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中，倾注了更多思考、创意，许多产品服务包含的技术，均是反复训练的结果。中国厂家已认识到，敲开“下一个社会”大门，产品生产、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创意以及工匠精神必不可少。
　　最近回国，感到中国在变，消费者在变，许多大商场变得冷清，消费者把视线投向国外。同时，媒体不断谈“供给侧”改革。中国生产者正面临严峻考验。
　　迄今为止中国的经改，其前提均为供给不足。上世纪80年代，引进“大量生产”模式，几十条生产线动辄一齐上马，转眼间，中国已生产世界半数以上彩电、冰箱、空调、电脑、手机、钢铁、水泥、煤炭、啤酒、生猪。今天许多中国人，已有车有房，但他们在欣慰之余，却仍抱怨自己还没进入“下一个社会”。今天，30余年前中国“汽车洋房”的现代化梦想，被更高的“安全”“安心”期待代替。食品品质安全、高水平教育、安心医疗、丰厚养老金等现代社会产品成为普遍需求。
　　数十年间，中国社会已然发生深刻变化，从“多生多死”“多生少死”转为今天的“少生少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单纯模式已经陈旧。对中国民众来说，一个“好的社会”就是一个“安心社会”。今天，中国距离“下一个社会”还有多远？我们究竟应怎样认识中国现阶段与“下一个社会”的差距？
　　日前从浦东飞往羽田的飞机上，笔者看到许多来自上海的观光者。他们中很多人显然不止一次往返上海东京之间。这些观光者为何如何热衷东京、热衷日本？他们寻找什么？以生活舒适程度讲，上海在中国城市中名列前茅。但另一方面，在这些上海观光者看，上海与东京、与日本还有差距。
　　今天的中国，消费者追求精品，重视验证。那些无效低效药品，正丧失消费者信赖。新消费者在寻找新产品群，形成新信任。大量消费者从邻国获得的新消费思维，正推动中国供给侧思想变革。
　　如何建设“下一个社会”，日本或可提供某些启发。中国目前迅速向高龄社会转型。日本则已然进入“高龄社会”。今天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1/4以上，2050年，这个比例将升至1/3。日本怎样面对“高龄社会”？日本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正不断向“老龄社会”调整。这就是“下一个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要维持老人健康自立，整个社会自动保持平衡。城市要无障碍化，让社会弱者感到舒适。在这个社会中，公共图书馆普遍存在，任何人都可以利用。城市交通顺畅，街道清洁，垃圾有效回收，水循环利用，市政工程少有扰民问题，夜晚街道明亮。在城市乡村，尾气排放标准严格得到遵守。人人彼此信任、相互合作。这些细节，都是“下一个社会”的内容。
　　如果单看上海初等教育水平，很多日本人都承认，其水平高于东京。但在环境方面，在城市展现的温馨程度方面，上海仍有努力空间。今天，我们在“物”的建设上，已经取得很大成就，如何在软件方面取得进步，中国还有“最后一公里”的课题。
　　上海初等教育水准高于东京，是因为上海拥有世界最严格的家长，他们对上海教育服务供给侧提出非常高的要求。相反，东京一般服务水平、产品质量高于上海，也是因为东京消费者对产品质量要求高于上海消费者。消费者水平决定供给侧水平。如果供给侧无法达到消费者要求，消费者就会用脚投票。
　　在“下一个社会”中，商品附加价值获得新的提升。笔者寓所附近有一家意大利餐厅，尽管价格高于其他餐厅，但却顾客盈门。在这里，如果你订一份牛排，伺者会告诉你牛肉产自意大利哪个地区农家，他还可能告诉你盘中配菜摘自当天清晨某个菜园。一餐下来，消费者可能被告知十数种乃至数十种食品特点、收割时间、地点。店方满足了消费者的求知欲，其结果，这餐饭，达到一种创造者与消费者的交流，因此除使用营养价值外，还实现了餐饮的交流价值。
　　日本在产品生产或服务提供中，倾注了更多思考、创意，许多产品服务包含的技术，均是反复训练的结果。中国厂家已认识到，敲开“下一个社会”大门，产品生产、服务提供过程中的创意以及工匠精神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