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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志愿兵自卫团海军陆战队中校林赛·赖德带领部分被俘官兵逃出日军集中营,他们依靠中国抗日部队及地方抗日游击队。在岭南创建了一个军事情报地下组织——“英军服务团”,以便设法援助被日军囚禁在集中营内的盟军战俘逃离虎口。
在岭南建立组织的构想
1942年初,林赛·赖德从香港深水埗日本军集中营逃亡出来,几经艰辛逃离日军魔掌到了中国内陆,辗转抵达重庆。对此,他深有感触:当初落入敌人手中囚禁在集中营内,与其他所有战俘一样,与外间隔绝。一无所知;逃离集中营时,意想不到在新界得到中共游击队的帮助,使自己能够安全到达中国大陆。由此他产生了援救集中营内大批战俘的愿望。他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武官格里姆斯代尔递交了一份具体计划。建议在中国岭南建立一个“地下军事情报组织”。该组织主要任务是设法援助那些被日军囚禁在集中营内的战俘逃离虎口。抵达中国的非日占区。为了保证这些行动万无一失,当务之急就是要向集中營内的战俘传递情报信息,供给他们急需药品;他们一旦逃出来后,及时接应他们。并给予救护治疗及安置。
计划中,按赖德的设想。该组织应作为大使馆武官办事处的特别组织,归赖德指挥,工作人员不管是华籍或英籍,他都有权随时调动。至于该组织后方指挥部的地点,他建议设在粤北曲江(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赖德逃离香港准备前往重庆时,曾途经曲江,并逗留过几天。曲江距广州距离不远,曲江火车站是粤汉铁路线上一个重要的车站。同时他还建议:在粤东惠州一带建立起各种前方救援站。这些救援站的医疗队,以医生及护理人员为骨干,以巡回医疗方式出现,争取当地人的信任和好感。但真正目的是使香港逃亡战俘与难民得到必要的帮助及治疗。当时要到日占区香港,必须通过粤东地区及九龙新界。因而赖德认为在这里的各种英国人组织与国民党军队以及在这一带活动的中共游击队紧密协作,共同建立起一个既准确而又迅速的救援网络是非常必要的。除此,还应设立银行、商店、交通运输与通讯等必要的技术性服务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
拜会蒋介石夫妇
英使馆武官格里姆斯代尔对赖德这份计划表示赞赏。在他积极支持下争取得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总指挥兰斯·丹尼斯少将的同意,将计划同时分送中、英两国有关当局批准。武官又将赖德计划的基本内容向印度新德里的英国总部发电报请示,并申请筹办经费。他很快便接到韦维尔将军从新德里来的复电,原则上同意了该组织的成立。但对于计划中提出给予人员、运输工具、武器及无线电通讯器材等的要求,却表示爱莫能助。
至于中国当局,武官则与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一起前往拜会蒋介石。蒋介石在夫人的陪同下接见了他们。宋美龄亲自为蒋介石当翻译。武官格里姆斯代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向蒋介石介绍赖德这份计划的设想。他边介绍边察言观色,说话小心谨慎。鉴于国民政府对香港政局比较关注。为了消除中方顾虑,武官向蒋介石做了保证:这个组织绝不会进行政治性活动。并解释:由于要同香港取得讯息联系,不得不通过共产党控制地区,而且不得不跟中共游击队(东江纵队)建立友好关系。他还进一步表示:如不放心,中统局局长戴笠可以对这个组织进行监督。
蒋介石与宋美龄用中文简短交换意见后,认可了这个计划。英大使与武官均认为蒋介石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似乎不想再与英国人过不去;认为这次拜会达到预期目的。全赖蒋夫人为他们帮助劝说委员长。当他们告辞步出大门时,还听到蒋夫人对蒋介石说:“您必须尽力帮助这些可怜的战俘,只要想起他们在集中营里受苦的情景,我心里就难过。”
在曲江建立后方指挥部
1942年2月底。奉武官格里姆斯代尔的命令。赖德返回岭南。按计划着手筹建工作。3月2日,赖德返抵曲江,月台上人头攒动。大家在迎候着他的来临。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得到救援而得以逃离香港的战俘,有些却是香港沦陷之际由于军队的协助而获逃生者:而其中人数最多者是香港逃出来的中国难民。他们普遍缺衣少食,一贫如洗,当中很多人还带着家眷,扶老携幼。赖德马上意识到。他在筹建中的这个组织将要面对的压力:不仅是有关军事上的问题,还面临着许许多多老百姓急待解决的问题。
赖德吸收部分人作为早期成员。当中有6位是香港特别行动委员会称作“Z”部队的军官。这个组织在日本侵占香港时成立。主要是在背后袭击日寇及进行破坏。沦陷后,这6人逃到中国来,并曾在中共游击区里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国民政府对他们留在岭南继续抗日有点忌惮,担心他们会向共产党提供资金、弹药、武器装备或军事训练,故下令把他们驱逐出境。但有3位侥幸获准留中国:原海军上将陈策爵士属下的“鱼雷快艇队”英国皇家海军上尉何文札,原香港教育司署物理科督学、后成为海军上尉的C·M·麦克尤恩,海军士官E·M·霍尔罗伊德。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何文礼已经是香港行政机构的见习文员,他学会了广州话,准备到辅政司任职。他自加入“Z”部队后,由于对敌斗争英勇而崭露头角。香港沦陷后两天,霍尔罗伊德带领一支海军从香港北角集中营逃跑出来,到曲江后他才加入“Z”部队。他们三个人一起加入了赖德的组织。从事救援香港难民及逃亡战俘工作。
这个组织的办公地点,最初几周设在曲江卫理公会医疗代表团的河西医院内、赖德本人的卧室里。赖德是以该医院负责人摩尔医生的客人身份住进去的。不久,办公地点挪到江上两艘画舫上。常人观念,画舫是些不正经的地方,而赖德却以此作为临时指挥部。一艘画舫辟作办公室。另一艘为卧室兼作餐厅与接待室。
赖德之所以选择曲江为这个组织的指挥部。是因为抗战时曲江乃广东省省府所在地,亦是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属余汉谋将军所统辖,工作比较方便。原香港大学同僚朱礼传将军出面与第七战区司令部协商,通过这些关系从而获准建立指挥部。
在惠州一带建立前方救援站
赖德征得武官格里姆斯代尔同意后,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惠州。因为那里毗邻香港,在这前沿地区建立医疗救护站,便于以此公开的机构掩护营救战俘与难民的工作。这样。一方面通过医疗救护站收容从香港逃亡出来的人员。给予照顾并护送去惠州:而另一目的就是拟在毗邻香港一带地方设立情报讯息网络,方便与香港保持联系,为日后策划大规模行动。如迫使当局释放战俘、救济香港难民等等做准备。
在岭南建立组织的构想
1942年初,林赛·赖德从香港深水埗日本军集中营逃亡出来,几经艰辛逃离日军魔掌到了中国内陆,辗转抵达重庆。对此,他深有感触:当初落入敌人手中囚禁在集中营内,与其他所有战俘一样,与外间隔绝。一无所知;逃离集中营时,意想不到在新界得到中共游击队的帮助,使自己能够安全到达中国大陆。由此他产生了援救集中营内大批战俘的愿望。他向英国驻华大使馆武官格里姆斯代尔递交了一份具体计划。建议在中国岭南建立一个“地下军事情报组织”。该组织主要任务是设法援助那些被日军囚禁在集中营内的战俘逃离虎口。抵达中国的非日占区。为了保证这些行动万无一失,当务之急就是要向集中營内的战俘传递情报信息,供给他们急需药品;他们一旦逃出来后,及时接应他们。并给予救护治疗及安置。
计划中,按赖德的设想。该组织应作为大使馆武官办事处的特别组织,归赖德指挥,工作人员不管是华籍或英籍,他都有权随时调动。至于该组织后方指挥部的地点,他建议设在粤北曲江(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部所在地)。赖德逃离香港准备前往重庆时,曾途经曲江,并逗留过几天。曲江距广州距离不远,曲江火车站是粤汉铁路线上一个重要的车站。同时他还建议:在粤东惠州一带建立起各种前方救援站。这些救援站的医疗队,以医生及护理人员为骨干,以巡回医疗方式出现,争取当地人的信任和好感。但真正目的是使香港逃亡战俘与难民得到必要的帮助及治疗。当时要到日占区香港,必须通过粤东地区及九龙新界。因而赖德认为在这里的各种英国人组织与国民党军队以及在这一带活动的中共游击队紧密协作,共同建立起一个既准确而又迅速的救援网络是非常必要的。除此,还应设立银行、商店、交通运输与通讯等必要的技术性服务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
拜会蒋介石夫妇
英使馆武官格里姆斯代尔对赖德这份计划表示赞赏。在他积极支持下争取得到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总指挥兰斯·丹尼斯少将的同意,将计划同时分送中、英两国有关当局批准。武官又将赖德计划的基本内容向印度新德里的英国总部发电报请示,并申请筹办经费。他很快便接到韦维尔将军从新德里来的复电,原则上同意了该组织的成立。但对于计划中提出给予人员、运输工具、武器及无线电通讯器材等的要求,却表示爱莫能助。
至于中国当局,武官则与英国驻华大使霍勒斯·西摩爵士一起前往拜会蒋介石。蒋介石在夫人的陪同下接见了他们。宋美龄亲自为蒋介石当翻译。武官格里姆斯代尔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向蒋介石介绍赖德这份计划的设想。他边介绍边察言观色,说话小心谨慎。鉴于国民政府对香港政局比较关注。为了消除中方顾虑,武官向蒋介石做了保证:这个组织绝不会进行政治性活动。并解释:由于要同香港取得讯息联系,不得不通过共产党控制地区,而且不得不跟中共游击队(东江纵队)建立友好关系。他还进一步表示:如不放心,中统局局长戴笠可以对这个组织进行监督。
蒋介石与宋美龄用中文简短交换意见后,认可了这个计划。英大使与武官均认为蒋介石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似乎不想再与英国人过不去;认为这次拜会达到预期目的。全赖蒋夫人为他们帮助劝说委员长。当他们告辞步出大门时,还听到蒋夫人对蒋介石说:“您必须尽力帮助这些可怜的战俘,只要想起他们在集中营里受苦的情景,我心里就难过。”
在曲江建立后方指挥部
1942年2月底。奉武官格里姆斯代尔的命令。赖德返回岭南。按计划着手筹建工作。3月2日,赖德返抵曲江,月台上人头攒动。大家在迎候着他的来临。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得到救援而得以逃离香港的战俘,有些却是香港沦陷之际由于军队的协助而获逃生者:而其中人数最多者是香港逃出来的中国难民。他们普遍缺衣少食,一贫如洗,当中很多人还带着家眷,扶老携幼。赖德马上意识到。他在筹建中的这个组织将要面对的压力:不仅是有关军事上的问题,还面临着许许多多老百姓急待解决的问题。
赖德吸收部分人作为早期成员。当中有6位是香港特别行动委员会称作“Z”部队的军官。这个组织在日本侵占香港时成立。主要是在背后袭击日寇及进行破坏。沦陷后,这6人逃到中国来,并曾在中共游击区里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国民政府对他们留在岭南继续抗日有点忌惮,担心他们会向共产党提供资金、弹药、武器装备或军事训练,故下令把他们驱逐出境。但有3位侥幸获准留中国:原海军上将陈策爵士属下的“鱼雷快艇队”英国皇家海军上尉何文札,原香港教育司署物理科督学、后成为海军上尉的C·M·麦克尤恩,海军士官E·M·霍尔罗伊德。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何文礼已经是香港行政机构的见习文员,他学会了广州话,准备到辅政司任职。他自加入“Z”部队后,由于对敌斗争英勇而崭露头角。香港沦陷后两天,霍尔罗伊德带领一支海军从香港北角集中营逃跑出来,到曲江后他才加入“Z”部队。他们三个人一起加入了赖德的组织。从事救援香港难民及逃亡战俘工作。
这个组织的办公地点,最初几周设在曲江卫理公会医疗代表团的河西医院内、赖德本人的卧室里。赖德是以该医院负责人摩尔医生的客人身份住进去的。不久,办公地点挪到江上两艘画舫上。常人观念,画舫是些不正经的地方,而赖德却以此作为临时指挥部。一艘画舫辟作办公室。另一艘为卧室兼作餐厅与接待室。
赖德之所以选择曲江为这个组织的指挥部。是因为抗战时曲江乃广东省省府所在地,亦是中国第七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属余汉谋将军所统辖,工作比较方便。原香港大学同僚朱礼传将军出面与第七战区司令部协商,通过这些关系从而获准建立指挥部。
在惠州一带建立前方救援站
赖德征得武官格里姆斯代尔同意后,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惠州。因为那里毗邻香港,在这前沿地区建立医疗救护站,便于以此公开的机构掩护营救战俘与难民的工作。这样。一方面通过医疗救护站收容从香港逃亡出来的人员。给予照顾并护送去惠州:而另一目的就是拟在毗邻香港一带地方设立情报讯息网络,方便与香港保持联系,为日后策划大规模行动。如迫使当局释放战俘、救济香港难民等等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