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脉“时”与“势”之变 以安全发展护航民族复兴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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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时”与“势”  大变局  安全发展  多极格局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5.006
  2021年1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在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之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着眼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战略研判,进一步统一全党思想,彰显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并由此明确提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强调“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1]
  “时”指时间、时机、时代、历史方位,“势”指趋势、大势、走势、前途未来,“时”与“势”统指时空背景和时代潮流,当前的“时”与“势”即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未来5年,世界将处于动荡变革期,中国进入“十四五”时期,一方面,中国崛起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另一方面,中国崛起树大招风,引发外部反弹,险与难也在向我们聚集。从2021年到本世纪中叶,亦即未来30年,我国迈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需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脉国内外“时”与“势”的新变化,辨识大变局、诊断大疫情、捕捉大机遇、洞察大挑战,进而统筹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大安全格局”,趋利避害、乘势而上,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引领世界大变局。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展开,利大于弊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大变局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大背景,既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演变进化的产物,也是近年来国际关系诸多矛盾共同作用的结果,堪称“时与势的最大变化”,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中国引领的世界地缘格局“东升西降”和亚洲复兴。亚洲尤其是东亚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引发世界地缘板块“东升西降”,全球地缘经济及政治重心自北大西洋两岸加快转向亚太地区,东西方力量对比从过去的“西强东弱、西主东从”转向如今的“东西平视”。主要受中国、日本、东盟、印度等驱动,亚洲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持续走强,加之人口规模、地理版圖、资源能源全球领先,以RCEP等为代表的区域经济合作步伐加快,“亚洲文明对话”方兴未艾,古老的东方文明正迈向复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0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显示,按购买力平价衡量,2019年亚洲新兴经济体GDP的全球占比为34.1%(其中中国占比19.2%、印度占比7.8%),而美国、欧元区与英国的合计仅占28.5%(其中美国占比15.1%)。IMF2021年1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进一步显示,2020年亚洲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高达47.3%,比2019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亚洲中产阶级的崛起》报告指出,2020年亚太中产阶级人数为20亿,全球占比第一,为54%,2030年更将增加到35亿,全球占比将达到65%,而同期欧美中产阶级人数增速则要慢得多。2020年中国经济逆势而上,成为疫情下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报告称,人类已迎来“亚洲世纪”。史学界公认西方自16世纪开始赶超东方并称霸全球,21世纪主要由中国驱动的世界地缘板块“东升西降”可谓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二是国际政治格局“南升北降”和新兴力量走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老牌大国与非西方新兴大国两大集群此消彼长,呈现“南(发展中)升北(发达)降”“新(兴)升老(牌)降”趋势,近代以来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北矛盾”,正从过去的“北强南弱、北主南从”转向“南北对等”。当前,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虽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等诸多困难,但仍总体前进;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走势虽出现分化,但仍整体崛起。与此同时,老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困境加剧,美国阶层与族群矛盾激化,两党严重对立,社会撕裂不安,欧盟内部族群矛盾与“南(欧)北(欧)矛盾”凸显、动力不足,日本老龄化严重、缺乏后劲,加之美欧之间尤其美德分歧犹在。受此影响,西方G7貌合神离、外强中干,体现新老大国“南北共治”的G20影响力增强。
  三是科技革命推陈出新和高科技企业显威。新科技与新工业革命势不可挡,利弊交织。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计算、无人化等技术日新月异,科研领域跨界融合、质变突破、叠加飞跃,互联网经济新业态层出不穷,其在造福民生的同时,也蕴含安全失控、伦理失序等风险,人类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面临颠覆性挑战。与此同时,大国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美国不择手段企图维护科技霸权。在新科技与新工业革命中,跨国高科技企业富可敌国、能量惊人,其领军人物呼风唤雨、引领潮流,使得国际关系行为体从过去主权国家的“一统天下”,朝着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参与的方向转变,这在科技革命、世界经济、全球治理等领域尤为突出。当代国际体系源自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民族国家从此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如今国家与非国家两类国际关系行为体此消彼长、“非(国家)升国(家)降”,堪称近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   四是全球治理供不应求、赤字凸显。重大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世界对全球治理的需求不断增大,多边合作亟待加强,但“逆全球化”逆流涌动,个别西方大国顽固奉行本国优先、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与单边主义,致使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的供给明显不足、治理赤字日益加剧、全球变暖与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加大,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多边秩序和冷战后快速发展的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也因此备受冲击。
  五是中美竞赛此长彼消、“中进美退”。无论是地缘格局“东升西降”还是大国集群“南升北降”,抑或是引领新科技革命与全球治理,中国都扮演了关键角色。中美分别作为地理东方、发展中南方和地理西方、发达北方的“领头羊”,彼此走势呈现“中进美退”,中国与西方的力量对比亦从过去的“西强中弱”“西攻中守”,趋于“平起平坐”,变化之大前所未有。迈向民族复兴的中国既是世界大变局的主要推手,也是最大亮点。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国有效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并宣布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美国则深陷疫情旋涡、政党角力、种族冲突。中国百年奋斗迈向复兴与美国世纪霸权逐渐式微形成鲜明对照,中美之间一升一降、一治一乱,实乃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从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开始算起,从过去的“西强中弱”发展到今天中国迈向“强起来”和“中治西乱”,中西方实力对比渐趋平衡,又堪称近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世纪大疫情加速百年大变局,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骤然暴发且延续至今,如同人类遭遇的又一次世界大战,给当今世界带来了全方位深远影响,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战疫更是动摇美国霸权,此乃“时”与“势”的最新变化,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疫情全方位冲击当代国际关系。一是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步入下行通道。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凸显包括人员流动与自由贸易在内的全球化存在弊端和风险,疫后各国政府及民众对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态度更加保守。抗疫致使民众更为依赖本国政府,主权国家影响力明显回升,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此消彼长。各国为防疫需要强化出入境限制,致使国际人员流、物资流、商品流大幅萎缩,供应链、产业链暂停乃至中断,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排外主义抬头,各方寻求降低对外依赖、确保本国重要物资供应安全,“市场脱钩”“产业回归本土”等“逆全球化”甚嚣尘上,当前各国深度相互依赖的经济全球化难以为继,全球化开始转向区域化、小多边化乃至双边化。
  二是深刻重塑国际安全格局,非傳统安全“逆袭”传统安全。新冠病毒这一“看不见的敌人”横空出世,“搅得周天寒彻”,彰显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安全等非国家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危害惊人。疫情席卷全球,即便“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亦深受其害,其霸权竟被“区区病毒”撼动,强大的美军舰队也一度“中招”“动弹不得”。不仅如此,非传统安全挑战还向传统安全领域蔓延,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还将导致社会动荡乃至地区冲突。可见非传统安全挑战已在某种程度上“盖过”了军事、地缘政治等传统安全挑战,对此各国理应正视。美国战略届有明智之士认为,美国需纠正国家安全的优先次序,以应对流行病和气候变化等真正威胁。疫情将引发各国加快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包括更加注重防范非传统安全挑战。[3]
  三是深度影响大国关系,大国竞争明显加剧,相互关系重组加快,国际战略安全环境变数增大。美国无视国际安全格局新变化,固守零和思维、霸主心态与传统安全,一味强调“大国竞争”,重点“围堵”中国,不择手段进行抹黑、施压,致使疫情下的中美关系更趋严峻,战略博弈更为激烈。加之中美抗疫成效高下立见,美国的制度优越感锐减,模式危机感倍增,中美制度与模式之争凸显。“美国优先”及其霸道自私亦招致欧盟反感,美欧同盟“同床异梦”。印度抗疫压力山大,莫迪政府为转移国内矛盾而对华逞强,对外主动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令中印关系趋于恶化。中俄相互借重、联手抗疫,战略协作走深走实。
  其次,疫情在总体上加速大变局。一是加速地缘格局“东升西降”。美欧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反应迟缓、应对不力,且“各扫门前雪”,尽显自私自利本性。美欧经济、贸易和综合实力遭受重创,国际影响力明显下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家虽最先遭遇疫情,却因及时应对、积极防控而基本遏制疫情;各国守望相助、合作抗疫,成为地区合作典范;有序复工复产不仅加快本地区经济复苏,也为稳定世界经济起到重要作用。未来东亚在全球地缘格局中的地位还将不断上升。
  二是加速新科技与新产业革命进程。抗疫凸显“硬核”科技的重要性,医学与生命科学炙手可热,各方围绕药物研制、疫苗研发等争先恐后。疫情倒逼新科技与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发挥独特作用,大数据在疫情研判、精准防控、人员物资管控等方面表现突出,数字支付、远程教育等保证了社会正常运转,数字经济趁势成为发展新引擎。
  三是加剧全球治理赤字。近年来,在美国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冲击下,全球多边机制本就备受冲击,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剧其困境。联合国应对大疫情作用有限,自身改革陷入停顿,能力和权威备受质疑。世界卫生组织本该是主导疫情防控多边合作的核心机构,却缺乏凝聚共识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并成为美国政客对外“甩锅”的重要对象。未来,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全球性挑战更趋严峻,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备受考验,全球治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严重失衡仍将困扰世界。
  四是加速“中进美退”。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深刻暴露美国制度缺陷,包括贫富不均、社会不平等、各州各自为政等。美国政府蓄意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干扰多边合作,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其“未通过领导力测试”。另一方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望开启“中国引领”的新时代。中国通过艰苦奋战成为首个有效遏制疫情的国家,同时积极向各国和国际组织提供人道援助,在国际社会发出团结抗疫的倡议,与美国的无能、自私形成鲜明对比。不少西方媒体据此称疫情加速了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进程。   最后,全球战疫撼动美国霸权,催生多极新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大变局的最大影响在于加速国际格局多极化,改写大国实力“排行榜”,助推“中升西降”。冷战后持续多年的“多极化”接近尾声,世界正迎来新的多极格局。
  实际上并非疫情本身造就了多极新格局,而是各方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表现共同打造了多极新格局。全球战疫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大战便有胜败之分。美国由于先前民粹政客当道,抗疫表现糟糕,确诊病例数与病亡人数高居全球榜首,实属抗疫“战败国”。而中国坚持“人民至上”,抗疫全力以赴、全民参与、成效卓著,可谓抗疫“战胜国”。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两极格局是打出来的,新的多极格局也是通过抗疫这一特殊战斗“打出来的”,抗疫中的“战胜国”地位上升,“战败国”地位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深度测试世界各国(含国家联盟)的综合实力,包括制度优势、治理效能与国际道义等软实力,“多极化”由此步入“多极”格局的新阶段。当今“多极”包括美国、中国、欧盟、俄罗斯四大力量,其抗疫成效呈现高下之分。美国特朗普前政府先是掉以轻心、麻痹大意,后是利欲熏心、执迷不悟,不是谋求国际合作抗疫,而是一味对外“甩锅”,极力抹黑他国,致使其自身软硬实力备受冲击,经济损失惨重,“美国优先”反而导致美国疫情最重、失道寡助。欧盟前期因缺乏合力而受损严重,加之英国“脱欧”,致使国际地位下滑;但后期注重内部联合与外部合作,综合实力仍不可小觑。俄罗斯尽管综合国力发展不平衡,但抗疫较有成效,普京总统坚持国际合作,“战斗民族”斗志昂扬。中国的高效抗疫令全球矚目,彰显综合实力与治理能力,加之主动开展“抗疫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因而得道多助,影响力进一步上升。[4]
  一场战疫下来,美国虽然综合实力还是第一,但已元气大伤,中国经受“大考”,扬长补短、内圣外王、后劲十足,而中美两国与欧、俄之间的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由此可见,同为当今“多极”的四大力量,美国和中国的分量更重。[5]
  中国的机遇与挑战都前所未有,中美大博弈来日方长,机遇大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同时,也强调“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6]大变局叠加大疫情,新发展阶段叠加转型期问题,对中国而言,机遇挑战并存,并且内外交织,这是“时”与“势”的具体变化,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机遇源于自身发展的坚实基础与外部环境的辩证变化。从中国自身看,“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胜利完成,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年度GDP突破100万亿元。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和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大台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经济长期向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源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劲,社会大局稳定,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7]
  从外部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大疫情加速大变局,中国面临的机遇之大前所未有,包括变中之机、危中有机、化危为机。具体表现为:其一,大变局的核心是“东升西降”,即东亚引领的亚洲复兴,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引擎。中国作为东亚大国,具有“主场”优势和地缘之利,全球地缘经济与政治重心东移是大势所趋,对我国有利;其二,多极化加速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后疫情时代”群雄并起,欧盟加强战略自主,俄罗斯不甘平庸,多极格局露出轮廓,对美国的牵制力量增多,“一超”难再独霸;其三,经济全球化裂变转型,区域化异军突起,新型全球化浮出水面。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可以趋利避害,趁势引领东亚区域合作,主动塑造更加公平包容的新型全球化;其四,新科技革命蕴含新机遇,中国有望在一些关键领域“弯道超车”,实现“并跑、领跑”,而美国的“围堵”“脱钩”亦将倒逼中国加快自主创新;其五,非传统安全日益凸显与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通过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加以应对。在应对重大疫情、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将有增无减,这有助于促进中外良性互动、制约大国竞争、扩大中国话语权;其六,世界文化多样化与发展道路自主化是大势所趋,美西方的制度与价值观光环显著褪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治理效能不断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道多助,中国在国际道义与软实力竞争中更为主动;其七,从大历史和大时代看,美西方的“结构性困境”凸显,其内部社会与政治矛盾加剧,“窝里斗”不止,内耗对外交的牵制作用增大,对外干涉力不从心,对华逞强色厉内荏。
  另一方面,挑战源自内外,外患显于内忧。从国内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从外部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世界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个‘乱’字,而这个趋势看来会延续下去。”[8]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世界经济陷入低迷,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特别是,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唯恐霸权动摇,一致把中国当成首要竞争对手,炮制所谓《战略竞争法案》,对外拉帮结派针对中国,对华不遗余力实施经济制裁、政治干涉、科技封锁、地缘围堵、舆论抹黑、外交孤立,竭力全方位遏制打压中国,致使中美战略博弈更趋激烈,中国的外部环境更趋严峻。   强化底线思维,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安全发展”因应“时”与“势”之变
  面对“时”与“势”的新变化,应统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大安全格局”,统筹“大安全”与“大外交”,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坚持内外兼修,善于化危为机。自觉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保持战略定力,办好自己的事,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树立底线思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9]
  第二,坚持内功优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面对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加剧逆全球化的趋势,各国内顾倾向上升,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强调这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指出:“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10]强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在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增强我们的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不被迟滞甚至中断。
  第三,突出“安全发展”,顺势构建“大安全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的内外部风险空前上升,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随时准备应对更加复杂困难的局面。”[11]“十四五”规划《建议》把安全问题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强调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安全发展”是对中国既有的“和平发展”的重要补充和最新丰富,其核心是统筹发展和安全,兼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而在2020年12月11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维”,并首次提出“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12]
  第四,认真落实“十四五”规划纲要,统筹推进“大安全”与“大外交”。一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包括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加强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增强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全面加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13]坚决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高度警惕和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二要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包括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积极运筹中美竞合大博弈,坚持斗智斗勇、以斗促合,防止被分化、被孤立、被“围攻”,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防止域外势力“喧宾夺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重大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
  综上所述,面对世界大变局、世纪大疫情及中美大博弈等“时”与“势”之变,中国将弘扬义利兼顾、德力俱足、刚柔并济、兼善天下的“务实王道”,坚持内外兼修,内以人民为中心,外以天下为己任,统筹发展和安全,用“安全发展”丰富和平发展,把握“时”与“势”,化解险与难,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注释
  [1][6][8][10][11]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1年第9期。
  [2]陈向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在哪?》,海外网,2019年8月22日,http://opinion.haiwainet.cn/n/2019/0822/c353596-31615489.html。
  [3][4]陈向阳:《疫情影响下的国际政治:撼动霸权、打造多极》,《东北亚学刊》,2020年5期。
  [5]陈向阳:《全球疫情正在改写世界力量对比》,新京报网,2021年2月2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1224671415977.html。
  [7][9][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国政府网,2021年3月13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12]《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国政府网,2020年12月12日,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2/content_5569074.htm。
  責 编/陈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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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易地扶贫搬迁的人数多、规模大、时间短、任务紧、涉面广,是典型的“运动式搬迁”,但搬迁后采取的却是管理模式常规化、管理机构常规化、管理经费常规化、管理内容常规化的“常规化治理”,这使得社区的归口管理与属地管理有冲突,职能设置与人员配备不相符、生存资金与运转资金遇瓶颈、心理需求与融入需要被忽视,进而引发移民生计空间不足、服务空间缺失、心理空间断裂等治理困境。建议采用超常规的资源整合手段,对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