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随着当代社会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凭借其强大的渗透性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乡村媒介的形态演变促进了新型乡村社区的崛起和数字乡村的发展，乡村的治理主体由原来的一元治理演变成了多元共治的局面。通过对赵堤镇的个案研究发现，中国乡村治理模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媒体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但乡村发展滞后仍是现代化治理的短板，要改善乡村治理的现状，既要建设信息化自治平台，创新农业发展变革，又要提升农民的数字化素养，强化互联网思维。
【关键词】乡村媒介;数字乡村;乡村治理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乡村治理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随着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乡村的社会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也发生着重要变化，逐渐形成了体现网络社会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作为河南省长垣市的下辖镇，赵堤镇2018年被评为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在“河南乡村振兴论坛”暨“河南最美乡村”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东赵堤村入选“河南十大最美乡村”。作为“十大最美乡村”，赵堤镇在乡村治理模式建构上同样有着重要探索，“可沟通的乡村”建设经验丰富，因此以其为对象，进行系统的个案研究，对于认识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治理媒介形态演变与治理主体构成
（一）从传统乡村治理的媒介形态到数字融合媒介形态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农村的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是乡村沟通与传达信息的主要渠道。通过对赵堤镇各个村庄的走访调查，发现由于农村部分老人不会使用互联网，农村广播并没有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而迅速淘汰，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信息仍会通过农村广播传达。电视在过去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媒介，曾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而现在乡村中的电视却成为儿童观看动画片的娱乐工具，对人们的影响日渐式微。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电视已经和互联网融合，赵堤镇农村村委会办公室有一台液晶电视，在“村委会”即农村称为“大队”的地方使用电视，其实是在互联网之后才兴起的，村里所有党员集中在村委会学习会议精神，包括党的十九大的直播观看。村委会院内的电子屏、政府官方网站、政府运营的自媒体公众号以及微信、微博、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的普及，拓展了乡村的社会关系，缩小了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促进了新型乡村社区的崛起。
（二）数字乡村治理的主体构成
过去乡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有部分村庄存在“能人”治村，即乡村德高望重的非农村干部人员，对村庄建设和协调邻里矛盾有较高的热情。而在打造数字乡村的新时代，乡村的治理主体逐渐多元化，主要包括乡村干部、农村精英与普通村民，乡村也由过去的“一元治理”過渡到了如今的“多元共治”局面。一是乡村干部。乡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将乡村引向乡村振兴平稳发展道路的火车头，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乡村干部对乡村工作的积极参与是乡村工作有序开展的主导力量。在数字村庄的背景下，乡村干部应发挥好宣传政策、执行政策的重要作用。乡村干部为贯彻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每一项政策执行过程中都紧紧围绕“四议两公开”制度。在媒体宣传方面，赵堤镇乡村干部注册了微信公众号，每天发布新闻动态。另外各村庄的大学生村官对新媒体的运用较为熟练，“河南驻村第一书记”客户端的运营促进了乡村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二是农村精英。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即乡村干部，体制外精英即一些能力较强的村民，平常在村里为人正派，为村庄作出某些贡献，即使没有进入村委会成为村干部，但仍在村民中产生很大影响，有一定的威望，这些人就是农村精英，也可以称为“新乡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新乡贤”赋予了乡村治理一定的时代意义和价值。[1]三是普通村民。在新媒体时代，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是乡村民主治理的基础，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参政热情决定着农村治理的优劣。乡村村民的参与度越高，乡村民主治理的程度也就越高。许多事情只有让村民真正参与进来，他们才会自发地产生认同感。长垣市人民政府设置的网站中，有一个板块为“互动交流”，还有“意见信箱”，村民可以直接登录网站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可以私信赵堤镇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水墨赵堤”，村民还可以在百度中输入自己的乡镇村名，在网站内上传自己的照片，补充本乡村的概况，发布消息，进行留言。
二、媒体融合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焦点
（一）数字乡村治理下的民主政治
乡村治理改革是中国政治民主的基石，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试验场。乡村民主政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前提。民主治理一定是公开治理，没有公开就不存在民主。乡村民主政治主要体现在村务公开、村民参与、信息回应三个方面。在互联网和大数据背景下，村务公开的渠道较多，可以在政府建设的网站进行公开，也可以通过“两微一端”公开。村民参与包括村干部、农村精英以及普通村民的参与。信息回应则是政府及乡村干部对村民所提意见和问题的回应。赵堤镇各村村委会内均设立了公示栏，公示栏上有全村所有党员的照片墙以及农村党员积分分层量化考核表，财务公开栏有优抚、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宅基地审批情况，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处理情况等，为民主政治和民主监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由长垣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网站将长垣市各地信息公开，由赵堤镇运营的“水墨赵堤”微信公众号及时更新各村要闻，增强了民众参政热情，使村民更加关心身边事务。
（二）数字乡村治理下的经济发展
经济因素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变量，乡村治理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既是乡村治理本身的一部分，又促进了乡村治理整个体系的快速发展。农村“互联网+”的经济模式已经延伸到了乡村地区的许多领域。比如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电商、互联网+旅游等，利用互联网传播平台的优势促进了传统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提高了乡村资源配置的利用率。赵堤镇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方面主要表现为电商模式的崛起。赵堤镇的“田园E购”电商街是赵堤镇的十大项目之一，电商提升经济效益的渠道是整合赵堤镇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将长垣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搬上移动端、PC端和微商城，建立本地的农村O2O平台，引入第三方物流平台，搭建本土的旅游电商平台，打造出一条农产品产业链，让农民通过“互联网+电商”的模式实现致富。此外，赵堤镇认真落实电商扶贫精神，目前已有赵堤大米、常村粉皮等40多种产品上线微商城。 （三）数字乡村治理下的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是影响乡村治理极为重要的因素，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赋予了乡村治理特定的形式和意义，能够为乡村村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赵堤镇在乡村旅游建设上融入当地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红色文化”。通过手工艺作坊的恢复、民俗民艺的挖掘、民俗博物馆的展览发展乡村旅游，打造具有历史记忆和地域特色的古村落。赵堤镇是典型的“革命老区、黄河滩区、背河洼地区”，小渠惨案、新店会议等抗战时期的重要事件均在此发生。除了旅游景点的石碑宣传，主流媒体的特色栏目播出，赵堤镇还开通了小渠惨案爱国主义网站，建立了宣传红色教育的新载体，宣传小渠对日狙击战、村民抗战事迹以及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故事，为红色记忆的传承打造了新的宣传平台。
三、乡村治理的现代模式：“可沟通的乡村”建设
（一）村务信息公开化
“所谓乡镇精神，就是指乡镇居民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决定以及对乡镇的热爱。”[2]村民关心乡镇，是因为他们参与了乡镇的管理，乡镇居民对乡村政务信息的关切程度离不开村务信息的公开管理，即村务信息的公开化。村务信息公开化是实现村民自治和民主治理的关键环节。赵堤镇各个村庄都实施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其中的“两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对于村庄内重大事务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进行公告。公告形式一般是文字和广播。新媒体的村务公开主要体现在各村微信群的建立，包括村务公开群、村民交流群等。
（二）传播平台多元化
传播平台的多元化对于打造“可沟通的乡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赵堤镇的乡村旅游宣传，除了有《新乡日报》的宣传，还有新乡市电视台特别栏目的播出。赵堤镇文化墙的建设、公厕改革、螃蟹文化节等都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呈现，由长垣市运作的微信公众号“长垣视点”，将乡村治理的現状和风貌呈现给了受众，其中就有“乡村振兴：赵堤后小渠篇”和“乡村振兴：赵堤大寨篇”。还有一个板块叫“直播长垣”，进行过赵堤镇大浪口村“爱在大浪口消夏晚会”的直播。赵堤镇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水墨赵堤”用H5制作了集文字、图片、音乐、视频于一体的“舌尖上的赵堤”，推广赵堤镇的各种特色菜。
（三）群众沟通互动化
治理是一个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是通过互动、沟通、取得认同等方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宏观管理，还是乡村自下而上进行自我改造的农村改革。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战略的实施，并建立了“全国乡村振兴网”以实现与乡村居民的互动沟通。群众的互动沟通不仅包括政民沟通，还包括村民之间的沟通。赵堤镇在2018年建设“党群文体广场”19处，“党群文体广场”是普及党员教育的基层阵地，不仅是党员之间交流党史、牢记党情的活动场所，更是由党员向群众提供服务的平台，村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沟通交流。
（四）供求信息清晰化
在传统的乡村供求模式中，农民很难获取市场的准确信息，农民对市场需求的不敏感容易导致产销脱节的问题。通过互联网平台，能直接把供给端与需求端连接起来。村民除了通过“赶集”、在市镇逛超市外，还会通过淘宝平台购买物品，但淘宝商品邮寄需要时间，而且本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各乡村可以通过设立本地区网站列出供给信息。比如长垣市设立了“家门口商城”平台，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商品，由于是当地产品，因此当天就能收到货物。这是电商模式下网络带给村民的便捷，农产品直接运输到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了中间繁琐的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
四、融合环境下“可沟通的乡村”建设路径
（一）建设信息化自治平台，畅通社情民意
随着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兴起，村民利益诉求逐渐增多，乡村应借助网络平台创新基层管理服务，增加政民互动的信息传播渠道。大部分农村仍依附于市县级网站，作为其子内容存在。乡镇可以开通本地网站，将本地的新闻动态、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等信息公开化，设置互动交流板块，及时回应村民诉求，加强网站反馈机制建设。现在在农村，手机几乎是人手一部，乡村干部可以依托手机建立内部信息化自治平台，比如建立微信小程序，村民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中全面系统地了解本村的新闻与财政状况。村镇上下两级互动沟通，建立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此外还可以利用“两微一端”，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服务。
（二）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创新农业发展变革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将数字经济融合到农村农业生产中去，利用智慧化手段，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农业是农村发展的根基，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应该是数字农业，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对农业种植、农业产量进行互联网跟踪监测，深入推进物联网在农业中的应用，搭建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加强遥感技术在农业病虫害、稻田灾情监测方面的应用。在农业生产、农业销售中可以借鉴外地乡村经济模式中的先进经验，在“互联网+电商”的经济模式中加入农业生产全程直播板块，将农业的规模、农产品的绿色、生态、无公害化以视频的方式播出，在网络中形成规模效应。例如赵堤镇将“赵堤大米”“赵堤螃蟹”“赵堤泥鳅”融合起来，形成赵堤特色品牌，增加其影响力，靠品牌效应占领市场。
（三）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强化农民互联网思维
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的首要措施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设乡村信息终端，完善乡村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为数据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网络支撑。同时，应在乡村积极推进成人教育的工作，培育新型数字化农民，可以请专家不定期来农村宣讲、培训，激发农民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参与农村治理的意识，也可以开展互联网远程教学，在村委会和党员的带领下，积极鼓励农民参与网络课程培训。此外，乡镇应通过发展经济解决中青年劳动力流失问题，尤其是利用“新乡贤”的力量推动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同时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因为大学生是接触互联网较多的主体，大学生能为乡村治理注入新鲜血液，更有利于乡村的数据化治理。
综上所述，虽然自乡村振兴战略兴起以来乡村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乡村发展滞后现象仍然存在。在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的乡村已经成为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于一体的新型“消费化”乡村，推动乡村治理走向科学治理、精准治理，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善治”。要在媒体融合视阈下，加强乡村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实现乡村文化共建;构建大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乡村数据共享;建设信息化自治平台，实现乡村事务共治。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农业发展，提升农民互联网应用能力，共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13-26.
[2]包刚升.乡镇精神：美国民主精神的灵魂[J].世纪中国，2003（6）：20.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乡村媒介;数字乡村;乡村治理
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乡村治理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随着国家“数字乡村”战略的推进，乡村的社会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乡村治理方式也发生着重要变化，逐渐形成了体现网络社会特征的乡村治理模式。作为河南省长垣市的下辖镇，赵堤镇2018年被评为河南省特色生态旅游示范镇，在“河南乡村振兴论坛”暨“河南最美乡村”建设经验交流会上，东赵堤村入选“河南十大最美乡村”。作为“十大最美乡村”，赵堤镇在乡村治理模式建构上同样有着重要探索，“可沟通的乡村”建设经验丰富，因此以其为对象，进行系统的个案研究，对于认识中国乡村治理的现状有重要意义。
一、乡村治理媒介形态演变与治理主体构成
（一）从传统乡村治理的媒介形态到数字融合媒介形态
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农村的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是乡村沟通与传达信息的主要渠道。通过对赵堤镇各个村庄的走访调查，发现由于农村部分老人不会使用互联网，农村广播并没有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而迅速淘汰，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信息仍会通过农村广播传达。电视在过去是占有绝对优势的媒介，曾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而现在乡村中的电视却成为儿童观看动画片的娱乐工具，对人们的影响日渐式微。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普及，电视已经和互联网融合，赵堤镇农村村委会办公室有一台液晶电视，在“村委会”即农村称为“大队”的地方使用电视，其实是在互联网之后才兴起的，村里所有党员集中在村委会学习会议精神，包括党的十九大的直播观看。村委会院内的电子屏、政府官方网站、政府运营的自媒体公众号以及微信、微博、快手等自媒体平台的普及，拓展了乡村的社会关系，缩小了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促进了新型乡村社区的崛起。
（二）数字乡村治理的主体构成
过去乡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有部分村庄存在“能人”治村，即乡村德高望重的非农村干部人员，对村庄建设和协调邻里矛盾有较高的热情。而在打造数字乡村的新时代，乡村的治理主体逐渐多元化，主要包括乡村干部、农村精英与普通村民，乡村也由过去的“一元治理”過渡到了如今的“多元共治”局面。一是乡村干部。乡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体，是将乡村引向乡村振兴平稳发展道路的火车头，是乡村治理的领导核心。乡村干部对乡村工作的积极参与是乡村工作有序开展的主导力量。在数字村庄的背景下，乡村干部应发挥好宣传政策、执行政策的重要作用。乡村干部为贯彻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在每一项政策执行过程中都紧紧围绕“四议两公开”制度。在媒体宣传方面，赵堤镇乡村干部注册了微信公众号，每天发布新闻动态。另外各村庄的大学生村官对新媒体的运用较为熟练，“河南驻村第一书记”客户端的运营促进了乡村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二是农村精英。精英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体制内精英即乡村干部，体制外精英即一些能力较强的村民，平常在村里为人正派，为村庄作出某些贡献，即使没有进入村委会成为村干部，但仍在村民中产生很大影响，有一定的威望，这些人就是农村精英，也可以称为“新乡贤”。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参与乡村治理，“新乡贤”赋予了乡村治理一定的时代意义和价值。[1]三是普通村民。在新媒体时代，广大村民的积极参与是乡村民主治理的基础，他们的教育程度和参政热情决定着农村治理的优劣。乡村村民的参与度越高，乡村民主治理的程度也就越高。许多事情只有让村民真正参与进来，他们才会自发地产生认同感。长垣市人民政府设置的网站中，有一个板块为“互动交流”，还有“意见信箱”，村民可以直接登录网站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可以私信赵堤镇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水墨赵堤”，村民还可以在百度中输入自己的乡镇村名，在网站内上传自己的照片，补充本乡村的概况，发布消息，进行留言。
二、媒体融合视阈下的乡村治理焦点
（一）数字乡村治理下的民主政治
乡村治理改革是中国政治民主的基石，是中国民主政治的试验场。乡村民主政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前提。民主治理一定是公开治理，没有公开就不存在民主。乡村民主政治主要体现在村务公开、村民参与、信息回应三个方面。在互联网和大数据背景下，村务公开的渠道较多，可以在政府建设的网站进行公开，也可以通过“两微一端”公开。村民参与包括村干部、农村精英以及普通村民的参与。信息回应则是政府及乡村干部对村民所提意见和问题的回应。赵堤镇各村村委会内均设立了公示栏，公示栏上有全村所有党员的照片墙以及农村党员积分分层量化考核表，财务公开栏有优抚、救灾救济款物的发放情况，宅基地审批情况，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处理情况等，为民主政治和民主监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另外，由长垣市人民政府设立的网站将长垣市各地信息公开，由赵堤镇运营的“水墨赵堤”微信公众号及时更新各村要闻，增强了民众参政热情，使村民更加关心身边事务。
（二）数字乡村治理下的经济发展
经济因素是推动政治发展的决定性变量，乡村治理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既是乡村治理本身的一部分，又促进了乡村治理整个体系的快速发展。农村“互联网+”的经济模式已经延伸到了乡村地区的许多领域。比如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电商、互联网+旅游等，利用互联网传播平台的优势促进了传统乡村经济的转型升级，提高了乡村资源配置的利用率。赵堤镇在推动本地经济发展方面主要表现为电商模式的崛起。赵堤镇的“田园E购”电商街是赵堤镇的十大项目之一，电商提升经济效益的渠道是整合赵堤镇本地的特色农产品资源，将长垣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搬上移动端、PC端和微商城，建立本地的农村O2O平台，引入第三方物流平台，搭建本土的旅游电商平台，打造出一条农产品产业链，让农民通过“互联网+电商”的模式实现致富。此外，赵堤镇认真落实电商扶贫精神，目前已有赵堤大米、常村粉皮等40多种产品上线微商城。 （三）数字乡村治理下的文化建设
文化建设是影响乡村治理极为重要的因素，文化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赋予了乡村治理特定的形式和意义，能够为乡村村民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赵堤镇在乡村旅游建设上融入当地的“民俗文化”“农耕文化”和“红色文化”。通过手工艺作坊的恢复、民俗民艺的挖掘、民俗博物馆的展览发展乡村旅游，打造具有历史记忆和地域特色的古村落。赵堤镇是典型的“革命老区、黄河滩区、背河洼地区”，小渠惨案、新店会议等抗战时期的重要事件均在此发生。除了旅游景点的石碑宣传，主流媒体的特色栏目播出，赵堤镇还开通了小渠惨案爱国主义网站，建立了宣传红色教育的新载体，宣传小渠对日狙击战、村民抗战事迹以及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故事，为红色记忆的传承打造了新的宣传平台。
三、乡村治理的现代模式：“可沟通的乡村”建设
（一）村务信息公开化
“所谓乡镇精神，就是指乡镇居民对本地公共事务的参与、决定以及对乡镇的热爱。”[2]村民关心乡镇，是因为他们参与了乡镇的管理，乡镇居民对乡村政务信息的关切程度离不开村务信息的公开管理，即村务信息的公开化。村务信息公开化是实现村民自治和民主治理的关键环节。赵堤镇各个村庄都实施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其中的“两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对于村庄内重大事务与村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进行公告。公告形式一般是文字和广播。新媒体的村务公开主要体现在各村微信群的建立，包括村务公开群、村民交流群等。
（二）传播平台多元化
传播平台的多元化对于打造“可沟通的乡村”是必不可少的因素。赵堤镇的乡村旅游宣传，除了有《新乡日报》的宣传，还有新乡市电视台特别栏目的播出。赵堤镇文化墙的建设、公厕改革、螃蟹文化节等都在各种媒体平台上呈现，由长垣市运作的微信公众号“长垣视点”，将乡村治理的現状和风貌呈现给了受众，其中就有“乡村振兴：赵堤后小渠篇”和“乡村振兴：赵堤大寨篇”。还有一个板块叫“直播长垣”，进行过赵堤镇大浪口村“爱在大浪口消夏晚会”的直播。赵堤镇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水墨赵堤”用H5制作了集文字、图片、音乐、视频于一体的“舌尖上的赵堤”，推广赵堤镇的各种特色菜。
（三）群众沟通互动化
治理是一个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是通过互动、沟通、取得认同等方式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乡村治理”不仅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宏观管理，还是乡村自下而上进行自我改造的农村改革。国家大力推动乡村战略的实施，并建立了“全国乡村振兴网”以实现与乡村居民的互动沟通。群众的互动沟通不仅包括政民沟通，还包括村民之间的沟通。赵堤镇在2018年建设“党群文体广场”19处，“党群文体广场”是普及党员教育的基层阵地，不仅是党员之间交流党史、牢记党情的活动场所，更是由党员向群众提供服务的平台，村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沟通交流。
（四）供求信息清晰化
在传统的乡村供求模式中，农民很难获取市场的准确信息，农民对市场需求的不敏感容易导致产销脱节的问题。通过互联网平台，能直接把供给端与需求端连接起来。村民除了通过“赶集”、在市镇逛超市外，还会通过淘宝平台购买物品，但淘宝商品邮寄需要时间，而且本地资源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各乡村可以通过设立本地区网站列出供给信息。比如长垣市设立了“家门口商城”平台，通过图文结合的方式展示商品，由于是当地产品，因此当天就能收到货物。这是电商模式下网络带给村民的便捷，农产品直接运输到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了中间繁琐的环节，降低了流通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
四、融合环境下“可沟通的乡村”建设路径
（一）建设信息化自治平台，畅通社情民意
随着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媒体的兴起，村民利益诉求逐渐增多，乡村应借助网络平台创新基层管理服务，增加政民互动的信息传播渠道。大部分农村仍依附于市县级网站，作为其子内容存在。乡镇可以开通本地网站，将本地的新闻动态、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等信息公开化，设置互动交流板块，及时回应村民诉求，加强网站反馈机制建设。现在在农村，手机几乎是人手一部，乡村干部可以依托手机建立内部信息化自治平台，比如建立微信小程序，村民可以在微信小程序中全面系统地了解本村的新闻与财政状况。村镇上下两级互动沟通，建立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此外还可以利用“两微一端”，更好地为农民提供服务。
（二）发展农村数字经济，创新农业发展变革
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将数字经济融合到农村农业生产中去，利用智慧化手段，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农业是农村发展的根基，农村现代化的主攻方向应该是数字农业，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对农业种植、农业产量进行互联网跟踪监测，深入推进物联网在农业中的应用，搭建数字农业管理系统，加强遥感技术在农业病虫害、稻田灾情监测方面的应用。在农业生产、农业销售中可以借鉴外地乡村经济模式中的先进经验，在“互联网+电商”的经济模式中加入农业生产全程直播板块，将农业的规模、农产品的绿色、生态、无公害化以视频的方式播出，在网络中形成规模效应。例如赵堤镇将“赵堤大米”“赵堤螃蟹”“赵堤泥鳅”融合起来，形成赵堤特色品牌，增加其影响力，靠品牌效应占领市场。
（三）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强化农民互联网思维
提升农民数字化素养的首要措施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应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增设乡村信息终端，完善乡村信息化管理服务平台，为数据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网络支撑。同时，应在乡村积极推进成人教育的工作，培育新型数字化农民，可以请专家不定期来农村宣讲、培训，激发农民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参与农村治理的意识，也可以开展互联网远程教学，在村委会和党员的带领下，积极鼓励农民参与网络课程培训。此外，乡镇应通过发展经济解决中青年劳动力流失问题，尤其是利用“新乡贤”的力量推动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同时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因为大学生是接触互联网较多的主体，大学生能为乡村治理注入新鲜血液，更有利于乡村的数据化治理。
综上所述，虽然自乡村振兴战略兴起以来乡村有了较大的改变，但乡村发展滞后现象仍然存在。在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的乡村已经成为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文明于一体的新型“消费化”乡村，推动乡村治理走向科学治理、精准治理，才能更好地实现“乡村善治”。要在媒体融合视阈下，加强乡村网络文化阵地建设，实现乡村文化共建;构建大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乡村数据共享;建设信息化自治平台，实现乡村事务共治。深度融合数字经济与农业发展，提升农民互联网应用能力，共同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乡村治理格局。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徐秀丽.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的比较分析[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2）：13-26.
[2]包刚升.乡镇精神：美国民主精神的灵魂[J].世纪中国，2003（6）：20.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