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廷敬与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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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山西,不知道山西历史的厚重与斑斓;不到晋城,不了解太行文化的绵长与古朴。2008年岁末一个寒风凛冽的日子里,笔者来到太行南端的晋城市,寻访散落在偏僻乡间的一处古城堡建筑群——皇城相府。
  山西的平遥古城,早已闻名遐迩;乔家大院、王家大院等望族宅院,也已人尽皆知。影视作品的拉动,宣传媒体的介入,使得这些地方备受游客的青睐,人们纷至沓来,磨亮了门槛,也让那里浸染了过多的现代气息与商业烙印。然而,偏居晋城乡下的皇城相府,却能在滚滚而来的旅游开发大潮中独守清静,遗珠于喧嚣浮躁的尘世,鲜为人知,实在难得。
  这次,笔者忙里偷闲,专程赶赴晋城,为的就是领略这乡间古城的风姿,一睹康熙皇帝的老师《康熙字典》总阅官陈廷敬成长的足迹。
  我们乘坐吉普车,出晋城市区,沿晋阳高速公路一路西行,风尘仆仆地驶入晋城所辖的阳城县北留镇。行数里,一座土黄色的古城堡赫然跃入眼帘——皇城相府到了。
  眼前的古城堡,依山傍河,城墙楼阁,雉堞亭台,布局井然;官宅民居,园林阡陌,浑然一体,就像一轴极具张力的立体风景画,给人以深深地心灵震撼与视觉冲击。
  走进古城堡,徜徉在又长又窄的一条条小巷中,穿行于大小不一、格调迥异的一座座院落中,扑面而来的是浸满了历史故事的沧桑气息。走进这片规模浩大的古建筑群,实际上就是走进一段正在被时光磨损着的历史,走进一段正在渐行渐远的岁月之中。
  皇城相府原名中道庄,康熙赐名“午亭山村”。因康熙曾下榻于此,故名“皇城”:“相府”则是指这里的主人陈廷敬曾官至清朝文渊阁大学士,他的学生康熙皇帝在御赐诗中曾有“顾盼一过丞相府”的句子,表达过到这乡间城堡一游的急迫心情。由此看来,皇城相府决非后人演绎的无稽之谈,而是出之有典,言之有据,是连康熙都认同的说法。
  一个穷乡僻壤的城堡山寨,何以引起康熙如此大的兴趣?一个汉族官员的乡下宅第,何以大模大样以“皇城相府”冠名且未遭素以厉行“文字狱”著称的清廷追究呢?这其中究竟掩藏着怎样的奥秘?陈廷敬与康熙,一长一少、一师一徒、一汉一满、一臣一君,身世和阅历大相径庭的两人,彼此肝胆相照,在历史上书写了一段不为人知的佳话。
  渊源:乱世烽烟中的古堡山寨,在抗清与拥清的生死关头作出抉择。
  陈廷敬生于明崇祯十一年冬(公元1638年),卒于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山西泽州(今晋城)人。他生逢明清之交的乱世,或许应了那句乱世出“英雄”的老话,时代为这个大家族的崛起和陈廷敬本人的发达提供了适宜的舞台。
  陈氏家族在陈廷敬的七世祖陈林当家时,于明朝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迁来中道庄定居。那里原本就是煤铁之乡,资源丰饶,陈氏家人勤劳致富,靠挖煤冶铁起家,家道渐渐有了起色。因其所居之处上下皆“村落”,遂将此地定名为“中道庄”。
  经过四代的财富积累,至陈廷敬的祖父陈经济时,陈家已经富甲一方了。这时,明末农民起义爆发,烽烟四起,朝廷摇摇欲坠。为了抵御农民起义军,陈氏家族开始大兴土木,修建城堡山寨,以此白保。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陈氏家族修建了环绕村寨的城堡城墙,依山就势,易守难攻,“周围约百丈,高三丈”,方石构筑。城墙上有“垛口两百,堞楼七座,开西、北两门,用铁包裹,门上各有楼;”楼下为券洞,洞旁掘井以保障城内人畜用水:城门外设有便于开启的栅栏,将来往行人隔在城墙外,既可杜奸防伪,又便于随时关闭城门,预防敌人隐藏和袭击。
  城东墙内设有藏兵洞,共计5层125间窑洞,为战时家丁藏身小憩之用,又称“屯兵洞”。这些窑洞一字排开,因地制宜修建,层层递升,三五相连,明暗互通,各层之间有暗道直达城头,便于屯兵御敌。这种将藏兵洞与城墙有机结合的建筑设计,不仅节省建材减轻了城墙墙体的负重,更增加了城墙的坚固程度和防御功效,反映了古代工匠高超的建筑水平,令人叹为观止。
  城墙环护之下,城内建筑错落有致,分为祠庙、民居和官邸三类,风格迥异。祠庙有陈氏宗祠,民居有树德居、世德院和麒麟院,官邸有容山公府和御史府等。其中,最为突出的标志性建筑则是河山楼。
  河山楼巍然屹立,为一百尺高楼。我们拾级而上,在昏暗的灯光下爬至楼顶,居高临下,俯瞰全城,景色尽收眼底,一览无遗。站在这坚固结实、高高耸立的高楼之上,寒风吹过,让人遥想起当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景象,不禁感慨不已。这是皇城相府中最早的建筑,比整个城堡和城墙建得都早,折射出当时大户人家看家护院、聚垒防御的心态。
  据记载,河山楼建于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楼体宏大,高十丈,共七层。顶部筑垛口和堞楼以便观察敌情,抛掷矢石;楼身通体用青砖砌筑,厚实坚固,层间有砖砌阶道和木制楼梯相互沟通;底层掘有水井,备有石磨、石碾等生活设施,并有暗道直通城外。
  这座功能齐全的防御设施,可屯兵,可藏民,可加工和储备粮食,可对敌进攻而敌不能入内,可防火烧、炮击,可长期据守,可通过地道外出通风报信、采购,或将楼内之兵秘密外运,使来犯者腹背受敌,或必要时群体出逃,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防御工事。
  工程告竣之后,虽经乱兵数次袭扰,避于楼内的村民均幸免于难,安然无恙。建造这座楼,耗资甚巨:“石用三千,砖用三十万”。建设速度很快,只用了不到7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主体建筑,可见当时形势的危急。在一个偏僻的乡村,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在如此短促的情况下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是难以想像的。
  其实,在这幢高楼建设过程中,就曾历经了战乱的考验。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在《河山楼记》中这样记载:“七月,砖工刚毕,卜(占卜选择吉日)十六日立木(装修),而十五日忽报贼近矣。楼仅有门户,尚无棚板,仓皇备矢石,运粮米、煤炭少许,一切囊物(金银细软)俱不及收拾。遂于是晚闭门以守。楼内所避大小男妇约有八百余人。初犹零星数人,须臾间,赤衣遍野,辄有万贼。到时劈门而入,抢掠金帛,因不能得志于楼,遂举火焚屋。余率壮丁百人镇静坚守……严守垛口。贼虽凶恶异常,仅远远围望,终不敢近楼前。”
  这里的所谓“贼”,显然指农民军。农民军屡次攻击,均无功而返。陈氏家族在激烈而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与农民军结下了深仇大恨。
  当清兵入关剿灭农民军的时候,无论从感情因素出发,还是从经济利益出发,陈氏家族都坚定地作出了依附清朝的抉择,从而为以后家族的崛起与获得清朝政府的信任奠定了基础。
  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大同总兵姜壤起兵反清,阳城县农民张光斗也率众揭竿而起,一度占领泽州城。张光斗曾派人携重金婉言劝说陈家归顺,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撕书大 骂,严词拒绝。是年十月,张光斗率数千人马猛攻陈家城堡,陈家上下顽强抵抗。3天后,清兵北来支援,农民军撤围而去。这一仗,陈家表露了对清朝的忠心,为自己赢得了一张政治“保险单”。
  与此同时,清朝继续推行科举制度,延揽士人,巩固和扩大统治基础。参加科举考试的南方士人远远少于北方士人,为北方士人的仕途成功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与南方士人对清朝强烈抵触、不满反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士人包括已经发家致富、诗书传家的陈氏家族,充分利用了科举入仕的良机,开始大举向官场挺进。陈氏家族的精英陈廷敬由此进入清朝统治者的视野。
  鼎盛:在为官、为师、为文的历程中,陈廷敬赢得了康熙皇帝的信任与器重
  陈廷敬是陈昌期之长子,原名陈敬,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中进士。会试时,顺治发现还有一个顺天府的考生也叫陈敬,为便于区别,特命加“廷”字于泽州陈敬名中,陈廷敬之名由此而来。也许就是这一“廷”字,使陈廷敬与朝廷结下了不解之缘,宛如插上翅膀一般,青云直上。
  陈敬自幼受到严格而系统的教育,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9岁那年,陈家花园牡丹盛开,其父陈昌期设宴邀请同僚好友前来赏花。席间,有人想试试陈敬的文才,就以牡丹为题,让他咏诗一首。他略一沉吟脱口而出:“牡丹后春开,梅花先春坼,要使物皆春,定须春恨释。”此诗一出,满座称奇,连他的母亲张氏也惊讶地说:“此子欲使万物皆其所耶!”(《午亭山人年谱》)足见其从小就志向不凡。
  有意思的是,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年仅13岁的陈敬与父亲一道到潞安附(今长治)考秀才,以童子第一入州学,而年已46岁的父亲成绩却远远不如儿子。
  陈廷敬得中进士后,春风得意地开始了宦海生涯。他入仕初期的官职主要是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侍讲学士、日讲《起居注》官、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等,似乎不掌实权,不过是个教师而已。但作为教师的他,所教的学生却非同一般,是有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康熙。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上述官职均是在康熙年间获得的,也就是说,他不是给身为太子的康熙当老师,而是给身为皇帝的康熙当老师,由此身价倍增,对康熙乃至整个朝廷的影响非同小可。
  在为皇帝讲学的过程中,陈廷敬的卓越才干和优良品德得以充分展示,康熙对自己的这位老师格外青睐,陈廷敬的官运随即一路飙升: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入职南书房行走,这成为他仕途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如果说担任教师给了他接近皇帝机会的话,那么入职南书房行走则使他获得了参与机密决策的权利;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升礼部右侍郎,不久转任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为会试总裁;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改吏部左侍郎,仍兼翰林院学士;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升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迁工部尚书;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改户部尚书,同年转任吏部尚书,兼管修书总裁事务。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礼部、工部、吏部,轮流担任3个要害部门的主官,可见康熙对他的信任与器重无与伦比。其间,他“经筵讲官”的身份一直不变,康熙太需要他这样一位“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有裨益”的老师了。
  不管是担任“日讲《起居注》官”,还是长期充任经筵讲官”,陈廷敬的主要职责就是同康熙探讨学问、治道。在进讲时,康熙有时还要根据当时的政事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问题,这无形中给陈廷敬搭建了一个阐发己见、施展抱负的绝好平台。陈廷敬在《午亭文编》卷二十九中这样回忆:“每当玉音下询,获申奏时,讲义之外,薄有敷陈。”
  陈廷敬在经筵日讲中,主要是向康熙灌输程朱学术,希望康熙“天德与王道同功,修己与治人兼至”,故其“凡入讲幄,开陈王道,摈弃异端,详端竟委,必期积诚感格而后止”。他还受命编写《日讲四书解义》二十六卷,报呈康熙钦定,“所推演者皆作圣之基,为治之本,词近而旨远,语约而道宏”。
  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三藩之乱平定不久,陈廷敬及时提醒康熙,要充分利用人心振奋、上下一心的大好时机,为清朝的宏大基业制定长远战略。他说:“至于世道修明之日,人心联合之时,正当大有为之际,必有纪纲宏远之规模,为社稷灵长之大,计虑万年。”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有长远的眼光,不能急功近利,“毋狃于旦夕”,“成大事,毋狃于小利”。
  康熙对陈廷敬所传授的帝王之学极为赞赏,特为《日讲四书解义》作序,称自己“孜孜求治,留心学问”,“命儒臣撰为讲义,裨益政治,同诸经史进讲,经历寒暑,罔敢间辍”,明确宣布清朝将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究先圣之微言,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一道同风之治,庶几近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康熙起居注》)
  在清代,官场险恶,矛盾复杂,斗争激烈,正如康熙所言,“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交寻,牵连报复”。置身其中的陈廷敬对此深恶痛绝,仗义执言,利用讲筵奏对之机,鞭辟入里地谈“及小人”问题,提醒康熙警惕。
  《午亭文编》记载了当时君臣二人围绕小人”展开的一番对话,十分耐人寻味。陈廷敬说:“从来上之德意不能下究,民之疾苦不能上闻者,皆小人为之壅蔽于其间也。故贵解而去之。小人之害,有不可胜言者。盖小人未得志之时,必工为谄媚之术,既得志之后,则肆其险毒之奸,是以断然必解而去之也。”
  他又说:“君子光明磊落,即有过失,人所易见;小人巧佞回邪,患得患失,凡所以贪位固宠者,无所不至。又能形人之短,见己之长,能使人主信任而不疑,故得专权而肆其恶。“小人谗害君子,不在大庭广众之际,而在于筵闲私语之时。使人主听受其言而不觉,故圣人比之为暮夜之贼,惟圣明之主严绝其端,则可以无此患也。”
  这番精彩的高论,显然打动了康熙,他对陈廷敬说:“从来君子得志犹能容小人,小人得志必不肯容君子。”陈廷敬对曰:“诚如圣言,此古今同慨。惟圣明在上,有以察之。”
  自古以来,就有君圣臣明之说,300多年之前,陈廷敬与康熙之间的这番谈话,切中官场时弊,具有一定的超越时空限制的普遍意义。今天读来,依然不乏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感,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从来不缺少小人,缺少的是对小人的深刻认识与警觉!
  得到康熙的赏识与宠幸,陈廷敬在险象环生的官场中,总能逢凶化吉。惟有一次,被小人死死咬住,差点儿酿成大祸。咬他的小人,不是别人,竟然是他的儿女亲家、湖北巡抚张汧。据《清史列传·陈廷敬传》记载,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张汧因贪污、行贿遭到御史弹劾,经调查基本属实,依法“究拟论死”。张汧“遣人赍银赴京”,指望陈廷敬伸出援手,但遭到“不徇私党,不阿友朋”的陈廷敬的断然拒绝。
  张汧怀恨在心,在被“诘其行贿何人”时, 他“初以分馈甚众不能悉数”,狡猾地咬出陈廷敬及尚书徐乾学、詹事高士奇等都曾受其贿赂。幸而康熙“圣明洞察”,口谕“此案严审牵连人多,就已审实者即可完结”,对陈廷敬等3人“置弗问”。
  尽管如此,陈廷敬的声誉还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他上书康熙,以父亲年逾八十、盼其回乡厮守为由,请求致仕归养、退休离朝。康熙认为情词恳切,许原官解任,仍管理修书“总裁”,让他继续在编撰文化典籍上发挥余热,对其信任程度一如既往,未尝稍减。
  仅仅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陈廷敬东山再起,复任经筵讲官、都察院左都御史。上任后,他再度显露出清廉勤政、雷厉风行的风骨,上疏朝廷,认为言官有指陈时弊、纠劾不法之责,若中外臣僚果有奸贪不法因革事宜,果有纪纲关系者,则当切实指“陈”,但须言之有据,惟其如此,才能达到“言不轻发,发而必当,使不肖之徒有所警戒顾忌,不敢恣意妄为”之功效。
  后来,他又相继担任工部尚书、刑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在吏部尚书任上,他坚拒跑官、要官、买官等腐败之事。他给家人下了一道死命令:如发现有行为不端、送礼谋私、试行贿赂等迹象者,一概不许放进家门,违令者严惩不殆。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陈廷敬擢升文渊阁大学士,成为名副其实的辅弼大臣。虽然位高权重,他依然出污泥而不染,保持节俭清廉的本色,不徇情、不枉法、不结党、不营私,与同僚和衷共事,时人赞其“性尚含容,不立异,无与人门户意气之争,故能为人所容”。(《清诗纪事初编》)
  陈廷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修书精勤,除了自撰诗文选集《午亭文编》五十卷外,还曾担任《清太宗实录》《三朝圣训》《政治典训》、《平定三藩方略》《大清一统志》《皇舆表》、《明史》等文史巨著的总裁官。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参与了语言文字巨著《佩文韵府》与大型字书《康熙字典》的编纂工作并担任总阅官,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陈廷敬向康熙再次请求致仕”退休,未获批准。直到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才获恩准。不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首辅大学士张玉书去世,另一大学士李光地也重病缠身,难有起色。陈廷敬奉旨再度入京,总领阁务,以老病之躯襄理朝政。
  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陈廷敬死于任上。康熙闻之,深感痛惜,命皇三子允祉率大臣侍卫奠酒,给银千两治丧,令各部院满、汉大臣俱往吊唁。同时,还亲自赋诗一首,表示怀念:“世传诗赋重,名在独遗荣。去岁伤元辅,连年痛大羹。朝思葵衷励,国典玉衡平。儒雅空阶叹,长嗟光润生。”
  陈廷敬与先他而逝的张玉书、后他而逝的李光地一样,都得到了康熙所赐的谥号“文贞”,可见康熙对3位老臣的倚重。
  陈廷敬的灵柩要归故里,当时从北京到山西路途遥遥,其行不易。康熙特命官员沈一揆专程护送灵柩,通过一个个驿站,“凡水陆两经地方,黄童白叟道路观瞻,莫不仰颂圣天子轸老臣有加无己之至感”。
  现存陈廷敬墓地的石碑有两块,刻有两篇不同的御制祭文,充分证明在陈廷敬逝世后一连祭奠了两次,极具哀荣。
  余韵:科甲鼎盛,人才辈出,一个文化家族崛起于太行山下在陈氏家族中,陈廷敬是佼佼者,但成名立业者绝非陈廷敬一人。明清两代,陈氏家族科甲鼎盛,人才辈出,述作隆盛,冠盖如林,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家族。
  早在明朝崇祯年间,陈廷敬的伯父陈昌言就考中进士,历任直隶乐亭知县、监察御史、提督江南学政等职:陈廷敬的父亲陈昌期为清朝顺治年间拔贡生;陈廷敬的叔父陈昌齐,系州禀生(秀才中的拔尖生,由官方发给生活补助费),只是死得较早,仅活了24岁。可见,到了陈廷敬的父辈,陈家的整体文化素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了,成为诗礼世家、书香门第。
  陈廷敬这一代,陈氏家族这棵大树更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了。陈廷敬的伯兄陈元为清朝顺治年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陈廷敬共有兄弟8人,他是长兄。他的7个弟弟中,出了1个举人,即陈廷翰;1个州禀生,即陈廷荩;其余的弟弟皆为贡生。
  陈廷敬的下一辈,出了4个进士、1个举人。进士中,陈廷敬的二子陈豫朋,康熙年间进士,入翰林院,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提督湖南学政;陈廷敬的三子陈壮履,康熙年间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供奉;陈廷敬的侄子陈随贞,康熙年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陈廷敬的另一个侄子,陈观颙,康熙年间进士,曾任直隶浚县知县。举人是陈廷敬的又一侄子陈贲懿,康熙年间举人,官至内阁中书。
  到陈廷敬的孙辈和重孙辈,进士和举人仍是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从明孝宗到清乾隆年间,在260多年的历史岁月中,陈氏家族共出现了41位贡生、19位举人、9位进士,其中6位入翰林院。在此期间,38人走上仕途,足迹遍布全国14个省市,且多政绩显赫,百姓称颂。
  在陈氏家族最为鼎盛的康熙年间,为官者就达16人,出现了“父翰林,子翰林、父子翰林;兄翰林,弟翰林,兄弟翰林”的奇异景观。无怪乎,陈氏祠堂有一副对联写道:“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
  在今天的皇城相府,无论是踽踽而行,还是驻足瞻观,那浓郁的历史气息无时无处不沁人心脾。明清时代,就在这方厚土上崛起了一个文化巨族,也给后人留下了总面积9万多平方米、气势宏伟的建筑群。
  皇城相府有“绿树村外合,青山郭外斜”之美誉,呈现出来的不仅仅是一幅美轮美奂、赏心悦目的古代“自然山水画”,更是徐徐展开、内涵丰富的“人文山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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