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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红色文学经典的概念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它具有独特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在叙事技巧和思想内容等方面具有显著特点。深入研究红色文学经典的艺术特点，对了解我国的革命文化及文学发展历程具有积极意义。本文主要从民间叙事形式、悲剧性的审美倾向、古典文化与世俗文化的融合等方面，全面分析了红色文学经典的艺术特征。
关键词：红色文学 艺术特点 文化
20世纪60年代初诗人钱祖承、徐荣街在《接班人之歌》中写道：“红色历史，一页一页用血写；阳光大道，老一辈一步一步踏出来。”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付出的巨大代价。红色文学经典正是源于革命现实生活，描绘了革命前进中的挫折、胜利，展示了革命生活中的梦想和光荣。相较于其他文学形式，红色文学经典具有鲜明的特征，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展示了革命先辈的牺牲与伟大，并以特有的内涵传达了革命的力量。因此，深入研究文学经典的艺术特点，对探析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采用民间叙事艺术
民间文化由劳动人民创造，多存在于社会底层，满足底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由于民间文化多出于劳动人民之手，因此，它与高雅的贵族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红色文学经典多是为了服务工农兵，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时常考虑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有机融入民间口头文学形式。比如李准的小说《李双双小传》即是一个典型的红色经典文本，李双双嫉恶如仇、大公无私的精神品质固然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但其与丈夫孙喜旺之间充满生活趣味的场景也为作品增色不少。李双双性格强势，丈夫孙喜旺则相对弱势，因此，在二人斗嘴时常以孙喜旺落败告终。这种人物性格设置就增强了这部红色经典的喜剧色彩。孙喜旺和李双双的人物设置与“东北二人转”的角色设置较为相似，一个是丑角，一个是旦角，他们一唱一和推动情节发展。孙喜旺胆小自私，李双双则大公无私，两种极为不同的性格难免产生各种摩擦，这些摩擦又衍生出一系列充满趣味的故事，极大地增强了这部红色文学作品的喜剧效果，同时也使这部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审美价值。赵树理在其红色文学创作中同样吸取了民间文化的叙事艺术，他在1950年创作了短篇小说《登记》，与《小二黑结婚》较为相似，展现了新时期农村青年男女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现象。在这部红色文学作品中，小晚、艾艾等青年人追求婚姻自由，富有朝气和活力，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艾艾的母亲小飞蛾同样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小飞蛾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出嫁之前她有自己的意中人，但这种情况在封建农村却被视为品行不端，婚后又时常遭受丈夫的毒打和婆婆的虐待，在这种生活中小飞蛾逐渐变得麻木，并安于包办婚姻。她起先对女儿艾艾的爱情并不同意，甚至百般阻挠，但她最终意识到不能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支持艾艾和小晚的婚事。正因为如此，赵树理在塑造小飞蛾这一形象时，并未按照意识形态要求一味地批判，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底层女性的生活场景，表达了对这类旧时期女性的同情。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红色文学经典与我国民间文化具有密切关系，也正是这种联系极大地增强了红色文学的审美价值。
二、悲壮的审美风格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红色文学经典中的悲剧审美，不仅有悲剧的一般性，还具有与众不同的美学风格。它不同于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过失悲剧。红色文学经典中呈现的悲剧性虽然也有悲伤与痛惜，但悲而不哀，呈现出一种悲壮之美。这使读者不仅不会在悲伤中沉沦，还会因悲痛而备受鼓舞。例如夏明翰在就义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表明革命者的热情并不会被反动派扑灭，革命队伍将不断壮大，革命前途一片光明。陈毅同志在梅岭遭到敌人包围时，曾抱定牺牲决心，并写下流传久远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面对死亡的威胁，并没有丝毫畏惧和哀怨，诗歌中充满了愿为革命牺牲自我的高尚精神。即使死后到了阴曹地府，也同样要集合革命力量，与黑暗社会的统治者进行抗争。这种悲壮的情怀，让读者在为英雄遭遇死亡威胁悲伤的同时，更感受到一种气贯长虹的精神激励。红色文学经典《狼牙山五壮士》同样具有这种悲壮的审美风格。一支八路军队伍根据战争形势，打算与当地群众转移，只留下五名战士负责掩护。战士们一直顽强地与日寇斗争，并将敌人引上狼牙山。到达山顶时，战士们的子弹已经用完，他们就搬起石头和敌人拼杀。当敌人逼近时，他们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万丈悬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動人的壮歌。再如《抗日英雄杨靖宇》中，杨靖宇壮烈牺牲之后，凶残的敌人剖开他的胃，要看看他究竟靠什么生存下来，结果只在肠胃中看到了烂棉絮与野草。这种悲壮的场景使日寇震惊并脱帽致敬。这些悲壮的人物和事件，使得红色文学经典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艺术魅力。
三、有机融入古典叙事文学
我国古典小说类型多样，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红色文学经典虽然关注文学的政治功效，但也有一些革命通俗小说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采用了古典小说的写作模式，这些作品具有激烈的矛盾和离奇的情节，充分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烈火金刚》就是模仿古典武侠小说创作而成的。武侠小说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白话，一直到现当代的港台武侠小说，深受社会大众的喜爱。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多是江湖侠客，他们以匡扶正义为己任。这类作品多涉及除魔争霸、复仇夺宝等内容。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时常与复仇有关，多经历家族灭门之灾，为报家仇历尽千辛万苦，在高人指点或帮助之下，最终大仇得报。《烈火金刚》就涉及许多复仇故事，但与传统武侠小说不同，作品中涉及的多为民族恨、阶级仇，这符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主人公丁尚武生于贫苦家庭，父母遭受地主迫害致死，他踏上复仇之路，历经种种磨难，最终他参加了革命，并将家仇上升为国恨，为了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不懈奋斗。就作品结构而言，这部红色文学作品也采用了古典传奇小说手法，例如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章回体的叙事结构等。同时，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时常会设置一些离奇的情节，利用悬念环环相扣，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正是在创作中借鉴了古典文学的叙事技巧，红色文学经典具备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价值。
四、大量的民俗描写
周立波在《山那边人家》中生动地描绘了婚礼过程、新房布置、喜庆气氛等。在《山乡巨变》中他更是引入大量的益阳民俗，绘声绘色地叙述了盛佳秀与刘雨生结婚时“闹洞房”的场景：“新娘将茶盘端到盛清明面前，他不接茶，笑着说道：‘你一个人单干吗？我不领情，请两位费力抬抬。’大家凑着趣怂恿，刘雨生只得过去，跟新娘一起抬着茶盘，把那放了桔饼丁子的甜水一盅一盅敬遍满房的宾客。”这里“吃抬茶”寓意好事成双，是一种民间习俗。小说中还谈到一些婚礼旧习俗，如“新过门的女子不能见祖宗”，所以，新娘下轿时，婆家人要撑开雨伞遮住神龛子。虽然这些风俗中包含了一些封建元素，但这也正显示了树立新风的重要性。钟敬文就曾说：“在文学创作中应当关注民众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一些活生生的民俗现象。”除了婚事习俗，一些红色文学经典中还涉及民间丧事习俗。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极为注重亲情，当至亲离世时，往往是人们最动情的时候，因此，各个时期的人民都十分看重亲人的丧事。《创业史》第二部描写了梁宝生带领社员为王二直杠出丧，孝子栓栓扛着引魂幡，穿着白孝衫，拿着哭丧棒，跟在灵柩后面的人则抬着纸人纸马和香烛纸钱，亲属们在送葬的路上一路号丧。到了下葬之时，孝子栓栓跳到墓坑中踩土，当坟堆堆好之后，开始燃放鞭炮，葬礼随之结束，号丧的妇女们也停止哭泣。这种民俗文化使得红色文学经典更贴近人民生活，更富可读性，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参考文献：
[1] 郑春.卓异的、缺失的和永恒的——试论“十七年”文学创作的爱国情结[J].山东大学学报，2000（4）.
[2] 范伯群.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J].江苏大学学报，2002（4）.
[3] 陈平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黄永林.大众视野与民间立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作 者：尕藏尼玛，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
编 辑：杜碧媛
关键词：红色文学 艺术特点 文化
20世纪60年代初诗人钱祖承、徐荣街在《接班人之歌》中写道：“红色历史，一页一页用血写；阳光大道，老一辈一步一步踏出来。”形象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付出的巨大代价。红色文学经典正是源于革命现实生活，描绘了革命前进中的挫折、胜利，展示了革命生活中的梦想和光荣。相较于其他文学形式，红色文学经典具有鲜明的特征，它以独特的文学形式展示了革命先辈的牺牲与伟大，并以特有的内涵传达了革命的力量。因此，深入研究文学经典的艺术特点，对探析我国文学艺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采用民间叙事艺术
民间文化由劳动人民创造，多存在于社会底层，满足底层老百姓的精神需求。由于民间文化多出于劳动人民之手，因此，它与高雅的贵族文化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红色文学经典多是为了服务工农兵，因此，在创作过程中时常考虑工农大众的文化水平，有机融入民间口头文学形式。比如李准的小说《李双双小传》即是一个典型的红色经典文本，李双双嫉恶如仇、大公无私的精神品质固然吸引着读者的注意力，但其与丈夫孙喜旺之间充满生活趣味的场景也为作品增色不少。李双双性格强势，丈夫孙喜旺则相对弱势，因此，在二人斗嘴时常以孙喜旺落败告终。这种人物性格设置就增强了这部红色经典的喜剧色彩。孙喜旺和李双双的人物设置与“东北二人转”的角色设置较为相似，一个是丑角，一个是旦角，他们一唱一和推动情节发展。孙喜旺胆小自私，李双双则大公无私，两种极为不同的性格难免产生各种摩擦，这些摩擦又衍生出一系列充满趣味的故事，极大地增强了这部红色文学作品的喜剧效果，同时也使这部作品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审美价值。赵树理在其红色文学创作中同样吸取了民间文化的叙事艺术，他在1950年创作了短篇小说《登记》，与《小二黑结婚》较为相似，展现了新时期农村青年男女反对包办婚姻，追求自由恋爱的现象。在这部红色文学作品中，小晚、艾艾等青年人追求婚姻自由，富有朝气和活力，极大地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艾艾的母亲小飞蛾同样也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小飞蛾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出嫁之前她有自己的意中人，但这种情况在封建农村却被视为品行不端，婚后又时常遭受丈夫的毒打和婆婆的虐待，在这种生活中小飞蛾逐渐变得麻木，并安于包办婚姻。她起先对女儿艾艾的爱情并不同意，甚至百般阻挠，但她最终意识到不能让女儿走自己的老路，支持艾艾和小晚的婚事。正因为如此，赵树理在塑造小飞蛾这一形象时，并未按照意识形态要求一味地批判，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民间底层女性的生活场景，表达了对这类旧时期女性的同情。通过以上论述不难发现，红色文学经典与我国民间文化具有密切关系，也正是这种联系极大地增强了红色文学的审美价值。
二、悲壮的审美风格
鲁迅先生曾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红色文学经典中的悲剧审美，不仅有悲剧的一般性，还具有与众不同的美学风格。它不同于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过失悲剧。红色文学经典中呈现的悲剧性虽然也有悲伤与痛惜，但悲而不哀，呈现出一种悲壮之美。这使读者不仅不会在悲伤中沉沦，还会因悲痛而备受鼓舞。例如夏明翰在就义诗中写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表明革命者的热情并不会被反动派扑灭，革命队伍将不断壮大，革命前途一片光明。陈毅同志在梅岭遭到敌人包围时，曾抱定牺牲决心，并写下流传久远的《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面对死亡的威胁，并没有丝毫畏惧和哀怨，诗歌中充满了愿为革命牺牲自我的高尚精神。即使死后到了阴曹地府，也同样要集合革命力量，与黑暗社会的统治者进行抗争。这种悲壮的情怀，让读者在为英雄遭遇死亡威胁悲伤的同时，更感受到一种气贯长虹的精神激励。红色文学经典《狼牙山五壮士》同样具有这种悲壮的审美风格。一支八路军队伍根据战争形势，打算与当地群众转移，只留下五名战士负责掩护。战士们一直顽强地与日寇斗争，并将敌人引上狼牙山。到达山顶时，战士们的子弹已经用完，他们就搬起石头和敌人拼杀。当敌人逼近时，他们义无反顾地纵身跳下万丈悬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動人的壮歌。再如《抗日英雄杨靖宇》中，杨靖宇壮烈牺牲之后，凶残的敌人剖开他的胃，要看看他究竟靠什么生存下来，结果只在肠胃中看到了烂棉絮与野草。这种悲壮的场景使日寇震惊并脱帽致敬。这些悲壮的人物和事件，使得红色文学经典呈现出一种别样的艺术魅力。
三、有机融入古典叙事文学
我国古典小说类型多样，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红色文学经典虽然关注文学的政治功效，但也有一些革命通俗小说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采用了古典小说的写作模式，这些作品具有激烈的矛盾和离奇的情节，充分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烈火金刚》就是模仿古典武侠小说创作而成的。武侠小说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白话，一直到现当代的港台武侠小说，深受社会大众的喜爱。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多是江湖侠客，他们以匡扶正义为己任。这类作品多涉及除魔争霸、复仇夺宝等内容。小说主人公的成长时常与复仇有关，多经历家族灭门之灾，为报家仇历尽千辛万苦，在高人指点或帮助之下，最终大仇得报。《烈火金刚》就涉及许多复仇故事，但与传统武侠小说不同，作品中涉及的多为民族恨、阶级仇，这符合当时社会的意识形态。主人公丁尚武生于贫苦家庭，父母遭受地主迫害致死，他踏上复仇之路，历经种种磨难，最终他参加了革命，并将家仇上升为国恨，为了解放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不懈奋斗。就作品结构而言，这部红色文学作品也采用了古典传奇小说手法，例如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章回体的叙事结构等。同时，为了增强作品的可读性，时常会设置一些离奇的情节，利用悬念环环相扣，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正是在创作中借鉴了古典文学的叙事技巧，红色文学经典具备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审美价值。
四、大量的民俗描写
周立波在《山那边人家》中生动地描绘了婚礼过程、新房布置、喜庆气氛等。在《山乡巨变》中他更是引入大量的益阳民俗，绘声绘色地叙述了盛佳秀与刘雨生结婚时“闹洞房”的场景：“新娘将茶盘端到盛清明面前，他不接茶，笑着说道：‘你一个人单干吗？我不领情，请两位费力抬抬。’大家凑着趣怂恿，刘雨生只得过去，跟新娘一起抬着茶盘，把那放了桔饼丁子的甜水一盅一盅敬遍满房的宾客。”这里“吃抬茶”寓意好事成双，是一种民间习俗。小说中还谈到一些婚礼旧习俗，如“新过门的女子不能见祖宗”，所以，新娘下轿时，婆家人要撑开雨伞遮住神龛子。虽然这些风俗中包含了一些封建元素，但这也正显示了树立新风的重要性。钟敬文就曾说：“在文学创作中应当关注民众身边发生的各种事情，以及一些活生生的民俗现象。”除了婚事习俗，一些红色文学经典中还涉及民间丧事习俗。中国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极为注重亲情，当至亲离世时，往往是人们最动情的时候，因此，各个时期的人民都十分看重亲人的丧事。《创业史》第二部描写了梁宝生带领社员为王二直杠出丧，孝子栓栓扛着引魂幡，穿着白孝衫，拿着哭丧棒，跟在灵柩后面的人则抬着纸人纸马和香烛纸钱，亲属们在送葬的路上一路号丧。到了下葬之时，孝子栓栓跳到墓坑中踩土，当坟堆堆好之后，开始燃放鞭炮，葬礼随之结束，号丧的妇女们也停止哭泣。这种民俗文化使得红色文学经典更贴近人民生活，更富可读性，容易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参考文献：
[1] 郑春.卓异的、缺失的和永恒的——试论“十七年”文学创作的爱国情结[J].山东大学学报，2000（4）.
[2] 范伯群.俗文学的内涵及雅俗文学之分界[J].江苏大学学报，2002（4）.
[3] 陈平原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 黄永林.大众视野与民间立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作 者：尕藏尼玛，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3级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文秘方向）。
编 辑：杜碧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