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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都是人口大国。2003年之前，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较低；2003年以后，开始出现快速增长势头：2003年增长8.5%，2005年增长7%。有人预言，50年后印度的经济规模可能超过美国和中国。美国高盛公司曾预测，如保持５％～６％的年增长速度，到2050年印度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主流观点：印度远非中国对手
按照中国主流经济学观点，印度经济远非中国的竞争对手,依据如下：
陈旧的基础设施。20年前，中国和印度还是经济实力相当的对手，双方都在致力改善贫困农民的生活。现在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已经远远跑在印度的前面。印度的经济发展始于1991年，比中国晚了13年。20年来中国经济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只是在过去10年内以6%的速度发展。此外，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中国的两倍，因此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较为缓慢。世界银行资料表明，中国现在人均一年挣890美元，而印度仅460美元。中国人口略多于印度，中国公民每年购买的汽车和轻型卡车比印度多1/3，电视机多3倍，空调多12倍。中国拥有的高速公路、现代化机场和高效率港口在越来越多的制造业门类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印度坑坑洼洼的公路、陈旧的机场和拥挤的港口使进出口极为困难。
沉闷的官僚体制。新德里1991年废除了“许可证主权”，许多市场限制条例被取消，但是，许多人仍把印度的落后归咎于沉闷的官僚体制或文化、宗教传统。中印两国都受到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制约，而印度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电力分配的垄断。地方条例阻止商家兴建更大规模的工厂，有关法规还限制公司购买城市土地，使新企业要花很高的代价才能买到土地。印度经济中没有多少前景光明的领域，只是在南部的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出现了几个小规模的高技术工业区亮点，这在印度整个经济中只占很小比例。
落后的生产工艺。以制鞋业为例，印度制鞋厂20年前可以雇到和中国同样多的廉价劳动力，而且这些工人比中国工人受过更好的教育，但中国制造商却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全球制鞋业。香港一家制鞋厂的合作伙伴马丁·默茨说：“在制鞋行业，中国跑在了前面，而且将继续保持优势。”古普塔及其家族控制着印度第二大制鞋公司—埃克申集团，该集团最近成立的一家制鞋厂只能容纳150名工人，而中国鞋厂一个厂房里就有2万多人。
《中国改革论坛》刊载程瑞声的文章认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很难赶上中国，指出目前中国的GDP总值和人均GDP均为印度的两倍多。2003年，GDP中国为1.4万亿美元，印度为5888亿美元；人均GDP中国为1000多美元，印度为545美元。在社会发展方面，中国的识字率90%以上，印度只有60%左右；2001年中国人均寿命71.8岁，印度60.8岁。
文章分析了这种差距形成的原因：（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比印度早10年，思想也比印度更加解放。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较中国强烈，文化传统、价值观相当保守，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外开放。（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体效率是高的，能办成一些大事。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例，2003年，中国在电力、工程、交通、电信和房地产方面的支出高达2600亿美元，而印度只有310亿美元。（三）中国政局长期保持稳定，而印度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长期的“悬挂议会”（没有任何政党获绝对多数席位），政府更迭频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不利。（四）印度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土地问题、种姓制度、教派冲突都成为包袱，贫富悬殊比中国严重。按国际社会通行的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的贫困标准，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8800万人（世界银行统计），而2002年，印度贫困人口为4.4亿人。（五）中印两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差别。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的GDP中，农业占16%，工业占49%，服务业占34%；印度则农业占27%，工业占27%，服务业占46%。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占GDP的一半，印度是服务业占了GDP的一半。一般说来，工业比重大有利于经济的更快增长。（六）中国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中国开展同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印度虽执行“向东看”的政策，但其地理位置离东亚偏远，对开展同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不利。
相反观点：印度模式有明显优势
这种观点认为，以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印度模式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印度经济增长更有效率。近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在40%以上，印度建新厂和设备的国内投资只及中国的一半，外国直接投资也只有中国的10％，尽管中国的GDP维持了高增长，但在2003年和2004年，将近50％的GDP投资在国内的工厂和设备上，差不多与印度的整个GDP相当。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庞大的资源积聚，而印度经济增长更多地来自不断提高的效率。
印度具有相对高效的资本市场和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2005年底印度孟买交易所的市值位列东京、香港、澳大利亚和韩国之后，在亚洲排名第五（全球第十五），比2004年上涨42.6%，是上海证交所的1.93倍。2006年2月7日，印度主要股指孟买30指数（xensex）突破10000点大关，经济增长转化为投资回报，说明印度资本市场在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金融功能，而中国在收获9.9%的增长率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的市值却下跌了8.9%(上海)和13.3%(深圳)，显示出资本市场功能缺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表现截然相反的背离现象。此外，印度的金融体系并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人企业。印度软件业巨头信息系统公司（Infosy）最初由7名创业家创办，上世纪90年代初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与股票市场获得了资金，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国的私人小企业则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印度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与中国不同，印度利用外资一直不多，不到中国的10%。中国赖以成名的世界级制造企业基本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果，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而印度则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这些企业在全球化中不仅获取了工资收益，而且也把利润留在手中，与中国以低成本劳动力参与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
印度国际环境比较宽松。从长远看，中国廉价出口品遭遇贸易摩擦将不断增多，说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中国已没有多大发展空间。而印度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大跨国公司纷纷将服务业外包转向印度。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较小，且实行浮动汇率制，卢比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也在快速升值，而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美国一再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者”；中国低端制造业出口造成美国就业流失，已成为一个政治议题，而印度服务业对美国造成的冲击并没有被政治化。
“龙”的隐忧在哪里
印度经济的增长会不会超过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到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缺陷，并吸收印度模式的长处。
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到2050年印度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种“预测”的基础是不变的经济增长率。认为印度经济增长不是中国对手的观点，也立足于中印目前的增长率固定不变的假设上。但任何经济增长率都是变化的，因为导致经济增长的诸因素都在变化。中国多年来的持续增长依赖于稳定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但是,长期的连续增长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连续增长的断裂。集中快速的决策体制效率固然很高，但也潜在重大失误的危险，如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革”，都是高度集权和盲目冒进决策的结果。
近年来印度股市猛涨，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反，2001年，上证指数达2200点，2005年4月，上证指数下降为1135点。一边是股市急剧下滑，一边是GDP年增长超过9％。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的国家，卓越的宏观经济表现和惨淡的微观经济表现奇怪地交织在一起。
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往往嘲笑印度没有能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是外国投资者的宠儿，但巴西最终辜负了他们的期望。那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但却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问题不在于能否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于是否有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以及不受干预的商业环境。在这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出色，因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包括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Ranbaxy)、汽车零部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BajajAuto)以及汽车装配业的Mahindra。“中国制造”的标签尽管比“印度制造”的标签普遍，但“在中国制造”不等于“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印度制造”将成为真正的“由印度制造”。
有人认为，印度的基础设施达不到中国的水平，因此无法与中国竞争。这似乎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基础设施的大笔投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解读。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础设施很糟糕，但经济表现极为出色。中国是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力资源积累之后，才建设了它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在这之前。“中国奇迹”的产生，并非因为它有耀眼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而是因为大胆的经济制度改革(尤其是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带来了竞争，并培育了私人创业家。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建造了许多世界级的设施，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据中国的研究人员透露，无法念完中学的农村儿童比例大得惊人。此时，印度则一直默默地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远比实物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来得重要。看来印度的政策重心是正确的，如果中国不马上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就有可能丧失相对竞争优势。
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制度改革，否则印度今后20年的发展很可能大大超过中国。退一步说，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也可能是中国。到那时中国将被迫反省自身经济模式的缺陷，戒除上世纪90年代染上的自满情绪，从而实现第二次崛起。
(作者系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主流观点：印度远非中国对手
按照中国主流经济学观点，印度经济远非中国的竞争对手,依据如下：
陈旧的基础设施。20年前，中国和印度还是经济实力相当的对手，双方都在致力改善贫困农民的生活。现在中国通过经济改革,已经远远跑在印度的前面。印度的经济发展始于1991年，比中国晚了13年。20年来中国经济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而印度只是在过去10年内以6%的速度发展。此外，印度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中国的两倍，因此印度的人均收入增长较为缓慢。世界银行资料表明，中国现在人均一年挣890美元，而印度仅460美元。中国人口略多于印度，中国公民每年购买的汽车和轻型卡车比印度多1/3，电视机多3倍，空调多12倍。中国拥有的高速公路、现代化机场和高效率港口在越来越多的制造业门类中占据支配地位，而印度坑坑洼洼的公路、陈旧的机场和拥挤的港口使进出口极为困难。
沉闷的官僚体制。新德里1991年废除了“许可证主权”，许多市场限制条例被取消，但是，许多人仍把印度的落后归咎于沉闷的官僚体制或文化、宗教传统。中印两国都受到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制约，而印度最值得注意的是对电力分配的垄断。地方条例阻止商家兴建更大规模的工厂，有关法规还限制公司购买城市土地，使新企业要花很高的代价才能买到土地。印度经济中没有多少前景光明的领域，只是在南部的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出现了几个小规模的高技术工业区亮点，这在印度整个经济中只占很小比例。
落后的生产工艺。以制鞋业为例，印度制鞋厂20年前可以雇到和中国同样多的廉价劳动力，而且这些工人比中国工人受过更好的教育，但中国制造商却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全球制鞋业。香港一家制鞋厂的合作伙伴马丁·默茨说：“在制鞋行业，中国跑在了前面，而且将继续保持优势。”古普塔及其家族控制着印度第二大制鞋公司—埃克申集团，该集团最近成立的一家制鞋厂只能容纳150名工人，而中国鞋厂一个厂房里就有2万多人。
《中国改革论坛》刊载程瑞声的文章认为，印度的经济发展很难赶上中国，指出目前中国的GDP总值和人均GDP均为印度的两倍多。2003年，GDP中国为1.4万亿美元，印度为5888亿美元；人均GDP中国为1000多美元，印度为545美元。在社会发展方面，中国的识字率90%以上，印度只有60%左右；2001年中国人均寿命71.8岁，印度60.8岁。
文章分析了这种差距形成的原因：（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比印度早10年，思想也比印度更加解放。印度的民族主义情绪较中国强烈，文化传统、价值观相当保守，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外开放。（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体效率是高的，能办成一些大事。以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例，2003年，中国在电力、工程、交通、电信和房地产方面的支出高达2600亿美元，而印度只有310亿美元。（三）中国政局长期保持稳定，而印度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长期的“悬挂议会”（没有任何政党获绝对多数席位），政府更迭频繁，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分不利。（四）印度没有经过彻底的民主革命，土地问题、种姓制度、教派冲突都成为包袱，贫富悬殊比中国严重。按国际社会通行的每人每天收入1美元的贫困标准，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为8800万人（世界银行统计），而2002年，印度贫困人口为4.4亿人。（五）中印两国的经济结构有很大差别。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年，中国的GDP中，农业占16%，工业占49%，服务业占34%；印度则农业占27%，工业占27%，服务业占46%。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占GDP的一半，印度是服务业占了GDP的一半。一般说来，工业比重大有利于经济的更快增长。（六）中国的地理位置有利于中国开展同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印度虽执行“向东看”的政策，但其地理位置离东亚偏远，对开展同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不利。
相反观点：印度模式有明显优势
这种观点认为，以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印度模式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印度经济增长更有效率。近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在40%以上，印度建新厂和设备的国内投资只及中国的一半，外国直接投资也只有中国的10％，尽管中国的GDP维持了高增长，但在2003年和2004年，将近50％的GDP投资在国内的工厂和设备上，差不多与印度的整个GDP相当。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源于庞大的资源积聚，而印度经济增长更多地来自不断提高的效率。
印度具有相对高效的资本市场和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2005年底印度孟买交易所的市值位列东京、香港、澳大利亚和韩国之后，在亚洲排名第五（全球第十五），比2004年上涨42.6%，是上海证交所的1.93倍。2006年2月7日，印度主要股指孟买30指数（xensex）突破10000点大关，经济增长转化为投资回报，说明印度资本市场在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金融功能，而中国在收获9.9%的增长率的同时，国内资本市场的市值却下跌了8.9%(上海)和13.3%(深圳)，显示出资本市场功能缺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表现截然相反的背离现象。此外，印度的金融体系并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人企业。印度软件业巨头信息系统公司（Infosy）最初由7名创业家创办，上世纪90年代初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与股票市场获得了资金，不断发展壮大，而中国的私人小企业则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印度拥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与中国不同，印度利用外资一直不多，不到中国的10%。中国赖以成名的世界级制造企业基本是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果，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而印度则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这些企业在全球化中不仅获取了工资收益，而且也把利润留在手中，与中国以低成本劳动力参与全球化形成鲜明对比。
印度国际环境比较宽松。从长远看，中国廉价出口品遭遇贸易摩擦将不断增多，说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中国已没有多大发展空间。而印度高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面临广阔的发展前景，大跨国公司纷纷将服务业外包转向印度。印度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额较小，且实行浮动汇率制，卢比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也在快速升值，而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国，美国一再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者”；中国低端制造业出口造成美国就业流失，已成为一个政治议题，而印度服务业对美国造成的冲击并没有被政治化。
“龙”的隐忧在哪里
印度经济的增长会不会超过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到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中存在的缺陷，并吸收印度模式的长处。
美国高盛公司预测“到2050年印度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种“预测”的基础是不变的经济增长率。认为印度经济增长不是中国对手的观点，也立足于中印目前的增长率固定不变的假设上。但任何经济增长率都是变化的，因为导致经济增长的诸因素都在变化。中国多年来的持续增长依赖于稳定的国内政治经济环境,但是,长期的连续增长也积累了许多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连续增长的断裂。集中快速的决策体制效率固然很高，但也潜在重大失误的危险，如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革”，都是高度集权和盲目冒进决策的结果。
近年来印度股市猛涨，而中国的情况则相反，2001年，上证指数达2200点，2005年4月，上证指数下降为1135点。一边是股市急剧下滑，一边是GDP年增长超过9％。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的国家，卓越的宏观经济表现和惨淡的微观经济表现奇怪地交织在一起。
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往往嘲笑印度没有能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是外国投资者的宠儿，但巴西最终辜负了他们的期望。那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但却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问题不在于能否吸引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于是否有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以及不受干预的商业环境。在这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出色，因此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包括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Ranbaxy)、汽车零部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BajajAuto)以及汽车装配业的Mahindra。“中国制造”的标签尽管比“印度制造”的标签普遍，但“在中国制造”不等于“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印度制造”将成为真正的“由印度制造”。
有人认为，印度的基础设施达不到中国的水平，因此无法与中国竞争。这似乎认为一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基础设施的大笔投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解读。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基础设施很糟糕，但经济表现极为出色。中国是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力资源积累之后，才建设了它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在这之前。“中国奇迹”的产生，并非因为它有耀眼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而是因为大胆的经济制度改革(尤其是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带来了竞争，并培育了私人创业家。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建造了许多世界级的设施，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据中国的研究人员透露，无法念完中学的农村儿童比例大得惊人。此时，印度则一直默默地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远比实物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来得重要。看来印度的政策重心是正确的，如果中国不马上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就有可能丧失相对竞争优势。
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制度改革，否则印度今后20年的发展很可能大大超过中国。退一步说，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也可能是中国。到那时中国将被迫反省自身经济模式的缺陷，戒除上世纪90年代染上的自满情绪，从而实现第二次崛起。
(作者系西安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