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与文化自信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文化正在“走出去”。通过采集《庄子》英译本在亚马逊网站的销售排名数据，我们发现：国外译本销售明显优于国内译本，国内译本与国外译本内部的销售差异也十分显著。重点分析国外最畅销译本的成因，并从销售视角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提出建议。
【关键词】《庄子》;英译本;销售;传统文化;对外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正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全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正在全力建设小康社会。在此情况下，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文化实力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作为中国道家的重要文献，其英译本的外销情况对于研究文化对外传播具有指导意义。本文以《庄子》英译本在亚马逊网站销售排名数据为根据，分析国外译本与国内译本销售情况的异同，以期从销售角度对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些发现与启示。
一、庄子英译本亚马逊销售排名分析
笔者基于2019年10月1日17时亚马逊网站的销售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此网站每一小时更新一次销售排名（由于版面限制，列表省略）。
销售统计表明，中国译者的译作销售明显落后于西方译者。西方译者内部与中国译者内部销售分化均非常明显：西方早期《庄子》英译本已经很少有人问津，如翟理斯与理雅各译本;华兹生的选译本的销售显著优于全译本;莫顿不懂中文，仅从其他译本，选出自己喜欢的故事或对话，进行整理，但是却十分畅销;德里克·布莱斯与尼克马·马塞尔同样从法语转译列昂·维格（Leon Wieger）的《道家大师的智慧：老子、列子、庄子的作品》，布莱斯是全书转译，《庄子》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马氏只转译了其中的庄子部分，但是其译本比布莱斯的译本销售情况要好很多。
国内《庄子》早期译本，林语堂译本的销售要优于冯友兰译本，冯氏译本如同西方早期翟氏和理雅各译本，国外已经鲜有读者。近年来，国内推出的译本其目标是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外销不尽如人意，包括汪榕培入选《大中华文库》的译本，其影响力主要在国内。霍克斯曼与杨国荣中西合作的译本，且由知名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公司出版、罗德里奇出版社）推出，虽然出版时间短，但与汪榕培译本相较，其销售排名具有显著优势。蔡忠元译本比马塞尔的转译本出版稍早，一般观点认为转译本价值不高，是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从销售排名情况看，蔡译本与马氏译本销售排名差距明显，这说明该译本在国际市场销售情况不佳。整体而言，国内译本销售不如国外译本而且内部分化亦较显著。
笔者认为销售差异的原因应该有以下方面：一是早期《庄子》译本销售较少，主要原因在于出版时间较早，有些译本不再出版，比较难购买;其译本成功之处很可能为后来译者借鉴;译者已经逝世，推广的力度不够。二是通常全译本比选译本要冗长许多，普通读者只读选译本就可大体了解庄子的思想，其惧怕长篇大论;而全译本的读者应该主要是研究者。三是译者的影响。西方译者受西方思想影响，其译本难免呈现西化倾向，比较易于西方读者接受;尤其若译者是西方知名学者，其译本销售良好的可能性极大。四是译名的影响。马塞尔的译名直接以《庄子》命名，经过100多年的译介，《庄子》这部道家的重要著作相对而言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直接命名，读者一目了然，就可推知译书的内容。五是出版社差异。假如出版社有影响力，加之其强有力的推介，译本销量相应会良好。
二、国外畅销译本分析
（一）默顿译本
默顿略懂中文，仅认识为数不多的汉字，不具备翻译《庄子》的汉语能力，他的译本源于对四个他认为最好的《庄子》译本的比较：两种英语译本、一种法语与一种德语译本。他的翻译不是忠实的英译，是主观的、精神性的个人阐释，是对自身感兴趣的《庄子》段落的自由解读，因此他的翻译是他5年的阅读、注释和研究的结果，他将自己的译本称作《庄子》的“仿制品”。[1]但是阅读其译本《引论》，我们可知他在5年的时间中确实对庄子、庄子思想、庄子的时代背景有深入的了解，而不是浅尝辄止。他把庄子放在其时代的大背景中，比较庄子与杨朱、儒家、墨家等各派思想的对抗与区别，他与其辩友惠子的互补关系，个别地方他也把庄子思想与基督教进行比较。对庄子思想的深入研究是他的译本受欢迎的坚实基础。
最初他没有准备出版他的作品，看过他作品的人喜欢其手稿，加上朋友的鼓励，最终他的译本得以出版。书上的一则书评为：“默顿神父根据现有的翻译，从他最喜欢的、最具精神性的中国哲学家庄子的经典名言出发创作了一系列个人版本。”默顿无意出版的譯本竟然在亚洲文学、诗歌与道教书籍排行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销售效果。我们分析其中原因，可能在于他是从西方人的视角出发进行了选择，符合西方的审美品位。他本人是神职人员，对于道家的著作能有独特的感悟，他认为庄子的哲学气质具有深刻的原创性与理智，庄子不关心与现实有关的语词，而是从现实本身中把握存在，同时他的思想也易于被人误解。默顿宣称自己与庄子是同一类人，他与这位中国隐士交往，与庄子共享属于他自己的那种孤独的气氛与平和。他采用诗歌来翻译《庄子》，语言通俗易懂，平易近人是其译本的一大特色;《庄子》这个对中国人来说亦艰涩的经典经过默顿的编译，每个故事或对话都很短小，没有“高处不胜寒”的压迫感;译本的主体是《庄子选读》，由62个故事组成，均配有各自的标题，以《无用之木》开头，以《庄子葬礼》结尾，充满故事性。此译本配以中国特色的景物或人物图画，具有神秘的东方异域风情。
（二）彭马田译本
彭马田是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受欢迎的译本。彭氏翻译《庄子》之前已经翻译了《道德经》与《易经》，可以说翻译中国典籍经验丰富，同时他参考了冯友兰、华兹生与理雅各的译本，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彭氏的合作者杰伊·拉姆齐是诗人，对语言敏感，协助他提升语言表达，他的译本有的部分译为诗歌，另外拉姆齐本人不懂中文，也就是说他的润色完全是从西方读者的审美立场出发，这就更有助于西方读者对此文本的接受。在译本《前言》中，彭氏说当时《庄子》全译本还不多，特别是针对普通大众的市场，因而他的译本与其他译本有如下区别：一是他采用了简化的拼音方案拼写中国人名，他运用简化了的威妥玛—翟理斯拼音;彭氏也认识到威妥玛拼音不如中国的汉语拼音更精确，但他倾向于采用普通读者更熟悉的拼音方案，易于读者阅读。二是删除一些比较模糊的名称，因为那些名称只对懂得双关语的读者才有意义。三是他认为《庄子》内篇并非顺序推进，而是包含独立的故事和讨论，因而前七篇他的译本明确标明断裂。[2]译本配有中国传统的字画，图文并茂;不追求注释的数量，尽量减少注释，符合针对普通大众的目的。 （三）任博克译本
任博克的译本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新式译本。任氏努力展现多重的庄子其人与《庄子》文本。他认为庄子是多重矛盾身份的融合体，正因为庄子的多重身份，导致其著作幽默、深刻，同时也使《庄子》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即整体论、独立论与折中论。整体论者将《庄子》视为一个整体，表达统一的思想，如郭象;独立论者认为这部作品由分散独立的篇章组成，表达各自独立的思想，如刘笑敢、格瑞汉;折中论者认为内七篇是庄子的作品，其余的外、杂篇是内篇的接受与反映，为庄子门生与后学所著，如译者任博克就持此种观点。他的英译本就以《庄子》内篇为核心，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杂篇目全译或摘译而英译成书。他坦然承认选择翻译的标准是个人偏好与品位，此外他更喜欢那些在他看来最有庄子特色的篇章，而非那些最能代表中国思想或道教的部分，意图是让英语读者能够了解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
任博克采用多种《庄子》内篇的传统注疏与评论。译本的第四部分是《传统的内篇评注精选》，他充分认识到《庄子》的传统注疏是中国学者在2000多年中积累起来的，是差异的“接受和回应”、各种各样的后世思想的萌芽，学者的教育、地位、信仰不同，他们的行间评注就不相同，他需要进行选择。他选择的标准是：“那些我认为能给文章带来最多启发的评论，它们或有助于如何解释、连接和链接文本中明显的分裂，或者对文章的结构、意象或哲学提出一些令人惊讶或有趣的洞见。”[3]总之，他选取的注疏是为文本难解之处的理解提供帮助，或提供某种独到的见地，为多元理解提供便利。
他特别关注读者及其理解。他的译本由引言、译文、内篇传统注疏选编、基本术语表、评论者简介、参考书目与索引等部分构成，各部分都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编排设计。引言介绍庄子及文本、历史与哲学背景、内篇的多重视角。译文中有页下注，注释疑难的字词，有汉语拼音或汉字。译文中的内篇传统注释通过章节与注释编号合并组成编号附加于译本末尾。假如读者在内篇译文中碰到陷阱或令人困惑的段落，可以按照译文旁边的编号，查阅相对应的传统评论部分，方便读者的理解或为其提供多重视角。他向英语读者提供评论，但是尽量避免评论者基于庄子文本从而提出自己鲜明的原创思想的评论。这种评论尽管很吸引人，而与阅读和理解原始庄子文本的关系不紧密，也容易形成先入之见而误导读者。基本术语是注释原文中出现的重要术语，如“道”“德”“命”等术语，以汉语加拼音的形式呈现，有详细的注释。评论者简要介绍所征引注庄各家的情况，使读者对注释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参考文献包括中英的参考文献，最重要的是重要词汇的索引。他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形成自己的判断与观点，找到自己的位置，构建自己的庄子思想。
译书与网络紧密配合，书与互联网融合，借助网络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在他的译本《引言》中，明确提供有兴趣了解哲学解释的读者，请通过本卷的标题支持页www.hackettpublishing.com查阅《庄子作为哲学家》。书籍出版的内容受限，网络具有及时、开放的特点，译者考虑到受众的多元化，力求满足其不同的需求，这种书与网络的互相支持是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三、《庄子》英译本销售现状对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启示
《庄子》英译本销售现状的分析对于《庄子》及我国典籍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有如下启示：
（一）翻译与出版主体要多元互补
霍克斯曼、杨国荣的合译本在国内译本中的较好销售量说明我们如果利用国外力量作为有益补充可以显著提高典籍“走出去”的效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人文方面的对外交流，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国际友人、华侨、企業等外部力量，进一步推进国际传播，目的是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各国人民真实而全方位、立体化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最终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世界影响。我们应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指引下，以自身力量为基础，从翻译、出版与推广销售等环节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有益力量，努力提升文化“走出去”的成效。
（二）关注读者的多样性及其差异需求
典籍外译主要针对的是国外读者，这就需要我们研究读者。韦铀将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受众类型分为文化认同性受众、娱乐性受众、经济性受众、猎奇性受众、文化传递性受众”等类型，其实对国外读者也需要深入研究与分类。[4]其喜欢、感兴趣才能够购买推出的译本;如果仅推出新译本，不关注市场销售，我们的典籍与文化“走出去”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推出译本要充分考虑读者的需要。研究型的读者需要忠实、高质量的全译本;要想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唤起其好奇心，需要选译、编译、创译等类型的译本;少年儿童型读者，他们的首选当然是具有趣味性的卡通、漫画类译本。
（三）译本与网络融合
当今世界处在网络化时代，译本可以充分与网络进行融合，付卫艳在其书评文章中也强调：“加强出版和多媒体、数字技术的融合。”[5]译本版面毕竟有限，许多参考资料不能出现在译本中，这方面网络大有可为，足以补充其不足。此外，译者与出版社可以通过网络与读者构建直接互动交流的平台。纸质译本与电子译本可以同时销售，电子版易于储存且价格较便宜。厄诺（Robert Eno）与柯瑞亚（Nina Correa）译本直接公益性地在互联网上发布，对我们文化西传也不无启示。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语境化词汇学习策略对词汇深度知识的影响”（项目编号：2019—ZDJH—606）;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编号：ZGWYJYJJ2018B8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Merton，Thomas.The Way of Chuang Tzu[M].Kentucky：the Abbey of Gethsemani，1965：9.
[2]Palmer，Martin and Elizabeth Breuilly.The Book of Chuang Tzu：A New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Taoist Text[M].London：Arkana，1996：ix-xi.
[3]Ziporyn，Brook.Zhuangzi：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M].Indianapolis：Hackett Pub.Co.，2009.
[4]韦铀.浅析传统节庆文化受众需求与传播策略：以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3（5）：90.
[5]付卫艳.融合数字技术传播的多媒体出版发展思路：评《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J].新闻爱好者，2019（9）：43.
（作者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安阳工学院讲师）
编校：张红玲
【关键词】《庄子》;英译本;销售;传统文化;对外传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科技正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全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正在全力建设小康社会。在此情况下，中国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文化实力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子》作为中国道家的重要文献，其英译本的外销情况对于研究文化对外传播具有指导意义。本文以《庄子》英译本在亚马逊网站销售排名数据为根据，分析国外译本与国内译本销售情况的异同，以期从销售角度对我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一些发现与启示。
一、庄子英译本亚马逊销售排名分析
笔者基于2019年10月1日17时亚马逊网站的销售情况进行了详细统计，此网站每一小时更新一次销售排名（由于版面限制，列表省略）。
销售统计表明，中国译者的译作销售明显落后于西方译者。西方译者内部与中国译者内部销售分化均非常明显：西方早期《庄子》英译本已经很少有人问津，如翟理斯与理雅各译本;华兹生的选译本的销售显著优于全译本;莫顿不懂中文，仅从其他译本，选出自己喜欢的故事或对话，进行整理，但是却十分畅销;德里克·布莱斯与尼克马·马塞尔同样从法语转译列昂·维格（Leon Wieger）的《道家大师的智慧：老子、列子、庄子的作品》，布莱斯是全书转译，《庄子》是其中的一部分，而马氏只转译了其中的庄子部分，但是其译本比布莱斯的译本销售情况要好很多。
国内《庄子》早期译本，林语堂译本的销售要优于冯友兰译本，冯氏译本如同西方早期翟氏和理雅各译本，国外已经鲜有读者。近年来，国内推出的译本其目标是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但是外销不尽如人意，包括汪榕培入选《大中华文库》的译本，其影响力主要在国内。霍克斯曼与杨国荣中西合作的译本，且由知名出版社（培生教育出版公司出版、罗德里奇出版社）推出，虽然出版时间短，但与汪榕培译本相较，其销售排名具有显著优势。蔡忠元译本比马塞尔的转译本出版稍早，一般观点认为转译本价值不高，是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从销售排名情况看，蔡译本与马氏译本销售排名差距明显，这说明该译本在国际市场销售情况不佳。整体而言，国内译本销售不如国外译本而且内部分化亦较显著。
笔者认为销售差异的原因应该有以下方面：一是早期《庄子》译本销售较少，主要原因在于出版时间较早，有些译本不再出版，比较难购买;其译本成功之处很可能为后来译者借鉴;译者已经逝世，推广的力度不够。二是通常全译本比选译本要冗长许多，普通读者只读选译本就可大体了解庄子的思想，其惧怕长篇大论;而全译本的读者应该主要是研究者。三是译者的影响。西方译者受西方思想影响，其译本难免呈现西化倾向，比较易于西方读者接受;尤其若译者是西方知名学者，其译本销售良好的可能性极大。四是译名的影响。马塞尔的译名直接以《庄子》命名，经过100多年的译介，《庄子》这部道家的重要著作相对而言有了一定的影响力，直接命名，读者一目了然，就可推知译书的内容。五是出版社差异。假如出版社有影响力，加之其强有力的推介，译本销量相应会良好。
二、国外畅销译本分析
（一）默顿译本
默顿略懂中文，仅认识为数不多的汉字，不具备翻译《庄子》的汉语能力，他的译本源于对四个他认为最好的《庄子》译本的比较：两种英语译本、一种法语与一种德语译本。他的翻译不是忠实的英译，是主观的、精神性的个人阐释，是对自身感兴趣的《庄子》段落的自由解读，因此他的翻译是他5年的阅读、注释和研究的结果，他将自己的译本称作《庄子》的“仿制品”。[1]但是阅读其译本《引论》，我们可知他在5年的时间中确实对庄子、庄子思想、庄子的时代背景有深入的了解，而不是浅尝辄止。他把庄子放在其时代的大背景中，比较庄子与杨朱、儒家、墨家等各派思想的对抗与区别，他与其辩友惠子的互补关系，个别地方他也把庄子思想与基督教进行比较。对庄子思想的深入研究是他的译本受欢迎的坚实基础。
最初他没有准备出版他的作品，看过他作品的人喜欢其手稿，加上朋友的鼓励，最终他的译本得以出版。书上的一则书评为：“默顿神父根据现有的翻译，从他最喜欢的、最具精神性的中国哲学家庄子的经典名言出发创作了一系列个人版本。”默顿无意出版的譯本竟然在亚洲文学、诗歌与道教书籍排行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销售效果。我们分析其中原因，可能在于他是从西方人的视角出发进行了选择，符合西方的审美品位。他本人是神职人员，对于道家的著作能有独特的感悟，他认为庄子的哲学气质具有深刻的原创性与理智，庄子不关心与现实有关的语词，而是从现实本身中把握存在，同时他的思想也易于被人误解。默顿宣称自己与庄子是同一类人，他与这位中国隐士交往，与庄子共享属于他自己的那种孤独的气氛与平和。他采用诗歌来翻译《庄子》，语言通俗易懂，平易近人是其译本的一大特色;《庄子》这个对中国人来说亦艰涩的经典经过默顿的编译，每个故事或对话都很短小，没有“高处不胜寒”的压迫感;译本的主体是《庄子选读》，由62个故事组成，均配有各自的标题，以《无用之木》开头，以《庄子葬礼》结尾，充满故事性。此译本配以中国特色的景物或人物图画，具有神秘的东方异域风情。
（二）彭马田译本
彭马田是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受欢迎的译本。彭氏翻译《庄子》之前已经翻译了《道德经》与《易经》，可以说翻译中国典籍经验丰富，同时他参考了冯友兰、华兹生与理雅各的译本，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彭氏的合作者杰伊·拉姆齐是诗人，对语言敏感，协助他提升语言表达，他的译本有的部分译为诗歌，另外拉姆齐本人不懂中文，也就是说他的润色完全是从西方读者的审美立场出发，这就更有助于西方读者对此文本的接受。在译本《前言》中，彭氏说当时《庄子》全译本还不多，特别是针对普通大众的市场，因而他的译本与其他译本有如下区别：一是他采用了简化的拼音方案拼写中国人名，他运用简化了的威妥玛—翟理斯拼音;彭氏也认识到威妥玛拼音不如中国的汉语拼音更精确，但他倾向于采用普通读者更熟悉的拼音方案，易于读者阅读。二是删除一些比较模糊的名称，因为那些名称只对懂得双关语的读者才有意义。三是他认为《庄子》内篇并非顺序推进，而是包含独立的故事和讨论，因而前七篇他的译本明确标明断裂。[2]译本配有中国传统的字画，图文并茂;不追求注释的数量，尽量减少注释，符合针对普通大众的目的。 （三）任博克译本
任博克的译本是当下最受欢迎的新式译本。任氏努力展现多重的庄子其人与《庄子》文本。他认为庄子是多重矛盾身份的融合体，正因为庄子的多重身份，导致其著作幽默、深刻，同时也使《庄子》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即整体论、独立论与折中论。整体论者将《庄子》视为一个整体，表达统一的思想，如郭象;独立论者认为这部作品由分散独立的篇章组成，表达各自独立的思想，如刘笑敢、格瑞汉;折中论者认为内七篇是庄子的作品，其余的外、杂篇是内篇的接受与反映，为庄子门生与后学所著，如译者任博克就持此种观点。他的英译本就以《庄子》内篇为核心，选取自己感兴趣的内、杂篇目全译或摘译而英译成书。他坦然承认选择翻译的标准是个人偏好与品位，此外他更喜欢那些在他看来最有庄子特色的篇章，而非那些最能代表中国思想或道教的部分，意图是让英语读者能够了解这篇文章的独特之处。
任博克采用多种《庄子》内篇的传统注疏与评论。译本的第四部分是《传统的内篇评注精选》，他充分认识到《庄子》的传统注疏是中国学者在2000多年中积累起来的，是差异的“接受和回应”、各种各样的后世思想的萌芽，学者的教育、地位、信仰不同，他们的行间评注就不相同，他需要进行选择。他选择的标准是：“那些我认为能给文章带来最多启发的评论，它们或有助于如何解释、连接和链接文本中明显的分裂，或者对文章的结构、意象或哲学提出一些令人惊讶或有趣的洞见。”[3]总之，他选取的注疏是为文本难解之处的理解提供帮助，或提供某种独到的见地，为多元理解提供便利。
他特别关注读者及其理解。他的译本由引言、译文、内篇传统注疏选编、基本术语表、评论者简介、参考书目与索引等部分构成，各部分都体现了以读者为中心的编排设计。引言介绍庄子及文本、历史与哲学背景、内篇的多重视角。译文中有页下注，注释疑难的字词，有汉语拼音或汉字。译文中的内篇传统注释通过章节与注释编号合并组成编号附加于译本末尾。假如读者在内篇译文中碰到陷阱或令人困惑的段落，可以按照译文旁边的编号，查阅相对应的传统评论部分，方便读者的理解或为其提供多重视角。他向英语读者提供评论，但是尽量避免评论者基于庄子文本从而提出自己鲜明的原创思想的评论。这种评论尽管很吸引人，而与阅读和理解原始庄子文本的关系不紧密，也容易形成先入之见而误导读者。基本术语是注释原文中出现的重要术语，如“道”“德”“命”等术语，以汉语加拼音的形式呈现，有详细的注释。评论者简要介绍所征引注庄各家的情况，使读者对注释者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参考文献包括中英的参考文献，最重要的是重要词汇的索引。他希望读者通过阅读形成自己的判断与观点，找到自己的位置，构建自己的庄子思想。
译书与网络紧密配合，书与互联网融合，借助网络提供进一步的信息。在他的译本《引言》中，明确提供有兴趣了解哲学解释的读者，请通过本卷的标题支持页www.hackettpublishing.com查阅《庄子作为哲学家》。书籍出版的内容受限，网络具有及时、开放的特点，译者考虑到受众的多元化，力求满足其不同的需求，这种书与网络的互相支持是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三、《庄子》英译本销售现状对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启示
《庄子》英译本销售现状的分析对于《庄子》及我国典籍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有如下启示：
（一）翻译与出版主体要多元互补
霍克斯曼、杨国荣的合译本在国内译本中的较好销售量说明我们如果利用国外力量作为有益补充可以显著提高典籍“走出去”的效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人文方面的对外交流，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国际友人、华侨、企業等外部力量，进一步推进国际传播，目的是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各国人民真实而全方位、立体化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和平发展，最终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世界影响。我们应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指引下，以自身力量为基础，从翻译、出版与推广销售等环节充分利用国内外一切有益力量，努力提升文化“走出去”的成效。
（二）关注读者的多样性及其差异需求
典籍外译主要针对的是国外读者，这就需要我们研究读者。韦铀将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受众类型分为文化认同性受众、娱乐性受众、经济性受众、猎奇性受众、文化传递性受众”等类型，其实对国外读者也需要深入研究与分类。[4]其喜欢、感兴趣才能够购买推出的译本;如果仅推出新译本，不关注市场销售，我们的典籍与文化“走出去”就会大打折扣，因此，推出译本要充分考虑读者的需要。研究型的读者需要忠实、高质量的全译本;要想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唤起其好奇心，需要选译、编译、创译等类型的译本;少年儿童型读者，他们的首选当然是具有趣味性的卡通、漫画类译本。
（三）译本与网络融合
当今世界处在网络化时代，译本可以充分与网络进行融合，付卫艳在其书评文章中也强调：“加强出版和多媒体、数字技术的融合。”[5]译本版面毕竟有限，许多参考资料不能出现在译本中，这方面网络大有可为，足以补充其不足。此外，译者与出版社可以通过网络与读者构建直接互动交流的平台。纸质译本与电子译本可以同时销售，电子版易于储存且价格较便宜。厄诺（Robert Eno）与柯瑞亚（Nina Correa）译本直接公益性地在互联网上发布，对我们文化西传也不无启示。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语境化词汇学习策略对词汇深度知识的影响”（项目编号：2019—ZDJH—606）;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基金”项目（编号：ZGWYJYJJ2018B8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Merton，Thomas.The Way of Chuang Tzu[M].Kentucky：the Abbey of Gethsemani，1965：9.
[2]Palmer，Martin and Elizabeth Breuilly.The Book of Chuang Tzu：A New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Classic Taoist Text[M].London：Arkana，1996：ix-xi.
[3]Ziporyn，Brook.Zhuangzi：the essential writings with selections from traditional commentaries[M].Indianapolis：Hackett Pub.Co.，2009.
[4]韦铀.浅析传统节庆文化受众需求与传播策略：以广西少数民族传统节庆文化为例[J].新闻爱好者，2013（5）：90.
[5]付卫艳.融合数字技术传播的多媒体出版发展思路：评《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J].新闻爱好者，2019（9）：43.
（作者为河南大学外语学院博士生，安阳工学院讲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