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茅台酒的核心竞争力是不可复制的自然环境。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贵州茅台酒厂却缺乏一些基本的商业特征。
茅台镇和人们的头脑中青山绿水的印象大相径庭。首先，赤水河并不清澈，裹挟上游红色的土壤，甚至有些污浊。而沿岸大山连绵，本来都有近千米的高度，到了茅台镇，突然低矮下去，海拔只有400米。 满山满谷矮小的“红粮”为仁怀县所特有的红高粱，是茅台酒的主要原料。此地四季无风，炎热潮湿，空气中隐藏着茅台镇的奥秘。茅台酒厂在赤水河上的取水口旁不远就是清澈的溪流，但是取水口回避了溪水，而选择了看上去浑浊的赤水河。
茅台酒是革命酒
解放前，贵州省茅台在市面流通很少，30年代的贵州省长周西成每年购买大量茅台作为礼品赠送西南和周围几省的要人，等闲人几乎见不到。直到抗战后期，大西南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茅台酒才被工商界熟悉。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
1935年6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占领了仁怀县城和茅台渡口。红军驻扎茅台镇期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悬疑，很多人认为“红军用茅台洗脚”是国民党对红军战士的污蔑，但长征的亲历者对此却并不避讳。
据聂荣臻元帅回忆：“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同志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又赶紧转移。”
耿飚将军回忆：“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组织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杨成武将军回忆到：“奉命转移到茅台镇，著名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喝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从开国元勋的回忆中，我们知道当时的茅台镇相对富庶。虽说红军正在艰苦的长征途中，资金的来源也只能依靠打土豪，但取用茅台酒却是付钱的。现在的贵州省档案馆里，还保留着一份当时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李富春签署，张贴在成义酒坊门口的《保护茅台酒通令》，通令表示，“民族工商业应该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茅台酒也是政治酒
解放初茅台酒的年产量才75吨，所以就规定了特供标准，至少是省级部门才有资格获得特供酒。由于特殊的历史，茅台和军队关系极为紧密。军队将领中，最豪饮的当属许世友。据将军身边的人回忆，当年许世友举办宴会，所有参加者必须喝茅台，旁边站有士兵监酒，谁不喝他就哼哼两声，旁边的卫兵就开始灌酒，时间一长，到许家喝酒成为军队将领最害怕的事情。
据说在茅台的库藏车间里，数十坛1000斤容量的大陶缸，贴着个人签名的封条，都是中央或部队的高级领导预订下的，一般人有钱也享受不到这样的荣誉。按照市值，一缸5年的茅台酒就值40多万元，老年份的酒更值100万元以上。
而一些特殊供应的酒则选用不同年份的老酒勾兑。尼克松访华当年喝的，是各种不同年份酒勾出来的，里面有30年的陈酒。醇厚的老酒，完全没有任何刺激性味道，那种老香不可比拟。
离厂门口不远的茅园宾馆看上去只是貌不惊人的六层宾馆，但前两年才对普通客开放住宿，餐厅仍不对外。主人们会自豪地说，“咱们内部宾馆，吃饭不给钱；可是对于一般人，给钱也吃不了饭”。
因为茅台酒的特殊性，“当年是政治酒，后来是礼品酒，从来没有过质量放松的时候。”茅台多年来唯一的口号就是“质量通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茅台酒也是强调质量的，据说那时候，要攻击一个人，就说他主管生产的时候质量下降，那他吃不了兜着走。
茅台酒还是经济酒
茅台进军啤酒业和葡萄酒业的做法，就曾被一些专业人士所质疑。一种说法是，地方“嫁接”濒临倒闭的遵义啤酒厂给茅台集团，茅台当初的控股并非完全的企业行为。
2003年，茅台集团突然砸巨资介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让业界哗然。这种高新技术项目的高风险性，显然违背了茅台集团原有的投资计划。但茅台最终不仅是简单地介入了，而且还花了巨资。 直到2005年，茅台才从该项目中勉强抽身。
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在自然环境上得天独厚，然而从1962年到1978年间，茅台却有着连续16年的亏损，这着实令人大跌眼镜。改革开放走出脱困，接下来茅台曾遇到两大困难时期，一个是1989年国家征收“筵席税”，对高消费做出限制。一个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加上山西省的朔州假酒案使整个白酒行业陷入了困境。当时茅台的价格压得很低，各地烟酒公司认购的数量依然很少。
而酒类的高税负一直是茅台必须面对的“地方特色”。 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茅台从来不能只代表它自己，用一位知情人的话说，“茅台集团作为穷地方的金娃娃，似乎理所当然地背负了一些扶危济困的道义和责任”。
茅台镇和人们的头脑中青山绿水的印象大相径庭。首先，赤水河并不清澈，裹挟上游红色的土壤，甚至有些污浊。而沿岸大山连绵，本来都有近千米的高度，到了茅台镇，突然低矮下去，海拔只有400米。 满山满谷矮小的“红粮”为仁怀县所特有的红高粱，是茅台酒的主要原料。此地四季无风，炎热潮湿，空气中隐藏着茅台镇的奥秘。茅台酒厂在赤水河上的取水口旁不远就是清澈的溪流，但是取水口回避了溪水，而选择了看上去浑浊的赤水河。
茅台酒是革命酒
解放前，贵州省茅台在市面流通很少，30年代的贵州省长周西成每年购买大量茅台作为礼品赠送西南和周围几省的要人，等闲人几乎见不到。直到抗战后期，大西南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茅台酒才被工商界熟悉。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那些稚气未消的红军战士不知什么是茅台酒，他们涌入街道两侧的酿酒作坊，用茅台酒冲洗他们疲惫和打了泡的脚。”
1935年6月16日，红军三渡赤水占领了仁怀县城和茅台渡口。红军驻扎茅台镇期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悬疑，很多人认为“红军用茅台洗脚”是国民党对红军战士的污蔑，但长征的亲历者对此却并不避讳。
据聂荣臻元帅回忆：“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同志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又赶紧转移。”
耿飚将军回忆：“这里是举世闻名的茅台酒的产地，到处是烧锅酒坊，空气中弥漫着一阵阵醇酒的酱香。尽管戎马倥偬，指战员还是向老乡买来茅台酒，会喝酒的组织品尝，不会喝的装在水壶里，行军中用来擦腿搓脚，舒筋活血。”
杨成武将军回忆到：“奉命转移到茅台镇，著名的茅台酒就产在这里。土豪家里坛坛罐罐都盛满了茅台酒。我们把从土豪家里没收来的财物、粮食和茅台酒，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这时候，我们指战员里会喝酒的，都喝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洗脚活血，舒舒筋骨。”
从开国元勋的回忆中，我们知道当时的茅台镇相对富庶。虽说红军正在艰苦的长征途中，资金的来源也只能依靠打土豪，但取用茅台酒却是付钱的。现在的贵州省档案馆里，还保留着一份当时由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和副主任李富春签署，张贴在成义酒坊门口的《保护茅台酒通令》，通令表示，“民族工商业应该鼓励发展，属于我军保护范围。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茅台酒也是政治酒
解放初茅台酒的年产量才75吨，所以就规定了特供标准，至少是省级部门才有资格获得特供酒。由于特殊的历史，茅台和军队关系极为紧密。军队将领中，最豪饮的当属许世友。据将军身边的人回忆，当年许世友举办宴会，所有参加者必须喝茅台，旁边站有士兵监酒，谁不喝他就哼哼两声，旁边的卫兵就开始灌酒，时间一长，到许家喝酒成为军队将领最害怕的事情。
据说在茅台的库藏车间里，数十坛1000斤容量的大陶缸，贴着个人签名的封条，都是中央或部队的高级领导预订下的，一般人有钱也享受不到这样的荣誉。按照市值，一缸5年的茅台酒就值40多万元，老年份的酒更值100万元以上。
而一些特殊供应的酒则选用不同年份的老酒勾兑。尼克松访华当年喝的，是各种不同年份酒勾出来的，里面有30年的陈酒。醇厚的老酒，完全没有任何刺激性味道，那种老香不可比拟。
离厂门口不远的茅园宾馆看上去只是貌不惊人的六层宾馆，但前两年才对普通客开放住宿，餐厅仍不对外。主人们会自豪地说，“咱们内部宾馆，吃饭不给钱；可是对于一般人，给钱也吃不了饭”。
因为茅台酒的特殊性，“当年是政治酒，后来是礼品酒，从来没有过质量放松的时候。”茅台多年来唯一的口号就是“质量通天”。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茅台酒也是强调质量的，据说那时候，要攻击一个人，就说他主管生产的时候质量下降，那他吃不了兜着走。
茅台酒还是经济酒
茅台进军啤酒业和葡萄酒业的做法，就曾被一些专业人士所质疑。一种说法是，地方“嫁接”濒临倒闭的遵义啤酒厂给茅台集团，茅台当初的控股并非完全的企业行为。
2003年，茅台集团突然砸巨资介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让业界哗然。这种高新技术项目的高风险性，显然违背了茅台集团原有的投资计划。但茅台最终不仅是简单地介入了，而且还花了巨资。 直到2005年，茅台才从该项目中勉强抽身。
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在自然环境上得天独厚，然而从1962年到1978年间，茅台却有着连续16年的亏损，这着实令人大跌眼镜。改革开放走出脱困，接下来茅台曾遇到两大困难时期，一个是1989年国家征收“筵席税”，对高消费做出限制。一个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再加上山西省的朔州假酒案使整个白酒行业陷入了困境。当时茅台的价格压得很低，各地烟酒公司认购的数量依然很少。
而酒类的高税负一直是茅台必须面对的“地方特色”。 而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茅台从来不能只代表它自己，用一位知情人的话说，“茅台集团作为穷地方的金娃娃，似乎理所当然地背负了一些扶危济困的道义和责任”。