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敬生于虎狼环伺的清初政坛，能得全身而退，并得到康熙帝如此高的评价，窃以为主要原因还是他生逢其时。往前20年，他即使进入明帝国的决策高层，遇到刚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估计也不能有什么大的建树，甚至有可能被猜疑心甚重的崇祯折辱罢官甚至砍头抄家。往后20年，遇到独揽权柄、巨细洞闻的雍正，他自然也没有什么大的施展空间。所以，陈廷敬生在康熙时代，既是他的福分，也是康熙的福分。康熙为人仁厚，不滥杀功臣，体下宽柔，又身处帝国用人之际，几近完人的陈廷敬能脱颖而出，为帝国所用，为康熙拿来制衡满清权臣，这是他能“几近完人”的历史大环境，不可忽略。
　　陈廷敬能被康熙评为“几近完人”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帝师身份让他得以有机会近距离和康熙接触，让康熙感受到他的才华和人格操守。1661年，康熙亲政，陈廷敬授起居注日讲官，日值弘德殿讲经，由此开始与年幼的康熙近距离接触。《清史稿·陈廷敬传》记：“（廷敬）与学士张英日直弘德殿，圣祖器之，与英及掌院学士喇沙里同赐貂皮五十、表里缎各二。十七年，命值南书房。”
　　陈廷敬在弘德殿享受到的康熙赏赐，和掌院学士喇沙里相同，可见康熙的器重。
　　白庚胜等人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里，记录了一个陈廷敬与幼年康熙帝的一段故事，从中可见出陈廷敬的操守和康熙帝对陈廷敬的认可。这个故事虽未见诸史册，但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一一
　　康熙亲政前，陈廷敬任户部尚书，主管钱物。某日，帝对陈廷敬说：老师，你借给我一些钱吧。陈廷敬问：皇上富有四海，要钱干嘛？康熙说：随便玩吧。陈廷敬想了想说：皇上要钱花，等我领了俸禄借给你。康熙哼一声说：你的俸禄能有几个钱，我要国库的，有个三五万两，才能玩得痛快。听到小皇上的这个口气，陈廷敬于是端容敬告说：国库的银子朝廷有规定，谁也不能挪用。皇上，臣不敢借钱给你。康熙大怒：什么不能挪用，明明是觉得我没有亲政，看不起我。等我亲政以后，首先就砍了你的脑袋！陈廷敬不敢说话，只好退下。康熙亲政后，陈廷敬几次为当年不借钱给皇帝的事而请辞，康熙温言挽留，并宽慰陈廷敬说：朕当时小不懂事，你做得对！
　　陈廷敬被康熙评为“几近完人”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深受儒家影响的康熙很赏识陈廷敬的才华。《一代名相陈廷敬》对陈廷敬的文学造诣一点都未涉及，这是一个疏漏。陈廷敬的文学成就，不仅仅在于主持编撰了《康熙字典》，更以写得一手好诗而誉满当时，并被康熙所赏识。康熙六年（1667年），陈廷敬与礼部尚书、诗歌大家龚鼎孳发起结诗社，与社者有王士稹、汪琬、程可则等，皆清初诗坛的一时之选，由此也可侧证陈廷敬诗格旨趣之高。
　　《清史稿·陈廷敬传》记：廷敬初以《赐石榴子》诗受知圣祖，后进所著诗集，上称其清雅醇厚，赐诗题卷端。刘然《国朝诗乘》选陈廷敬诗29首，评日：“台阁之诗，工为应酬，虽藻粉铺张而其中无有，亦坐其人胸中无识。……先生诸篇于沉博绝丽之余，寓感讽规切之意，长句片语，莫不称是。天人之相与，主臣之交孚，淋漓恺切，唯所欲言。要其忠孝蟠郁，蓄极而流，不可遏抑如此。诗乃为有为而作也！”
　　康熙懂诗，因此也能从专家手眼给予陈廷敬诗作客观评价，曾专写一诗评价陈廷敬的诗，即《览<皇亲文颖>内大学士陈廷敬作各体诗，清雅醇厚，非集字累句之初学所能窥也。故作五言近体一律，以表风度》，诗题本身就对陈诗赞誉有加，诗更云：“清新授紫毫”，“李杜本诗豪”，康熙在诗中将陈廷敬比拟为唐代贤相房玄龄、姚崇，比之为享誉千古的诗人李白、杜甫，极尽推崇。陈廷敬去世后，康熙又作《大学士陈廷敬挽诗》，仍不忘怀念陈“世传诗赋重”。可见陈廷敬诗赋的成就确实为康熙所赞赏。 　　上引陈廷敬《赐石榴子》诗，收录在陈廷敬的《午亭文编》卷十，题为《赐石榴子恭纪》，题下自注“时侍宴外藩郡王”。此诗前有《立春日漫兴》、《晚秋怀张西园先生》二诗，前者首句云“吾今三十五”，可知当写于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年）。此诗之后又有《七月二十一日赐宴瀛台迎薰亭》、《癸丑除夜》二诗，可知皆当写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农历七月为孟秋，在所谓“晚秋”之前，可推知《赐石榴子》诗當写于公元1672年中，而非公元1673年。全诗云：“仙禁云深簇仗低，午朝帘下报班齐。侍臣早列名王右，使者曾过大夏西。安石榴栽红豆蔻，火珠光进赤玻瓈。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前四句不过京官恭贺帝国太平景象的应制之作，历来多有，其所见所感也未跳出窠臼。要紧处在后二句，在咏物写实基础上有很深的精神寄慨，忠臣丹心的心迹流露无遗。康熙从帝王角度所赏识者，当也是这种忠诚态度。
　　据说陈廷敬在收到康熙的表扬御制诗后，恭恭敬敬写了一首题为《臣诗迭蒙圣恩赏，每聆天语，感激之下，涕泪零落，累日愧悚，恭纪以诗》的诗去谢恩，诗云：“衰钝何堪感至尊，频蒙激赏是殊恩。抛残绮语文焉用，老罢丹心事可论。一饭不忘如杜甫，乎生无憾胜虞翻。传闻多恐遗青史，留取新诗示于孙。”诗中又提到了臣子的一片赤诚之“丹心”。
　　陈廷敬于理学也有所成。他7岁那年，就开始研读明朝著名理学思想家、河东学派创始人薛碹的著作，打下了很好的理学基础。尔后进入官场，又深以理学精神为导，持身为官，低调务实。在为康熙讲经期间，也多以理学要义教训帝王。据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八月《康熙起居注》记载：康熙帝问（陈廷敬）：“道学之士，必务躬行心得。”陈答：“自汉唐儒者颛用于经学，以为立身之用之本，而道学即在其中……”康熙帝深以为然。这段关于理学“躬行实践”的对话中，陈所讲“知源于行”既是理学精髓，更与康熙帝“学问无穷，不在徒言”的“务实”信仰一致。君臣相得，由此可见一斑。
　　帝师身份看起来荣宠至极，实则也危险万分。陈廷敬能在帝师身份中安然转化为听话老实办差的臣子，全出于对权势欲望的自我消弭以及破除私字一闪念的自控能力。比起同为万历帝师的张居正来，陈廷敬虽然没有只手遮天的权势登顶，却有了“几近完人”的声誉，这当然是张居正、翁同稣、吕不韦等帝师无法得到的。即便是在房玄龄、耶律楚材这些帝师面前，陈廷敬的事功也不遑多让。陈廷敬“几近完人”的修炼历史，可谓贯穿其从政为学的终生。用今天评价领导干部的德、能、勤、绩、廉五项指标来看，陈廷敬确乎可以得到五项全能优+。同时期康熙倚重的张廷玉、李光地等汉族名臣，比起他来，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毛病让康熙感到尚有不足。
　　一身多能，而又能而不骄，能而不私，盖因于其良好的理学教养。“清官多酷，陈是清官，却宅心仁厚；好官多庸，陈是好官，却精明强干；能官多专，陈是能官，却从善如流；德官多懦，陈是德官，却不乏铁腕……”王跃文对陈廷敬的评价，或许可以从当代人的视角，为我们找到陈廷敬“几近完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