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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时”与“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三维经济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5.004
2014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当前，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在增多”。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又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环境仍然比较复杂，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2021年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论述了其关于时与势的系统思考，强调“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什么是时与势，为什么要思考时与势，为什么说“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怎样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利用好“时与势”，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时势论”的重要内容。
时与势的内涵
时与势的命题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已经存在。先秦时期，曾挂六国相印的纵横家苏秦说，“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1]强调了顺应时势对于“事成”的重要性。《商君书》也称“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2]认为圣人通晓规律、顺应时势，所以制定的法令一定能治理好国家，使用的民众一定能战胜敌人，下达的号令一定能得到遵从。《吕氏春秋》中有“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3]的说法，讲的是圣人面临的时势不同时，实现目标的做法也各有不同。《淮南子》则说，“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4]意思是统帅只要通晓如何令行禁止，利用时势，顺应民众意愿，无须实际用兵就能取得天下。
中国古代文献讨论的时与势，主要是圣人或统帅成就其事业所凭借或利用的各种外在于其自身的条件。凭借或利用这些条件的能力，相当程度上在于圣人或统帅对与这些条件相关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把握。其中，得“时”主要是指能抓住主客观条件因缘际会（有时候是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而在此之前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耐性。正如范蠡所言，“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5]得“势”主要是指能够看清楚并顺应历史潮流的走向，进而驾驭或引导己方力量在潮流中趋利避害、不断壮大并最终迈向成功。所谓“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6]说的是通过广施德政获得民众广泛支持而变得强大。总之，审时度势进而因势利导，在准确认识并利用好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民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圣人或统帅就更容易实现战略目标。
时与势的主客观条件哪些（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有利或有弊，衡量的准则是圣人或统帅所从事或所欲成就的事业能得到推进还是会遭遇遏阻。换言之，事业的主要内容或目标（完成具体的某项任务或所谓“百事”，或者关于内政实现的一般意义上的“政令通达”，抑或关于对外扩张的“取天下”）决定了主事者所要研判的时与势的性质和范围。
研判当今中国的时与势，离不开对当今中国的历史使命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的正确认识。一类观点认为，中国是要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争夺所谓“世界领导权”，即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瓦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70多年华盛顿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而美国认为长久以来拥有的优势受到了挑战，双方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而迈向战争。[7]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进一步细化了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目标或“诉求”具体包括如下内容：一是彻底打消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企图，以及美国以冷战方式实施干涉并策动“台湾独立”的念头;二是为弥补过去中国国家尊严所受屈辱而争取地位和“面子”;三是严格防范可能破坏中国稳定并损害中国利益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更迭行动和外国军事干预的发生;四是让中国顺利重返其在遭受欧洲帝国主义干涉前所占据的经济和技术高地;五是在印太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符合中国体量及其日益增强的国力的角色。[8]毫无疑问，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或者不准确的。如果中国认为争夺“世界领导权”或爭取地位和“面子”是当前中国的人心所向或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那么顺应“时势”的做法就是在民众中激发“民族主义”，许诺用对外扩张的预期收益来补贴民众，换取他们在当下“勒紧裤腰带”支持国家积蓄对外扩张的力量。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认为中国要争夺“世界老大”地位的观点，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误读。诚然，当前的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中国的复兴并不是说要成为“世界老大”。就古代中国而言，虽然按照麦迪逊世界经济统计等相关数据，从公元元年迄今的多数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远超同时期的欧美，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位居“世界第一”，但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和充当“世界老大”的含义相去甚远。“第一”是对经济规模为代表性指标的实力的客观排序，“老大”则是一个与“权力”相关的概念，而“权力”是让其他行为者做其原本不愿或不打算之事的能力。
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据有过“老大”的权力，传统中国的天下治理理念，也不支持无远弗届的权力，并且明确划定了与责任或义务相适配的权力边界。在周朝“五服制”设想的天下中，从中央王朝向外由近及远，各政治实体对中央王朝的责任或义务逐层下降，而中央王朝施以影响的权力也逐层递减。《国语·周语》对此有形象的说明。按照先王之制，不同区域对中央王朝应尽不同的义务。如果各诸侯国不按制贡献，天子应首先反省自己的德行、政令、礼乐教化是否不足。如果没有不足处，则针对不同的情况和区域，实施法律惩戒、派兵讨伐、调遣诸侯征讨、派遣使者谴责或者通过文书发出晓谕性的声明等不同等次的处罚。[9]明朝曾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明确将周边若干临近区域划定在军事硬权力的边界之外。所以中国的复兴，与其说是追求历史上并未存在过的“世界性权力”，毋宁理解为追求免于被世界上任何外部权力干涉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享有，未来也应该享有，并且在道义上可以推己及人的自由。 为了获得并保有这种自由，当今的中国必须通过实现现代化，变得富足并且强大起来。富足和强大不是一回事。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作为英国政府派出的使节出使中国，希望与中国发展贸易，开拓中国市场。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回信中以天朝上国的口吻回绝了对方遣使驻京等要求。乾隆皇帝的回信后来被许多中外研究者不断引用，多用来说明当时清朝政府的盲目自大、狹隘可笑。马戛尔尼携带的天象仪、七政仪等礼品背后所反映的西方技术与制度的先进程度，的确已经大大超过中国自身的水平。但中国通过贸易渠道，早已获得相关产品，所以乾隆皇帝并不引以为奇。马戛尔尼使团觐见结束后参观热河行宫，看到大量西洋玩具、挂钟和地球仪，制作之精良让英国人带来的礼品黯然失色。然而，乾隆皇帝不可能想到，不到半个世纪，他的王朝就会遭遇这个通商不成转而化身武装贩毒集团的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的屈辱。但实际上，哪怕是鸦片战争发生二十年之后，中国对外受挫于西方列强、在内受损于太平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比重仍然居世界第一。
因此，对当今中国来说，时与势是否有利，取决于在新的大国竞争标准之下，我们所面临或塑造的时空条件，是否有助于推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其中，找准决定大国竞争成败的标准至关重要。按照“旧标准”识别出的有利条件和国家优势，在“新标准”下可能归零，从而让按照“旧标准”配置竞争资源的国家出现颠覆性风险。
新时代的时势研判标准
清王朝以“世界第一”的身份沦为“东亚病夫”，原因在于近代以来，判别国家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而清朝未能跟上这一变化。经济规模在水平相同或相近的经济社会形态下才具备有意义的可比性。一旦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形态演进到更高水平，即便清王朝通过一般等价物折算而得的经济规模或“量”的一面仍居世界第一，但其所对应的生产力或“质”的一面已在比较或竞争中彻底落后。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不同生产力阶段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有其具体的内容，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性质的阶级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在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中螺旋上升。但是，从最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反映的是构成生产力的主要生产要素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一般来说，这些生产要素可以划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三类。人类历史上相当长时间中，或者说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的劳动（绝大部分是投身于土地的劳动）是三类生产要素中起最大或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而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主要衡量指标也是其控制（或能够征税、征调徭役及军赋等）的人口规模的大小。对家庭、宗族等私人部门来说，能够雇佣或组织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多寡，也是该部门是否兴旺发达的最重要的指标。
我们把劳动占绝对重要地位的经济社会形态称为一维经济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阶段，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是人口增长及向新土地扩张的结果，人均产值的变化幅度很小，甚至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还出现过人均产值明显的下降。总的来看，这个阶段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地方性的，由于缺乏足够规模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私人部门无法基于未来的投资从当期储蓄中融资从而扩大生产，以致生产规模很小。即便是政府组织的大型跨区域工程，管理和组织成本也比较高，并且其中相当部分并不服务于生产性目的。一维经济的强大与否，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现代国家这种有利于一维经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是否成熟。从秦朝起，中国建立了庞大而系统的并非基于亲缘的官僚体系，这一体系被历代王朝继承并通过察举制、科举制等不断完善。通过这套体系，中国政府能够以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更加有效的方式来组织财政收支、提供公共产品和强化军事安全，最终实现对劳动要素更充分的组织和动员。福山指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建立起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元素的政府，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八百年。[10]
与一维经济主要靠劳动或人口规模来衡量有所不同，二维经济加入了资本的维度。此时，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或生产力的指标，除了看人口规模，还必须加上人均资本规模。随着资本维度的加入，国家经济由人口规模构成的“线段”拓展为人口和资本规模构成的“平面”（见图1），经济才开始有了积累性的增长（cumulative growth）。[11]世界经济进入二维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之后，经济扩张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的现象才逐渐消失。二维经济阶段，资本市场取得了支撑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地位。尽管蒸汽机的产业化运用等技术进步在工业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但实际上从科学发现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与当时科学的进展关系不大，而只是把多年来已经存在的机械改进和可靠实用的设计结合起来而已。[12]而促成这种结合的，一是英国丰富的煤炭储量被发现，二是劳动力不足造成的高工资水平。不过仅有这两个条件，工业革命尚不足以发生。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在长期公共债务、中央银行等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上向欧洲大陆习得的变革，为英国在应对煤炭和劳动力冲击时，最终选择更多利用廉价能源并节约劳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路径提供了前提。
资本市场与劳动的结合让生产力发生了飞跃，经济才真正由一维状态升级到二维状态。支持资本市场的是信用，或者对未来盈利的信任。即便是在传统中国那种劳动力导向较发达的一维经济中，一个人想依靠自身或者亲戚朋友的积蓄，来把自己的创意或创造性劳动转变成现实生产力，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了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加持，个人（或企业）就可以按较低的利率融资，并用这些资金来雇佣工人、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开展自己的创业。其所支付的薪水或货款被工人及其他企业再次存入银行或投入资本市场，又转变成金融体系继续放贷的来源。在金融体系里可能只有一百块钱，但这一百块钱经过多次放贷和存回的循环，可以创造出一千块甚至更多的信用。这种杠杆放大效应把庞大社会众多陌生人的劳动和资源配置到有效的生产协作网络之中，其创造力远胜于依靠亲缘或熟人关系支撑的合作网络能够达到的生产极限。 如前所述，欧洲工业革命后，中国经济规模的相对优势尽管从GDP数据看仍然存在，但其意义已经迥然不同。工业革命之后，国际贸易支撑的资本或金融市场为与现代产业劳动力相结合的资本或金融市场所取代，大量商业资本转变成对劳动要素具有高吸纳能力的产业资本，欧洲的经济发生了由一维经济向二维经济的质变，而中国仍然停留在一维经济阶段。此时，虽然通过价格折算中国经济GDP规模并不亚于欧洲，但其对应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实物形态和欧洲GDP对应的煤炭、钢铁、火药等实物形态相比，转变成战争资源的能力要大为逊色。东西方交汇之际，随着欧洲人撕下平等交易的文明伪装，中国等亚洲国家顿时左支右绌难于应付，最终沦于西方国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困境。二维经济对一维经济的碾压于此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进入二维经济形态的中国开始了对世界经济前沿国家的迅速追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衡量，中国经济规模在2015年已经超过美国。按照汇率计算的GDP衡量，2020年中国GDP与美国之比也超过了70%，成为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一百多年以来，经济规模与之最接近的居第二的国家。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由于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可能再次出现质变，迈向三维经济阶段。在二维经济的基础之上，三维经济在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技术维度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此现代经济或将从一个资本和劳动决定的二维平面再次发生质的飞跃而变得立体起来，从而可以容纳更大的生产力。
技术维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历史上，三次产业革命分别通过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改造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以智能化或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从技术与劳动的关系看，前三次产业革命主要是解放和发展了人类的四肢与五官，第四次产业革命或将解放和发展人類的头脑，甚至可能出现普遍的劳动与人类的分离。从私人部门的生产来看，一维经济主要靠个体及其亲缘网络自身的储蓄或积累来改善生存条件并实现人口的繁衍增殖，二维经济可以通过调动全社会陌生人网络的储蓄与资源为未来投资，创造更多产品和服务并提升人均资本水平。三维经济条件下，通过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人类可以把原来无法利用的自然或社会元素转变为可以利用的资源，直接扩大可配置资源的规模（例如，开采技术的进步让页岩油气的采集提取成为可能，扩大了传统化石能源可利用的范围;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明，让光能获得了更大利用价值），也可以创造更有效的信息传递、交通运输方式，提升资本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例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证券交易由通过电话委托交易所“黄马甲”喊价，转变为客户通过电脑或手机终端自行报价而由系统撮合成交），还可以从体力和脑力两个方面拓展劳动者素质和提升劳动效率（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
三维经济呼之欲出，可能让国家取得成功或获胜的标准再次发生质变。中国如果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迅速向三维经济形态转进，那么在二维经济形态中的全部积累和成就，可能在新的标准下再度归零，一如鸦片战争前后处于一维经济形态的清王朝，空有世界第一的经济规模，却难免于被处于二维经济形态的西方列强欺压的悲剧。又一次面临高维经济的威胁，可能是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的最大的颠覆性风险。而机会恰恰也在于此。如果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够率先进入三维经济形态，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就有望复兴至历史上曾有的免于外部强制、威胁和压迫的相对自由状态。这也是“中美贸易战”背后，实际上是对5G、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等科技前沿领域（特别是算法和算力领域）先发及持续优势的争夺的逻辑所在。
时与势在我一边
让经济社会率先进入三维经济形态，或至少不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围堵和“规锁”[13]之下止步于或被推回至二维经济形态，实现这个过程就是新时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具体任务。尽管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克服来自外部的干扰甚至阻击，但完成这一任务，重点在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成为更好的中国”[14]。换言之，中国归根结底追求的是“成功”而非“胜利”。成功是自己与自己比，能不断接近更高维度经济形态或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胜利是阻止别国成功，或让别国陷于失败。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非常明确地揭示了我们所要实现的追求“成功”的任务。他指出，“全党必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标这一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时在我一边，主要表现在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客观条件因缘际会的有利时机。具体来说，就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使命和伟大领袖及人民齐聚在百年变局的关键阶段，为成就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事业提供了历史难逢的契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提出，一个领袖要列入伟人的行列至少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15]其反映的也是，伟大领袖带领大国民众，成就载入史册的大事业，才算是立下不朽功勋的伟人。当前的新时代中国，正迎来建立不朽功勋的大好时机。
首先，中国无论从文明的悠久还是从规模的庞大来看，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并且在一扫西力东渐、任人宰割的凄风苦雨之后，当前正处于由“富起来”向“强起来”挺进的伟大阶段。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伟大国家，为全体爱国者以及国际社会友好待我者，提供了干事创业、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在截至2019年的10年里，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份额的1/3，比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全球增长中贡献的总份额还要多。不仅如此，中国的消费还有巨大的发力空间。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由依赖制造业驱动转向依靠服务业及消费驱动，当前消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六成，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在70%以上。2020年，中国零售支出相当于美国零售额的88%，10年前仅为52%。2009年至2019年，中国消费实际复合年增长率为8.5%，显著高于美国的1.9%。基于这些现实，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与中国的经济接触对美国有利，哪怕面临中国和西方关系紧张的风险，但相关风险不大可能打乱中国的长期增长态势，这使得中国成为任何一个投资者都要考虑的重要因素。[16]不仅如此，在有助于国家迈进并站稳三维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方面，中国也取得了长足进展。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长9.6%，增速居世界第一。[17] 其次，当前的中国膺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对自身来说，这一历史使命体现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部世界来说，这一历史使命体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复兴之所以伟大，不仅表现在其致力于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规模比此前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全部人口之和还要多，还表现在中国追求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的伟大，一定程度体现为其旨在为生产力层面的新型全球化，搭建一套适应容纳其发展、充分释放其正能量、摒弃过去全球化伴生之负面因素的新的上层建筑，并提供情感共鸣、思想基础和观念指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围暴发之后，政府博弈难解，机构协调乏力，扣留物资者有之，拦截抢购者有之，集中地暴露了迄今为止只有生产力的全球化而缺乏与之适应的治理和国际协调等上层建筑全球化的重大缺陷。疫情再次证明，中国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务的极端重要性。[18]
最后，当前的中国具备“伟大领袖带领伟大人民”这一关键政治禀赋。只有伟大国家和伟大使命而缺乏伟大领袖领航把舵或缺乏伟大人民作为历史动力源，也难以将伟大事业推进至成功的彼岸。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打赢扶贫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以及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等方面重大斗争实践的洗练，已经锻造出推动和保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
势在我一边，具体表现在当前的中国顺应了社会主义复兴的大势、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以及东方文明复兴的大势，正乘势而上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一，社会主义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科学真理的光辉不会因为阴云一时的遮蔽而持续暗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党的十九大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揽全局、应变局、开新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宣告：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社会主义生机蓬勃、前途无限。社会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合奏出新时代的华彩乐章。[19]
第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绵延不绝，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中国在近代被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甩在了后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20]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矢志不渝推动实现民族复兴。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并在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第三，东方文明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认识到，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东方文明以深蕴其中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精神，获得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也是中华文明历来崇尚的理念，中国把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古老的东方文明理念为当代实现低碳世界的目标赋能，得到不少国家的赞许。此外，东方文明中的智慧、仁爱、节俭、中正等内涵也成为人类抵御反智主义、霸权主义、消费主义、极端主义的重要依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与势固然在我一边，但关键还在于如何顺应和利用时与势，因势利导，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让实现经济社会形态向高维升级从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使命内嵌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中。在这方面，我们党有科学而清醒的认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不是靠穷兵黩武做“世界老大”的号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和勇气，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动员全国之物力，聚焦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来。“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断言，反映的是中国将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通过器物、制度和观念的现代化，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最终达致现代化强国的坚定承诺和高度自信。这也是“时势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品格的理论旨趣和现实意义所在。
注释
[1]《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王守谦等译注：《战国策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4页。
[2]《商君书·画策》，张觉译注：《商君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
[3]《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关贤柱等译注：《吕氏春秋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3～524页。
[4][6]《淮南子·兵略》，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5、899页。
[5]《国语·越语下》，邬国义等译注：《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97页。
[7][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前言第2页。 [8][美]傅立民：《中美竞争最终将如何收场》，参考消息网，2021年5月11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1/0511/2443014.shtml。
[9]冯维江：《试论“天下体系”的秩序特征、存亡原理及制度遗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
[10][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1页。
[11][荷]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隋福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12]推动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就的科学发现大多在1700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技术准备也早已存在，如托马斯·萨弗里1698年发明了蒸汽抽水泵，托马斯·纽卡门1712年发明了蒸汽机，而工业革命到18世纪60年代才从英国发起。参见[英]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毛立坤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13]即主要运用规则等手段，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在规模及科技发展水平，锁定在低于美国且维持足够差距的程度上。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14]2021年3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2021年3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64584.shtml。
[15][美]理查德·尼克松：《领袖们》，施燕华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頁。
[16]Andy Rothman， "5 things Western investors Misunderstand about China"， May 3， 2021， https：//fortune.com/2021/05/03/china-investor-perspective-global-growth-consumer-story/.
[17]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年8月，第20、22页。
[18]谢伏瞻主编：《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历程与理论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552～553页。
[19]《宣言：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7日，第1版;《宣言：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21年6月8日，第1版。
[20]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责 编/王亚敏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15.004
2014年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指出，“当前，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在增多”。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又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环境仍然比较复杂，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2021年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总书记着重论述了其关于时与势的系统思考，强调“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什么是时与势，为什么要思考时与势，为什么说“时和势总体于我有利”“时与势在我们一边”，怎样才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利用好“时与势”，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回答，构成习近平总书记“时势论”的重要内容。
时与势的内涵
时与势的命题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已经存在。先秦时期，曾挂六国相印的纵横家苏秦说，“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事成者寡矣”，[1]强调了顺应时势对于“事成”的重要性。《商君书》也称“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2]认为圣人通晓规律、顺应时势，所以制定的法令一定能治理好国家，使用的民众一定能战胜敌人，下达的号令一定能得到遵从。《吕氏春秋》中有“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3]的说法，讲的是圣人面临的时势不同时，实现目标的做法也各有不同。《淮南子》则说，“是故善守者无与御，而善战者无与斗，明于禁舍开塞之道，乘时势，因民欲，而取天下”，[4]意思是统帅只要通晓如何令行禁止，利用时势，顺应民众意愿，无须实际用兵就能取得天下。
中国古代文献讨论的时与势，主要是圣人或统帅成就其事业所凭借或利用的各种外在于其自身的条件。凭借或利用这些条件的能力，相当程度上在于圣人或统帅对与这些条件相关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把握。其中，得“时”主要是指能抓住主客观条件因缘际会（有时候是稍纵即逝）的有利时机，而在此之前需要有足够的战略耐性。正如范蠡所言，“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5]得“势”主要是指能够看清楚并顺应历史潮流的走向，进而驾驭或引导己方力量在潮流中趋利避害、不断壮大并最终迈向成功。所谓“文之所以加者浅，则势之所胜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广。威之所制者广，则我强而敌弱矣”，[6]说的是通过广施德政获得民众广泛支持而变得强大。总之，审时度势进而因势利导，在准确认识并利用好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充分调动民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圣人或统帅就更容易实现战略目标。
时与势的主客观条件哪些（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有利或有弊，衡量的准则是圣人或统帅所从事或所欲成就的事业能得到推进还是会遭遇遏阻。换言之，事业的主要内容或目标（完成具体的某项任务或所谓“百事”，或者关于内政实现的一般意义上的“政令通达”，抑或关于对外扩张的“取天下”）决定了主事者所要研判的时与势的性质和范围。
研判当今中国的时与势，离不开对当今中国的历史使命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的正确认识。一类观点认为，中国是要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争夺所谓“世界领导权”，即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正在瓦解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70多年华盛顿所主导的世界秩序，而美国认为长久以来拥有的优势受到了挑战，双方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从而迈向战争。[7]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进一步细化了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目标或“诉求”具体包括如下内容：一是彻底打消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的企图，以及美国以冷战方式实施干涉并策动“台湾独立”的念头;二是为弥补过去中国国家尊严所受屈辱而争取地位和“面子”;三是严格防范可能破坏中国稳定并损害中国利益和领土完整的政权更迭行动和外国军事干预的发生;四是让中国顺利重返其在遭受欧洲帝国主义干涉前所占据的经济和技术高地;五是在印太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符合中国体量及其日益增强的国力的角色。[8]毫无疑问，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或者不准确的。如果中国认为争夺“世界领导权”或爭取地位和“面子”是当前中国的人心所向或国家发展的大势所趋，那么顺应“时势”的做法就是在民众中激发“民族主义”，许诺用对外扩张的预期收益来补贴民众，换取他们在当下“勒紧裤腰带”支持国家积蓄对外扩张的力量。显然事实并非如此。
认为中国要争夺“世界老大”地位的观点，是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误读。诚然，当前的中国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但中国的复兴并不是说要成为“世界老大”。就古代中国而言，虽然按照麦迪逊世界经济统计等相关数据，从公元元年迄今的多数时期，中国的经济规模远超同时期的欧美，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位居“世界第一”，但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一”和充当“世界老大”的含义相去甚远。“第一”是对经济规模为代表性指标的实力的客观排序，“老大”则是一个与“权力”相关的概念，而“权力”是让其他行为者做其原本不愿或不打算之事的能力。
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据有过“老大”的权力，传统中国的天下治理理念，也不支持无远弗届的权力，并且明确划定了与责任或义务相适配的权力边界。在周朝“五服制”设想的天下中，从中央王朝向外由近及远，各政治实体对中央王朝的责任或义务逐层下降，而中央王朝施以影响的权力也逐层递减。《国语·周语》对此有形象的说明。按照先王之制，不同区域对中央王朝应尽不同的义务。如果各诸侯国不按制贡献，天子应首先反省自己的德行、政令、礼乐教化是否不足。如果没有不足处，则针对不同的情况和区域，实施法律惩戒、派兵讨伐、调遣诸侯征讨、派遣使者谴责或者通过文书发出晓谕性的声明等不同等次的处罚。[9]明朝曾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明确将周边若干临近区域划定在军事硬权力的边界之外。所以中国的复兴，与其说是追求历史上并未存在过的“世界性权力”，毋宁理解为追求免于被世界上任何外部权力干涉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享有，未来也应该享有，并且在道义上可以推己及人的自由。 为了获得并保有这种自由，当今的中国必须通过实现现代化，变得富足并且强大起来。富足和强大不是一回事。1793年，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作为英国政府派出的使节出使中国，希望与中国发展贸易，开拓中国市场。乾隆皇帝在给英王的回信中以天朝上国的口吻回绝了对方遣使驻京等要求。乾隆皇帝的回信后来被许多中外研究者不断引用，多用来说明当时清朝政府的盲目自大、狹隘可笑。马戛尔尼携带的天象仪、七政仪等礼品背后所反映的西方技术与制度的先进程度，的确已经大大超过中国自身的水平。但中国通过贸易渠道，早已获得相关产品，所以乾隆皇帝并不引以为奇。马戛尔尼使团觐见结束后参观热河行宫，看到大量西洋玩具、挂钟和地球仪，制作之精良让英国人带来的礼品黯然失色。然而，乾隆皇帝不可能想到，不到半个世纪，他的王朝就会遭遇这个通商不成转而化身武装贩毒集团的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的屈辱。但实际上，哪怕是鸦片战争发生二十年之后，中国对外受挫于西方列强、在内受损于太平天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比重仍然居世界第一。
因此，对当今中国来说，时与势是否有利，取决于在新的大国竞争标准之下，我们所面临或塑造的时空条件，是否有助于推动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复兴目标的实现。其中，找准决定大国竞争成败的标准至关重要。按照“旧标准”识别出的有利条件和国家优势，在“新标准”下可能归零，从而让按照“旧标准”配置竞争资源的国家出现颠覆性风险。
新时代的时势研判标准
清王朝以“世界第一”的身份沦为“东亚病夫”，原因在于近代以来，判别国家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而清朝未能跟上这一变化。经济规模在水平相同或相近的经济社会形态下才具备有意义的可比性。一旦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形态演进到更高水平，即便清王朝通过一般等价物折算而得的经济规模或“量”的一面仍居世界第一，但其所对应的生产力或“质”的一面已在比较或竞争中彻底落后。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来看，不同生产力阶段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有其具体的内容，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各种不同性质的阶级矛盾推动经济社会在否定之否定的运动中螺旋上升。但是，从最抽象的意义上来说，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反映的是构成生产力的主要生产要素之间的地位及相互关系。一般来说，这些生产要素可以划分为劳动、资本和技术三类。人类历史上相当长时间中，或者说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的劳动（绝大部分是投身于土地的劳动）是三类生产要素中起最大或决定性作用的要素，而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主要衡量指标也是其控制（或能够征税、征调徭役及军赋等）的人口规模的大小。对家庭、宗族等私人部门来说，能够雇佣或组织生产的劳动力的数量多寡，也是该部门是否兴旺发达的最重要的指标。
我们把劳动占绝对重要地位的经济社会形态称为一维经济社会形态。在这个漫长的阶段，经济规模的扩大主要是人口增长及向新土地扩张的结果，人均产值的变化幅度很小，甚至在特定国家的特定历史时期还出现过人均产值明显的下降。总的来看，这个阶段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主要是地方性的，由于缺乏足够规模和深度的金融市场，私人部门无法基于未来的投资从当期储蓄中融资从而扩大生产，以致生产规模很小。即便是政府组织的大型跨区域工程，管理和组织成本也比较高，并且其中相当部分并不服务于生产性目的。一维经济的强大与否，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现代国家这种有利于一维经济生产力发展的组织形式是否成熟。从秦朝起，中国建立了庞大而系统的并非基于亲缘的官僚体系，这一体系被历代王朝继承并通过察举制、科举制等不断完善。通过这套体系，中国政府能够以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更加有效的方式来组织财政收支、提供公共产品和强化军事安全，最终实现对劳动要素更充分的组织和动员。福山指出，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已经建立起符合马克斯·韦伯定义的现代国家元素的政府，比欧洲早了整整一千八百年。[10]
与一维经济主要靠劳动或人口规模来衡量有所不同，二维经济加入了资本的维度。此时，衡量一个国家财富或生产力的指标，除了看人口规模，还必须加上人均资本规模。随着资本维度的加入，国家经济由人口规模构成的“线段”拓展为人口和资本规模构成的“平面”（见图1），经济才开始有了积累性的增长（cumulative growth）。[11]世界经济进入二维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产业革命之后，经济扩张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的现象才逐渐消失。二维经济阶段，资本市场取得了支撑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地位。尽管蒸汽机的产业化运用等技术进步在工业革命中留下了浓墨重彩，但实际上从科学发现的角度看，英国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与当时科学的进展关系不大，而只是把多年来已经存在的机械改进和可靠实用的设计结合起来而已。[12]而促成这种结合的，一是英国丰富的煤炭储量被发现，二是劳动力不足造成的高工资水平。不过仅有这两个条件，工业革命尚不足以发生。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在长期公共债务、中央银行等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上向欧洲大陆习得的变革，为英国在应对煤炭和劳动力冲击时，最终选择更多利用廉价能源并节约劳动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路径提供了前提。
资本市场与劳动的结合让生产力发生了飞跃，经济才真正由一维状态升级到二维状态。支持资本市场的是信用，或者对未来盈利的信任。即便是在传统中国那种劳动力导向较发达的一维经济中，一个人想依靠自身或者亲戚朋友的积蓄，来把自己的创意或创造性劳动转变成现实生产力，也是非常困难的。但有了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加持，个人（或企业）就可以按较低的利率融资，并用这些资金来雇佣工人、购买其他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开展自己的创业。其所支付的薪水或货款被工人及其他企业再次存入银行或投入资本市场，又转变成金融体系继续放贷的来源。在金融体系里可能只有一百块钱，但这一百块钱经过多次放贷和存回的循环，可以创造出一千块甚至更多的信用。这种杠杆放大效应把庞大社会众多陌生人的劳动和资源配置到有效的生产协作网络之中，其创造力远胜于依靠亲缘或熟人关系支撑的合作网络能够达到的生产极限。 如前所述，欧洲工业革命后，中国经济规模的相对优势尽管从GDP数据看仍然存在，但其意义已经迥然不同。工业革命之后，国际贸易支撑的资本或金融市场为与现代产业劳动力相结合的资本或金融市场所取代，大量商业资本转变成对劳动要素具有高吸纳能力的产业资本，欧洲的经济发生了由一维经济向二维经济的质变，而中国仍然停留在一维经济阶段。此时，虽然通过价格折算中国经济GDP规模并不亚于欧洲，但其对应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实物形态和欧洲GDP对应的煤炭、钢铁、火药等实物形态相比，转变成战争资源的能力要大为逊色。东西方交汇之际，随着欧洲人撕下平等交易的文明伪装，中国等亚洲国家顿时左支右绌难于应付，最终沦于西方国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困境。二维经济对一维经济的碾压于此可见一斑。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进入二维经济形态的中国开始了对世界经济前沿国家的迅速追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衡量，中国经济规模在2015年已经超过美国。按照汇率计算的GDP衡量，2020年中国GDP与美国之比也超过了70%，成为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的一百多年以来，经济规模与之最接近的居第二的国家。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上，由于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兴起，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可能再次出现质变，迈向三维经济阶段。在二维经济的基础之上，三维经济在数据要素为代表的技术维度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由此现代经济或将从一个资本和劳动决定的二维平面再次发生质的飞跃而变得立体起来，从而可以容纳更大的生产力。
技术维度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历史上，三次产业革命分别通过机械化、电气化和信息化改造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以智能化或数字化为特征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方兴未艾。从技术与劳动的关系看，前三次产业革命主要是解放和发展了人类的四肢与五官，第四次产业革命或将解放和发展人類的头脑，甚至可能出现普遍的劳动与人类的分离。从私人部门的生产来看，一维经济主要靠个体及其亲缘网络自身的储蓄或积累来改善生存条件并实现人口的繁衍增殖，二维经济可以通过调动全社会陌生人网络的储蓄与资源为未来投资，创造更多产品和服务并提升人均资本水平。三维经济条件下，通过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人类可以把原来无法利用的自然或社会元素转变为可以利用的资源，直接扩大可配置资源的规模（例如，开采技术的进步让页岩油气的采集提取成为可能，扩大了传统化石能源可利用的范围;太阳能电池技术的发明，让光能获得了更大利用价值），也可以创造更有效的信息传递、交通运输方式，提升资本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效率（例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让证券交易由通过电话委托交易所“黄马甲”喊价，转变为客户通过电脑或手机终端自行报价而由系统撮合成交），还可以从体力和脑力两个方面拓展劳动者素质和提升劳动效率（例如人工智能的发展）。
三维经济呼之欲出，可能让国家取得成功或获胜的标准再次发生质变。中国如果不能跟上现代化的步伐迅速向三维经济形态转进，那么在二维经济形态中的全部积累和成就，可能在新的标准下再度归零，一如鸦片战争前后处于一维经济形态的清王朝，空有世界第一的经济规模，却难免于被处于二维经济形态的西方列强欺压的悲剧。又一次面临高维经济的威胁，可能是中国在新时代面临的最大的颠覆性风险。而机会恰恰也在于此。如果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够率先进入三维经济形态，那么新时代的中国就有望复兴至历史上曾有的免于外部强制、威胁和压迫的相对自由状态。这也是“中美贸易战”背后，实际上是对5G、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计算等科技前沿领域（特别是算法和算力领域）先发及持续优势的争夺的逻辑所在。
时与势在我一边
让经济社会率先进入三维经济形态，或至少不在美国及其盟友的围堵和“规锁”[13]之下止步于或被推回至二维经济形态，实现这个过程就是新时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具体任务。尽管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克服来自外部的干扰甚至阻击，但完成这一任务，重点在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成为更好的中国”[14]。换言之，中国归根结底追求的是“成功”而非“胜利”。成功是自己与自己比，能不断接近更高维度经济形态或实现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而胜利是阻止别国成功，或让别国陷于失败。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1月1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非常明确地揭示了我们所要实现的追求“成功”的任务。他指出，“全党必须继续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力办好自己的事，锲而不舍实现我们的既定目标。”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对标这一历史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
时在我一边，主要表现在新时代的中国正处于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客观条件因缘际会的有利时机。具体来说，就是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使命和伟大领袖及人民齐聚在百年变局的关键阶段，为成就现代化强国这一伟大事业提供了历史难逢的契机。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提出，一个领袖要列入伟人的行列至少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15]其反映的也是，伟大领袖带领大国民众，成就载入史册的大事业，才算是立下不朽功勋的伟人。当前的新时代中国，正迎来建立不朽功勋的大好时机。
首先，中国无论从文明的悠久还是从规模的庞大来看，都是当之无愧的大国，并且在一扫西力东渐、任人宰割的凄风苦雨之后，当前正处于由“富起来”向“强起来”挺进的伟大阶段。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伟大国家，为全体爱国者以及国际社会友好待我者，提供了干事创业、大有作为的广阔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在截至2019年的10年里，中国贡献了世界经济增长份额的1/3，比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全球增长中贡献的总份额还要多。不仅如此，中国的消费还有巨大的发力空间。中国经济结构正在由依赖制造业驱动转向依靠服务业及消费驱动，当前消费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不到六成，而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在70%以上。2020年，中国零售支出相当于美国零售额的88%，10年前仅为52%。2009年至2019年，中国消费实际复合年增长率为8.5%，显著高于美国的1.9%。基于这些现实，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为，与中国的经济接触对美国有利，哪怕面临中国和西方关系紧张的风险，但相关风险不大可能打乱中国的长期增长态势，这使得中国成为任何一个投资者都要考虑的重要因素。[16]不仅如此，在有助于国家迈进并站稳三维经济形态的数字经济方面，中国也取得了长足进展。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长9.6%，增速居世界第一。[17] 其次，当前的中国膺负着伟大的历史使命。对自身来说，这一历史使命体现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外部世界来说，这一历史使命体现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复兴之所以伟大，不仅表现在其致力于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一规模比此前已经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全部人口之和还要多，还表现在中国追求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设想的伟大，一定程度体现为其旨在为生产力层面的新型全球化，搭建一套适应容纳其发展、充分释放其正能量、摒弃过去全球化伴生之负面因素的新的上层建筑，并提供情感共鸣、思想基础和观念指引。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大范围暴发之后，政府博弈难解，机构协调乏力，扣留物资者有之，拦截抢购者有之，集中地暴露了迄今为止只有生产力的全球化而缺乏与之适应的治理和国际协调等上层建筑全球化的重大缺陷。疫情再次证明，中国首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务的极端重要性。[18]
最后，当前的中国具备“伟大领袖带领伟大人民”这一关键政治禀赋。只有伟大国家和伟大使命而缺乏伟大领袖领航把舵或缺乏伟大人民作为历史动力源，也难以将伟大事业推进至成功的彼岸。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打赢扶贫攻坚战和蓝天保卫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以及刀刃向內自我革命等方面重大斗争实践的洗练，已经锻造出推动和保障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
势在我一边，具体表现在当前的中国顺应了社会主义复兴的大势、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以及东方文明复兴的大势，正乘势而上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第一，社会主义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马克思主义也遭遇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科学真理的光辉不会因为阴云一时的遮蔽而持续暗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使社会主义在21世纪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芒。党的十九大向全党全国和全世界庄严宣告：“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揽全局、应变局、开新局，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中国用铁一般的事实宣告：历史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社会主义生机蓬勃、前途无限。社会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合奏出新时代的华彩乐章。[19]
第二，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中华文明历史悠久，绵延不绝，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中国在近代被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甩在了后面。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击下，中国危机四起、人民苦难深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20]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矢志不渝推动实现民族复兴。在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开启了改革开放新征程，并在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第三，东方文明复兴的大势不可阻挡。中国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明的精髓。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认识到，国强必霸的逻辑不适用，穷兵黩武的道路走不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下，东方文明以深蕴其中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精神，获得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也是中华文明历来崇尚的理念，中国把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宪法，宣布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古老的东方文明理念为当代实现低碳世界的目标赋能，得到不少国家的赞许。此外，东方文明中的智慧、仁爱、节俭、中正等内涵也成为人类抵御反智主义、霸权主义、消费主义、极端主义的重要依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时与势固然在我一边，但关键还在于如何顺应和利用时与势，因势利导，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出来，让实现经济社会形态向高维升级从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使命内嵌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之中。在这方面，我们党有科学而清醒的认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不是靠穷兵黩武做“世界老大”的号召，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知和勇气，辨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动员全国之物力，聚焦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上来。“时与势在我们一边”的断言，反映的是中国将在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过程中，通过器物、制度和观念的现代化，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最终达致现代化强国的坚定承诺和高度自信。这也是“时势论”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品格的理论旨趣和现实意义所在。
注释
[1]《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王守谦等译注：《战国策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24页。
[2]《商君书·画策》，张觉译注：《商君书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1页。
[3]《吕氏春秋·慎大览·察今》，关贤柱等译注：《吕氏春秋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3～524页。
[4][6]《淮南子·兵略》，许匡一译注：《淮南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95、899页。
[5]《国语·越语下》，邬国义等译注：《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97页。
[7][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前言第2页。 [8][美]傅立民：《中美竞争最终将如何收场》，参考消息网，2021年5月11日，http：//column.cankaoxiaoxi.com/2021/0511/2443014.shtml。
[9]冯维江：《试论“天下体系”的秩序特征、存亡原理及制度遗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8期。
[10][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21页。
[11][荷]扬·卢滕·范赞登：《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隋福民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页。
[12]推动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就的科学发现大多在1700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技术准备也早已存在，如托马斯·萨弗里1698年发明了蒸汽抽水泵，托马斯·纽卡门1712年发明了蒸汽机，而工业革命到18世纪60年代才从英国发起。参见[英]罗伯特·艾伦：《近代英国工业革命揭秘：放眼全球的深度透视》，毛立坤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13]即主要运用规则等手段，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在规模及科技发展水平，锁定在低于美国且维持足够差距的程度上。参见张宇燕、冯维江：《从“接触”到“规锁”：美国对华战略意图及中美博弈的四种前景》，《清华金融评论》，2018年第7期。
[14]2021年3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2021年3月26日，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64584.shtml。
[15][美]理查德·尼克松：《领袖们》，施燕华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頁。
[16]Andy Rothman， "5 things Western investors Misunderstand about China"， May 3， 2021， https：//fortune.com/2021/05/03/china-investor-perspective-global-growth-consumer-story/.
[17]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疫情冲击下的复苏新曙光》，2021年8月，第20、22页。
[18]谢伏瞻主编：《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历程与理论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552～553页。
[19]《宣言：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6月7日，第1版;《宣言：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人民日报》，2021年6月8日，第1版。
[20]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页。
责 编/王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