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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南锣鼓巷领略京城古建筑的魅力时，当我们坐在后海喝着啤酒、暖风微醺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想到，我们正在享受的京城古韵，其存留与保护，跟一位叫侯仁之的老先生有关。
“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
——摘录侯仁之《北京建城记》
中国申遗第一人
在北京市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里，立着一根蓟城纪念柱。旁边绿树荫荫，题记中的《北京建城记》就镌刻在柱旁的石碑上。
对于这根纪念柱，知道的人不多，但它跟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天坛一样，也是北京的地标，甚至可以说，它才是名副其实的地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儿地处北京城早期城址上最重要的一条中心地带，其周边有辽代天宁寺塔、唐代悯忠寺（今称法源寺）等重要古迹，北边一点是周初燕国都城宫殿遗址，中南部是金中都宫殿遗址——这被视为北京建都的起始——相比之下，今天的故宫位置偏东北一些。若是推算起来，这儿才是北京最早的中心。
而这些，都跟一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有关，他的名字叫侯仁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外交往，北京也与许多国家的首都结成了友好城市。可是关于北京城的早期历史，尤其是何时开始建城的，虽然一直有人研究，却始终没有定论。有感于此，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侯仁之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一系列缜密的研究工作，提出北京建城时间应为周武王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045年，当时的名字叫蓟。
这个说法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从此以后，北京城有了自己的“生日”，告别了“身世不明”的历史。此外，侯仁之对北京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城址变迁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所以后来北京市在建蓟城纪念柱的时候，邀请他来撰写碑文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其实，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中国首批6个世界遗产里，北京市就占了3个，即故宫、长城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而这些也是侯仁之竭力促成的，他因此被人尊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说来巧合，关于世界遗产一事，侯仁之也是1984年应邀前往美国讲学时才了解到的。1982年底，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院长卡萨瑞特给侯仁之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他能够前去讲学，并就北京旧城和华盛顿城（中心部分）在城址选择和城市规划的演变上进行比较研究工作。考虑到康大的建筑学院城市和区域规划系的研究十分出色，侯仁之欣然应约。
机会难得，却又好事多磨。1984年春，侯仁之夫妇才得以启程前往美国，并在那儿待了七八个月。
在与美国同行交流的时候，侯仁之听说国际上还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历史悠久、有着众多珍贵文物古迹和优美风景的中国却还没加入这个公约。多位美国教授专家十分关心中国的古建筑和古遗迹的维修和保护，认为如果做好这一类的文物保护，将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他们的谈话深深地打动了侯仁之：“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对啊，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侯仁之觉得美国同行的建议很有道理。事不宜迟，他人还没回国，便马上向国内的有关单位汇报，反映了这边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回国后，他又起草了一份提案，征得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人的同意，在1985年4月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联合签名提出，并获通过。同年12月，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并于1987年开始申报第一批世界遗产。
如今，中国已经有了41处世界遗产，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世界第三；北京城也因为故宫需要一定范围的缓冲区，二环以内的许多重要人文景观，如什刹海、国子监、南北锣鼓巷等，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而这一切，跟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先行者——侯仁之的关注与推动是分不开的。
谈北京城的研究和保护，绕不开侯仁之这个人。
走上研究历史地理的救国之路
侯仁之，祖籍山东省恩县（今属山东省德州市），1911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自小在教会学校读书。他上中学的时候，就读的学校因为尚未在教育部门注册，无法直接报考大学，父亲于是帮他转入河北省通县的潞河中学。父亲希望他以后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因为转学的缘故，侯仁之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还叫北平）。他要先坐火车到北平城，再倒汽车去40里外的通县——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通州区，不过当时还不叫通州，也不归北京管。不过，他离北京近了。
上中学时的侯仁之表现平平，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分。那时候，他唯一出众的地方便是长跑。侯仁之自小体弱多病，曾经数次辍学，很多东西都是母亲在家教给他的。在学校时他想打篮球，可是球队双方都嫌他瘦弱，不想要他，他只好自己跑步。不想这一跑，体质变强了不说，还跑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冠军——学校运动会1500米长跑第一名。转到潞河中学后，他因为擅长长跑，还曾代表学校出征，夺得华北运动会同类比赛冠军。
真正改变侯仁之的是顾颉刚的一篇文章。当时局势危急，日本人步步进逼东北、华北地区，各地的学潮风起云涌，血气方刚的侯仁之心里烦闷，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1932年初，已经放寒假的侯仁之没有回家，而是跑到北平城寻找答案。在一本《中学生杂志》上，他看到了一组题为《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的文章，其中顾颉刚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
“文章不长，但写得特别好，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必空言救国’，要‘到民间去’，‘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多年后，侯仁之还记得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我就想，怎么能像顾颉刚说的那样，到民间去呢？顾颉刚的名字我也不熟悉，我就跑到图书馆借书去了，借了他的《古史辨》。这个《古史辨》是一大本，我也没兴趣啊。但是他的‘序’，我才忘不了。序很长，100多页，像是一篇自传，从他小时候到苏州学习时写起，详细讲了他自己读书和成长的过程……我很感动。”
侯仁之的本意是放弃学医，改去小学教书，这样也能够宣传抗日，后来经潞河中学的校长陈昌佑建议、胞弟侯硕之鼓励，他决定干脆报考顾颉刚任教的燕京大学——巧合的是，潞河中学恰好是燕京大学前身的中学部。1932年夏，侯仁之参加燕京大学的特别考试，被录取到该校历史系，并获得四年的奖学金。
入学没几天便是“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学校在大礼堂搞了个规模很大的纪念会，师生竞相上台发言，那种慷慨激昂的情绪感染了侯仁之。不过更叫他感动的是另一件事情。有一天，他从图书馆出来，沿着河边的一条小路散步，忽然看到一块特殊的纪念碑，上面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几个大字。那一刻，侯仁之震惊了！
原来，这魏士毅不是别人，正是燕京大学在6年前的“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女学生。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前往段祺瑞执政府游行请愿，遭到残酷镇压，死伤200余人，鲁迅还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来控诉这桩惨案，而燕大也在这一天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学生。惨案发生的第二天，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便派人设法领回魏士毅的遗体，并举行了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
“在校园里立这样一块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真是了不起啊！……我在燕京大学当学生，这是使我最受教育的一件事，永远忘不了。我当时感到，燕大真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司徒校长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多年以后，侯仁之一说起燕京大学，首先感慨的便是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他始终认为，顾颉刚、洪业等学术大家对他的影响，不仅是学业上的，更是思想上的。
顾颉刚、洪业等人不仅支持侯仁之关心甚至参与爱国运动，还鼓励他将爱国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1934年3月，在顾颉刚、谭其骧等人的主持下，第一份以中国地理沿革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杂志《禹贡》正式编辑出版了。杂志之所以叫“禹贡”，是因为《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其中的“禹贡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这样命名，既有学术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鼓励、提醒学者们关注中国地理沿革、边疆问题，这在国土不断被日、俄、英等世界列强侵蚀的时代，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在1936年7月至1937年7月这一年间，《禹贡》便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东北研究专号》、《西北研究专号》、《察绥专号》、《康藏专号》等，强调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和神圣性，揭露了世界列强的侵略本质，弘扬了“华夏不可侮，国土不可裂”的民族精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跟随老师们做这些研究工作时，侯仁之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像洪业，便常鼓励侯仁之留心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书。顾炎武本名一个“绛”字，曾起兵抗清，清兵入关后坚守气节，终生不做官，通过学术研究表达自己对国破家亡的忧愤之情，并改了名字，提醒自己是炎黄子孙。在读顾炎武的著作时，侯仁之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并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也是顾炎武后半生一直在践行的四个字——经世致用！
这在他1944年为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生赠言时得以充分的表达：“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饮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足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
在“圆明园大学”里研究水源
如果把侯仁之的所有研究对象排一个序的话，那么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水系；若是给诸多水系排个序，第一位则是北京城的。
之所以会这样，其实也是他受到老师行为影响的结果。侯仁之刚入学的时候，洪业教授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了，但是他的研究工作又那么细微、认真，往往从身边一个很小的案子入手，然后穷追不舍，最终见前人所未见、言前人所未言。
据侯仁之回忆，“洪业是最先研究燕大校园的历史，研究勺园的”。洪业听说燕大的校园是原来的勺园，便开始研究勺园的历史，并千方百计找到了《勺园修禊图》，据此写出了《勺园图录考》。洪业还分析了燕大校园周边地区的河湖水系，后来对淑春园的研究尤为深入。“书就是我入大学的那一年出版的，中国式的装订，中国式的印刷。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侯仁之通过老师的研究工作，明白了一个并不深奥却又践行困难的道理：“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受老师启发，侯仁之决定从离燕京大学较近的圆明园入手。那时候，侯仁之经常利用周末沿圆明园流水溯源而上，经颐和园的昆明湖，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上游，再到卧佛寺附近的樱桃沟和香山碧云寺。就这样，侯仁之在实地考察中弄清楚了海淀一带园林水道的开发过程。因为起点是在圆明园，他便把这个“学习场地”戏称为“圆明园大学”。
侯仁之笑言：“在燕京，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大学，我叫它‘圆明园大学’。”“这些研究一直影响到了我日后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此后，他又把考察范围扩展到北京城的西南一带，踏勘了金朝中都的残余城墙，了解北京城址的变迁与河道水流的关系。这一期间，他研读了许多有关中国水利的典籍，本科毕业时选择清康熙时的治水工程，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洪业又让他以“陈潢治河”为题写了一篇专文，发表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大公报·史地周刊》上，这让侯仁之深受感动与鼓舞。
从此，侯仁之与水源、与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一段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十年的专项研究工作。
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有着美国教会背景的燕京大学被封。燕京大学11位教职员被捕，侯仁之也在其中。被关押了半年后，侯仁之被判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铺保开释，剥夺迁居旅行自由。出狱后，他与妻儿住在天津岳父母家。饶是如此，他也没闲着，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天津史表长编草例》、《天津聚落之起源》、《北平金水河考》等论文。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远赴英伦深造。“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这是恩师洪业对他的教导。洪业教授没有安排他去哈佛大学，而是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进修历史地理学，因为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罗士培（Roxby）教授。侯仁之到达利物浦大学时，罗士培教授已退休，他遇到了影响自己至深的另一位名师、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达比（Darby）教授。
达比对侯仁之的要求极严，要求侯仁之先提交博士研究论文的“绪论”，要求他改了又改，整整考核了他一年，确定他确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良才之后，才正式收下他这个博士研究生。
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侯仁之选择了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北平城，据此写就的博士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是侯仁之的第一部历史地理学专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侯老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煌煌巨著，是目前国内同类著作里最详尽、最权威的，这与他之前的研究可谓一脉相承。
师从达比教授，侯仁之学习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学术视野有了很大开阔，这为他后来开创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运用历史地理学为国家建设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京活地图”这个外号
经过这么多年的潜心研究，侯仁之已经变得比北京人还了解北京城了。
1949年1月，率50万大军驻守北平城的傅作义投诚，北平和平解放。后经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推荐，侯仁之出任北京市城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参加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
在北京的建设规划中，针对以海淀为中心、创建首都文化教育区的设想，侯仁之决定发挥自己专业所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951年，他在充分研究海淀水系的发展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写就《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一文，对规划提出了具体建议。这是一篇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的实证研究论文，时至今日，它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1952年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侯仁之被任命为新北京大学的副教务长，兼任地质地理系主任。1950年，侯仁之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首次论述了沿革地理学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区别，在从沿革地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是历史学者，先后邀请侯仁之参与他主持的“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并担任后者的主编。对普及科学知识很感兴趣的侯仁之答应了，并撰写了《徐霞客》、《历史上的北京城》二书，侯仁之是“北京活地图”的叫法也在这时候渐渐传开了。
不想，这些都随着1965年吴晗被打倒而被人扯了出来，不久，“文革”爆发，侯仁之因为与吴晗有联系而渐渐被人疏远，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他同周一良、季羡林等人一道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帽子，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因为与吴晗有过往来，他还无形中比别人多出来一条罪名！
一代学人因此错失了做学术的十几年黄金时间，岂不痛哉！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侯仁之出席了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许多荒废多年的科研工作被重拾了起来。这让侯仁之感到浑身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便参加了中科院沙漠研究综合考察队，前往西北沙漠，却忘了自己已经是67岁的老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刚刚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许多学人，都像是铆着一股劲，巴不得不眠不休，将过去失去的时光给追补回来。在西北考察时，侯仁之深入毛乌素沙地、宁夏河东沙区，运用自己的历史地理知识，对分布于沙漠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址开展了系统研究，揭示了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过程，同时也为合理地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侯仁之也因为长期关注沙漠地区的发展，有了另一个收获——开辟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
不过细说起来，侯仁之最关心的还是北京城。此时，北京的城墙几乎被拆光了，许多古文物、古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侯仁之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由北京城市的起源入手，揭示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呼吁保护这座历史文化名城：1985年，侯仁之写作《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呼吁保护损毁严重的卢沟桥，不能再在上面通车了；1994年12月，侯仁之针对正在修建的北京西客站，提出“莲花池畔再造京门”的建议，以期恢复周边生态平衡；1998年，他又提出改善后门桥的建议，再三强调中轴线的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正是有着扎实、严谨的学术理论做支撑，侯仁之几次提出的建议都得到了采纳。 也正因为侯仁之如此热心，所以西便门旁明北京城城墙遗迹及东南角楼维修完毕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让侯老来题字、撰写碑文。
今天，当我们看到卢沟桥、东南角楼古朴如初的时候，当我们欣赏着莲花池美丽的湖景时，当我们夏天坐在后海边上喝着啤酒的时候……人们可曾想到，这背后都离不开一位百岁老人的努力？
若不是有侯仁之，真不知北京城会留下几多遗憾！
“我在燕京大学当学生，这是使我最受教育的一件事，永远忘不了。我当时感到，燕大真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司徒校长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
侯仁之笑言：“在燕京，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大学，我叫它‘圆明园大学’。”
侯仁之感到浑身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便参加了中科院沙漠研究综合考察队，前往西北沙漠，却忘了自己已经是67岁的老人！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古都北京改造和建设的规划设计。侯仁之应邀出任委员，以他对北京历史地理的深刻认识，以及在北京地形、历史、水道、河流、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意见和资料。1951年5月，侯仁之向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提出编制《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建议，得到支持。
1958年，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开挖地基时，发现深埋的古河道。侯仁之受命组织力量考察研究并复原埋藏在北京城区地下的古河道分布。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再次被提出。
1979年，以侯仁之为主编，13位学者专家组成编委会，21位合作单位专家承担科研与编辑工作，终于真正开始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纂。
经过七年浩繁编纂和修订，1988年《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主要反映了北京市域历代建置和金代以后的城市沿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题写了书名。此后1997年，《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辑）出版，该集主要表现史前时期北京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过程，及早期农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北京业务部门的高度评价。图集“研订之精确，编制之得体，印刷之精美，皆属上乘，诚为历史地图之表率。此册之出版，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亦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模楷也”。（谭其骧语）
更有游览观光客评价，手拿《北京历史地图集》，“方才知道脚下踩着的是怎样一块土地。”
“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蓟。《礼记·乐记》载，孔子授徒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史记·燕召公世家》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燕在蓟之西南约百里。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蓟城核心部位在今宣武区，地近华北大平原北端，系中原与塞上来往交通之枢纽。……”
——摘录侯仁之《北京建城记》
中国申遗第一人
在北京市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里，立着一根蓟城纪念柱。旁边绿树荫荫，题记中的《北京建城记》就镌刻在柱旁的石碑上。
对于这根纪念柱，知道的人不多，但它跟故宫、天安门、颐和园、天坛一样，也是北京的地标，甚至可以说，它才是名副其实的地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儿地处北京城早期城址上最重要的一条中心地带，其周边有辽代天宁寺塔、唐代悯忠寺（今称法源寺）等重要古迹，北边一点是周初燕国都城宫殿遗址，中南部是金中都宫殿遗址——这被视为北京建都的起始——相比之下，今天的故宫位置偏东北一些。若是推算起来，这儿才是北京最早的中心。
而这些，都跟一位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有关，他的名字叫侯仁之。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外交往，北京也与许多国家的首都结成了友好城市。可是关于北京城的早期历史，尤其是何时开始建城的，虽然一直有人研究，却始终没有定论。有感于此，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侯仁之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了一系列缜密的研究工作，提出北京建城时间应为周武王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1045年，当时的名字叫蓟。
这个说法得到了史学界的普遍认可。从此以后，北京城有了自己的“生日”，告别了“身世不明”的历史。此外，侯仁之对北京的起源、形成、发展及城址变迁也有相当深入的研究，所以后来北京市在建蓟城纪念柱的时候，邀请他来撰写碑文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其实，侯仁之先生对北京城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中国首批6个世界遗产里，北京市就占了3个，即故宫、长城和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而这些也是侯仁之竭力促成的，他因此被人尊称为“中国申遗第一人”。
说来巧合，关于世界遗产一事，侯仁之也是1984年应邀前往美国讲学时才了解到的。1982年底，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院长卡萨瑞特给侯仁之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他能够前去讲学，并就北京旧城和华盛顿城（中心部分）在城址选择和城市规划的演变上进行比较研究工作。考虑到康大的建筑学院城市和区域规划系的研究十分出色，侯仁之欣然应约。
机会难得，却又好事多磨。1984年春，侯仁之夫妇才得以启程前往美国，并在那儿待了七八个月。
在与美国同行交流的时候，侯仁之听说国际上还有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而历史悠久、有着众多珍贵文物古迹和优美风景的中国却还没加入这个公约。多位美国教授专家十分关心中国的古建筑和古遗迹的维修和保护，认为如果做好这一类的文物保护，将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他们的谈话深深地打动了侯仁之：“中国的万里长城这一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不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对啊，为什么不加入这个公约，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呢？侯仁之觉得美国同行的建议很有道理。事不宜迟，他人还没回国，便马上向国内的有关单位汇报，反映了这边的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回国后，他又起草了一份提案，征得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三人的同意，在1985年4月的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联合签名提出，并获通过。同年12月，中国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并于1987年开始申报第一批世界遗产。
如今，中国已经有了41处世界遗产，仅次于意大利和西班牙，位居世界第三；北京城也因为故宫需要一定范围的缓冲区，二环以内的许多重要人文景观，如什刹海、国子监、南北锣鼓巷等，得以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而这一切，跟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先行者——侯仁之的关注与推动是分不开的。
谈北京城的研究和保护，绕不开侯仁之这个人。
走上研究历史地理的救国之路
侯仁之，祖籍山东省恩县（今属山东省德州市），1911年生于河北省枣强县肖张镇，自小在教会学校读书。他上中学的时候，就读的学校因为尚未在教育部门注册，无法直接报考大学，父亲于是帮他转入河北省通县的潞河中学。父亲希望他以后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
因为转学的缘故，侯仁之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还叫北平）。他要先坐火车到北平城，再倒汽车去40里外的通县——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市通州区，不过当时还不叫通州，也不归北京管。不过，他离北京近了。
上中学时的侯仁之表现平平，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分。那时候，他唯一出众的地方便是长跑。侯仁之自小体弱多病，曾经数次辍学，很多东西都是母亲在家教给他的。在学校时他想打篮球，可是球队双方都嫌他瘦弱，不想要他，他只好自己跑步。不想这一跑，体质变强了不说，还跑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冠军——学校运动会1500米长跑第一名。转到潞河中学后，他因为擅长长跑，还曾代表学校出征，夺得华北运动会同类比赛冠军。
真正改变侯仁之的是顾颉刚的一篇文章。当时局势危急，日本人步步进逼东北、华北地区，各地的学潮风起云涌，血气方刚的侯仁之心里烦闷，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1932年初，已经放寒假的侯仁之没有回家，而是跑到北平城寻找答案。在一本《中学生杂志》上，他看到了一组题为《贡献给今日的青年》的文章，其中顾颉刚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
“文章不长，但写得特别好，满腔热情地勉励青年‘不必空言救国’，要‘到民间去’，‘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多年后，侯仁之还记得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我就想，怎么能像顾颉刚说的那样，到民间去呢？顾颉刚的名字我也不熟悉，我就跑到图书馆借书去了，借了他的《古史辨》。这个《古史辨》是一大本，我也没兴趣啊。但是他的‘序’，我才忘不了。序很长，100多页，像是一篇自传，从他小时候到苏州学习时写起，详细讲了他自己读书和成长的过程……我很感动。”
侯仁之的本意是放弃学医，改去小学教书，这样也能够宣传抗日，后来经潞河中学的校长陈昌佑建议、胞弟侯硕之鼓励，他决定干脆报考顾颉刚任教的燕京大学——巧合的是，潞河中学恰好是燕京大学前身的中学部。1932年夏，侯仁之参加燕京大学的特别考试，被录取到该校历史系，并获得四年的奖学金。
入学没几天便是“九一八”一周年纪念日，学校在大礼堂搞了个规模很大的纪念会，师生竞相上台发言，那种慷慨激昂的情绪感染了侯仁之。不过更叫他感动的是另一件事情。有一天，他从图书馆出来，沿着河边的一条小路散步，忽然看到一块特殊的纪念碑，上面刻着“魏士毅女士纪念碑”几个大字。那一刻，侯仁之震惊了！
原来，这魏士毅不是别人，正是燕京大学在6年前的“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女学生。1926年3月18日，北京各界群众前往段祺瑞执政府游行请愿，遭到残酷镇压，死伤200余人，鲁迅还写了《记念刘和珍君》一文来控诉这桩惨案，而燕大也在这一天失去了一个可爱的学生。惨案发生的第二天，燕大校长司徒雷登便派人设法领回魏士毅的遗体，并举行了全校师生参加的追悼会。
“在校园里立这样一块碑，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真是了不起啊！……我在燕京大学当学生，这是使我最受教育的一件事，永远忘不了。我当时感到，燕大真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司徒校长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多年以后，侯仁之一说起燕京大学，首先感慨的便是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他始终认为，顾颉刚、洪业等学术大家对他的影响，不仅是学业上的，更是思想上的。
顾颉刚、洪业等人不仅支持侯仁之关心甚至参与爱国运动，还鼓励他将爱国与研究工作结合起来。1934年3月，在顾颉刚、谭其骧等人的主持下，第一份以中国地理沿革为研究对象的专业杂志《禹贡》正式编辑出版了。杂志之所以叫“禹贡”，是因为《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其中的“禹贡篇”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地理书籍。这样命名，既有学术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鼓励、提醒学者们关注中国地理沿革、边疆问题，这在国土不断被日、俄、英等世界列强侵蚀的时代，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
在1936年7月至1937年7月这一年间，《禹贡》便有针对性地推出了《东北研究专号》、《西北研究专号》、《察绥专号》、《康藏专号》等，强调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性和神圣性，揭露了世界列强的侵略本质，弘扬了“华夏不可侮，国土不可裂”的民族精神。“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跟随老师们做这些研究工作时，侯仁之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像洪业，便常鼓励侯仁之留心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书。顾炎武本名一个“绛”字，曾起兵抗清，清兵入关后坚守气节，终生不做官，通过学术研究表达自己对国破家亡的忧愤之情，并改了名字，提醒自己是炎黄子孙。在读顾炎武的著作时，侯仁之明白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并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这也是顾炎武后半生一直在践行的四个字——经世致用！
这在他1944年为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生赠言时得以充分的表达：“在中国，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出路，似乎不成问题，但是人生的究竟，当不尽在饮食起居，而一个身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尤不应以个人的丰衣足食为满足。他应该抓住一件足以安身立命的工作，这件工作就是他的事业，就是他生活的重心。为这件工作，他可以忍饥，可以耐寒，可以吃苦，可以受折磨，可以寄托生命，这就是所谓‘献身’，这就是中国读书人所最重视的坚忍不拔的‘士节’。”
在“圆明园大学”里研究水源
如果把侯仁之的所有研究对象排一个序的话，那么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水系；若是给诸多水系排个序，第一位则是北京城的。
之所以会这样，其实也是他受到老师行为影响的结果。侯仁之刚入学的时候，洪业教授已是蜚声海内外的大学者了，但是他的研究工作又那么细微、认真，往往从身边一个很小的案子入手，然后穷追不舍，最终见前人所未见、言前人所未言。
据侯仁之回忆，“洪业是最先研究燕大校园的历史，研究勺园的”。洪业听说燕大的校园是原来的勺园，便开始研究勺园的历史，并千方百计找到了《勺园修禊图》，据此写出了《勺园图录考》。洪业还分析了燕大校园周边地区的河湖水系，后来对淑春园的研究尤为深入。“书就是我入大学的那一年出版的，中国式的装订，中国式的印刷。我受他的影响很大。”
侯仁之通过老师的研究工作，明白了一个并不深奥却又践行困难的道理：“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受老师启发，侯仁之决定从离燕京大学较近的圆明园入手。那时候，侯仁之经常利用周末沿圆明园流水溯源而上，经颐和园的昆明湖，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上游，再到卧佛寺附近的樱桃沟和香山碧云寺。就这样，侯仁之在实地考察中弄清楚了海淀一带园林水道的开发过程。因为起点是在圆明园，他便把这个“学习场地”戏称为“圆明园大学”。
侯仁之笑言：“在燕京，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大学，我叫它‘圆明园大学’。”“这些研究一直影响到了我日后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
此后，他又把考察范围扩展到北京城的西南一带，踏勘了金朝中都的残余城墙，了解北京城址的变迁与河道水流的关系。这一期间，他研读了许多有关中国水利的典籍，本科毕业时选择清康熙时的治水工程，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洪业又让他以“陈潢治河”为题写了一篇专文，发表在自己参与编辑的《大公报·史地周刊》上，这让侯仁之深受感动与鼓舞。
从此，侯仁之与水源、与北京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一段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十年的专项研究工作。
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有着美国教会背景的燕京大学被封。燕京大学11位教职员被捕，侯仁之也在其中。被关押了半年后，侯仁之被判徒刑一年，缓刑三年，取铺保开释，剥夺迁居旅行自由。出狱后，他与妻儿住在天津岳父母家。饶是如此，他也没闲着，利用这段时间写出了《天津史表长编草例》、《天津聚落之起源》、《北平金水河考》等论文。
抗战胜利后，侯仁之远赴英伦深造。“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这是恩师洪业对他的教导。洪业教授没有安排他去哈佛大学，而是前往英国利物浦大学进修历史地理学，因为那里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罗士培（Roxby）教授。侯仁之到达利物浦大学时，罗士培教授已退休，他遇到了影响自己至深的另一位名师、利物浦大学地理系主任达比（Darby）教授。
达比对侯仁之的要求极严，要求侯仁之先提交博士研究论文的“绪论”，要求他改了又改，整整考核了他一年，确定他确是从事学术研究的良才之后，才正式收下他这个博士研究生。
在选择研究对象时，侯仁之选择了最熟悉、最有感情的北平城，据此写就的博士论文《北平的历史地理》是侯仁之的第一部历史地理学专著。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侯老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煌煌巨著，是目前国内同类著作里最详尽、最权威的，这与他之前的研究可谓一脉相承。
师从达比教授，侯仁之学习到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学术视野有了很大开阔，这为他后来开创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运用历史地理学为国家建设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北京活地图”这个外号
经过这么多年的潜心研究，侯仁之已经变得比北京人还了解北京城了。
1949年1月，率50万大军驻守北平城的傅作义投诚，北平和平解放。后经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推荐，侯仁之出任北京市城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参加首都的城市规划工作。
在北京的建设规划中，针对以海淀为中心、创建首都文化教育区的设想，侯仁之决定发挥自己专业所长，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1951年，他在充分研究海淀水系的发展历史及现状的基础上，写就《北京海淀附近的地形水道与聚落》一文，对规划提出了具体建议。这是一篇按照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进行的实证研究论文，时至今日，它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典范之作。
1952年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被撤销，侯仁之被任命为新北京大学的副教务长，兼任地质地理系主任。1950年，侯仁之发表了《“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一文，首次论述了沿革地理学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区别，在从沿革地理学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转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时任北京副市长的吴晗是历史学者，先后邀请侯仁之参与他主持的“历史小丛书”、“地理小丛书”，并担任后者的主编。对普及科学知识很感兴趣的侯仁之答应了，并撰写了《徐霞客》、《历史上的北京城》二书，侯仁之是“北京活地图”的叫法也在这时候渐渐传开了。
不想，这些都随着1965年吴晗被打倒而被人扯了出来，不久，“文革”爆发，侯仁之因为与吴晗有联系而渐渐被人疏远，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他同周一良、季羡林等人一道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帽子，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因为与吴晗有过往来，他还无形中比别人多出来一条罪名！
一代学人因此错失了做学术的十几年黄金时间，岂不痛哉！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侯仁之出席了会议，邓小平在会议上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许多荒废多年的科研工作被重拾了起来。这让侯仁之感到浑身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便参加了中科院沙漠研究综合考察队，前往西北沙漠，却忘了自己已经是67岁的老人！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刚刚经历过反右与文革的许多学人，都像是铆着一股劲，巴不得不眠不休，将过去失去的时光给追补回来。在西北考察时，侯仁之深入毛乌素沙地、宁夏河东沙区，运用自己的历史地理知识，对分布于沙漠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址开展了系统研究，揭示了历史时期以来人类活动对当地自然环境的影响过程，同时也为合理地发展当地的社会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侯仁之也因为长期关注沙漠地区的发展，有了另一个收获——开辟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
不过细说起来，侯仁之最关心的还是北京城。此时，北京的城墙几乎被拆光了，许多古文物、古建筑遭到严重破坏。侯仁之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由北京城市的起源入手，揭示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呼吁保护这座历史文化名城：1985年，侯仁之写作《保护卢沟桥刻不容缓》一文，呼吁保护损毁严重的卢沟桥，不能再在上面通车了；1994年12月，侯仁之针对正在修建的北京西客站，提出“莲花池畔再造京门”的建议，以期恢复周边生态平衡；1998年，他又提出改善后门桥的建议，再三强调中轴线的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正是有着扎实、严谨的学术理论做支撑，侯仁之几次提出的建议都得到了采纳。 也正因为侯仁之如此热心，所以西便门旁明北京城城墙遗迹及东南角楼维修完毕时，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让侯老来题字、撰写碑文。
今天，当我们看到卢沟桥、东南角楼古朴如初的时候，当我们欣赏着莲花池美丽的湖景时，当我们夏天坐在后海边上喝着啤酒的时候……人们可曾想到，这背后都离不开一位百岁老人的努力？
若不是有侯仁之，真不知北京城会留下几多遗憾！
“我在燕京大学当学生，这是使我最受教育的一件事，永远忘不了。我当时感到，燕大真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司徒校长真是一位了不起的校长！”
侯仁之笑言：“在燕京，我等于是上了两个大学，一个是正规的六日制大学——就是燕京大学；还有一个一日制大学，我叫它‘圆明园大学’。”
侯仁之感到浑身热血沸腾，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便参加了中科院沙漠研究综合考察队，前往西北沙漠，却忘了自己已经是67岁的老人！
侯仁之主编《北京历史地图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北京，北京市政府专门成立了“都市计划委员会”，负责古都北京改造和建设的规划设计。侯仁之应邀出任委员，以他对北京历史地理的深刻认识，以及在北京地形、历史、水道、河流、土地利用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意见和资料。1951年5月，侯仁之向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提出编制《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建议，得到支持。
1958年，人民大会堂破土动工，开挖地基时，发现深埋的古河道。侯仁之受命组织力量考察研究并复原埋藏在北京城区地下的古河道分布。编纂《北京历史地图集》的工作再次被提出。
1979年，以侯仁之为主编，13位学者专家组成编委会，21位合作单位专家承担科研与编辑工作，终于真正开始了《北京历史地图集》的编纂。
经过七年浩繁编纂和修订，1988年《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辑）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主要反映了北京市域历代建置和金代以后的城市沿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题写了书名。此后1997年，《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二辑）出版，该集主要表现史前时期北京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过程，及早期农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后，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北京业务部门的高度评价。图集“研订之精确，编制之得体，印刷之精美，皆属上乘，诚为历史地图之表率。此册之出版，不仅对研究北京之历史地理有重大价值，亦可为全国编制省级历史地图之模楷也”。（谭其骧语）
更有游览观光客评价，手拿《北京历史地图集》，“方才知道脚下踩着的是怎样一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