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子一样，管仲也算是孔子的同时代人。不过，管仲要比孔子大很多，按照时间的推算，孔子出生的时候，管仲已经逝世数年了。孔子虽然在《论语》中自夸：
　　“如果谁用我执政，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但事实呢，似乎不像孔子想象的容易。孔子52岁那一年，受鲁国国君重用，三年之后孔子离开鲁国的时候，根本没有出现三年有成的局面。跟管仲相比，孔子既不能教农民怎样种庄稼，也不懂得怎样选拔人才，更不懂发展经济要用非常手段、军事要搞阴谋。孔子只会重复那一套恢复周礼的论调，固执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就能解决国计民生。一个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也有他本身的价值所在，但以此为方法，是无法治理好国家的。
　　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对于管仲的评价。有人问孔子：“管仲俭朴吗?”孔子答：“管子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即管仲将一些市租据为己有，不算俭朴，故不算廉政。学生问孔子，对管仲背叛公子纠辅佐齐桓公怎么评价?孔子答：“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即管仲辅助齐桓公做诸侯霸主，一匡天下，若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成为蛮人统治下的百姓了。由此看出，孔子对管仲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他认为管仲做人还有很大缺失，算不上一个道德完人。
　　管仲的境遇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最大的薄弱之处在于认识。对事物的认识，在很多时候，总是因不够深入而出现偏差。中华文明一直是农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狭隘而迂腐的成分。比如过于相信自己，理性意识淡泊，科学精神匮乏，辨伪机制、创新意识以及法制精神薄弱等等。这当中最大的表现就是孔孟所提倡的“君子之道”，从现代哲学的角度来说，孔孟的君子之道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下的，然而，人性本来就是无是无非的，它只是复杂多变。儒家的出发点决定了那种“君子之道”道德教化治国的方式难以实现。
　　中国人重言不重行、重名不重实的习惯和传统，使得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对实践者和操作者缺少足够的研究和尊重。管仲是一个管理者，对于一个管理者来说，诸多的思想认识，大都体现在具体措施之中，而历史是由后人写就的，随着岁月的流逝，真正呈现给后人时已变得很模糊了。当人们在整理某段历史时，往往会因循旧日的文字资料去寻找，这样使得历史的整理者无法体会当事人的高妙和用心。这些整理者往往都是没有实践的文人，对于曾经的管理者，很难有切合实际的判断，甚至，对于他们的位居高位，还在潜意识里怀有深深的嫉妒。因此，有关历史的评价总是隔了一层。历史是复杂的，在分析历史时，不可不正视这些看起来细枝末节的问题。
　　比较起管仲的理性和实际，孔孟的方式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符合中国文化对个人的道德要求；老庄呢，更像一个完美的人生理想。像孔孟和老庄，虽然在诸多方面不同，但都堪称道德完人。不像管仲，似乎总有道德上的瑕疵。历史的记述者总是被更多的情感因素所左右。正因如此，人们更觉得孔子高山仰止，老子智慧无边，孟子英气勃发，庄子洒脱自然，他们的文化和思想地位远远地高于管仲，就完全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