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鼐，我国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民革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他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11军副军长、第19路军总指挥兼淞沪警备司令。1949年后，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务。在淞沪抗战中，他率领19路军英勇抗日，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为以后的全面抗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国难当头，奋起抗战

　　蒋光鼐（1888年—1967年），字憬然，广东东莞人，数代书香门第。幼年入东莞师范学堂，1905年入同盟会，1906年投笔从戎，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江西湖口讨袁起义。湖口讨袁失败后，他流亡日本，从此追随孙中山，在孙左右工作。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蒋光鼐任警卫营连长，后历任巡监缉私舰舰长，警卫团副官，粤军第4军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南讨以及北伐中屡建战功。
　　1927年宁汉分裂时，蒋光鼐担任第11军副军长兼第10师师长，对革命尚未成功而革命队伍自行分裂的状况感到十分痛心，于是秘密离开武汉。当蔡廷锴率第10师脱离南昌起义部队时，他赶到河口与蔡一起率部入闽，恢复了第11军建制，表示拥护中央。随后，蒋光鼐在粤桂战争及中原大战中战功赫赫，被任命为19路军总指挥。
　　但接着国民党与中共军队连年的内战以及党内分裂，使蒋光鼐以铁血维护中央统一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他拒绝亲事，连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拒不出席，甚至准备解甲归田。
　　1931年，日军突然攻占沈阳，东三省沦陷;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不断挑畔，而政府当局却无视民情，一味退让，一再告诫驻军“不得擅自行动”。但此时的蒋光鼐不再是个初出茅庐的学生，不再是个唯命是从的军人，他身为驻军总指挥，麾下有三万之众，为国保土，义不容辞！1月23日他抱病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召开紧急会议，主持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如果日军进攻我防地，是不是抵抗？
　　二是如果抵抗，在哪里抵抗？
　　会上群情激愤，一致表示保卫上海。会议结束时，蒋光鼐慷慨陈词：“我国自甲午败衄以来，已不敢作对外之战争，帝国主义者予取予求，我则俯首退让;帝国主义者长驱直入，我则望风而逃。国人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此帝国主义者日益张牙舞爪而国民之悲愤不可抑也。从物质而言，我远不如敌，然而我们还有两三万人，众志成城，真不能报国吗？”当晚19时，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一道密令，具体布置了应变措施，并不顾军政部的告诫，明确命令：“假使日军确实向我阵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月26日，日本领事借口一僧人被殴致死，向中方提出向日方道歉、赔款、惩凶及取缔抗日团体的最后通牒，并且要求中国驻军撤离租界20公里以外。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3次发来急电，电令“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28日，上海所有爱国团体被封;下午，19路军接到移防命令，闸北防务需在限时前由宪兵团接替。当晚，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进攻。驻防闸北的78师张君嵩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激愤，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达一营兵力。鉴于这一情况，蔡廷锴军长请示蒋光鼐总指挥，他们断然改变了上峰的命令，决定推迟交防！就在当夜23时30分，日军悍然向我闸北驻军发动了进攻，而我闸北守军则依照密令，奋起抵抗。作为中国的正规军队，19路军一扫甲午以来对外的忍让屈辱，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当天夜里，蒋光鼐、蔡廷锴与警备司令戴戟3人迅速讨论和决定了作战方案，认为大战已无可避免，电令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推进。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一·二八”凇沪抗战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19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与配备了空军、坦克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相比，真是天渊之别。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4小时占领上海。开战之后，日机低飞到1000米低空狂轰滥炸，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突破闸北防线，但连连受挫。未得逞的日军于是在美、英、法等国的调停下，于29日晚提出停火要求。但当其援军到达上海后，就置驻军停火要求不顾，于31日晚再度发起进攻。2月1日，蒋总指挥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次打退日军攻击。当晚，日军舰艇炮击南京。2月2日，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使全国为之震动。当此，蒋光鼐及全体官兵再次向全国通电表示：“洞胸断手，万众一心，牺牲至最后一弹一卒”，“以纯洁之心血，贡于党国，献于全民。”
　　2月4日，盐泽再次发动进攻，战火漫延到江湾、吴凇一带，尽管日军增兵已达10000多人，但我军防线仍巍然不动。口出狂言的盐泽幸一被免职回国，这使全国人民欢呼、振奋。而19路军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抗日热潮又一次席卷全国。

蒋光鼐仰天长叹：“这是被自己绑住了手脚的战斗！”

　　2月6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乘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接替盐泽指挥作战，兵力增至25000余人。我军第5军所属参战部队也陆续到达，接受蒋光鼐指挥。
　　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十分详细的作战计划，死守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吳凇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如、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出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以图歼灭之。当天即把兵力部署下达部队。
　　鉴于闸北方向毫无进展，野村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从2月10日蒋总指挥向政府报告战况的电文中，可看出当日的战斗是何等激烈：“敌连日以机群、大炮轰吴淞，房屋、炮台、树林毁扫已尽，无所凭依。闸北一带，焚炸殆尽，敌屡以铁甲车群分路来攻，我军虽死守阵地，唯有肉搏相持。十日以来我伤亡逾千，甚属困难，吴淞尤危。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 　　2月16日，蒋光鼐电京沪卫戌司令陈铭枢：“……大战在即，兵贵万全……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
　　23日蒋总指挥发何应钦电：“……敌伤亡虽大，而援兵不断，我方似应统筹应付，速派有力部队增援，以免孤军久战为叩。”为了求援，他还专门派出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面请增兵。
　　但所有这些求援都没有成功。虽然他与陈铭枢左一个“火速”、右一个“兼程”地催促，但所有预想中的增援部队都没能参战。上官云相部除两营参加了修工事外，不知何故一团调到南京，两团调到镇江;戴岳旅虽已到达杭州，却被鲁涤平滞留，不准开赴上海，陈铭枢原想到杭州向鲁涤平乞援，但在又气又急之中却病倒了，只能在28日发给汪精卫的两封电报中哀叹说：“……上官所部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亦当无望矣！”“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誤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持我孤军之决死耳！”
　　当时，19路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5军亦达3000人，而日方白川所率两师已陆续到达。表面看来，为求安全，下令撤退已是惟一万全之策。但若撤退，1个月来的浴血奋战将前功尽弃。2月27日，蒋光鼐终于决定，不计成败，坚守到最后一刻。
　　29日，日军第4任指挥官白川到达上海，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我方兵力不得不全部投入正面战线。3月1日清晨，日军30000余人在浏登陆，直接威胁我军侧背，下午我军中央阵线也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法应付登陆之敌，下午16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我军退路之势。但我军仍然拼死抵抗，希望上官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仍能维持，然而他们却始终按兵不动。下午20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只好召集蔡、张二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张军长沉痛至极，一言不发;蔡军长则怒目圆瞪，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司令捶桌顿足，把坐椅踢翻，悲痛欲绝。当晚23时，蒋总指挥含泪下达命令：全线撤退。3月2日，蒋光鼐在昆山向全国发出退守待援通电，表示“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慷慨悲壮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蒋、蔡、戴、张暨各师旅团长发出泣告国人通电：“……擐甲哀鸣，泪尽以血……”
　　3月7日，蒋光鼐奉命到南京述职。蒋介石严词指责他不服从指挥，大讲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面对蒋的咆哮，蒋光鼐十分冷静，始终沉默不语。他明白，他在“一·二八”所肩负的使命已经结束，今后对日交涉的一切都将由政府出面处理。他感到有些悲哀，为了伤亡的将士，也为自己对时局的无能为力。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5月28日，凇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举行。40000名群众，心情悲壮，挽联如林。念及几个月来所思所感，蒋光鼐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没过几天，蒋光鼐接到军委会密令，着令19路军调往福建，向红军进剿。但他对此命令没作任何表示。不久，看透国民政府黑暗的蒋光鼐告别政治舞台，回到珠江三角洲的故乡，开鱼塘、植果树、创立虎门医院、兴办吉云小学，读书、习字，表达自己不再过问政事的决心。正是这泾渭分明的爱与憎，使他在重新走出家园的时候，踏上了一条新的荆棘丛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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