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淞沪之役,粤系的十九路军和中央系的第五路军,在上海与日军苦苦“胶着”33天后,忽然在一夜之间,匆匆退出淞沪,撤至第二防线(即嘉定、黄渡之线)。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三月一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见十九路军1932年3月2日电)然而民间却流传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认为:因为在南市一带负责指挥的王赓旅长,急着要到礼查饭店会晤他的前妻陆小曼,而且居然带着军用地图就撞入了“公共租界”,结果被跟踪而来的日本特务当场活捉。军用地图的机密为日军所得悉,所以不得不退云。
　　对此,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在《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中亦有提及:“敌增加兵力后,我军召开军事会议。王赓以税警团旅长身份与会,散会后王取去十九路军‘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当时在会场上散发的)。王当晚跑到租界舞厅跳舞,被日军侦知,将王‘逮捕’,搜去该项军事文件。第二天,日本报纸吹嘘俘虏十九路军旅长王赓云云……当时上海戏剧、文化界曾编排‘王赓献地图’一剧公演,以揭露和谴责那些勾结敌人、出卖祖国的民族败类。”
　　“王赓献地图”和1931年“张学良伴舞失东北”一样,闹得满城风雨。马君武曾写《哀沈阳》二首,大大地讥讽了张学良“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无独有偶,北平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以“五石”的笔名写了一首仿吴梅村《圆圆曲》的《后鸳湖曲》,载于1932年3月12日北平《新晨报》,大大讥刺王赓为了和陆小曼幽会而丢失地图之事,全诗颇长,最后几句云:
　　一月拒倭方雪耻,忽然退走东南倾。
　　退兵只为舆图失,虚实安能教敌悉。
　　却向香巢访玉人,未防鹰隼攫来疾。
　　才知女宠原祸水,破国亡家皆由此。
　　痛哭连城人尽俘,心伤千里室如毁。
　　
　　王赓是陆小曼的第一任丈夫,1918年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后,返国进入北洋政府陆军部任职。1920年与陆小曼在北京结婚,当时王赓26岁,陆小曼18岁,才子佳人,令人称羡。1924年王赓应西点军校老学长温应星(中国首位西点军校毕业生)之召,参加中东铁路警卫工作,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他只身赴任,把陆小曼留在北京娘家,这不啻给早已和陆小曼相识的徐志摩一个乘虚而入的机会。徐与陆的恋情,喧嚣尘上,王赓自知已无法挽回,尝言:“小曼这种人才,与我是齐大非偶的。”于是同意与陆小曼离婚。当时上海的报纸曾登出醒目的标题:“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妇,文德安在?”以此形容他们三人的处境。
　　失去娇妻的王赓,在军旅中也并不得志。他先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总部参谋长,离开孙后,又成为唐生智部下,但都未能有所作为。1930年,财政部部长宋子文成立税警总团,顾名思义,那本该是一支用于缉私征税的非正规部队,但在宋的苦心经营下,却变成了一支连当时甲级正规军都无法比拟的精锐部队。宋子文是留美出身,税警团领导人当然也要由美国军校出身的人担任才够格。第一任、第四任总团长是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是王赓,都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
　　王赓领导的税警团在上海,从1930年到1932年初,过的都是太平日子,不过操练、巡逻、缉私而已。直至1932年1月28日,十九路军在上海为了抗拒日本军人和浪人的横蛮侵略,在闸北地区跟他们打起来了,警卫首都南京的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都赶过来支持。在上海的税警团当然无法置身事外,在番号上它被改成了隶属八十八师的独立旅,王赓任旅长。
　　1932年2月27日傍晚,响了一整天的枪炮声沉寂下来,脱离战场的王赓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过了外白渡桥,进入公共租界。据3月1日上海市政府向南京外交部报告的电文是:“旅长王赓于感日(27日)因事路经黄浦路,为日方海军士兵追捕,该旅长避入礼查饭店后,为工部巡捕帮同扭送捕房,由捕头交与日方带去自由处置……”传说王赓随身带有守军战线配置的舆图和文件,一并落入了日军手中。而王赓为何以一个战地军官的身份,于战事尚在进行之时,到非战地区的公共租界去呢?
　　对于这件事,后来陆小曼在1961年写了文章澄清。她说当时外界谣传她避难于礼查饭店,但其实她因病缠绵床笫,已在四明村卧病好几个月。关于这件事,是王赓亲口告诉她母亲的,因她母亲一直和王赓感情很好,在他们离婚后,一直有来往。她说王赓之所以急匆匆地到美国驻沪领事馆去,是要找他在西点军校同班的一个美国同学——同是好炮手的那位朋友去研究一下,为什么由他指挥打向日本总司令部的炮,老是因为一点小差错而不能命中目标。因此此行并非私会陆小曼,“却向香巢访玉人”完全是诗人的想象了。陆小曼说:“……因为当时租界上是不能随便逮捕人的,所以他们就一同到了虹口巡捕房。王赓的主要目的,就是到了巡捕房可以要捕房工作人员将他手里的公事皮包扣留下来,因其中确有不少的要紧文件,不能落在日军手内。因此,捕房内的中国人就答应将皮包代为保藏。外界流传的带了作战地图去投日本人这句话,就是因此而起。又加上在他被捕后没有几天,日军就在金山卫登陆,所以外边的流言便更多了。事后不久就由美国领事馆向日军将他要了出来,由中国政府加以监禁、审讯。由于各种的证明及虹口捕房的皮包等证件,才算查清了这件案子,始予释放。”
　　笔者偶阅《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见其中亦有口述笔记谈到:“在淞沪战争的时候,有许多将领,尤其是广东将领在战场上打得疲乏的时候,常常溜到租界里去享受一番,这几乎是很普遍的现象,他们认为日本军队不会在租界里采取任何激烈行动,王赓便是抱着这种心理的一个人……外面人说(劫去的)皮包里有军事地图,可是据军事方面有关人说,皮包里只有一本支票和若干名单,并无军事地图。真相如何,自然我们无法确定,说他去献地图是决不会的,假定他要出卖军事秘密,在当时租界里有的是门路,决不会做得这样笨。至于他的行动不检点,敢于如此的轻举妄动,真是绝无可恕。”
　　罗家伦认为王赓到公共租界去的动机与陆小曼转述王赓的说法有所不同,但据莫雄(时为税警团总参议,王赓出事后接总团长)在《淞沪抗战中的税警团》一文说,王赓此行之前曾与宋子文密谈过,可能是肩负某项重大使命,而非如传言所说是去“跳舞”或与小曼重拾旧欢。莫雄又说,王赓回到总团后,在寝室内清出大堆军事绝密文件,如我军作战方案、比例图,敌我双方的兵力配置图等,悉数交给他“保管使用”,并告知自己要去上海美国领事馆回访“西点军校”同学。莫雄问何事?王答“过两天你会明白”,坚不吐实。由此观之,陆小曼转述王赓的说法,并无为亲者讳之嫌,是可信的。根据莫雄的说法,则根本是无“图”可献。王赓的学长温应星的儿子温哈熊将军在其口述历史中也说:“王赓在中国近代历史中也是委屈得很,别人把他说成是带着地图投降日本,其实根本没这回事,但以讹传讹之后,就好像变成真的了。”
　　众口铄金,当时对“王赓献地图”可说到了群情鼎沸,“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
　　然而,“退兵只为舆图失”吗?当然不是。我们看3月2日十九路军为退兵事在南翔发表的通电,说退兵之因有四:浏河方面前晚有日军数千人登陆,当时我方驻于该处之军队,其数甚少,寡众悬殊;日人又用飞机投烟幕弹,使我军处于烟雾迷漫中,方向无从捉摸,致敌军得以潜自登岸。该地既为敌军占领,我军腹背受敌,在江湾庙行大场等处之军队,不得不退,迟则全数牺牲,此不得不退却者一。我军左翼被压迫过甚,敌军于前日开炮达数千发,飞机不时投弹,我军军械不如敌军,只能用步枪抵抗,万难发展,此不得不退却者二。昆山方面之桥梁已被日机炸弹炸毁,不能运输,前后殊难呼应,此不得不退却者三。我方援军为数甚少,日方日有军队来沪,其兵力已达十万,以我疲乏之师,敌彼生力之军,自难取胜,此不得不退却者四。
　　面对强敌,其实“总撤退”早已进入了淞沪守军将领们的议事日程。十九路军的宿将丘国珍在他的回忆录中就写道:“总撤退……其必然性则早在我们意料之中;不过,这责任应由谁负之,此当待后世治史者之评论……”此外,徐志摩好友吴宓并非知兵之士,但他当时 亦曾撰文表示“淞沪之役的终于败退,早已成为定局,绝非区区一张军用地图所可旋转乾坤”,这不失为持平之论。不管王赓是不是真的献过地图,都绝不能对淞沪之役的终局产生任何决定性影响。
　　(作者系文史学者,现居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