海外动用武力。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外交政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部分取决于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新政策结果如何。如果他的局部干预成功，可能会让两党的候选人都会支持他这种混合式的战略。但一旦失败，就会让有些候选人主张更加激进，而另一些人主张更加谨慎的外交政策。
目前来看，很多潜在的候选人似乎都认为本届政府的策略会失败。9月，总统表示将对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提供军事协助，请求国会的认同，当时就有好几名可能竞选总统的参议员，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他们还记得，当年奥巴马之所以当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比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更加激烈地反对过小布什出兵伊拉克的政策。2016年总统候选人不希望到时候别人质问他们，当初为什么支持了一场失败的战争。
当说到美国政策时常在激进主义和收缩主义之间摇摆的时候，常常涉及一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今后哪种方式更好。我认为这并不是个好问题。这两种类型的总统都有过突破常规和获得成功的时候，同时也都有过失败。这样我们怎么能决定哪种方式更好呢？如果两种类型的总统都把自己的政策推向极端，难道不是应该都批评吗？
因为激进主义和收缩主义总统都把政策推得过远，明显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寻找一种避免重蹈覆辙的途径。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告诉我们，找到一个适当的中间道路是困难的。几十年来，深谋远虑的政策制定者都没能找到适当的战略和极端的战略之间的界线。他们的想法听上去可行，但实际操作起来仍然是一塌糊涂。
如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激进主义和收缩主义之间学习。从前一种类型的总统那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应当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努力尝试解决它们的重要性。而从后一种类型的总统那里，我们应当认识到有些问题是我们无法解决的，如何避免眼高手低，做无用功。收缩主义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决定优先事务。而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教训是避免陷入瘫痪。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重心偏向东亚，降低了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在奥巴马剩下的任期，他们将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他们能否在不改变优先顺序的前提下，给美国的政策重新注入活力。
最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告诉我们，知道如何改变方向是多么重要。美國人重视政策的延续性，但是我们最敬仰的总统们都是能够改变政策方向的那些人。在今天这样波动不安的世界，很难想象会有某一种战略能够持久有效。如果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找到了这样一条长治久安之计，那么很可能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不得不从头来过。如果我们走运的话，未来两年的美国政策讨论或许会帮助我们重新出发。
史蒂文·塞斯塔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外交教授，美国外交协会高级研究员。他曾效力于克林顿和里根政府。他的新书《极至主义：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美国》（克诺夫出版社，2014年）平装版将于10月发行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外交政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部分取决于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新政策结果如何。如果他的局部干预成功，可能会让两党的候选人都会支持他这种混合式的战略
过去几个月里，外交政策是美国国内争论的最重要话题，并且很可能在奥巴马剩余的任期内都是如此，对2016年总统大选产生重要影响。2012年的选举中，全球事务根本不重要。但下一次就不同了。想要入主白宫的候选人需要认真思考他们将把什么样的国家安全战略摆在选民面前。
国际问题重新变得重要不仅仅关系到选举。奥巴马总统在第二任期内花在外交政策上的时间比以往更多，比人们预期的也更多。他主持了更多国际危机下的会议，做出更多艰难的决策，发表了更多的演讲来解释自己的政策，并且更努力去赢得国会的支持。他需要更多地担心如何保持国家安全团队的团结，并且比以往更加看重海外出访以及与外国首脑的会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当然有些只是巧合。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和专家说，像现在这样，诸多国际事件在同一时间变得如此迫切，这在历史上似乎找不到先例。需要奥巴马面对的事件清单如此之长，而且仍在增加：比如俄罗斯和乌克兰，叙利亚和伊拉克，以色列和加沙，西非和埃博拉病毒，中国和美国的亚洲盟国，伊朗核问题等等。
然而，处于多事之秋的2014年，美国并没有就自己的全球定位重新进行严肃的辩论。在我的新书《极至主义：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美国》（Maximalist： America in the World from Truman to Obama）中，我尝试将今天的辩论放在历史背景中探讨。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通过比较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与其他总统面临类似问题时所做的选择，可以学到什么？
我的回答是，奥巴马总统和往届很多总统有着共同点：将美国从代价高昂的国际介入中抽身。艾森豪威尔总统结束了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尼克松总统70年代初结束了越南战争，老布什总统执政的90年代初见证了美苏冷战的结束。这些总统的做法都各不相同。奥巴马总统的任务是从伊拉克战争中脱身，他也有自己的思考、议程和风格。
但比起差异，更加重要的则是这些总统的共同之处。正确地理解这些特点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前政府的成功和失败，也可以帮助我们预见从现在直到2016年的美国外交政策辩论的轮廓，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中美关系。
战略的钟摆式变化
上面提到的几位总统，他们的政策有六个关键的共同特点。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待收缩的方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国际扩张，他们相信美国需要更“可持续地”分配自己的精力。他们相信美国人民和经济现状都需要喘息。“收缩派”总统希望自己的政策能够“长期”发挥作用（“长期”是他们最钟爱的概念之一）。这意味着削减预算，将负担转移到盟国，与对手进行接触，降低国际紧张，并软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这些总统通常想要收缩美国的全球义务。就像尼克松说的，美国要成为“天平上的一个砝码，而不是唯一的砝码”。
收缩派总统们的第二个特点是他们将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白宫手中。这一点常常被忽视。现在的情况就很明显。战略收缩的艰难抉择并没有被丢给官僚制度，更没有丢给国会。总统和自己亲密的幕僚们通常决心由自己制定大多数的政策。美国人民也欣赏这些总统收拾历史烂摊子的魄力——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和奥巴马都成功连任（未能实现连任的老布什是个例外）。
第三个共同特征：他们化解旧政策时候所获得的政治支持，在他们面临新问题的时候开始慢慢消失。他们发现，处理预料之外的新挑战难度更大。艾森豪威尔希望能在第二任期内缓解冷战的紧张局势，却由于苏联及其盟国的咄咄逼人而无法实现。尼克松也是这样，第一任期内他试着重建美中关系，缓和美苏关系，来减少美国从越南撤军所造成的影响。但第二任期（以及其后任福特总统和卡特总统任期内）美苏缓和却走向崩溃。原因主要是由于苏联的军备扩张、苏联对国内异见人士的压迫加剧，以及在第三世界更积极的介入。
如果将奥巴马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遭遇的问题和这些前任相比较，其实是很类似的。
“收缩派总统”尝试应对新挑战的同时，遭到的批评也在增多，而他们的回应方式也很类似。艾森豪威尔被指责说他做的不够多，这让他非常生气，并且在自己的顾问、国会议员和记者面前都毫不掩饰。基辛格曾在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中都负责外交政策，当有人批評他的军备控制战略时，他称这种指责“无知”。这就是这类政府的第四个共同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反对者是无知的、边缘化的极端主义者，因此对他们不屑一顾。这样一来，他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批评来自政治主流，甚至来自自己政府内部。
第五个共同特点是，这些总统通常被指责说没能清楚地阐明自己的政策。这似乎令人吃惊，虽然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福特、卡特、老布什都不是什么出色的公共演说家（有些甚至特别口拙），但奥巴马却有着出众的演说才能。尽管口才出众，但奥巴马关于国际问题的演讲却往往跟这些前任一样不尽如人意。就连一直都支持奥巴马总统的《纽约客》杂志，最近也形容其外交政策声明是“搞砸的演讲集锦”。不过这其中的问题似乎更多是“收缩主义”本身——对美国人来说，弱化国际角色很难让人振奋。
美国收缩战略的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特点是它们往往以危机收场。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国首脑、外交官和专家以及一般民众都认为，“长期”战略在短期内削弱了美国，于是紧接着以更加积极的政策作为补救。这种改变的诱因有时是某一次的挫折，有时是多次的挫折。美国的对手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好几个。通常政策的新方向是大选和新总统决定的。但即使在政权交替之前，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制定新的策略：艾森豪威尔在任内最后一年增加了国防开支，虽然他觉得没有必要。类似的，卡特总统也是在最后一年不情愿地终止了几个月前才刚刚谈妥的美苏军备条约。后来的总统包括肯尼迪和里根都采取了更加激进、冲突性更强的政策。 总而言之，过去的政府都体现出美国战略的钟摆式变化：从激进到缩减，再到激进。美国人有时候会觉得冷战时期的政策比较有延续性，但其实并非如此。政策几乎每十年都会变动一次。冷战后的年代也是如此。克林顿第一任期后期的外交政策和他上任第一年就非常不同。而小布什总统也由于“9·11”事件而在上任后几个月内就改变了政策方向。
激进主义不再？
读过我的书的人，或者听过我阐述这个观点的人，通常会问两种问题。第一，这种政策的循环变化今后是否会继续？有没有可能美国的全球激进主义已经走到尽头？第二，哪种方式更好，全球激进主义还是收缩主义？美国为何不能避免这些变化而采取一种更加连贯的战略？
这些问题都很好，也值得认真回答。首先来谈谈循环的问题：是否可以预计，美国将迎来新一轮的激进主义外交政策？很多资深分析家认为，世界以及美国政府的战略思维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大可能出现新一轮的美国超级激进主义（最有趣的论述之一是罗伯特·卡根发表在5月《新共和》杂志上的一篇长文《超级大国永不退休》。奥巴马本人据说也读过这篇文章）。
认为美国在世界的角色将就此弱化的观点不是没有道理。比如有人认为经济是个关键因素。美国占全球GDP的份额已经不及冷战年代，并且一直在缩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1981年里根当选总统的时候，美国占世界经济的25.1%；2001年，这一比重为23.7%，而今天则下降到19.2%。美国和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显然是这种变化的最重要因素。
很多观察家认为公共舆论将会让外交政策变得更加克制。调查显示，美国人不再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是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唯一途径。虽然最近的调查中，认为美国应当在海外更加有所作为的人数有所上升，但大多数人仍然希望美国不要过多参与。政治家们非常关注这类调查。很多人已经得出结论，认为更多的国际参与，特别是涉及到军事行动的国际参与，不会得到选民的支持。
除了公众，美国的外交政策精英，包括曾经支持激进主义的前高官、专家、智库和资深评论员，现在可能都改变主意了。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论述：国际问题不像以前那样容易受美国影响了。很多人认为，世界太“乱”，无论是意识形态、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的多元，都让美国无法继续发挥过去那种“世界领袖”的作用。
15年前，当美国的影响力处在最高点时，白宫的工作人员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克林顿是“世界总统”。这当然有点夸张，但今天，这样的玩笑连想都不敢想。如果说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是两极对立，冷战结束后是单极世界，现在则常常被称为是“无极”格局。很多人认为，一个更加无序的世界需要美国政策保持谨慎。
经济、公众和精英舆论、全球政治性质的变化等因素可能都会阻止美国回到政治激进主义。但历史告诉我们应当谨慎对待这种预测。在过去几次收缩主义的时期，也都出现过类似的论述。在上世纪50年代晚期、7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美国经济都处在衰退状态；增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无法维系一个激进的外交政策。公共舆论也不确定，民意调查告诉政客们，选民已经厌倦了全球参与。而最重要的是，专家们都宣布世界变得非常复杂，美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战略。美国需要以一种不那么激进，不那么野心勃勃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利益。
现在断言奥巴马政府以及接下来的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肯定，我们将就这些政策展开激烈的辩论。有很多迹象表明这种辩论已经开始，并且在两党内部都会造成分化。
如何寻找中间道路
在共和党内，很多候选人会要求共和党保持里根时代的外交政策传统。几十年来，里根代表了共和党对高军费开支、外交激进主义和强烈的意识形态目标的主张。他的这些主张在共和党选民和共和党精英层都有着广泛拥趸。但这些主张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很多政治家认为，公众已经厌倦了战争，而且正是里根的主张才导致小布什那些失败的政策。
这也是为什么参议员兰德·保罗——共和党2016年总统大选的可能候选人之一——试图“再定义”里根，将他描述为一名不愿将过多精力投向海外的谨慎的总统，而不是全球激进主义。这显然是在试图重新调整共和党的方向，而同时也不需要抛弃里根这枚招牌。我们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能够成功。
民主党内也有着这样的辩论。忠实的民主党人不太愿意批评奥巴马的政绩。但任何希望民主党继续执掌白宫的人都必须意识到，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名声在过去一年里已经伤痕累累，大多数调查表明公众对奥巴马处理外交事务的评价处在非常低的水平。
希拉里已经悄悄地在和总统拉开距离。她在今年春天出版的回忆录里描述了自己和奥巴马的一些分歧。8月的时候，她甚至告诉记者，美国需要把自己的国际位置放得更高一些。
那么，2016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就很可能会提出一个更激进的外交政策来拉拢选民。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可能。希拉里在8月接受采访时就承认，除非经济好转，否则公众不会支持美国持续参与国际事务。同时，挑战希拉里的候选人批评她过于“鹰派”，轻易在海外动用武力。
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外交政策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部分取决于奥巴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新政策结果如何。如果他的局部干预成功，可能会让两党的候选人都会支持他这种混合式的战略。但一旦失败，就会让有些候选人主张更加激进，而另一些人主张更加谨慎的外交政策。
目前来看，很多潜在的候选人似乎都认为本届政府的策略会失败。9月，总统表示将对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提供军事协助，请求国会的认同，当时就有好几名可能竞选总统的参议员，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他们还记得，当年奥巴马之所以当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比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更加激烈地反对过小布什出兵伊拉克的政策。2016年总统候选人不希望到时候别人质问他们，当初为什么支持了一场失败的战争。
当说到美国政策时常在激进主义和收缩主义之间摇摆的时候，常常涉及一个问题，对于美国来说，今后哪种方式更好。我认为这并不是个好问题。这两种类型的总统都有过突破常规和获得成功的时候，同时也都有过失败。这样我们怎么能决定哪种方式更好呢？如果两种类型的总统都把自己的政策推向极端，难道不是应该都批评吗？
因为激进主义和收缩主义总统都把政策推得过远，明显的解决方案或许是寻找一种避免重蹈覆辙的途径。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告诉我们，找到一个适当的中间道路是困难的。几十年来，深谋远虑的政策制定者都没能找到适当的战略和极端的战略之间的界线。他们的想法听上去可行，但实际操作起来仍然是一塌糊涂。
如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从激进主义和收缩主义之间学习。从前一种类型的总统那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应当解决哪些问题，以及努力尝试解决它们的重要性。而从后一种类型的总统那里，我们应当认识到有些问题是我们无法解决的，如何避免眼高手低，做无用功。收缩主义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决定优先事务。而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教训是避免陷入瘫痪。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重心偏向东亚，降低了欧洲和中东地区的重要性。在奥巴马剩下的任期，他们将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他们能否在不改变优先顺序的前提下，给美国的政策重新注入活力。
最重要的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告诉我们，知道如何改变方向是多么重要。美國人重视政策的延续性，但是我们最敬仰的总统们都是能够改变政策方向的那些人。在今天这样波动不安的世界，很难想象会有某一种战略能够持久有效。如果政策制定者认为他们找到了这样一条长治久安之计，那么很可能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不得不从头来过。如果我们走运的话，未来两年的美国政策讨论或许会帮助我们重新出发。
史蒂文·塞斯塔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是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外交教授，美国外交协会高级研究员。他曾效力于克林顿和里根政府。他的新书《极至主义：从杜鲁门到奥巴马的美国》（克诺夫出版社，2014年）平装版将于10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