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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英国印度裔著名作家维·苏·奈保尔在195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引起了文学界广泛反响与热烈讨论。这部小说作为维·苏·奈保尔早期描写特立尼达的家乡小说之一，在写作上呈现出鲜明的飞散特征。本文将以单元人物生活中出现的“转折”为切入点，从人物形象、女性角色和双重叙事视角三个方面分析《米格尔街》小说的飞散特征，深刻把握小说的思想主旨与深远借鉴意义。
【关键词】 《米格尔街》;人物形象;飞散特征;双重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19-03
“飞散”（diaspora）一词，在希腊词源中原指种子或者花粉“散播开来”。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飞散”一词被赋予新意，“含有文化跨民族性、文化旅行、文化混合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归属困惑、身份认同等涵义。” ①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以下统一简称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的乡村查瓜纳斯一个印度裔婆罗门家庭，印度习俗的熏陶，加勒比海文化的浸染，英国式教育的灌输，多方文化一同交织在奈保尔经历中，使其成为飞散作家群体中重要代表人物。奈保尔写作的飞散性，不仅在于他自身的多重文化背景，更在于他作品中加勒比文化本身的跨民族、跨文化特征。《米格尔街》是奈保尔早期代表作品之一，包含了十七个章节，讲述了包括“我”在内的十七位人物在米格尔街的生活遭遇。“米格尔街”是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一条普通街道，街上的人来自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是混合型加勒比文化的一个缩影。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女性角色以及双重叙事视角的运用三个方面分析《米格尔街》小说的飞散特征，从中體会奈保尔在多重文化经历中对“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归属困惑”的再现与思考。
一、两类人物形象的飞散性
（一）两类人物形象
《米格尔街》以20世纪30、40年代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为背景，主要通过“我”的叙述，呈现了十六位人物在米格尔街上的生活遭遇。小说虽然是由十七个章节组成，但最后一个章节主要讲述“我”离开米格尔街的过程。因此，在人物形象分析上，小说“我”这一人物形象不纳入此专题分析。十六位主人公，包括每天机械玩着扑克牌的博加特，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的“木匠”波普，坐在家门前水泥地上无所事事的乔治，多次参加考试想要成为医生的伊莱亚斯，总爱制造麻烦的曼门，自诩为诗人的布莱克·沃兹沃斯，外表强悍内心懦弱的“大脚”，喜欢逗人笑的焰火制造师墨尔根，致力于特立尼达教学的泰特斯·霍伊特，有八个孩子但来自七个男人的母亲劳拉，拥有米格尔街人们所羡慕的垃圾车司机职业的埃多斯，从富人区来到米格尔街的白人海瑞拉夫人，喜欢改进新车性能的比哈库，绝不相信报纸上讲的事的理发师博勒，替美国人“做事”的绘画家爱德华，生活冒险家海特。以往对《米格尔街》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大多偏向于“无知”“绝望”“边缘化”这类单一解读，忽视了米格尔街一部分人物形象积极、执着的一面。虽然小说人物最终大都走向“绝望”与“孤独”，但从其最初展现的形象来看，却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第一类人物：积极面对生活，有理想，有期盼。例如波普、伊莱亚斯、布莱克·沃兹沃斯、墨尔根、泰特斯·霍伊特、劳拉、埃多斯、比哈库、博勒、爱德华、海特。第二类人物，消极面对生活，无所事事，无所关心，甚至具有嘲讽意味，例如博加特、乔治、曼门、“大脚”、海瑞拉夫人。
（二）人物形象的飞散性
无论是第一类人物形象，还是第二类人物形象，他们在米格尔街上都经受了生活的转折，转折前后，人物形象的飞散性也随之显现。第一类人物形象中，伊莱亚斯是一个突出代表。在暴力的家庭氛围中，在这个把垃圾车司机当成顶级职业的米格尔街道中，伊莱亚斯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他参加了三次获取剑桥高中文凭的考试，第一次，他没有通过考试，第二次，他取得了三等的文凭。可是成为医生需要一个二等文凭，于是有了第三次考试，他再次没有通过考试。经过三次考试，他的志向从成为一名医生转而当卫生检疫员。然而卫生检疫员仍需要通过考试。连续三年，伊莱亚斯都失败了。尽管飞到英属圭亚那去考试，飞到巴巴多斯去考试，他都一一失败。最后，他不再考试，开起一辆垃圾车，当上了“街头贵族”，对人常说“很实际，我的确喜欢这份工作” ②。多次考试失败是伊莱亚斯生活的转折点。第二类人物形象中，乔治是一个突出代表。在小说中，乔治暴戾，无所事事，对周围的事从不关心。妻子的突然去世，对于他来说，是熟悉的生活被打破了。在无所适从中，他离开了米格尔街。回到米格尔街时，他带回了一个印度女人，仍旧酗酒，但不再哭喊。后来，印度女人离开了他。再后来，他的房中出现了许多女人，门前迎来了许多坐着吉普车的美国大兵。过了几个月，来的女人越来越少，停在乔治家门口的吉普车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他孤零零一人，“萎靡不振，神色凄惨，看上去苍老了许多。”③众人散去，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所谓转折处，就是幻想与现实的落差，伊莱亚斯十分努力却当不上医生，从最初的有理想、有期盼，到最后的绝望与自欺;乔治把女人、美国大兵的到来视作可以长期经营的生活，但实际上他永远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从无意识的堕落无知，到有意识的崩溃与绝望。在混合文化背景下，他们都产生了渴求“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的飞散情感。
霍米·巴巴用“矛盾状态”来描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既吸引又排斥的复杂状态。殖民者即“自我”，被殖民者即“他者”，自我与他者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对殖民者来说，“一方面需要驯服、改造他者，另一方面又需要他者永远保持着自己固定的身份和地位，这使得殖民者一方面恐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怂恿和支持各种性质的杂交，尤其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杂交。” ④这就给殖民主义带来了深刻的内在矛盾。《米格尔街》中人物的飞散状况与飞散情感，便是由此而来。一方面，殖民主义散发的讯息，给了他们幻想“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伊莱亚斯错误认为自己可以凭借出色的答卷让剑桥先生们看见自己，乔治错误认为女人、美国大兵可以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又排斥被殖民者进入自己的中心世界。这使得被殖民者陷入“身份丧失”“非家”等飞散情况和“孤独”“绝望”等飞散情感中，无所适从，焦虑痛苦。 二、女性角色的飞散性
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把妇女比作“黑暗的大陆”。“在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与白人男性所占据的中心和主宰的地位相比，他（她）们都处于边缘的，从属的位置，都被看做是异己的‘他者’” ⑤。在《米格尔街》这部小说中不乏女性角色的出场，包括“我”的母亲、波普的妻子埃米勒达、伊莱亚斯的母亲、乔治的女儿多利、墨尔根太太、劳拉、海瑞拉夫人、比哈库夫人等。劳拉和伊莱亚斯的母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女性角色。伊莱亚斯的母亲，是饱受丈夫凌辱的典型殖民地妇女形象。小说中并没有属于她的对话，她处在一种存在但失声的状态。相较于伊莱亚斯母亲形象，劳拉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劳拉是善良是彪悍的，是活泼有生命力的，她会和“我”分享李子或芒果，会对自己的孩子施以喊叫和谩骂，会动手打男友。她在自己构建的家庭中是可以发声的。但和米格尔街中的人物一样，劳拉最终也归于“绝望”与“无助”。劳拉的转折处，在于得知大女儿劳娜未婚先孕。在众人眼中，劳娜的怀孕只是走上了和母亲相似的道路，但在劳拉眼中劳娜的行为不尽如此，因为劳拉知道，自己在本质上与伊莱亚斯母亲是一样的：要依赖男人生存下来，需要生活所必需的金钱。“女性构成了男性的他者。” ⑥伊莱亚斯的母亲在丈夫的暴力宣泄中，一味承受与顺从，处在“他者”的“他者”困境，直至死亡。劳拉在自己构建的家庭中可以发声，但维持这个家庭以及在家庭之外，她仍是处在“他者”的“他者”困境。劳拉渴望女儿有所不同的心境，是其飞散情感的延伸。她们是殖民者的“他者”，文化无根、生存漂泊;她们也是“他者”的“他者”，在米格尔街中，她们成了“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归属困惑”等飞散状况跌宕中的又一级牺牲品。
三、叙事视角的飞散性
不同于传统小说对人物、情节、场景的严格铺排与设计，《米格尔街》的叙述模式呈现出了“去中心化”的特色，十七个章节主要叙述对象各不相同，情节前后并不连贯，只是通过同一发生环境——米格尔街，同一叙述者“我”，以及米格尔街“哥们儿”的串场片段化连接起来。在叙事视角方面，《米格尔街》采用了双重视角叙事策略，即幼年的“我”和成年后的“我”共同叙述。双重叙事视角的运用呈现了人们的劣根性，体现了其背后混合文化跨民族、跨文化的飞散性。“要是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只能说一句：‘贫民窟！’因为他也只能看到这些。可是，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却把这条街看成是一个世界。” ⑦幼年的“我”是米格尔街的一部分，站在一个较为纯粹的立场，即以米格尔街住户身份看待米格尔街的居民。成年的“我”从米格尔街脱离出来，站在英国文化习染后的立场上重新审视米格尔街上的居民。“尽管男孩想要描述他的世界的独特性并展示它的价值给外人看，成人叙述者和作者的评价态度赋予他的描绘一种反调的音调。” ⑧不同叙事立场的差异化表述，让读者能够站在幼年“我”的立场向外审度、批判殖民者行为的同时，也能站在成年“我”的立场上向内审度被殖民者存在的劣根性，体会民众的飞散状况与飞散情感。
十六位生活在米格尔街道上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绝望、离开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米格尔街道上的居民也是推手之一。墨尔根是在米格尔居民推动中走向绝望的突出代表。他和其他人一样，是怪异的，也是执着的。墨尔根的怪异在于他总是想逗乐人们，尝试把火柴叼在嘴上试图点燃香烟，甚至拿自己的孩子出丑。这些都没能引起米格尔街民众的笑声。真正引来笑声的，是在墨尔根出轨时被妻子当众羞辱的场景。这是墨尔根生活的转折处，这一刻，他被彻底摧垮了。“我一直认为他从不讲真话，我怀疑他也在欺骗自己。” ⑨海特的话暗示了摧垮墨尔根的究竟是什么。墨尔根希望得到的笑声，或许并不是他真正想要听到的笑声，或者说，米格尔街的笑声，根本无法实现他这一奢望。墨尔根的“自我实现”与“身份认同”是混乱不定的。墨尔根的执着在于他几乎花费了所有时间去制造焰火。他希望人们都用他制造的焰火，希望人们能看到他所制造的焰火的美丽。然而，在特立尼达几乎很少有人会去用墨尔根制作的焰火。在狂欢节、纪念日、赛马会等重大节日，墨尔根只能听着人们对其他焰火的赞赏声。小说中，幼年的“我”是众多米格尔街民众中的一员，认为墨尔根是一个纯粹的小丑形象;成年“我”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认为墨尔根理应得到更多的尊敬。“后来尽管我到过许多国家，可我从没看到过像那天晚上墨尔根家爆发出的焰火那么壮丽辉煌”。⑩成年的“我”看到了墨尔根这一人物角色的悲剧性，看到了米格尔街居民的无知、疏离与压抑。米格尔街上的人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这样一种混合文化，使得人们即使只生活在狭小的米格尔街上，仍然无法“自欺欺人”地解决身份认同、文化归属、自我实现等问题。双重叙事视角的差异化表述，使墨尔根不再只是一个“小丑”形象，他的怪异与执着，成为身份认同危机、自我实现错乱、文化归属困惑等飞散特征的外化。而成年“我”对墨尔根的尊重，则是理解这一飞散特征后的感同身受。
四、总结
“我从我的过去而来，我就得写我所来之地的历史——写被遗弃的人民。” ?《米格尔街》在作者黑色幽默的刻画下，为人们展现了被殖民地区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本文通过对两类人物形象、女性角色和双重叙事视角运用三方面的分析，着重探讨了《米格尔街》小说中“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归属困惑”的飞散特征。米格尔大街是特立尼达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的民众，愚昧无知，性格扭曲，是被主流排斥的“边缘人”，但其中却不乏天真、理想与追求。殖民者的“矛盾状态”、米格尔街的飞散特征，共同导致了一类底层人民的悲剧意味，而这种悲剧性，往往是难以逆转的。作为奈保尔早期创作作品，《米格尔街》汇聚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后殖民社会的深刻理解与思考，是批判披露，也是悲悯关怀;是自我挣扎，也是勇敢探索。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奈保尔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思想先声。
注释：
①刘小艳：《奈保尔的飞散写作情结》，《邵阳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83页。
②③⑦⑨⑩（英）V.S.奈保尔著，王志勇译：《米格尔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第27页，第71页，第75页，第84页。
④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人物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⑤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100页。
⑥张岩冰：《女性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⑧孙妮：《V.S.奈保尔小说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法·德洪迪著、邹海伦译：《奈保尔访谈录》，《世界文学》2002年第1期，第124页。
参考文献：
[1]V.S.奈保尔.米格尔街[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2]孙妮.V.S.奈保尔小说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3]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人物与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杨中举.奈保尔：跨界生存与多重叙事[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
[5]陈建琦.《米格尔街》与殖民文化中的生存忧患和焦虑[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18-121.
[6]徐晓芳.《米格尔街》的女性群体形象解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10）：124-125.
[7]劉小艳.奈保尔的飞散写作情结[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83-86.
[8]刘小艳.《米格尔街》的飞散文化和叙事策略[D].湖南师范大学，2008.
[9]贺少敏.后殖民境遇中的漂泊—— V.S.奈保尔飞散主题写作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6.
作者简介：
姜晴茹，女，汉族，浙江温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关键词】 《米格尔街》;人物形象;飞散特征;双重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4-0019-03
“飞散”（diaspora）一词，在希腊词源中原指种子或者花粉“散播开来”。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飞散”一词被赋予新意，“含有文化跨民族性、文化旅行、文化混合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归属困惑、身份认同等涵义。” ①维迪亚达·苏莱普拉萨德·奈保尔（以下统一简称奈保尔）出生在特立尼达的乡村查瓜纳斯一个印度裔婆罗门家庭，印度习俗的熏陶，加勒比海文化的浸染，英国式教育的灌输，多方文化一同交织在奈保尔经历中，使其成为飞散作家群体中重要代表人物。奈保尔写作的飞散性，不仅在于他自身的多重文化背景，更在于他作品中加勒比文化本身的跨民族、跨文化特征。《米格尔街》是奈保尔早期代表作品之一，包含了十七个章节，讲述了包括“我”在内的十七位人物在米格尔街的生活遭遇。“米格尔街”是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一条普通街道，街上的人来自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是混合型加勒比文化的一个缩影。本文将从人物形象、女性角色以及双重叙事视角的运用三个方面分析《米格尔街》小说的飞散特征，从中體会奈保尔在多重文化经历中对“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归属困惑”的再现与思考。
一、两类人物形象的飞散性
（一）两类人物形象
《米格尔街》以20世纪30、40年代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为背景，主要通过“我”的叙述，呈现了十六位人物在米格尔街上的生活遭遇。小说虽然是由十七个章节组成，但最后一个章节主要讲述“我”离开米格尔街的过程。因此，在人物形象分析上，小说“我”这一人物形象不纳入此专题分析。十六位主人公，包括每天机械玩着扑克牌的博加特，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的“木匠”波普，坐在家门前水泥地上无所事事的乔治，多次参加考试想要成为医生的伊莱亚斯，总爱制造麻烦的曼门，自诩为诗人的布莱克·沃兹沃斯，外表强悍内心懦弱的“大脚”，喜欢逗人笑的焰火制造师墨尔根，致力于特立尼达教学的泰特斯·霍伊特，有八个孩子但来自七个男人的母亲劳拉，拥有米格尔街人们所羡慕的垃圾车司机职业的埃多斯，从富人区来到米格尔街的白人海瑞拉夫人，喜欢改进新车性能的比哈库，绝不相信报纸上讲的事的理发师博勒，替美国人“做事”的绘画家爱德华，生活冒险家海特。以往对《米格尔街》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大多偏向于“无知”“绝望”“边缘化”这类单一解读，忽视了米格尔街一部分人物形象积极、执着的一面。虽然小说人物最终大都走向“绝望”与“孤独”，但从其最初展现的形象来看，却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人物形象。第一类人物：积极面对生活，有理想，有期盼。例如波普、伊莱亚斯、布莱克·沃兹沃斯、墨尔根、泰特斯·霍伊特、劳拉、埃多斯、比哈库、博勒、爱德华、海特。第二类人物，消极面对生活，无所事事，无所关心，甚至具有嘲讽意味，例如博加特、乔治、曼门、“大脚”、海瑞拉夫人。
（二）人物形象的飞散性
无论是第一类人物形象，还是第二类人物形象，他们在米格尔街上都经受了生活的转折，转折前后，人物形象的飞散性也随之显现。第一类人物形象中，伊莱亚斯是一个突出代表。在暴力的家庭氛围中，在这个把垃圾车司机当成顶级职业的米格尔街道中，伊莱亚斯立志成为一名医生。他参加了三次获取剑桥高中文凭的考试，第一次，他没有通过考试，第二次，他取得了三等的文凭。可是成为医生需要一个二等文凭，于是有了第三次考试，他再次没有通过考试。经过三次考试，他的志向从成为一名医生转而当卫生检疫员。然而卫生检疫员仍需要通过考试。连续三年，伊莱亚斯都失败了。尽管飞到英属圭亚那去考试，飞到巴巴多斯去考试，他都一一失败。最后，他不再考试，开起一辆垃圾车，当上了“街头贵族”，对人常说“很实际，我的确喜欢这份工作” ②。多次考试失败是伊莱亚斯生活的转折点。第二类人物形象中，乔治是一个突出代表。在小说中，乔治暴戾，无所事事，对周围的事从不关心。妻子的突然去世，对于他来说，是熟悉的生活被打破了。在无所适从中，他离开了米格尔街。回到米格尔街时，他带回了一个印度女人，仍旧酗酒，但不再哭喊。后来，印度女人离开了他。再后来，他的房中出现了许多女人，门前迎来了许多坐着吉普车的美国大兵。过了几个月，来的女人越来越少，停在乔治家门口的吉普车也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他孤零零一人，“萎靡不振，神色凄惨，看上去苍老了许多。”③众人散去，是他生活中的转折点。所谓转折处，就是幻想与现实的落差，伊莱亚斯十分努力却当不上医生，从最初的有理想、有期盼，到最后的绝望与自欺;乔治把女人、美国大兵的到来视作可以长期经营的生活，但实际上他永远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从无意识的堕落无知，到有意识的崩溃与绝望。在混合文化背景下，他们都产生了渴求“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的飞散情感。
霍米·巴巴用“矛盾状态”来描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既吸引又排斥的复杂状态。殖民者即“自我”，被殖民者即“他者”，自我与他者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对殖民者来说，“一方面需要驯服、改造他者，另一方面又需要他者永远保持着自己固定的身份和地位，这使得殖民者一方面恐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怂恿和支持各种性质的杂交，尤其是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杂交。” ④这就给殖民主义带来了深刻的内在矛盾。《米格尔街》中人物的飞散状况与飞散情感，便是由此而来。一方面，殖民主义散发的讯息，给了他们幻想“自我实现”“身份认同”的可能性：伊莱亚斯错误认为自己可以凭借出色的答卷让剑桥先生们看见自己，乔治错误认为女人、美国大兵可以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又排斥被殖民者进入自己的中心世界。这使得被殖民者陷入“身份丧失”“非家”等飞散情况和“孤独”“绝望”等飞散情感中，无所适从，焦虑痛苦。 二、女性角色的飞散性
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曾把妇女比作“黑暗的大陆”。“在妇女与第三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相似性，与白人男性所占据的中心和主宰的地位相比，他（她）们都处于边缘的，从属的位置，都被看做是异己的‘他者’” ⑤。在《米格尔街》这部小说中不乏女性角色的出场，包括“我”的母亲、波普的妻子埃米勒达、伊莱亚斯的母亲、乔治的女儿多利、墨尔根太太、劳拉、海瑞拉夫人、比哈库夫人等。劳拉和伊莱亚斯的母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女性角色。伊莱亚斯的母亲，是饱受丈夫凌辱的典型殖民地妇女形象。小说中并没有属于她的对话，她处在一种存在但失声的状态。相较于伊莱亚斯母亲形象，劳拉呈现出鲜明的独特性。劳拉是善良是彪悍的，是活泼有生命力的，她会和“我”分享李子或芒果，会对自己的孩子施以喊叫和谩骂，会动手打男友。她在自己构建的家庭中是可以发声的。但和米格尔街中的人物一样，劳拉最终也归于“绝望”与“无助”。劳拉的转折处，在于得知大女儿劳娜未婚先孕。在众人眼中，劳娜的怀孕只是走上了和母亲相似的道路，但在劳拉眼中劳娜的行为不尽如此，因为劳拉知道，自己在本质上与伊莱亚斯母亲是一样的：要依赖男人生存下来，需要生活所必需的金钱。“女性构成了男性的他者。” ⑥伊莱亚斯的母亲在丈夫的暴力宣泄中，一味承受与顺从，处在“他者”的“他者”困境，直至死亡。劳拉在自己构建的家庭中可以发声，但维持这个家庭以及在家庭之外，她仍是处在“他者”的“他者”困境。劳拉渴望女儿有所不同的心境，是其飞散情感的延伸。她们是殖民者的“他者”，文化无根、生存漂泊;她们也是“他者”的“他者”，在米格尔街中，她们成了“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归属困惑”等飞散状况跌宕中的又一级牺牲品。
三、叙事视角的飞散性
不同于传统小说对人物、情节、场景的严格铺排与设计，《米格尔街》的叙述模式呈现出了“去中心化”的特色，十七个章节主要叙述对象各不相同，情节前后并不连贯，只是通过同一发生环境——米格尔街，同一叙述者“我”，以及米格尔街“哥们儿”的串场片段化连接起来。在叙事视角方面，《米格尔街》采用了双重视角叙事策略，即幼年的“我”和成年后的“我”共同叙述。双重叙事视角的运用呈现了人们的劣根性，体现了其背后混合文化跨民族、跨文化的飞散性。“要是陌生人开车经过米格尔街，只能说一句：‘贫民窟！’因为他也只能看到这些。可是，我们这些住在这里的人却把这条街看成是一个世界。” ⑦幼年的“我”是米格尔街的一部分，站在一个较为纯粹的立场，即以米格尔街住户身份看待米格尔街的居民。成年的“我”从米格尔街脱离出来，站在英国文化习染后的立场上重新审视米格尔街上的居民。“尽管男孩想要描述他的世界的独特性并展示它的价值给外人看，成人叙述者和作者的评价态度赋予他的描绘一种反调的音调。” ⑧不同叙事立场的差异化表述，让读者能够站在幼年“我”的立场向外审度、批判殖民者行为的同时，也能站在成年“我”的立场上向内审度被殖民者存在的劣根性，体会民众的飞散状况与飞散情感。
十六位生活在米格尔街道上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绝望、离开的结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米格尔街道上的居民也是推手之一。墨尔根是在米格尔居民推动中走向绝望的突出代表。他和其他人一样，是怪异的，也是执着的。墨尔根的怪异在于他总是想逗乐人们，尝试把火柴叼在嘴上试图点燃香烟，甚至拿自己的孩子出丑。这些都没能引起米格尔街民众的笑声。真正引来笑声的，是在墨尔根出轨时被妻子当众羞辱的场景。这是墨尔根生活的转折处，这一刻，他被彻底摧垮了。“我一直认为他从不讲真话，我怀疑他也在欺骗自己。” ⑨海特的话暗示了摧垮墨尔根的究竟是什么。墨尔根希望得到的笑声，或许并不是他真正想要听到的笑声，或者说，米格尔街的笑声，根本无法实现他这一奢望。墨尔根的“自我实现”与“身份认同”是混乱不定的。墨尔根的执着在于他几乎花费了所有时间去制造焰火。他希望人们都用他制造的焰火，希望人们能看到他所制造的焰火的美丽。然而，在特立尼达几乎很少有人会去用墨尔根制作的焰火。在狂欢节、纪念日、赛马会等重大节日，墨尔根只能听着人们对其他焰火的赞赏声。小说中，幼年的“我”是众多米格尔街民众中的一员，认为墨尔根是一个纯粹的小丑形象;成年“我”开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认为墨尔根理应得到更多的尊敬。“后来尽管我到过许多国家，可我从没看到过像那天晚上墨尔根家爆发出的焰火那么壮丽辉煌”。⑩成年的“我”看到了墨尔根这一人物角色的悲剧性，看到了米格尔街居民的无知、疏离与压抑。米格尔街上的人们来自不同的种族、民族、宗教和文化。这样一种混合文化，使得人们即使只生活在狭小的米格尔街上，仍然无法“自欺欺人”地解决身份认同、文化归属、自我实现等问题。双重叙事视角的差异化表述，使墨尔根不再只是一个“小丑”形象，他的怪异与执着，成为身份认同危机、自我实现错乱、文化归属困惑等飞散特征的外化。而成年“我”对墨尔根的尊重，则是理解这一飞散特征后的感同身受。
四、总结
“我从我的过去而来，我就得写我所来之地的历史——写被遗弃的人民。” ?《米格尔街》在作者黑色幽默的刻画下，为人们展现了被殖民地区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本文通过对两类人物形象、女性角色和双重叙事视角运用三方面的分析，着重探讨了《米格尔街》小说中“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归属困惑”的飞散特征。米格尔大街是特立尼达社会的一个缩影，这里的民众，愚昧无知，性格扭曲，是被主流排斥的“边缘人”，但其中却不乏天真、理想与追求。殖民者的“矛盾状态”、米格尔街的飞散特征，共同导致了一类底层人民的悲剧意味，而这种悲剧性，往往是难以逆转的。作为奈保尔早期创作作品，《米格尔街》汇聚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后殖民社会的深刻理解与思考，是批判披露，也是悲悯关怀;是自我挣扎，也是勇敢探索。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奈保尔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思想先声。
注释：
①刘小艳：《奈保尔的飞散写作情结》，《邵阳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第83页。
②③⑦⑨⑩（英）V.S.奈保尔著，王志勇译：《米格尔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第27页，第71页，第75页，第84页。
④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人物与思想》，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页。
⑤罗钢、裴亚莉：《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第100页。
⑥张岩冰：《女性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⑧孙妮：《V.S.奈保尔小说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4页。
?法·德洪迪著、邹海伦译：《奈保尔访谈录》，《世界文学》2002年第1期，第124页。
参考文献：
[1]V.S.奈保尔.米格尔街[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9.
[2]孙妮.V.S.奈保尔小说研究[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3]李应志，罗钢.后殖民主义：人物与思想[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杨中举.奈保尔：跨界生存与多重叙事[M].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
[5]陈建琦.《米格尔街》与殖民文化中的生存忧患和焦虑[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118-121.
[6]徐晓芳.《米格尔街》的女性群体形象解读[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4，（10）：124-125.
[7]劉小艳.奈保尔的飞散写作情结[J].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83-86.
[8]刘小艳.《米格尔街》的飞散文化和叙事策略[D].湖南师范大学，2008.
[9]贺少敏.后殖民境遇中的漂泊—— V.S.奈保尔飞散主题写作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6.
作者简介：
姜晴茹，女，汉族，浙江温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