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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守正创新 指导思想 理论和实践 自我革命
【中图分类号】 D261; 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30.001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下文简称“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从理论上阐明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深入学习“七一”讲话精神，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行”的前提是坚定不移以它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自创立以来就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进程。它不会因敌对势力的谩骂围攻而失败，也不会因自己内部一些人的歪曲、背离而失色。马克思主义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行不行，前提在于能否把它坚持到底，能否坚定地信仰它。我们知道，历史不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和国家坚持不下去的教训，最为突出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1800多万党员的苏联，居然自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指导地位，最终亡党亡国。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行”，在中国则得到了无比充分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1]其所以如此，就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坚定不移，从来没有动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坚定不移，而不少马克思主义政党则做不到？
首先，中国共产党认定，主义决定党的性质和命运，必须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就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只有理论上自觉，政治上才坚定。主义决定了工人阶级政党是否先进，是否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主义也决定了工人阶级政党能否纯洁，形成没有一党之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占据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主义更决定了工人阶级政党能否“冲破思想牢笼”，在被压迫的旧社会占据道义制高点，理直气壮领导人民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列宁始终强调先进理论对于共产党的决定性意义，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必须向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自己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优秀传统，把思想领导权视为党的“第一位领导权”，[2]以理论创新带动所有其他创新，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作为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自觉坚持主义立党，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其次，中国共产党认定，在主义的选择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选择，不能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固然要在实践中选择和确立主义，但是，能够使之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的主义却只有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历史贡献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3]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都走不远，做不大，并终将被淘汰出局。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唯一选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相反，如果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可以有多种选择，搞指导思想的多元论，那么无论其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最终也必然走上邪路。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历史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遗产将作出什么样的最后裁决呢？今天谁也说不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不管历史把它抛弃多少，社会主义运动仍将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仍将继续进行。运动并不取决于向它提出的理论的命运，意识到了这一点，精神自由就有了保证，只有这种精神自由才允许对各种传统教义进行无拘无束的检验。”[4]社会主义运动可以不依赖先进理论，可以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自行发展，可以随机选择各种思想指导，这种自发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就是许多工人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坚持到底的症结所在。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揭示世界历史客观规律的科学思想体系就只有一个。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的不二选择，才能坚持马克思主義。
再次，中国共产党认定，主义的坚守就是坚持真理，确立科学信仰，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气质。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是科学，而科学信仰不能自发产生，必须通过世界观的改造。其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我们指导思想的唯一选择，就因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才能科学地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奠定科学信仰的客观依据。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既不是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的公式或实验可以推演出来的，更不是经验材料的统计结果，而是依靠科学世界观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分析其普遍联系、相互转化的矛盾体系，揭示其必然趋势和发展规律。就是说，科学的信仰不仅要解决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而且要解决存在与本质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尽管有其超验（即还未被经验完全证明）的成分，但绝没有超自然的神秘性，决不影响其科学性。因此，确立科学信仰，就必须从两个方面改造世界观：一是突破常人的经验眼界而训练理论思维、辩证思维;二是突破个人利益的狭隘眼界而确立人民立场、共产主义胸怀。遇到挫折或困难，不是动摇信仰，而是坚定理想信念去战胜困难。 堅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坚信人类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且能够被认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根据。对时代的准确判断，对时代潮流的积极引领，就是这一科学依据的集中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5]
最后，中国共产党认定，主义与初心使命不可分割，坚守初心使命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融入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即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彻底改写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屈辱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在“初心使命”方面的结合则贯穿始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坚定信念，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6]
不忘初心使命，从根本上就是守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它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事实证明，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那么就连什么是人民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也会说不清楚。现代政党都打着“为民”的旗号，但谁能真正为民呢？孙中山诚心诚意要“唤醒民众”，但他身后的国民党为何总是越来越远离并最终背叛了人民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依托的民众实际上是虚假的，本质上只是某些利益集团。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界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真实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才有了坚实的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由衷地认识到：“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7]
马克思主义“行”的关键在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方式，是坚持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的唯一途径，因而是“第一位重要的”学风问题。但是，理论和实践是辩证关系，没有对这种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就没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第一，辩证法讲两点论，理论和实践是两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不能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归结为一方单纯依赖另一方的一点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8]必须始终坚持两个方面，一个也不能丢，丢了就不叫“结合”，而叫“吞并”，就要犯颠覆性的错误。第二，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关系中，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能认为理论单方面依赖实践。概括地说，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简单重复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实践、而并非所有实践都依赖理论来看，实践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理论和实践具体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两者不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且理论创新往往决定了实践的创新。第三，虽然实践决定了对于理论的需求，决定了理论的发展方向和作用范围，但它决不能取代理论的作用。理论由于具有前瞻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因而能够发挥行动指南和凝聚人心的旗帜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应工人阶级解放的实践运动而生，但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武装的政党，就没有自觉的工人运动，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科学的理论，“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9]总之，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证明，“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10]
由此决定了对于理论和实践出现脱节，也必须要进行辩证分析，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并否定理论。毫无疑问，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是理论脱离实践的重要原因，但决不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教条而加以丢弃。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中，形成了一个基本原则，即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绝对严防背弃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我们在最容易出问题的两个关节点上把住了关口。
第一，批判教条主义决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教条抛弃，而是要在“如何运用”上下工夫。其实，以反“教条主义”而闻名的伯恩施坦自己就有个“教条”，即“理论和实践相分离，根子在理论”，因而把名曰“修正”、实质背离马克思学说当作解决两者矛盾的灵丹妙药。用他的话来说，重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只有在人们对理论的缺陷和矛盾进行无情的清算的时候，这一任务才能解决。换句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11]这种观点之所以有市场，就因为新情况的出现致使理论运用于实践产生了困难;这种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的历史规律，它以“人类实践的总和”为依据，不可能被一时一事的实践所推倒。
与伯恩施坦之流不同，在理论和实践出现脱节时，我们党没有怀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是检视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如何把基本理论运用到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上下工夫。这并不是神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因为不仅这些原理整体来说在今天仍然适用，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特别强调，对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过程，难就难在“结合”上。从认识论讲，这是一个双向提升过程：发现特殊国情和时代特征中的普遍性因素，把特殊性问题提升到世界历史高度加以认识;同时又是把普遍规律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寻找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具体历史突破口，通过“结合点”把普遍原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这一双向提升过程，既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过程。可见，解决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既有根据实践去检验、筛选和发展理论的一面，也有运用理论去改进实践、创立新的实践形式的一面。简单地丢弃某一方面，都会产生片面性。 第二，批判教条主义决不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当作教条去否定，而是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下工夫。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就确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这一信仰的科学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信仰要解决人的终极存在和永恒价值问题，如果不依托宗教式的超自然造物主，如何突破存在的现象、深入其本质就成为关键。自然科学解决不了这一难题，抽象地谈论实践也解决不了。例如，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只承认现象学意义的人类实践，即实践只能证明人的需要和人的经验，不能证明自在之物和客观真理。这种实践观支撑着历史多元论、相对论和选择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信仰的基础。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才承认“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13]通过实践的物质制约性（即“受动性”）及其规律，证明“自在之物”及客观真理不仅存在，而且可知。因此，只有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转向，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绝不动摇。
从思想史的教训看，否定唯物论和辩证法是走邪路、导致理论“失足”的根源。伯恩施坦认定，“唯物地”表述历史规律，就使之变成了“历史的铁的必然性”，这是马克思学说的“独断论”表述，必须推倒。为此，使上述具有宿命论色调的“客观规律”得以成立的黑格尔式的“矛盾辩证法”，也必须推倒。他的结论是：“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14]实际上，消解唯物辩证法必然导致共产党思想变质。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一切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又决定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能动性是对客观规律的遵循和运用，决定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实践论、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一致性，反对无所作为和胆大妄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还决定了创造历史的人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决定了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具有根本一致性，反对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决定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实践过程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主体外化，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具有同步性，反对自发性崇拜。归根到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了世界的统一性和历史的一元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这一世界观的内核。
从历史的实际教训看，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则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前提。苏联解体前夕最为猖狂的反共言论集中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攻击，而哲学阵地失守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崩溃打开了方便之门。1988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释放出以下信息：“我国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现在已经相当陈旧了……这一评价也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5]理论的生命力当然在创新，但前提是“守正”。追求真理的前提是承认客观真理，认识规律的前提是承认客观规律，促进人的发展前提是以人民为中心，否则，就不是创新而是颠覆理论。以“陈旧”为名清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世界观、历史观，其结果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就是彰显个人所谓自由的“人性解放”大行其道。个人主义哲学是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依托，接受个人主义哲学，必然会认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此门一开，坚持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便再无可能。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公开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初，《苏联宪法》第六条，即确立“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16]的条文实际上被取消;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从认识论看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作祟，导致知识和信仰二元论;从价值观看则是贬低真理、拉抬价值，否定了真理性、科学性的决定意义。其逻辑是，真理只是纯“观念”，是一种思想认识，而不是客观实在;而价值是现实利益诉求，是实践的驱动力，因而是现实的存在。结论是，价值高于真理。这种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觀、价值观在今天仍然能够大行其道，的确发人深省。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真善美的根本在“真”，只有“客观真理”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内在地规定了“善”“美”;而离开了“真”，“善”“美”将因失去客观标准而莫衷一是。
从社会基础看，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共产主义”的名称，而对“社会主义”则持保留态度。“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17]只有通过科学理论的奠基，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始终以“科学社会主义”命名，而形形色色的伦理社会主义则始终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喜欢玩弄的旗号。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奠定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科学性的哲学根据。
马克思主义“行”的真谛在守正创新需立足自我革命
能否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关键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改造客观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主体的本质本领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18]显然，能否有的放矢，不在箭，而在箭手。箭手不仅需方向明、本领高，还要敢于实践。就此而言，革命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最终落脚在革命的领导者上。 但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有另一层意思。说到底，革命的目的不仅是推翻旧世界，更是建设新世界，而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才能炼就新世界的建设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9]革命环境虽然会迫使革命者自我革命，但被动地接受还是自觉地改造则大不一样。许多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问题就出在放松自我革命上。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党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有所调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20]这一调整表明，新形势下体现马克思主义“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聚焦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对此需要认真领悟。
我们今天所处历史方位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1]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历史证明，当理论和实践出现脱节时需要突出党的自我革命，而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且深度发展时更需要党的自觉革命。原因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党更有必要和可能从即将完成的客观世界改造中认识自己。马克思曾说过，当哲学作用于外部世界而接近实现自己的时候，“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22]从克服外部世界的缺陷警醒自身的问题，把即将实现的成功当作战斗的洗礼，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就体现了这种理论自觉。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认识了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认识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实现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就为有力推进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找到了真正的出路。马克思主义“行”在这一过程将会得到最高的证明。
当今世界最大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就是“人类向何处去”。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年来，“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美国为确保其“领导”地位，常常置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于不顾，用冷战思维组织“价值观联盟”，试图加紧围堵中国;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霸权主义的政治操弄下，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产生某些断裂;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23]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历史呈现扑朔迷离、风云变幻的多面性，容易产生“向何处去”的困惑。
中国共产党把“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转化为“不忘来时路，认准前行路，走好脚下路”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回答时代之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政党对于前进方向产生困惑，无非是三种情况。一是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历史条件，如何求变求新。不忘初心使命划出了不可触碰的红线，为守正创新奠定了客观标准。“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24]二是因思想上政治上的变质而发生的方向混乱，如何防止腐败。不忘初心使命，突出理想信念、宗旨教育，突出“赶考”精神、权力监督，把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统一起来，初步解决了防止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25]三是因骄傲自满、精神懈怠而迷失方向，如何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不忘初心使命就是要看到眼下的胜利和我们的初心使命的差距，做到胜利面前自豪不自满;要把胜利归功于人民，归功于党，做到个人不居功自傲;要看到与胜利伴随而来的风险和挑战，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当今世界最大的时代难题是什么？就是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总体有利于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民主化，因而值得努力维护。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把能否维持其现有的既得利益、甚至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垄断地位和霸权利益作为首要考量，实行单边主义、假多边主义。只要动了它们的“奶酪”，就必然围追堵截，大打出手。它们实际上奉行的是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采取的是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其结果不仅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不仅侵蚀了自己发展的根基，更损害了全人类的未来;不但乱了西方社会，也不断制造世界的动乱。因此，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国共产党把“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时代之难，转化为“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与时代同行，与世界同在”的中国之变，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我们顺应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勇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不断改革自身弊端的同时持續扩大开放，提高开放水平。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为我国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6]中国之变必将为世界的动荡变革找到出路。 当今世界最大的思想困惑是什么？就是揭示今天时代潮流的时代精神何在。时代精神是对时代和历史深入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把握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一直是时代的最强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诚如列宁指出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27]相反，马克思主义不仅指明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出路，而且还具有对当代人类文明走出困境的指导意义。尽管当代复杂变幻的形势，对人们辨识时代潮流、认同时代精神带来了严重干扰，但我国能够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
中国共产党把“当今时代精神何在”的世界之惑，转化为“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通过这一转化促进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我们从中国主题和时代主题的融合上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争取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从理论创新的方向融合上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争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较大促进;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致性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争取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作出实质性努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一方面，实践、时代、科技总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的国情也是变化发展的，只有及时反映这种变化，理论才能指导实践。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指明了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使命，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新境界。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其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28]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纪意义，始终立足于自身的实践发展，没有丝毫的夸大和溢美。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的根本原因。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2]毛泽东的原话是：“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3页。
[4]《伯恩施坦言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第257、248页。
[5][7][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66、57页。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6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9]《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11][14]《伯恩施坦言论》，第93～94、103页。
[12][17][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257、91頁。
[13][27]《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309页。
[15]《哲学的新思维——苏联“哲学与生活”会议材料选登》，《哲学译丛》（现《世界哲学》），1988年第4期。
[16]《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辛华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组校，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9～820页。
[20][23][24][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46、222、184、54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8页。
[2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2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7页。
责 编/陈璐颖
【中图分类号】 D261; 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1.30.001
中国共产党百年史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关于三者之间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下文简称“七一”讲话）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从理论上阐明这一论断，对于我们深入学习“七一”讲话精神，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意义重大。
马克思主义“行”的前提是坚定不移以它为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由于其自身的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自创立以来就深深扎根于人类历史进程。它不会因敌对势力的谩骂围攻而失败，也不会因自己内部一些人的歪曲、背离而失色。马克思主义对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行不行，前提在于能否把它坚持到底，能否坚定地信仰它。我们知道，历史不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和国家坚持不下去的教训，最为突出的就是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1800多万党员的苏联，居然自己取消了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指导地位，最终亡党亡国。
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行”，在中国则得到了无比充分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1]其所以如此，就因为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坚定不移，从来没有动摇。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坚定不移，而不少马克思主义政党则做不到？
首先，中国共产党认定，主义决定党的性质和命运，必须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0年11月25日，毛泽东就指出：“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只有理论上自觉，政治上才坚定。主义决定了工人阶级政党是否先进，是否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主义也决定了工人阶级政党能否纯洁，形成没有一党之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占据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主义更决定了工人阶级政党能否“冲破思想牢笼”，在被压迫的旧社会占据道义制高点，理直气壮领导人民创造自己历史的活动。列宁始终强调先进理论对于共产党的决定性意义，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必须向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自己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的优秀传统，把思想领导权视为党的“第一位领导权”，[2]以理论创新带动所有其他创新，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作为决定成败得失的关键。自觉坚持主义立党，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其次，中国共产党认定，在主义的选择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唯一选择，不能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固然要在实践中选择和确立主义，但是，能够使之从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的主义却只有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历史贡献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3]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代替的历史必然性，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都走不远，做不大，并终将被淘汰出局。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唯一选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前提。相反，如果认为工人阶级政党在指导思想上可以有多种选择，搞指导思想的多元论，那么无论其理由多么冠冕堂皇，最终也必然走上邪路。第二国际的伯恩施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认为：“社会主义运动并不依赖任何理论。”“历史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遗产将作出什么样的最后裁决呢？今天谁也说不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不管历史把它抛弃多少，社会主义运动仍将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仍将继续进行。运动并不取决于向它提出的理论的命运，意识到了这一点，精神自由就有了保证，只有这种精神自由才允许对各种传统教义进行无拘无束的检验。”[4]社会主义运动可以不依赖先进理论，可以背离马克思主义而自行发展，可以随机选择各种思想指导，这种自发论、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就是许多工人阶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能坚持到底的症结所在。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揭示世界历史客观规律的科学思想体系就只有一个。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的不二选择，才能坚持马克思主義。
再次，中国共产党认定，主义的坚守就是坚持真理，确立科学信仰，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不动摇。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气质。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因为它是科学，而科学信仰不能自发产生，必须通过世界观的改造。其实，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我们指导思想的唯一选择，就因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才能科学地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奠定科学信仰的客观依据。人类历史的客观规律既不是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的公式或实验可以推演出来的，更不是经验材料的统计结果，而是依靠科学世界观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分析其普遍联系、相互转化的矛盾体系，揭示其必然趋势和发展规律。就是说，科学的信仰不仅要解决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而且要解决存在与本质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尽管有其超验（即还未被经验完全证明）的成分，但绝没有超自然的神秘性，决不影响其科学性。因此，确立科学信仰，就必须从两个方面改造世界观：一是突破常人的经验眼界而训练理论思维、辩证思维;二是突破个人利益的狭隘眼界而确立人民立场、共产主义胸怀。遇到挫折或困难，不是动摇信仰，而是坚定理想信念去战胜困难。 堅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坚信人类历史发展有客观规律且能够被认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根据。对时代的准确判断，对时代潮流的积极引领，就是这一科学依据的集中体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5]
最后，中国共产党认定，主义与初心使命不可分割，坚守初心使命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融入了自己的初心使命，即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彻底改写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屈辱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虽然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但在“初心使命”方面的结合则贯穿始终。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只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一坚定信念，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6]
不忘初心使命，从根本上就是守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它内在地包含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事实证明，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那么就连什么是人民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也会说不清楚。现代政党都打着“为民”的旗号，但谁能真正为民呢？孙中山诚心诚意要“唤醒民众”，但他身后的国民党为何总是越来越远离并最终背叛了人民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所依托的民众实际上是虚假的，本质上只是某些利益集团。只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界定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劳动群众为基础的真实人民，代表人民、服务人民才有了坚实的立足点。中国共产党由衷地认识到：“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7]
马克思主义“行”的关键在于把握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行”的根本方式，是坚持和发展这一科学理论的唯一途径，因而是“第一位重要的”学风问题。但是，理论和实践是辩证关系，没有对这种辩证关系的正确把握，就没有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第一，辩证法讲两点论，理论和实践是两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不能把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归结为一方单纯依赖另一方的一点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8]必须始终坚持两个方面，一个也不能丢，丢了就不叫“结合”，而叫“吞并”，就要犯颠覆性的错误。第二，在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关系中，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不能认为理论单方面依赖实践。概括地说，自发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自觉的实践则必然依赖于理论;简单重复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而创新性实践则断然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从所有的理论都无例外地依赖实践、而并非所有实践都依赖理论来看，实践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但在理论和实践具体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两者不仅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且理论创新往往决定了实践的创新。第三，虽然实践决定了对于理论的需求，决定了理论的发展方向和作用范围，但它决不能取代理论的作用。理论由于具有前瞻性和普遍性的特征，因而能够发挥行动指南和凝聚人心的旗帜作用。虽然马克思主义是应工人阶级解放的实践运动而生，但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武装的政党，就没有自觉的工人运动，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科学的理论，“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9]总之，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证明，“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10]
由此决定了对于理论和实践出现脱节，也必须要进行辩证分析，不能简单地归罪于并否定理论。毫无疑问，把马克思主义僵化教条，是理论脱离实践的重要原因，但决不能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教条而加以丢弃。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取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中，形成了一个基本原则，即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绝对严防背弃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我们在最容易出问题的两个关节点上把住了关口。
第一，批判教条主义决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教条抛弃，而是要在“如何运用”上下工夫。其实，以反“教条主义”而闻名的伯恩施坦自己就有个“教条”，即“理论和实践相分离，根子在理论”，因而把名曰“修正”、实质背离马克思学说当作解决两者矛盾的灵丹妙药。用他的话来说，重建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只有在人们对理论的缺陷和矛盾进行无情的清算的时候，这一任务才能解决。换句话来说，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向前发展和改进必须从对它的批判开始”。[11]这种观点之所以有市场，就因为新情况的出现致使理论运用于实践产生了困难;这种观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转变的历史规律，它以“人类实践的总和”为依据，不可能被一时一事的实践所推倒。
与伯恩施坦之流不同，在理论和实践出现脱节时，我们党没有怀疑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是检视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在如何把基本理论运用到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上下工夫。这并不是神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因为不仅这些原理整体来说在今天仍然适用，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特别强调，对于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实际上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过程，难就难在“结合”上。从认识论讲，这是一个双向提升过程：发现特殊国情和时代特征中的普遍性因素，把特殊性问题提升到世界历史高度加以认识;同时又是把普遍规律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寻找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具体历史突破口，通过“结合点”把普遍原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这一双向提升过程，既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过程。可见，解决理论和实践的矛盾，既有根据实践去检验、筛选和发展理论的一面，也有运用理论去改进实践、创立新的实践形式的一面。简单地丢弃某一方面，都会产生片面性。 第二，批判教条主义决不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当作教条去否定，而是在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上下工夫。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时就确立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这一信仰的科学基础，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信仰要解决人的终极存在和永恒价值问题，如果不依托宗教式的超自然造物主，如何突破存在的现象、深入其本质就成为关键。自然科学解决不了这一难题，抽象地谈论实践也解决不了。例如，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只承认现象学意义的人类实践，即实践只能证明人的需要和人的经验，不能证明自在之物和客观真理。这种实践观支撑着历史多元论、相对论和选择论，而不可能成为科学信仰的基础。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才承认“人类的实践不仅具有（休谟主义和康德主义所谓的）现象的意义而且还具有客观实在的意义”。[13]通过实践的物质制约性（即“受动性”）及其规律，证明“自在之物”及客观真理不仅存在，而且可知。因此，只有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转向，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绝不动摇。
从思想史的教训看，否定唯物论和辩证法是走邪路、导致理论“失足”的根源。伯恩施坦认定，“唯物地”表述历史规律，就使之变成了“历史的铁的必然性”，这是马克思学说的“独断论”表述，必须推倒。为此，使上述具有宿命论色调的“客观规律”得以成立的黑格尔式的“矛盾辩证法”，也必须推倒。他的结论是：“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进行任何推理正确的考察的陷阱。”[14]实际上，消解唯物辩证法必然导致共产党思想变质。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了我们党必须尊重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一切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又决定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能动性是对客观规律的遵循和运用，决定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实践论、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内在一致性，反对无所作为和胆大妄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还决定了创造历史的人是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决定了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具有根本一致性，反对个人主义的价值导向;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也决定了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须改造主观世界，实践过程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主体外化，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改变具有同步性，反对自发性崇拜。归根到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决定了世界的统一性和历史的一元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就是这一世界观的内核。
从历史的实际教训看，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而否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科学性、消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则是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思想前提。苏联解体前夕最为猖狂的反共言论集中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攻击，而哲学阵地失守则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崩溃打开了方便之门。1988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释放出以下信息：“我国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停留在30～40年代的水平上，现在已经相当陈旧了……这一评价也适用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5]理论的生命力当然在创新，但前提是“守正”。追求真理的前提是承认客观真理，认识规律的前提是承认客观规律，促进人的发展前提是以人民为中心，否则，就不是创新而是颠覆理论。以“陈旧”为名清算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世界观、历史观，其结果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泛滥，就是彰显个人所谓自由的“人性解放”大行其道。个人主义哲学是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观的依托，接受个人主义哲学，必然会认同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此门一开，坚持共产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便再无可能。接下来顺理成章的是，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公开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初，《苏联宪法》第六条，即确立“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16]的条文实际上被取消;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
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从认识论看是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作祟，导致知识和信仰二元论;从价值观看则是贬低真理、拉抬价值，否定了真理性、科学性的决定意义。其逻辑是，真理只是纯“观念”，是一种思想认识，而不是客观实在;而价值是现实利益诉求，是实践的驱动力，因而是现实的存在。结论是，价值高于真理。这种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觀、价值观在今天仍然能够大行其道，的确发人深省。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真善美的根本在“真”，只有“客观真理”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内在地规定了“善”“美”;而离开了“真”，“善”“美”将因失去客观标准而莫衷一是。
从社会基础看，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选择了“共产主义”的名称，而对“社会主义”则持保留态度。“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17]只有通过科学理论的奠基，社会主义才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始终以“科学社会主义”命名，而形形色色的伦理社会主义则始终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喜欢玩弄的旗号。
不管时代如何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唯一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奠定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科学性的哲学根据。
马克思主义“行”的真谛在守正创新需立足自我革命
能否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关键在党。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看起来是一个改造客观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主体的本质本领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18]显然，能否有的放矢，不在箭，而在箭手。箭手不仅需方向明、本领高，还要敢于实践。就此而言，革命实践对于理论的检验，最终落脚在革命的领导者上。 但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还有另一层意思。说到底，革命的目的不仅是推翻旧世界，更是建设新世界，而只有通过自我革命才能炼就新世界的建设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19]革命环境虽然会迫使革命者自我革命，但被动地接受还是自觉地改造则大不一样。许多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坚持下去，问题就出在放松自我革命上。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自我革命和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党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有所调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完善全面从严治党制度”。[20]这一调整表明，新形势下体现马克思主义“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聚焦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对此需要认真领悟。
我们今天所处历史方位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21]现在，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历史证明，当理论和实践出现脱节时需要突出党的自我革命，而理论和实践相统一且深度发展时更需要党的自觉革命。原因在于，在后一种情况下，党更有必要和可能从即将完成的客观世界改造中认识自己。马克思曾说过，当哲学作用于外部世界而接近实现自己的时候，“那本来是内在之光的东西，就变成为转向外部的吞噬性的火焰。于是就得出这样的结果：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也就是它的丧失，哲学在其外部所反对的东西就是它自己内在的缺陷，正是在斗争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对的错误，而且只有当它陷入这些错误时，它才消除掉这些错误”。[22]从克服外部世界的缺陷警醒自身的问题，把即将实现的成功当作战斗的洗礼，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就体现了这种理论自觉。我们今天所处的历史方位决定了，认识了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就认识了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实现了党的伟大自我革命，就为有力推进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找到了真正的出路。马克思主义“行”在这一过程将会得到最高的证明。
当今世界最大的时代问题是什么？就是“人类向何处去”。今天，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近年来，“世界大变局加速深刻演变，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我国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美国为确保其“领导”地位，常常置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于不顾，用冷战思维组织“价值观联盟”，试图加紧围堵中国;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霸权主义的政治操弄下，造成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产生某些断裂;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23]面对复杂变化的世界，历史呈现扑朔迷离、风云变幻的多面性，容易产生“向何处去”的困惑。
中国共产党把“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转化为“不忘来时路，认准前行路，走好脚下路”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回答时代之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政党对于前进方向产生困惑，无非是三种情况。一是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历史条件，如何求变求新。不忘初心使命划出了不可触碰的红线，为守正创新奠定了客观标准。“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24]二是因思想上政治上的变质而发生的方向混乱，如何防止腐败。不忘初心使命，突出理想信念、宗旨教育，突出“赶考”精神、权力监督，把思想教育和制度建设统一起来，初步解决了防止腐败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25]三是因骄傲自满、精神懈怠而迷失方向，如何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不忘初心使命就是要看到眼下的胜利和我们的初心使命的差距，做到胜利面前自豪不自满;要把胜利归功于人民，归功于党，做到个人不居功自傲;要看到与胜利伴随而来的风险和挑战，做到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当今世界最大的时代难题是什么？就是如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总体有利于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民主化，因而值得努力维护。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把能否维持其现有的既得利益、甚至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垄断地位和霸权利益作为首要考量，实行单边主义、假多边主义。只要动了它们的“奶酪”，就必然围追堵截，大打出手。它们实际上奉行的是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老一套逻辑，采取的是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老一套办法。其结果不仅封上了别人的门，也堵上了自己的路;不仅侵蚀了自己发展的根基，更损害了全人类的未来;不但乱了西方社会，也不断制造世界的动乱。因此，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
中国共产党把“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时代之难，转化为“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与时代同行，与世界同在”的中国之变，成为当代国际秩序的积极维护者。我们顺应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勇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在不断改革自身弊端的同时持續扩大开放，提高开放水平。我们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政策，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不仅为我国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而且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26]中国之变必将为世界的动荡变革找到出路。 当今世界最大的思想困惑是什么？就是揭示今天时代潮流的时代精神何在。时代精神是对时代和历史深入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把握的思想成果和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自诞生起，就一直是时代的最强音。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诚如列宁指出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27]相反，马克思主义不仅指明了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实出路，而且还具有对当代人类文明走出困境的指导意义。尽管当代复杂变幻的形势，对人们辨识时代潮流、认同时代精神带来了严重干扰，但我国能够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
中国共产党把“当今时代精神何在”的世界之惑，转化为“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通过这一转化促进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我们从中国主题和时代主题的融合上更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争取对人类作出更大贡献;从理论创新的方向融合上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争取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较大促进;从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的一致性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争取对当代人类文明发展作出实质性努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一方面，实践、时代、科技总是不断发展的，中国的国情也是变化发展的，只有及时反映这种变化，理论才能指导实践。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方向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指明了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使命，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新境界。另一方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其实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用宽广视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坚持在改革中守正出新、不断超越自己，在开放中博采众长、不断完善自己”。[28]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世纪意义，始终立足于自身的实践发展，没有丝毫的夸大和溢美。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行”的根本原因。
注释
[1]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页。
[2]毛泽东的原话是：“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见《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03页。
[4]《伯恩施坦言论》，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6年，第257、248页。
[5][7][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6、66、57页。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6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8～259页。
[9]《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页。
[11][14]《伯恩施坦言论》，第93～94、103页。
[12][17][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8、257、91頁。
[13][27]《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2、309页。
[15]《哲学的新思维——苏联“哲学与生活”会议材料选登》，《哲学译丛》（现《世界哲学》），1988年第4期。
[16]《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根本法）》，辛华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组校，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5页。
[1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19～820页。
[20][23][24][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546、222、184、54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8页。
[26]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页。
[2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27页。
责 编/陈璐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