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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蒋介石侍从室侍从官项德颐，1921年生，原籍浙江浦江县，1943年进入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任侍卫长室中校参谋。1946年因考入中央警官学校，离任。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简单说就是蒋介石侍从室，这个历史名词已尘封半个多世纪，鲜为人知，有简述一下之必要。
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初“剿共”及与军阀打内战时，将紧随他的秘书、副官、参谋等亲信，组建成一个规模并不大的“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个“侍从窒”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他身边参与绝密决策、秉承他意志办事的最高级的幕僚机构。此时的“侍从室”已成独立编制，内部结构叠床架屋，分为三处一室十组，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势。
所谓三处一室，分别是：
侍一处，主军事，主任更迭较频，他们先后是：钱大钧、张治中、贺耀组、林蔚、商震。
侍二处，主党政，亦可称作秘书处，主任就是有名的蒋介石“文胆”陈布雷。
侍三处1939年才成立，主任陈果夫，机构较侍一、侍二庞大，下辖四个组一个室 （侍卫长室）。后，侍卫长室剥离出去，为蒋介石直接管。
侍卫长室，是蒋介石的贴身侍从，保卫蒋个人绝对安全的机构。侍卫长当然非蒋最亲近的人莫属，先由他的内侄王世和任，后由奉化小同乡俞济时任。
所谓侍十组，分别是：
侍一组，隶于侍一处，主管总务，包括经理、会计出纳、医卫、福利以及蒋家生活开支、交际、接待等项业务，组长陈希曾。
侍二组，隶于侍一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具体的作战指挥、军队训练、装备与后勤、交通运输、人事考核等等。组长先为于达，后为赵桂森。
侍三组，先隶于侍一处，后隶于侍卫长室，是蒋介石的贴身警卫机构。组长蒋考先，此人“西安事变”中被击毙，后沈开樾继之，有时侍卫长自己兼任。
侍四组，隶于侍二处，和侍二组一样，是“侍从室”的核心机构之一，主管政治、经济、党务以及蒋介石急办的一些机密案件。组长陈方。
侍五组，隶于侍二处，主管政经、党务专题研究。组长先由陈布雷兼任，后为陶希圣。此组在侍三处成立后移并该处。
侍六组，隶于侍二处，组长为军统头子唐纵，主管情报业务。初，中统徐恩曾的密报送侍二处四组，军统戴笠的密报则送侍一处二组。1938年组建侍六组后，一切特工密报均送交此组综合整理，将特级核心的直送蒋介石。“侍从室”撤销后，唐纵升任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
抗战后期“侍从室”还成立一个由蒋介石直管的机要组，专门处理蒋氏来往电报。组长毛庆祥，系蒋的溪口小同乡，姻族人。该组业务上仍归侍二处指导。
侍三处所隶的七、八、九、十组，其职能、组长，分别是：七组主管调查，组长濮孟九，后为侯鼐剑；八组主管登记，组长娄超岳；九组主管考核，组长罗时实，后为梅嶙高；十组主管分配，组长孙慕迦。侍三处设在重庆南温泉。
侍三处还于1944年附设中央训练团学员通讯处（组级编制），处长吴铸人，副处长熊公哲、刘兰陔。此时侍三处全体人员已近160人。
侍卫长“权力通天”，侍卫官“天之骄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项德颐17岁，从浙江严明中学高中投笔从戎，后在74军参谋处参加抗日战争，身历江西马回岭、张古山、高安战役和皖南战役、浙东战役、鄂西战役等。1943年冬，原任10集团军副总司令、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侍卫长的俞济时将他抽调到侍卫长室。德颐奔赴重庆，到曾家岩德岩里侍卫长室报了到，从此开始了侍卫官生涯。自从1942年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侍卫长室改成军委会委员长侍卫长室后，直辖于蒋介石，俞济时权力可谓“通天”。当年欲进入侍卫长系编制的，都要经俞的亲自甄别，表面条件有三：一、仪表端正，体格强健；二、绝对忠诚可靠；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挑选后，首选列入侍卫组，做侍卫官，侍卫组长是竺培基，副组长施觉民。其次为警务组，组员约15至20人，组长黎铁汉，副组长陈善同。侍卫官在蒋介石办公室门口站哨，警务组员则在外围。蒋外出时，他们都随车。第三层次是内卫股，约一个班人，服装、待遇与侍卫组、警务组一样，惟编制不是官，是军士，蒋外出时也随车，除佩左轮手枪外，还带轻武器。
俞济时同时将军委会警卫团扩建成警卫旅。旅长楼秉国，诸暨人，黄埔三期生。此旅虽然警卫国民党中央各部会，但以侍卫蒋介石别墅为主，隶于侍卫长室。
俞济时还新设武官室。该室有五名校官，能以多种外语流利会话。外国人士和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晋见蒋介石，都要在武官室登记，连戴笠等人也不能例外。
俞济时是奉化人，蒋介石的小同乡，黄埔一期生，陆大将官班甲一期。曾随蒋介石东征、北伐，是蒋嫡系中最亲信的人。1943年底，俞济时得到蒋介石批准，建立“监察网”，即所谓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参事室。该室的人事、业务均为俞一手抓，由他旧部张晓崧 （俞任浙江保安处长时，张是属下谍报股长） 具体掌握，主任秘书项昌权 （与周恩来为留法同学） 也是他的人。“参事室”主要工作是收集中共驻渝办事处活动情况，以及中统、军统、蒋管区军队各主管的活动情况，随时整理成情报，交俞济时，再由俞直接交送蒋本人。这个“参事室”连宋美龄的同学、中茶公司潘某的活动情报也收集，使蒋介石身边红人对它有些“谈虎色变”，叫它“监察之监察”。
“我很幸运，”项德颐说：“一到侍卫长室，俞济时就派任我为中校参谋，掌握人事工作。
“记得报到时，侍二处上校秘书沈昌焕 （此人到台湾后任‘外交部长’）发给我们 《曾文正公家书》 全集一套、《圣经》 一本。为了迎合蒋介石的要求，我们读这些并不难，但那个国难当头的时期，谁有心去细味或理解呢？逢到星期日，还要到教堂去做礼拜，听神父讲圣经——大家不过应付应付而已。不过休息日还是有的，是轮休，可以休息一天。有家庭的，可以早一天下午3时离室，第二天上午10时前归队，万万不能有误。我们都知道这个缺嘴将军 （俞济时先天兔唇） 是声色俱厉的。” 项德颐又说：“我们侍卫官的待遇十分优厚。我的月薪是法币17万元，外加三分之二的津贴，共23万元——这对工薪阶级已相当不错了。春秋季发给中纺哔叽中山装，夏季发浅黄色卡其服，冬季则是呢制服。衬衫、鞋袜也是供给的。逢到假日，侍卫官就凭这套显赫制服，佩证章，再腰间别一支‘左轮’，上街去逛。行人侧目，避让遑遑。到戏院、影院，根本不用花钱，而且座排是上好的。乘公共汽车，可以‘优先’上车……民众侧目，也叫国民党官兵眼红，讥为‘天之骄子’。我是从抗战前线的血污中钻过来的人，想想同样是军人，在前方，在后方，两种生活何其悬殊，真有些目眩！”
重庆两公馆，枪毙兵役司长
蒋介石在陪都除复兴关办公楼外，还有两处公馆：黄山公馆、老鹰岩公馆。
黄山在长江南岸，三面环水，地处嘉陵江、长江汇合处，恰似小半岛。黄山公馆是宋美龄与将介石的常住处。宋夫人稍通英、德、法、日等外语，是蒋介石得力的外交助手。她有不少美国 （高层） 朋友。为国事，为私事，她常去美国。宋夫人不在的时候，蒋介石周末便到老鹰岩陈洁如那里去了。
老鹰岩也临江，并有小型飞机场，蒋介石每外出乘飞机，必在此升降。
宋美龄倒也大度，明知陈洁如在重庆，并不因为蒋陈私情徒增烦恼，因为蒋与陈也曾登报声明，脱离关系。陈洁如1971年2月21日在香港寓所病故，终年65岁。
1944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蒋介石驱车返黄山公馆。车至长江边，因为渡轮尚在对岸海棠溪，需要等候，蒋随即下了小车，信步向江边一幢新建的房子走去。透过门口朝里望，蒋看见一排人被绳索手臂连手臂地捆着，坐在地上打瞌睡。显然是拉来的壮丁 （这种情况那时很普遍）。蒋大怒，喝问哨兵。队长战战兢兢回答，是上峰的命令，为防新征来的壮丁逃跑，不得已捆了。蒋一边命令解去捆壮丁的绳索，一边打电话责问兵役署长鹿钟麟。事后，兵役署的一名叫程泽民的司长做了替罪羊——被枪决。
大太子、二太子印象
项德颐对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有所接触，留下良好印像。
1944年10月的一个晚上，项偕侍卫官周星环等四人出市区都邮街“唯一电影院”观看轰动一时的美国彩色电影 《出水芙蓉》。散场时已是深夜，没有公共汽车了，只好边聊天边步行回去。行至七星岗附近，看到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灯光下瞥见车号是侍从室的，而且前去的公路只有一条，于是就立刻呼叫“停车”，要求搭车。待汽车嘎然刹住，驾车人将头伸出来时，才发觉是大太子蒋经国。侍卫官们顿时不知如何是好时，蒋经国却挥挥手，和蔼地招呼他们上车，“大家挤一挤，坐得下，我把你们都带回去”。车上仅蒋经国一人，大家都坐下了。一路上蒋经国主动与他们攀谈，问：“你们这么晚回去，是在城里看电影吗？戏票又是招待券吗？”侍卫官们唯唯称是。小蒋正色道：“侍从室的待遇很不错，跟我差不多，所以你们以后去看戏，还是应该自己掏钱买。”
蒋经国这时已结束赣南生活，从西北回到重庆不久，出任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项德颐知道，长自己11岁的蒋经国此际正以“青年偶像”出现在大后方。
蒋经国仲弟蒋纬国，1943年冬由步兵调任装甲兵营长后，常来重庆，偕他的夫人石静宜居住在曾家岩侍卫长室楼上。项德颐回忆说，1944年元月的某天下午，蒋纬国夫妇从外面归来，在走廊上与他迎面相遇。蒋纬国身着着少校军服，腰板笔挺，彬彬有礼地打招呼。穿着黑丝旗袍的石静宜报以微笑。彼此互让，侧身而过。蒋纬国有时也会到侍卫官办公室来闲聊。
见周恩来，如沐春风
项德颐说，自己因为工作关系，在“侍从室”时候曾三次见到过周恩来。“周先生礼贤下士，待人和蔼有礼，谦谦大度。尤其他那言简意赅的言谈，在我有如沐春风之感，使我终生维忘。”
第一次、第二次是在1945年11月间，周恩来到曾家岩侍从室，会晤时任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张群 （岳军）。两次会晤都是由项德颐接待引见的，至于晤谈内容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次，同年12月初一天上午，周恩来驱车来到曾家岩会见蒋介石。当时蒋尚在黄山公馆。
按规矩，凡来见蒋介石的都要在武官室登记，但因为周与蒋是老相识，且周又是黄埔军校老长官、老师，更因为周是代表中共的，此时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刚过，所以此手续免去了。俞济时急忙指示项德颐接待周恩来 （俞有事分身不得）。恭请让坐，沏茶礼待，并与之聊了起来。趁等候蒋介石的间隙，当时在场的侍卫长副官陈政明乘机用照相机摄下了周项交谈的镜头 （原意想讨好俞济时，拍照邀功）。项发觉已来不及，责怪陈不礼貌。倒是周恩来微笑解围：“没有关系，我和项先生已见过两次面，现在是第三次了，相识了，留个纪念，不是很好吗？”
这张颇有意义的照片，被项德颐取来，保留了下来，可惜毁于“文革”年代。
飞赴台北和拟赴延安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尚在4月间，蒋介石侍从室的几个单位，分别由重庆迁往南京。不久，“侍从室”改组成军务局，侍一处、侍二处也分别改组成参军处 （参军长商震） 和文官处 （文官长吴昆昌），设在长江路。侍卫长室则改名为警卫室，主任就是原警务组长黎铁汉 （黄埔2期生），竺培基、施觉民为副主任，侍卫官、警务组员原班人马未动。至于原侍卫长俞济时，此时就任军务局长——蒋介石曾发表任他为一战区36集团军总司令，俞来到任。军务局随蒋介石官邸迁到紫金山麓的香林寺一带，前是国防部，左是励志社。
这年10月间蒋介石 （那时还是委员长身份，到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始任国民政府主席） 偕夫人宋美龄作了次台湾行，目的是赴台北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活动。随从人员队伍庞大，当然少不了俞济时、黎铁汉、竺培基、项德颐一群，还有空军武官夏功权。
蒋宋一行乘一架有前舱、后舱的美国专机，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启程，约两个小时，降落在台北中山机场。到机场迎接的有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暨省行政长官公署诸官员、地方士绅、工商团体代表人士。沿途老百姓夹道欢迎。可见台湾回归祖国后人心之所向。 第二天，蒋宋下榻草山宾馆。初来乍到，深感宝岛山水相间，空气清新，风景十分优美。但也感到宾馆的建筑式样、内部设施等等，无一不是日式的，殖民时期的痕迹到处可见，同行人感叹不已。台湾的饮食和大陆差不多，为迎合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宾馆的中晚餐菜肴均为四菜一汤 （两荤两素），用大盘子盛着，够吃的。接近蒋的人都知道，蒋是反对大吃大喝的。有一年，侍从室的人在杭州接受省会警察局长何云 （黄埔一期生） 的六大盆佳肴招待，不料蒋介石进来了，见状大怒，当下用手杖打翻几盆菜，何云也被喝斥一顿。这回有意思的是，每餐桌上均有一盆清煮芋艿头，香喷喷的，硕大而酥软。蒋介石举箸指指问道：“此地也盛产这个？”陈仪笑着回答：“不是的，是托人从奉化带来的。”蒋频频点首，十分开心地享用他的家乡土产。
陈仪也是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可谓资深国民党军政元老，又是蒋介石的浙东小同乡。当时他俩的关系还是融洽的。当天晚上，陈向蒋陈述了他的“三年自治计划”。陈仪是1945年10月24日以台湾省行政长官、中国15受降区受降长官身份抵台湾的，未料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是年4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撤销；5月，他作为“替罪羊”离开台北，返大陆。陈仪在台岛时间仅一年又七个月而已。
翌日（10月25日），蒋宋出席台湾各界举行的纪念台湾光复一周年大会。蒋发表演说，千人肃穆静听。越二日，蒋介石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在台观感。当日，蒋宋一行离台飞上海。
讲到蒋介石1946年台湾之行，项德颐顿时联想起1945年蒋介石拟赴延安，找中共中央谈判的旧事。“八·一五”抗战胜利后，蒋为争取民心和政治主动，“提高个人威信，既得抗战胜利果实，又可压倒共产党” （项德颐与机要室郭赞岑交谈时得到的消息），曾一度想作延安行。俞济时为此忙了一阵。他派项德颐等侍卫官打前站。项得知，警务组和黎铁汉，侍卫组长竺培基、施觉民，上校侍卫官俞滨东、赵懿英，以及警卫旅长楼秉国等十数人，还有内卫股便衣班的人等均作蒋的随从。不久，俞济时命项德颐去老街32号军委会机要室，要主任毛庆祥准备好一套去延安时用的特别密码本。“侍从室”都在忐忑不安地作准备。不过由于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人“进谏”，怕重演“西安事变”，终于作罢。事后，俞滨东告诉项德颐，宋美龄也反对蒋作延安行，说：“亲赴延安，反倒贬低了你自己。你说和共产党谈判，来个什么假引退，一旦‘引退’弄巧成拙，岂不招致是非？叫谁来收拾烂场面？”
散步紫金山，踌躇满志，走投无路
1946年5月还都南京后，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常去紫金山麓的中山陵、明孝陵散步，并形成习惯。明孝陵前立有石人石马的神道，但不知为何突然打了个弯。蒋对随从说，当年修建孝陵时，发现神道上有座孙权的坟墓，主持人奏请洪武皇帝朱元璋，建议拆去孙墓。但洪武说，不可，孙权是条好汉。神道因此便绕过孙权墓，而成今天的拐弯。蒋介石对朱洪武的气度十分欣赏，因此散步时对这个拐弯颇感兴趣，不厌其烦地讲这一典故。自从中山陵落成，举行过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后，蒋介石更以孙中山继承人、当代“朱洪武”的身份，来到中山陵、明孝陵散步，踌躇满志，抒发“皇帝”胸臆。
1946年6月间，有一次蒋介石散步时，顺道走进黄埔路的国防电台室。蒋有洁癖，即兴用手指往发报机上抹了下，发现沾了灰尘，便面有愠色地责问台长，有几天没有打扫了？台长回答，一星期大擦一次，每天小揩一次。蒋怒目斥道：“这个你不诚实！”台长满脸委屈说：“南京气候干燥，空中多沙尘，比不得重庆多雾……”“强辩！关禁闭！”蒋介石扶着手杖走了。旁人都感到是小题大作，但谁也不敢去求情。
内战惨败，使蒋介石的精神陷入极端焦灼、暴躁的状态中，以致亲手枪杀了宋美龄的哈巴狗。此事件，侍从室里，几乎无人不知，大家忧心忡忡过日子。1948年徐蚌会战 （淮海战役） 节节失利，手下爱将不是战死，就是被俘，蒋军大伤元气。接着，“党国要人”陈布雷自杀 （1948年11月13日），戴季陶自杀 （1949年2月10日）。接踵而来的是，河南省主席张轸宣布河南独立 （1949年1月1日）；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长官程潜通电，要蒋早日引退。更要命的是华中“剿总”长官白崇禧提出最后通牒，逼蒋 （1949年）2月1日前下野……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一时昏了，拔出手枪，崩了送电报的机要译电官。宋美龄抱着另一只洋犬，逃到孔家，对大姐宋霭龄说：“不好了！老头子疯了！”
后一则故事是项德颐从侍从室旧同人那听来的。那时，他已带职考进中央警官学校警政班，打算去地方见习了。
（选自《民国人物风流录》/朱文楚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版/本文有删节）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简单说就是蒋介石侍从室，这个历史名词已尘封半个多世纪，鲜为人知，有简述一下之必要。
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初“剿共”及与军阀打内战时，将紧随他的秘书、副官、参谋等亲信，组建成一个规模并不大的“侍从室”，列入南昌行营的编制。到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个“侍从窒”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他身边参与绝密决策、秉承他意志办事的最高级的幕僚机构。此时的“侍从室”已成独立编制，内部结构叠床架屋，分为三处一室十组，大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威势。
所谓三处一室，分别是：
侍一处，主军事，主任更迭较频，他们先后是：钱大钧、张治中、贺耀组、林蔚、商震。
侍二处，主党政，亦可称作秘书处，主任就是有名的蒋介石“文胆”陈布雷。
侍三处1939年才成立，主任陈果夫，机构较侍一、侍二庞大，下辖四个组一个室 （侍卫长室）。后，侍卫长室剥离出去，为蒋介石直接管。
侍卫长室，是蒋介石的贴身侍从，保卫蒋个人绝对安全的机构。侍卫长当然非蒋最亲近的人莫属，先由他的内侄王世和任，后由奉化小同乡俞济时任。
所谓侍十组，分别是：
侍一组，隶于侍一处，主管总务，包括经理、会计出纳、医卫、福利以及蒋家生活开支、交际、接待等项业务，组长陈希曾。
侍二组，隶于侍一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具体的作战指挥、军队训练、装备与后勤、交通运输、人事考核等等。组长先为于达，后为赵桂森。
侍三组，先隶于侍一处，后隶于侍卫长室，是蒋介石的贴身警卫机构。组长蒋考先，此人“西安事变”中被击毙，后沈开樾继之，有时侍卫长自己兼任。
侍四组，隶于侍二处，和侍二组一样，是“侍从室”的核心机构之一，主管政治、经济、党务以及蒋介石急办的一些机密案件。组长陈方。
侍五组，隶于侍二处，主管政经、党务专题研究。组长先由陈布雷兼任，后为陶希圣。此组在侍三处成立后移并该处。
侍六组，隶于侍二处，组长为军统头子唐纵，主管情报业务。初，中统徐恩曾的密报送侍二处四组，军统戴笠的密报则送侍一处二组。1938年组建侍六组后，一切特工密报均送交此组综合整理，将特级核心的直送蒋介石。“侍从室”撤销后，唐纵升任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
抗战后期“侍从室”还成立一个由蒋介石直管的机要组，专门处理蒋氏来往电报。组长毛庆祥，系蒋的溪口小同乡，姻族人。该组业务上仍归侍二处指导。
侍三处所隶的七、八、九、十组，其职能、组长，分别是：七组主管调查，组长濮孟九，后为侯鼐剑；八组主管登记，组长娄超岳；九组主管考核，组长罗时实，后为梅嶙高；十组主管分配，组长孙慕迦。侍三处设在重庆南温泉。
侍三处还于1944年附设中央训练团学员通讯处（组级编制），处长吴铸人，副处长熊公哲、刘兰陔。此时侍三处全体人员已近160人。
侍卫长“权力通天”，侍卫官“天之骄子”
1937年“七七事变”后，项德颐17岁，从浙江严明中学高中投笔从戎，后在74军参谋处参加抗日战争，身历江西马回岭、张古山、高安战役和皖南战役、浙东战役、鄂西战役等。1943年冬，原任10集团军副总司令、时任蒋介石侍从室侍卫长的俞济时将他抽调到侍卫长室。德颐奔赴重庆，到曾家岩德岩里侍卫长室报了到，从此开始了侍卫官生涯。自从1942年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侍卫长室改成军委会委员长侍卫长室后，直辖于蒋介石，俞济时权力可谓“通天”。当年欲进入侍卫长系编制的，都要经俞的亲自甄别，表面条件有三：一、仪表端正，体格强健；二、绝对忠诚可靠；三、高中或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挑选后，首选列入侍卫组，做侍卫官，侍卫组长是竺培基，副组长施觉民。其次为警务组，组员约15至20人，组长黎铁汉，副组长陈善同。侍卫官在蒋介石办公室门口站哨，警务组员则在外围。蒋外出时，他们都随车。第三层次是内卫股，约一个班人，服装、待遇与侍卫组、警务组一样，惟编制不是官，是军士，蒋外出时也随车，除佩左轮手枪外，还带轻武器。
俞济时同时将军委会警卫团扩建成警卫旅。旅长楼秉国，诸暨人，黄埔三期生。此旅虽然警卫国民党中央各部会，但以侍卫蒋介石别墅为主，隶于侍卫长室。
俞济时还新设武官室。该室有五名校官，能以多种外语流利会话。外国人士和国民党军政要员要晋见蒋介石，都要在武官室登记，连戴笠等人也不能例外。
俞济时是奉化人，蒋介石的小同乡，黄埔一期生，陆大将官班甲一期。曾随蒋介石东征、北伐，是蒋嫡系中最亲信的人。1943年底，俞济时得到蒋介石批准，建立“监察网”，即所谓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参事室。该室的人事、业务均为俞一手抓，由他旧部张晓崧 （俞任浙江保安处长时，张是属下谍报股长） 具体掌握，主任秘书项昌权 （与周恩来为留法同学） 也是他的人。“参事室”主要工作是收集中共驻渝办事处活动情况，以及中统、军统、蒋管区军队各主管的活动情况，随时整理成情报，交俞济时，再由俞直接交送蒋本人。这个“参事室”连宋美龄的同学、中茶公司潘某的活动情报也收集，使蒋介石身边红人对它有些“谈虎色变”，叫它“监察之监察”。
“我很幸运，”项德颐说：“一到侍卫长室，俞济时就派任我为中校参谋，掌握人事工作。
“记得报到时，侍二处上校秘书沈昌焕 （此人到台湾后任‘外交部长’）发给我们 《曾文正公家书》 全集一套、《圣经》 一本。为了迎合蒋介石的要求，我们读这些并不难，但那个国难当头的时期，谁有心去细味或理解呢？逢到星期日，还要到教堂去做礼拜，听神父讲圣经——大家不过应付应付而已。不过休息日还是有的，是轮休，可以休息一天。有家庭的，可以早一天下午3时离室，第二天上午10时前归队，万万不能有误。我们都知道这个缺嘴将军 （俞济时先天兔唇） 是声色俱厉的。” 项德颐又说：“我们侍卫官的待遇十分优厚。我的月薪是法币17万元，外加三分之二的津贴，共23万元——这对工薪阶级已相当不错了。春秋季发给中纺哔叽中山装，夏季发浅黄色卡其服，冬季则是呢制服。衬衫、鞋袜也是供给的。逢到假日，侍卫官就凭这套显赫制服，佩证章，再腰间别一支‘左轮’，上街去逛。行人侧目，避让遑遑。到戏院、影院，根本不用花钱，而且座排是上好的。乘公共汽车，可以‘优先’上车……民众侧目，也叫国民党官兵眼红，讥为‘天之骄子’。我是从抗战前线的血污中钻过来的人，想想同样是军人，在前方，在后方，两种生活何其悬殊，真有些目眩！”
重庆两公馆，枪毙兵役司长
蒋介石在陪都除复兴关办公楼外，还有两处公馆：黄山公馆、老鹰岩公馆。
黄山在长江南岸，三面环水，地处嘉陵江、长江汇合处，恰似小半岛。黄山公馆是宋美龄与将介石的常住处。宋夫人稍通英、德、法、日等外语，是蒋介石得力的外交助手。她有不少美国 （高层） 朋友。为国事，为私事，她常去美国。宋夫人不在的时候，蒋介石周末便到老鹰岩陈洁如那里去了。
老鹰岩也临江，并有小型飞机场，蒋介石每外出乘飞机，必在此升降。
宋美龄倒也大度，明知陈洁如在重庆，并不因为蒋陈私情徒增烦恼，因为蒋与陈也曾登报声明，脱离关系。陈洁如1971年2月21日在香港寓所病故，终年65岁。
1944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蒋介石驱车返黄山公馆。车至长江边，因为渡轮尚在对岸海棠溪，需要等候，蒋随即下了小车，信步向江边一幢新建的房子走去。透过门口朝里望，蒋看见一排人被绳索手臂连手臂地捆着，坐在地上打瞌睡。显然是拉来的壮丁 （这种情况那时很普遍）。蒋大怒，喝问哨兵。队长战战兢兢回答，是上峰的命令，为防新征来的壮丁逃跑，不得已捆了。蒋一边命令解去捆壮丁的绳索，一边打电话责问兵役署长鹿钟麟。事后，兵役署的一名叫程泽民的司长做了替罪羊——被枪决。
大太子、二太子印象
项德颐对蒋介石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有所接触，留下良好印像。
1944年10月的一个晚上，项偕侍卫官周星环等四人出市区都邮街“唯一电影院”观看轰动一时的美国彩色电影 《出水芙蓉》。散场时已是深夜，没有公共汽车了，只好边聊天边步行回去。行至七星岗附近，看到后面开来一辆吉普车，灯光下瞥见车号是侍从室的，而且前去的公路只有一条，于是就立刻呼叫“停车”，要求搭车。待汽车嘎然刹住，驾车人将头伸出来时，才发觉是大太子蒋经国。侍卫官们顿时不知如何是好时，蒋经国却挥挥手，和蔼地招呼他们上车，“大家挤一挤，坐得下，我把你们都带回去”。车上仅蒋经国一人，大家都坐下了。一路上蒋经国主动与他们攀谈，问：“你们这么晚回去，是在城里看电影吗？戏票又是招待券吗？”侍卫官们唯唯称是。小蒋正色道：“侍从室的待遇很不错，跟我差不多，所以你们以后去看戏，还是应该自己掏钱买。”
蒋经国这时已结束赣南生活，从西北回到重庆不久，出任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项德颐知道，长自己11岁的蒋经国此际正以“青年偶像”出现在大后方。
蒋经国仲弟蒋纬国，1943年冬由步兵调任装甲兵营长后，常来重庆，偕他的夫人石静宜居住在曾家岩侍卫长室楼上。项德颐回忆说，1944年元月的某天下午，蒋纬国夫妇从外面归来，在走廊上与他迎面相遇。蒋纬国身着着少校军服，腰板笔挺，彬彬有礼地打招呼。穿着黑丝旗袍的石静宜报以微笑。彼此互让，侧身而过。蒋纬国有时也会到侍卫官办公室来闲聊。
见周恩来，如沐春风
项德颐说，自己因为工作关系，在“侍从室”时候曾三次见到过周恩来。“周先生礼贤下士，待人和蔼有礼，谦谦大度。尤其他那言简意赅的言谈，在我有如沐春风之感，使我终生维忘。”
第一次、第二次是在1945年11月间，周恩来到曾家岩侍从室，会晤时任军委会委员长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主席的张群 （岳军）。两次会晤都是由项德颐接待引见的，至于晤谈内容就不得而知了。
第三次，同年12月初一天上午，周恩来驱车来到曾家岩会见蒋介石。当时蒋尚在黄山公馆。
按规矩，凡来见蒋介石的都要在武官室登记，但因为周与蒋是老相识，且周又是黄埔军校老长官、老师，更因为周是代表中共的，此时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刚过，所以此手续免去了。俞济时急忙指示项德颐接待周恩来 （俞有事分身不得）。恭请让坐，沏茶礼待，并与之聊了起来。趁等候蒋介石的间隙，当时在场的侍卫长副官陈政明乘机用照相机摄下了周项交谈的镜头 （原意想讨好俞济时，拍照邀功）。项发觉已来不及，责怪陈不礼貌。倒是周恩来微笑解围：“没有关系，我和项先生已见过两次面，现在是第三次了，相识了，留个纪念，不是很好吗？”
这张颇有意义的照片，被项德颐取来，保留了下来，可惜毁于“文革”年代。
飞赴台北和拟赴延安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尚在4月间，蒋介石侍从室的几个单位，分别由重庆迁往南京。不久，“侍从室”改组成军务局，侍一处、侍二处也分别改组成参军处 （参军长商震） 和文官处 （文官长吴昆昌），设在长江路。侍卫长室则改名为警卫室，主任就是原警务组长黎铁汉 （黄埔2期生），竺培基、施觉民为副主任，侍卫官、警务组员原班人马未动。至于原侍卫长俞济时，此时就任军务局长——蒋介石曾发表任他为一战区36集团军总司令，俞来到任。军务局随蒋介石官邸迁到紫金山麓的香林寺一带，前是国防部，左是励志社。
这年10月间蒋介石 （那时还是委员长身份，到1947年4月，国民政府改组，始任国民政府主席） 偕夫人宋美龄作了次台湾行，目的是赴台北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活动。随从人员队伍庞大，当然少不了俞济时、黎铁汉、竺培基、项德颐一群，还有空军武官夏功权。
蒋宋一行乘一架有前舱、后舱的美国专机，在南京明故宫机场启程，约两个小时，降落在台北中山机场。到机场迎接的有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暨省行政长官公署诸官员、地方士绅、工商团体代表人士。沿途老百姓夹道欢迎。可见台湾回归祖国后人心之所向。 第二天，蒋宋下榻草山宾馆。初来乍到，深感宝岛山水相间，空气清新，风景十分优美。但也感到宾馆的建筑式样、内部设施等等，无一不是日式的，殖民时期的痕迹到处可见，同行人感叹不已。台湾的饮食和大陆差不多，为迎合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宾馆的中晚餐菜肴均为四菜一汤 （两荤两素），用大盘子盛着，够吃的。接近蒋的人都知道，蒋是反对大吃大喝的。有一年，侍从室的人在杭州接受省会警察局长何云 （黄埔一期生） 的六大盆佳肴招待，不料蒋介石进来了，见状大怒，当下用手杖打翻几盆菜，何云也被喝斥一顿。这回有意思的是，每餐桌上均有一盆清煮芋艿头，香喷喷的，硕大而酥软。蒋介石举箸指指问道：“此地也盛产这个？”陈仪笑着回答：“不是的，是托人从奉化带来的。”蒋频频点首，十分开心地享用他的家乡土产。
陈仪也是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可谓资深国民党军政元老，又是蒋介石的浙东小同乡。当时他俩的关系还是融洽的。当天晚上，陈向蒋陈述了他的“三年自治计划”。陈仪是1945年10月24日以台湾省行政长官、中国15受降区受降长官身份抵台湾的，未料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是年4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撤销；5月，他作为“替罪羊”离开台北，返大陆。陈仪在台岛时间仅一年又七个月而已。
翌日（10月25日），蒋宋出席台湾各界举行的纪念台湾光复一周年大会。蒋发表演说，千人肃穆静听。越二日，蒋介石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在台观感。当日，蒋宋一行离台飞上海。
讲到蒋介石1946年台湾之行，项德颐顿时联想起1945年蒋介石拟赴延安，找中共中央谈判的旧事。“八·一五”抗战胜利后，蒋为争取民心和政治主动，“提高个人威信，既得抗战胜利果实，又可压倒共产党” （项德颐与机要室郭赞岑交谈时得到的消息），曾一度想作延安行。俞济时为此忙了一阵。他派项德颐等侍卫官打前站。项得知，警务组和黎铁汉，侍卫组长竺培基、施觉民，上校侍卫官俞滨东、赵懿英，以及警卫旅长楼秉国等十数人，还有内卫股便衣班的人等均作蒋的随从。不久，俞济时命项德颐去老街32号军委会机要室，要主任毛庆祥准备好一套去延安时用的特别密码本。“侍从室”都在忐忑不安地作准备。不过由于何应钦、陈诚、白崇禧、陈立夫、陈果夫、戴笠等人“进谏”，怕重演“西安事变”，终于作罢。事后，俞滨东告诉项德颐，宋美龄也反对蒋作延安行，说：“亲赴延安，反倒贬低了你自己。你说和共产党谈判，来个什么假引退，一旦‘引退’弄巧成拙，岂不招致是非？叫谁来收拾烂场面？”
散步紫金山，踌躇满志，走投无路
1946年5月还都南京后，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常去紫金山麓的中山陵、明孝陵散步，并形成习惯。明孝陵前立有石人石马的神道，但不知为何突然打了个弯。蒋对随从说，当年修建孝陵时，发现神道上有座孙权的坟墓，主持人奏请洪武皇帝朱元璋，建议拆去孙墓。但洪武说，不可，孙权是条好汉。神道因此便绕过孙权墓，而成今天的拐弯。蒋介石对朱洪武的气度十分欣赏，因此散步时对这个拐弯颇感兴趣，不厌其烦地讲这一典故。自从中山陵落成，举行过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后，蒋介石更以孙中山继承人、当代“朱洪武”的身份，来到中山陵、明孝陵散步，踌躇满志，抒发“皇帝”胸臆。
1946年6月间，有一次蒋介石散步时，顺道走进黄埔路的国防电台室。蒋有洁癖，即兴用手指往发报机上抹了下，发现沾了灰尘，便面有愠色地责问台长，有几天没有打扫了？台长回答，一星期大擦一次，每天小揩一次。蒋怒目斥道：“这个你不诚实！”台长满脸委屈说：“南京气候干燥，空中多沙尘，比不得重庆多雾……”“强辩！关禁闭！”蒋介石扶着手杖走了。旁人都感到是小题大作，但谁也不敢去求情。
内战惨败，使蒋介石的精神陷入极端焦灼、暴躁的状态中，以致亲手枪杀了宋美龄的哈巴狗。此事件，侍从室里，几乎无人不知，大家忧心忡忡过日子。1948年徐蚌会战 （淮海战役） 节节失利，手下爱将不是战死，就是被俘，蒋军大伤元气。接着，“党国要人”陈布雷自杀 （1948年11月13日），戴季陶自杀 （1949年2月10日）。接踵而来的是，河南省主席张轸宣布河南独立 （1949年1月1日）；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长官程潜通电，要蒋早日引退。更要命的是华中“剿总”长官白崇禧提出最后通牒，逼蒋 （1949年）2月1日前下野……蒋介石如热锅上的蚂蚁，走投无路，一时昏了，拔出手枪，崩了送电报的机要译电官。宋美龄抱着另一只洋犬，逃到孔家，对大姐宋霭龄说：“不好了！老头子疯了！”
后一则故事是项德颐从侍从室旧同人那听来的。那时，他已带职考进中央警官学校警政班，打算去地方见习了。
（选自《民国人物风流录》/朱文楚 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版/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